论“三钱之府”

十　论“三钱之府”

传世文献中与楚国货币有关的记载，有与范蠡同时代的楚王“封三钱之府”、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以为大”二事，都见于《史记》。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三钱之府”的解释基本一致，即它是楚国的国家钱库，“三钱”即金、银、铜三种金属所铸货币，并由此推论早在春秋时期，楚国以及中国就已使用金、银、铜三种金属货币。

“三钱之府”关系到对楚国货币体系和中国金银货币起源的认识，这些都是货币史和钱币史上的重大问题。笔者认为，目前被广泛采用的对“三钱之府”的解释实际上存在重大缺陷，偏离了词语原义，也影响到由此生发出的各种观点。因此，应谨慎、深入地探讨词语本义，揭示“三钱之府”所蕴涵的与货币有关的历史真相。

一、司马迁所记是“信史”还是“小说”

“楚王封三钱之府”，是司马迁在《越王勾践世家》中讲的一个故事。过去人们常常只引用与“三钱之府”有关的语句，其实对这一词语的准确理解必须建立在阅读完整故事的基础上，故照引全文如下：

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壮，而朱公中男杀人，囚于楚。朱公曰：“杀人而死，职也。然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告其少子往视之。乃装黄金千溢，置褐器中，载以一牛车。且遣其少子，朱公长男固请欲行，朱公不听。长男曰：“家有长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遗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杀。其母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长男，柰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长子，为一封书遗故所善庄生。曰：“至则进千金于庄生所，听其所为，慎无与争事。”长男既行，亦自私赍数百金。

至楚，庄生家负郭，披藜藋到门，居甚贫。然长男发书进千金，如其父言。庄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问所以然。”长男既去，不过庄生而私留，以其私赍献遗楚国贵人用事者。

庄生虽居穷阎，然以廉直闻于国，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及朱公进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后复归之以为信耳。故金至，谓其妇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诫，后复归，勿动。”而朱公长男不知其意，以为殊无短长也。

庄生闲时入见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则害于楚”。楚王素信庄生，曰：“今为柰何？”庄生曰：“独以德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将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钱之府。楚贵人惊告朱公长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钱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长男以为赦，弟固当出也，重千金虚弃庄生，无所为也，乃复见庄生。庄生惊曰：“若不去邪？”长男曰：“固未也。初为事弟，弟今议自赦，故辞生去。”庄生知其意欲复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长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独自欢幸。

庄生羞为儿子所卖，乃入见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报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杀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钱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国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虽不德耳，柰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论杀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长男竟持其弟丧归。

至，其母及邑人尽哀之，唯朱公独笑，曰：“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其弟，顾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故也。而长者不能，故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本文所引《史记》及《汉书》文字，均据中华书局标点本）

通读完司马迁这段文章，可以看出，与其说这是历史，不如说是小说。它讲的是一个阴谋事件，其中大节，如陶朱公与他的家人、陶朱公长子与庄生、庄生与楚王之间，行为言语都是极端秘密的，不可能为第三者所知。其中还夹杂有陶朱公夫妇、庄生夫妇、陶朱公长子和楚国贵人之间的对话细节，同样也不可能为外人所知。文章描绘的细节越多，讲述的语言越生动，作为真实历史记录的可信度越低。这段文字至少不会是楚国的官方历史，是可以断定的，因为史官无从得知事件背后的种种阴谋。解读“三钱之府”，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背景。

如果这个故事的来源不是楚国的官方档案和史书，就只能是文人创作或民间传说。我们权当它是司马迁记录下的一个传说。这就引来另一个问题。此事发生时，“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壮。”越王勾践灭吴，时在公元前473年，此后范蠡浮海出齐，“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虽然在齐国居住的年头不多，但依靠“苦身戮力”耕种获得数十万家产，也不会是一年、两年的事。去齐居陶后出生的小儿子，至故事发生时已长大成立，能办理如此重要的机密事宜，总要20岁上下。如此算来，陶朱公救子一事大致发生在公元前450年前后。此时去司马迁作《史记》的汉武帝时代（前140—前87），已有300多年。

这300多年，正是中国历史发生转折性变化的时期。中国货币在此期间也经历了从发生到发展、从凌乱到统一的巨变。众所周知，楚国的语言、文化与中原各国并不完全相同，从出土实物看，其货币也与中原各国不同，自成体系。“钱”作为货币名称，在中原显然是循着农具铲——铲形币——铜铸币路径演化而来的，语言背后有真实社会生活支撑，在楚国则没有这样的生活背景。传世楚国文献如屈原的作品，并未出现“钱”字。出土的楚国文字，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增订本，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收字49054个，“钱”只出现1例（另有一字疑似），而且不能确认是货币。“金”则出现88例，以“益”为单位确属货币的有19例。因此，在找到更多文字证据证明楚国的货币也称“钱”之前，仅凭汉人记录下的“三钱之府”这一孤例，来判断此“钱”究竟属于故事发生时的楚国语言，还是流传过程中的中原语言，抑或司马迁记录时的汉代语言，是一件困难的事。从现有知识看，属于后世中原语言的可能性更大。解读“三钱之府”，这是另一个不能忽略的背景。

在这样的背景下，让我们来研究一下“三钱之府”带来的几个问题：楚国的“三钱”究竟是什么？“三钱之府”是一个什么机构？它与赦免罪犯有何关联，为何楚国人看见“封三钱之府”，就知道即将大赦？

二、“三钱”是金银铜三种金属货币吗

对这一问题，迄今为止几乎所有人都使用同一组肯定答案，其根据是南朝宋裴骃的注释。

裴骃在《史记集解》中引用东汉人贾逵和三国时人韦昭的观点来注释“三钱”：

国语曰：“周景王时将铸大钱。”贾逵说云：“虞、夏、商、周金币三等，或赤，或白，或黄。黄为上币，铜铁为下币。”韦昭曰：“钱者，金币之名，所以贸买物，通财用也。单穆公云‘古者有母权子，子权母而行’，然则三品之来，古而然矣。（按此处原标点作“单穆公云：‘古者有母权子，子权母而行。然则三品之来，古而然矣’”，误。“古者有母权子，子权母而行”是单穆公的话，“然则三品之来，古而然矣”是韦昭的话。裴骃并将韦说“二品”误为“三品”，详下。）骃谓楚之三钱，贾韦之说近之。

裴骃并未给出“楚之三钱”的明确定义，只表示接近“贾韦之说”，读者按文字的内在逻辑不难推出：“金币”分“赤白黄三等”；“钱”是“金币之名”而且自古分三品；“楚之三钱”即三种钱，亦即“赤白黄”三等。按裴骃的意思，大概还是说“赤白黄”三种铸币，他生活在铜钱时代，应无法脱离大的时代背景。到现代学者这里，“三钱”就被具体指为金、银和铜三种金属货币了。

但这一推论是受到误导的结果。

一方面，我国上古实行多元货币制度，同时流通贵贱几种货币，“钱”是青铜铸币，而且是低值货币，直到汉代，都与其他货币并称，并未取得货币总称的地位，不能用来表示其他币种。司马迁对此尤为严格区分。如《史记·平准书》中那段著名的“太史公曰”，开章明义就说：

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在司马迁眼里，秦统一之前，“钱”是“龟贝金钱刀布”等多元货币中的一种；秦统一之后，“钱”是“金钱”两种货币中的一种。金、钱并称，并不互相统属。在金、钱之上另有抽象货币概念“币”与“货”，并演化出今天的“货币”一词。

另一方面，对照韦昭《国语解》，细读裴骃的注释，可以发现裴注充满误读和误导。《国语》“景王二十一年将铸大钱”，韦昭注云：

钱者，金币之名，所以贸买物、通财用也。古曰泉，后转曰钱。贾侍中云：“虞夏商周金币三等，或赤、或白、或黄。黄为上币，铜铁为下币。”

大钱者，大于旧，其贾重也。唐尚书云：“大钱重十二铢，文曰大泉五十。”郑后司农说《周礼》云：“钱始盖一品也。周景王铸大钱而有二品，后数变易，不识本制。至汉唯五铢久行，王莽时钱乃有十品，今存于民多者，有货布、大泉、货泉。大泉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泉五十。”则唐君所谓大泉者，乃莽时泉，非景王所铸明矣。又景王至赧王十三世而周亡，后有战国秦汉，币物改转不相因，先师所不能纪。或云“大钱文曰宝货”，皆非事实。又单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权母而行”，然则二品之来，古而然矣。郑君云“钱始一品至景王有二品”，省之不孰耳。

韦昭时代“金”有金属、黄金、青铜三义。他说“钱”是“金币之名”，又说这就是古时候的“泉”，显然此“金币”的概念是“青铜铸币”。但凡有些钱币知识的人，读了韦昭的论述，都不会把古称为“泉”、以铢两记重、上有文字的“钱”当成金、银。但他使用的“金币”一词，容易与“金属类货币”或“黄金货币”概念混淆。

单看贾逵（即贾侍中）的解释，也说不上错误。其实他在节述司马迁的观点，但简括过甚，语焉不详。贾逵说的“虞夏商周金币三等，或赤、或白、或黄”，显而易见就是司马迁说的“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只不过将其流通年代下延至商周。需要注意的是，“金”只是司马迁所述虞夏六币中的一币，指不考虑铸造形态的金属，后面还有青铜铸币“钱”等五币与其并列。贾逵将六币中的“金”称“金币”，循例“钱”就应称“钱币”，贝应称“贝币”，等等，金币与钱币、贝币是同级概念，互不统属。分为“赤、白、黄”三等或三品，只是金币的特性，而非其他币种的特性，与“钱”并不相干。贾逵在谈论了上古币制中的“金币”后，却没有接着谈“钱币”等其他五币，而是转谈“黄为上币，铜铁为下币（从司马迁所言看，应为‘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的秦汉币制，将黄金与铜钱区别为两类货币。虽然谈话有些跳跃，但有司马迁的完整论述作参照，读者也不会因此将“赤、白、黄”当成“钱”的属性。

但把韦昭、贾逵的注释放在一起，问题就出现了。韦昭本来在注释青铜铸币，忽然引入贾逵重在金属类货币的说明，两个不同概念共享“金币”一名，对读者的误导开始了。更大的问题出在裴骃那里。他对贾、韦二人的注释断章取义，删除了两家注中能看出所论为“铜钱”的内容，只把两个概念不同的“金币”放在一起，读者自然会认为贾、韦二人说的是同一件事。就这样，金属类货币“金币”偷换了青铜铸币“金币”的概念，与后者同义的“钱”被强行赋予金属货币才有的“赤白黄三等”属性。更令人惊讶的是，韦昭根据单穆公所云“钱有母子（就是大小）”指出钱自古就有“二品”，到了裴骃这里，居然变成“三品”。这个本不存在的“三品”又被裴骃抓住作“合理推论”，认为“楚之三钱”近于“钱之三品”，亦即近于“金币三等”。后世读者不察，只看裴骃的注释，不看韦昭原注，也不看司马迁对金、钱概念的界定，就只能以讹传讹了。

三、“三钱之府”是什么性质的机构？

裴骃牵强附会，也属于情不得已。因为若把“钱”限定在青铜铸币概念内，即使在对古代货币知识的了解远超过古人的今天，也是难以解释的。不仅文字记载阙如，也得不到考古发现支持。一直以来大量出土的楚国铜币均为“蚁鼻钱”，即使把偶见于楚国边地归属未明的“楚大布”算上，也找不出三种“钱”来。

既不是金、银、铜三种金属，又没有三种铜钱，那么楚国的三钱和三钱之府到底是什么？

这首先要从府字说起。府是古代赋税征收和保管机构。《礼记·曲礼下》：“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典司六职。”郑玄注：“府，主藏六物之税者。”

在楚国也如此。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楚国铜器鄂君启节，铭文中就有“征于大府，毋征于关”的说法。

《周礼》地官司徒的下属机构“泉府”，职责之一是“掌以市之征、布”，即掌管市场上收取的“征”和“布”两种税。这个“泉府”，东汉初年的经学家郑众说“故书泉或作钱”，即古版本《周礼》中是写成“钱府”的。文本差异当由王莽避讳“卯金刀”，改“钱”为“泉”所致。古《周礼》中的“钱府”是税务机构，命意相似的“三钱之府”，性质应该类同。

古代男耕女织，政府最先征收的赋税是粮食和布匹，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钱”也渐渐成为赋税的实体、缴纳的对象。《管子·轻重九·山至数七十六》中说，“邦布之籍，终岁十钱。”又说，国家藏富于民的理想状态是“赋无钱布，府无藏财”。到汉代，很多税种特别是主要税种人头税，是用青铜铸币“钱”缴纳的。缴钱等于纳税，时日一久，某些赋税就被称呼为“钱”。汉代有许多由“钱”构成的赋税名称，如人头税算赋也叫“算钱（泉）”，未成年人的人头税叫“口钱”，马税叫“马口钱”，山泽陂池之税叫“禁钱”，对富人财产征收的税叫“缗钱”等。汉时古本《周礼》中“钱府”的“钱”，是从货币概念演化出来的赋税概念。司马迁笔下的“钱”有时也是赋税概念，如《平准书》对武帝时“告缗钱”有详细记载。钱的赋税意义一直延续到后世，至清朝人们还把向国家缴纳的税赋叫“钱粮”。

因此，《史记》中楚国的“三钱之府”应是一个税务机构，负责征收用“钱（铜钱）”来缴纳、以“钱”为名（如汉时“口钱”）的赋税。此处的“钱”应属于赋税概念。

从这个角度看“三钱之府”，会发现困扰我们的问题可以得到合理解答。

首先是“三钱”。若从赋税角度看，一方面以“钱”为名的赋税可以多种并存，另一方面税额可以用钱数来计量。无论从哪个角度解释，都不会产生作货币概念理解时那种文字与事实之间的矛盾。

其次是如下文所述，可以圆满解释为何楚国大赦前要“封三钱之府”。

四、大赦前为何要封三钱之府

大赦与“封三钱之府”，二者有何必然联系？裴骃是这样解释的：

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钱之府”者，钱币至重，虑人或逆知有赦盗窃之，所以封钱府，备盗窃也。

他引用一种说法，认为“三钱之府”是国库重地，楚王怕有人预料到将有大赦，前来盗窃钱库，然后借大赦免罪，所以预先封闭钱府，防止被窃。这个观点也被后人普遍接受。

此说貌似有理，实则一点也经不起推敲。“三钱之府”在非常时期需要“封”，首先表明它在正常时期是“不封”的，是一个开放性机构。国家钱库平日不可能敞开大门，到晚上还不关闭。它一定是重兵把守、护卫严密的禁地。如此，“封”字无从谈起。从逻辑上说，如果封闭钱府的出发点真是为了不让盗贼知道将要大赦，那更要保持常态，而不是作出非常之举，引起人们注意。楚国每有大赦先封三钱之府，已成惯例，因此贵人看到后立刻知道将要大赦。若真有盗贼觊觎国库，焉能不知？那样，这个行动马上变成给盗贼下发的通知，岂非事与愿违。不合逻辑，说明这种解释牵强附会，没能把握楚王的真正用意。

作为税务机构，钱府平日收税，对外办公，人来人往。封闭钱府表示停止收税。古代统治者会因某些原因采取减轻百姓负担的政策，有时是被动的，称为“荒政”，有时是主动的，算是“德政”。《周礼·地官司徒》中说大司徒的一项职责是：

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

又说：

大荒、大札，则令邦国移民、通财、舍禁、弛力、薄征、缓刑。

荒是饥荒，札是瘟疫。国家遇到大的灾难，必须安抚民众，休养生息，其主要措施包括“薄征、缓刑”。《管子·戒》篇中，管仲向齐桓公进言：

人患饥，而上薄敛焉，则人不患饥矣；人患死，而上宽刑焉，则人不患死矣。于是管仲与桓公盟誓为令曰：老弱勿刑，参宥而后弊；关几而不征，市征而不布。

主要措施也是“薄敛、缓刑”，其在“薄敛”方面的措施，是取消关税和市场上的布税。

这类同时减轻刑罚和税负、大赦伴随减税的举措，历朝历代都有采用。楚王要实行的“德政”，也使用这类手法，要点在于“薄征、缓刑”。德政是要惠及全体国人的。罪人获得了减刑乃至出狱的恩惠，守法的人更应获得好处，否则岂非大失公平？因此要给他们减税。减税与减刑的联动如此密切，使关闭钱府停止收税带有浓厚的象征意味，这才是楚国人一见到“封三钱之府”，就立刻知道将要大赦的原因。

楚王每有大赦，先封三钱之府，正是一种高调宣传，让国人知道他要实行“德政”了，而不是不让人知道。“封三钱之府”符合实施德政时“薄征、缓刑”的联动机制，也为“三钱之府”是税务机构提供了又一关键证据。

五、余论，对“三钱”的一点推测

上文仔细研读了《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关于楚王“封三钱之府”的文本与后人的注释，并提出几项观点：司马迁所记陶朱公救子一事，其来源可能是民间传说或文人创作的历史故事，而非信史；“三钱之府”中的“三钱”，古人将其释为“赤白黄三等金币”，今人将其释为金、银、铜三种金属货币，皆难成立，属于误读。楚国的“三钱之府”是一个征收以“钱”为名的赋税的机构。楚王在大赦前“封三钱之府”，是按照“薄征、缓刑”的联动机制实施德政的举措。

如果忽略语言的时代和地域差异，在假设公元前450年前后楚人也说“钱”的前提下，“三钱之府”在货币史上的意义，主要是告诉我们当时楚国使用青铜铸币“钱”，并有用钱来缴纳的赋税，其货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除此之外种种引申、发挥，均属于过度解读，难以得到文本支持。而如果考虑语言差异，假设司马迁使用了汉代语言，那么从“三钱之府”中并不能了解到真实的楚国货币制度。它体现的只是汉代使用铜钱，并有各种以钱为名的赋税的事实。

从楚国文献中罕见“钱”这一概念来看，司马迁使用汉代语言、故事反映汉代制度的可能性很大。本文的一个遗憾，是将“三钱”还原为赋税概念后，限于孤证，仍不能说明其为何种赋税。一个推测是，“三钱”有可能是三种以钱为名的税。但是从实情考虑，荒政也好，德政也好，“薄征”只能是姿态性的，统治者不可能让出很多实际利益。如果一下子停征三种税，国家税收未免损失太大。另一个推测，是减免“三文钱”的税，这似乎更符合情理。而在司马迁时代，恰有一种“三钱”是统治者可以暂时减征的。《汉书·昭帝纪》如淳注引《汉仪注》：

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

“以食天子”的二十钱，可以看作国税；外加的“三钱”，可看作额外税。这本来就是苛捐杂税，在需要表姿态时暂停征收一段时间，不过是顺水人情。如果有一个专门征收、管理这“三钱”的机构，那不就是“三钱之府”吗（此解由杭州范焱先生指示，谨致谢忱）。如此，“楚之三钱”云云，只不过是映射“汉之三钱”的现实而已，与楚国货币的关系不大了。

（原刊《中国钱币》2012年第2期）

附记：

《史记》所记大赦，多与赏赐并施。减免天下租赋的，有汉景帝元年（前156）四月乙卯赦天下，五月除田半租。《汉书·昭帝纪》：“元凤二年（前79）六月赦天下，诏曰……其令郡国无敛今年马口钱。”这是一个大赦的同时减免征收“钱”的例子，但发生在司马迁身后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