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鲁潜墓志的风水家言钩沉
诚所谓“理不辩不明”,自2010年初曹操高陵真伪风波骤起,“鲁潜墓志”(瘗藏于后赵建武十一年,345)作为高陵真实性的一个重要旁证,经过一年来反复辨析,其貌似晦涩的文意已基本显明。
《中国社会科学报》于2010年10月21日发表梁满仓先生《从知识含量看鲁潜墓志的真实性》一文。梁先生从文字内部揭示出鲁潜墓志包含着大量准确的历史信息,认为绝非现代人所能伪造。笔者赞同这一观点。惟梁先生将其中第四个信息,即墓志最后一句话中的“师上党解建字子泰所安”,解读为“鲁潜的墓志是一个叫解建的人安放的”,并认为“师上党”即“上党王师”,笔者认为于义未惬,故作此文,以为补充。
鲁潜墓志从内容上明显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记录鲁潜生平和安葬事宜,或可称为“葬志”;后半部分记录墓穴的位置、修造情况,或可称为“墓志”。现将与“墓”有关的文字照录于下:
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卌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师上党解建字子泰所安。墓入四丈,神道南向。
这段文字,难解之处有三:为何要把鲁潜墓与魏武帝陵的相对位置精确到“步”?“师上党解建”是什么人?“所安”安的是什么?这三个问题不解决,则“为曹操墓指路”的疑窦终难消除。其实,人们的疑惑源自对隔绝已久的历史信息的陌生。如果我们能回到墓志写作时代即魏晋南北朝的语境中,就会发现它文从字顺,除了能让我们了解鲁潜其人外,更是一篇罕见的记录古代堪舆造墓全过程的文献。
先从“安”字说起。“安”一直与丧葬有关,《孝经》说“卜其宅兆而安措之”,“安措”指埋葬死者。这个义项一直沿用到今天,如安葬、奉安等。但此义项下“安”的对象是死者,而鲁潜墓志说“墓……师上党解建字子泰所安”,“安”的对象是坟墓,显然两者含义不同。
清代梁玉绳在《志铭广例》中谈道,“葬地书向,堪舆家罗经之术见于文中,汉以来有之矣”,并举东汉马江碑记“先君之庚地”为例。确实如此,中国的堪舆相墓之术,自古有之,至汉末魏晋臻于成熟。《孝经》云“卜其宅兆”,汉末蔡邕(133—192)做哀挽文字多所袭用,并透露了“卜”的技术细节。《汉交趾都尉胡夫人黄氏神诰》说:“卜定宅兆,龟筮悉从。遂营窀穸之事,举封树之礼。”《济北相崔君夫人诔》说:“乃谋卜筮,言考其良。建彼兆域,于时翳藏。”可见一个完整的营葬过程实分三个步骤:卜墓、建墓、埋葬。蔡邕在《议郎胡公夫人哀赞》中又以死者之子的口吻说:“昔予考之即世兮,安宅兆于旧邦。”在这里,他用“安宅兆”替代了“卜宅兆”。
与鲁潜墓志年代相近的文献中,不少“安”具有此“卜”义。
晋郭璞(276—324)传为堪舆相墓之术的祖师,《晋书》本传说“璞以母忧去职,卜葬地于暨阳,去水百步许”。《太平御览》卷五百五十八引《世说》则作“母亡,安墓不盈百步”(语不完足,对照《郭璞传》,可于“不盈”前补“去水”二字)。《世说》中的“安墓”,等于《晋书》中的“卜葬地”,可与鲁潜墓志的“墓……所安”并观。
《北堂书钞》冢墓下有“老父安坟”一则,引《晋书》:“陶侃(259—334)微时,丁艰,将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谓曰:前见一牛,卧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矣。”《太平御览》卷九百引祖台之《志怪》,记老父所言为“此牛所眠处便好作墓安坟”。
《陈书·世祖本纪》记“壬辰(572)诏曰:梁孝元遭离多难,灵榇播越……江宁既有旧茔,宜即安卜。车旗礼章,悉用梁典。”安卜并用,词义相近。上述“安坟”、“安茔”,均同于“安墓”,即通过卜筮确定墓穴位置。
北朝墓志中也有这类用法。东魏兴和三年(541)司马兴龙墓志铭说:“左都右岫,面原背道,形胜所归,安其宅兆。”北齐天保六年(555)窦泰墓志铭说:“左右山川,顾瞻城阙,地临四野,道贯二都。卜云其吉,安茲宅兆。”讲的也是根据地形地势确定墓穴所在,“卜云其吉,安茲宅兆”,卜是手段,安为结果。
可见,魏晋南北朝时人们说的安墓、安坟、安茔、安宅兆,与卜墓、卜宅兆同义,即用堪舆手段选择确定墓址,近于后世的“看风水点穴”,而不是“安放”墓志或别的什么东西。鲁潜墓志中的“墓……师上党解建字子泰所安”,是说鲁潜墓的位置乃“师上党解建”通过看风水选定的,如此,解建的身份“师”已不言自明:工作性质决定他只能是今天的风水先生,当年的卜师、葬师、冢师,而非老师或是“王师”。
称风水先生为“师”,文献中屡有所见。晋皇甫谧(215—282)提倡薄葬,《晋书》本传记其“著论为葬送之制,名曰《笃终》”,要求营葬时“无问师工,无信卜筮”。此以卜墓为业之“师”,正彼为鲁潜安墓之“师”。稍晚,北周天和三年(568)道教天尊像发愿文,说“良师占卜,宜为亡父造老君一区”;另一为敦煌写本文书P.2831,文中论冢墓方位宜忌,说取向失宜便会有“煞师”、“煞师妻”或“煞师子”的后果。可见术语“师”流行于中古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鲁潜墓志的撰作正在当中。
专司选择墓穴的风水先生又称“冢师”、“葬师”。《太平御览》卷四十七引孔晔《会稽记》说,“汉太尉朱伟为光禄大夫时,遭母哀,欲卜墓此山,将洛下冢师归,登山相地”;《古诗源·山经引相冢书》诗:“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均为其例。解建是这个职业群体中的一员。
解决了“师”与“安墓”这两个关键问题,释读墓志中的“步”就水到渠成了:风水师解建(上党人,字子泰)给鲁潜墓看风水,决定了墓穴明堂的位置。这个位置以著名建筑高决桥和魏武帝陵为参照,表现为距离它们各自多少步。解建从不同方向步量,即西去、南下、西行、北回,用步数确定了墓穴所在。墓志写明鲁潜墓与魏武帝陵精确到“步”的相对位置,既不是给魏武陵指路,也不是给鲁潜墓指路,而是对解建看风水时步量路线的客观记录,其步法曲折回环,当与风水家言有关。
在早期营葬文字中,精确记录墓穴与参照物之间距离的,鲁潜墓志并非绝无仅有。《郭璞传》中的“去水百步许”即为一例。又如晋元康八年(298)徐文□墓志与泰宁元年(323)谢鲲墓志,前者写明墓址“西去旧墓七有一□国治卅有五,西南去县治十”,后者写明墓“在阳大家墓东北四丈”,虽然长度单位各异,但数据精确,可为“葬地书向,堪舆家罗经之术见于文中”增添例证。(原文此处为“□”)鲁潜墓志于各例为晚出,而又最详,除了方位距离、卜师姓字,还记下“墓入四丈,神道南向”,所记涵盖了鲁墓选择、定址、设计、建造的全过程,加上文首所记安葬事宜,墓志包含的与营葬有关的历史信息极为准确、丰富,只是由于“师”、“安”、“步”的相关意义近世不复使用,故使今人索解为难。也正因为如此,才像梁先生所论的那样,鲁潜墓志的文字是现代人难以伪造的。
(原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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