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书”杂谈

十五　“锥书”杂谈

美国学者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所著《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何朝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第一版），有别于以往书史、出版史类著作给人的刻板印象，不汲汲于罗列书名，而是从社会生活角度审视中国古代书籍的出版、收藏、阅读活动，打通了专门史与社会史之间的隔阂。但书中对明人胡贸“善锥书”一事的释读，可为论中国古代语言与出版者添一谈助。

在第一章研究“刻工的世界”时，作者讲了一个案例（第33—34页）：

我们现有关于这些刻工生活和境况的最深入的材料，是苏州士大夫唐顺之（1507—1560）所写的一篇简短、但相当生动的传记，传主是一个名叫胡贸的书佣。幸运的是，这个名字并不仅仅是表面两个字这么简单，唐对胡的工作的欣赏打开了一扇窗户，通向此前从未被记载过的从事书籍生产的工匠的经历。在本案例中主要涉及装订阶段，地点可能是在苏州——以最好的装订而闻名的城市。胡贸出生于浙江西部的龙游县，他无钱继续从事其父兄贩卖旧书的生意。但他校订和装订书籍的技术，尤其是将大量印出来的书页排列顺序并用一把锋利的锥子在书页上钻眼的本事（按：周书第37页原文为“But his skill at collating and binding books, particularly at ordering the mass of texts for printing sheets and piercing the sheets with a sharp awl, astonished many contemporaries in the book trade”，并无译文所说的“将大量印出来的书页排列顺序”之意），令当时很多书业人士吃惊，其重要原因是他的工作速度和质量并不因他无法领会文字的意义而受到影响……后来，他在许多学者家里谋生，但他装书的技术渐渐失去用处。最后唐因为怕胡无力准备自己的后事，为他买了一口上好的杉木棺材，并做了一篇短文夸赞他的技艺。

唐顺之这篇文章名为《胡贸棺记》。文中唐自述年近五十，文章当作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稍前。周绍明檃括的这段文字原文如下（据《荆川先生文集》卷十二，《四部丛刊》本）：

书佣胡贸，龙游人，父兄故书贾。贸少乏资不能贾，而以善锥书往来诸书肆及士人家。余不自揆，尝取左氏历代诸史及诸大家文字所谓汗牛塞栋者稍删次之，以从简约。既披阅点窜竟，则以付贸，使裁焉。始或篇而离之，或句而离之，甚者或字而离之。其既也，篇而联之，句而联之，又字而联之。或联而后离，离而后联，错综经纬，要于各归其类而止。盖其事甚淆且碎，非特他书佣往往束手，虽士人细心读书者，亦多不能为此。贸于文义不甚解晓，而独能为此，盖其天窍使然。余之于书，不能及古人牛毛茧丝之万一，而贸所为，则蚕丝牛毛之事也。

如果我们试着标出周绍明文章中的关键语句，去除误译，大概这些都应算进去：从事书籍生产的工匠、装订、装订书籍的技术、用一把锋利的锥子在书页上钻眼，等等。那么找一下，它们和原文里的哪些句子相对应？

保准一处也找不出来。因为唐顺之根本没写这些事。胡贸不是一位装订工人，也不做装订工作。作为“书佣”，即以书写技能谋生的人，他善于誊写，并精通另一项技艺：为学者编书做底稿整理工作，就是“棺记”最后说的“硉硉勤苦从事于割截离合”。唐顺之选编古文，“取左氏历代诸史及诸大家文字删次之”，先在底本上“批阅点窜”，完成评选工作，然后把书交给胡贸，请他把不需要的部分剪裁掉，把需要保留的部分联缀编排起来，缮成新书的清稿，其实就是现在说的“剪刀＋糨糊”的编辑活儿。“棺记”讲的是编纂阶段，“一把锋利的锥子”何用？

“锥书”一词在古书中并不常见。检索文献，成词的只有《胡贸棺记》一例，或可说是唐顺之自造的词。揣测其取义，“善锥书”应为“善书写”。用本义，“以锥画沙”是书法的最高境界；用喻义，“毛锥”就是笔的别名，皆取之有道。更重要的是唐顺之把胡贸“书佣”的身份、运用“锥书”技能所做的工作，讲得具体、明白，名实相应，排除了“用锥子钻眼”的可能，也省却我们一番烦琐考据的气力。

在此并非要苛责甚或讥笑一位外国学者读中国古书的能力。事实上，望文生义误解“锥书”的也有中国人。《汉语大词典》（卷十一，第1331页）早就将“锥书”解释为“装订书籍”，并引唐顺之的文字作为书证。这未免令人汗颜。周绍明只不过踵事增华，将“锥”的功用发挥到最大，同时也放大了错误而已。

《汉语大词典》此解，恐怕是受到叶昌炽的影响。《藏书纪事诗》卷七诗云：“蚕丝牛毛善离合，得钱即买酒盈缸。书根双腕能齐下，嘉话真堪继涌幢。”所咏者三人：“善离合”的胡贸、善写书根的虞山孙二、善装池旧书的钱半岩。叶昌炽在校后记中将此诗归为“装订”，其实他说的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书籍生产中的装订，这三人也都不是书坊的装订工人。叶氏关注的是“藏书”，即书籍归于读者之后的状态，故对书本剪裁拼贴（离合）、敝散重装（装池）和写书根，都成为他心目中的“装订”。在他笔下，胡贸所做的带有“装订”性质的工作是“离合”而不是“锥书”。因此，即使援叶诗为例，也不能把“锥书”释为“装订书籍”。

唐顺之编印了多少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到他名下的大部头，有《右编》四十卷、《史纂左编》一百二十四卷、《诸儒语要》二十卷、《武编》十卷、《荆川稗编》一百二十卷、《文编》六十四卷，五“编”一“要”，都378卷。这些书卷帙浩繁，如果都是胡贸“割截离合”编辑而成的，其实他已然是唐顺之商业出版事业的重要合作者，如果套用现代的说法，唐是主编，胡就是助编了。这正是唐顺之在为自己准备棺木时，也给他准备一具并作文记之的原因。唐顺之说：

然余所以编书之意远矣，非贸则予事无与成，然贸非予则其精技亦无所用。岂亦所谓各致其能者哉……百余年后有书或行于世，而又或偶有好之者慨然追论其故所删次之人，则予之勤因以不没，而贸乃无以自见，是余专贸之功也。余之书此，亦以还功于贸也。

胡贸之功与唐顺之对他的借重，不是“用锥子钻眼”那么简单的事。

唐顺之盛称胡贸有天赋，不甚通文辞而能从事繁杂、细致的编辑工作并迥出侪辈，事实如何？且看四库馆臣如何说，如《史纂左编》提要云：

其间详略去取，实有不可解者……其他妄为升降，颠倒乖错之处，不可胜言。

可见对唐顺之所编书评价甚低。这些错误中，不知有没有“贸之功”。若有“好之者”对此作一番考察，也是一个有趣的题目。

回头再看《书籍的社会史》。该书宗旨在于研究古代中国围绕书籍产生的各种社会活动，唐顺之作为明代重要的士人出版家，与书佣胡贸分工合作编书一事，反映出当时出版业的真实形态，这本是与该书的内容高度契合的绝佳材料。作者引用了这项材料，却被一个“锥”字误导，致与其真实价值失之交臂，读书至此，不禁叹息。

（原刊《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11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