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识读过程中的几个细节

十七　西夏文识读过程中的几个细节

早先人们普遍认为最早发现西夏文的是清人张澍，而最早识读西夏文的是法国人莫里瑟。1986年，贾敬颜在《历史研究》1986年第一期发表《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提出最早认出西夏文的是清人鹤龄。此后这一说法渐成公论。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杨志高《西夏文献研究概述》一文，对发现、识读西夏文的过程言之较详：

嘉庆十五年（1810）张澍在家乡武威意外发现了西夏“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俗称“西夏碑”），依据碑阴文字所载的立碑年代“天祐民安”推断碑阳未识书体必为西夏国书，并撰写了《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1837）。这一惊人的发现，使元明之际被人遗忘的西夏文字，在历经几百年后，重见了天日。其后（1820），刘青园在对武威出土的古钱币进行识别时，借助西夏碑文字，不仅识得一些西夏年号的汉文钱，而且还见到并知晓数品以往钱谱中著录为“梵字钱”的西夏文钱币。同一时期，鹤龄还对绥远城（今呼和浩特）所得当时惟一面世的西夏文佛经（八册）进行了考释。因核其经名、偈语与《法华经》相同，于是鹤龄译出该经为《佛说妙法莲华经X卷》九字，并为其第一卷第一页作了初步的汉文注释。可惜后来此经散佚。1904年，法国人莫里瑟在北京购得其残卷三册，并在原汉文注释的基础上，首次对该经的西夏文音义、语法进行了尝试性解读。

比杨文略早，韩小忙在《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发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对上述问题也有论述，只是把张澍发现西夏碑的时间系于嘉庆甲子年（1804），其余与杨文大致相同。

对西夏文的识读是清代金石学的一个成果。记录了这一研究过程的原始文献，主要是清代古钱家的著作。在研读有关文献资料后，我们发现，以往对“谁最先识读出西夏文”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嫌粗疏，还可以在原有基础上细化。

在发现、识读西夏文的过程中，共出现了一石、一金、一经，后面又分别牵涉三个发现者：张澍、刘青园和鹤龄。

张澍发现西夏碑的故事人们已耳熟能详，不必赘述。不过杨文说“嘉庆十五年（1810）张澍意外发现了西夏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年代却不合。正确的应是韩文所说的“嘉庆甲子”，也就是嘉庆九年（1804）。张澍《养素堂文集》卷十九有《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一文，对西夏碑出土于“嘉庆甲子”的过程说得很详细，而且刘师陆（青园）于嘉庆乙丑（1805）已在武威扪读碑文，乃是此碑出土的第二年。嘉庆十五年是张澍为碑文作跋的时间。

关于西夏文钱和西夏文《法华经》出土的记载，最早见于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卷六旧传“梵字钱”下：

满洲鹤九皋龄官刑部时，语培曰：曩在清字经馆时，闻绥远城山顶古庙塔圮，得经一函，瓷青纸金字，凡八册，其标题皆作［原注：第八字见下］，凡九字，其第八字则每册各异，作，盖记数欤？核其卷数偈语，与《法华经》同，必“佛说妙法莲华经几卷”九字耳。培审其字体，与此钱相似。刘青园师陆言：甘肃掘钱，多西夏物，于中偶获此钱，形制与夏钱不殊。凉州有大云寺夏天祐民安五年甲戌碑，字类此钱，然则此钱盖西夏所铸矣。

这段话文字不多，但信息量大。

先说鹤龄。从翁氏的记载中，我们知道他是满洲人，字九皋，曾在清字经馆和刑部供职。国家图书馆藏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秋季《爵秩全书》，“刑部”下有笔帖式鹤龄，汉军正白旗人，当即此人。

鹤龄见到西夏文佛经并尝试翻译是他任职“清字经馆”时的事。昭槤《啸亭续录》卷一：

乾隆壬辰，上以大藏佛经有天竺番字、汉文、蒙古诸翻译，然其禅悟深邃，故汉经中咒偈惟代以翻切，并未译得其秘指，清文句意明畅，反可得其三昧，故设清字经馆于西华门内，命章嘉国师经理其事，达天、莲筏诸僧人助之，考取满誊录、纂修若干员，翻译经卷。先后凡十余年，大藏告蒇，然后四体经字始备焉。初贮经板于馆中，后改为实录馆，乃移其板于五凤楼中存贮焉。

壬辰为乾隆三十七年（1772）。所谓“先后凡十余年”，实为十九年，至五十五年（1790）翻译刊刻始告成。满文《大藏经》的经板及一套当年的朱印本至今仍保存在故宫博物院，题为《清文全藏经》，有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初一日御撰《清文翻译全藏经序》。鹤龄工作的“清字经馆”，就是这个将佛经翻译为满文的机构。

按清代开馆修书惯例，书修成后，馆即裁撤，因此清文经馆也应在乾隆五十五年或稍后撤销。这样，鹤龄所说的绥远出土西夏文佛经的时间，上限为乾隆三十七年，下限为乾隆末年。也就是说，至迟在1795年前后，我国已出土了西夏文字，早于张澍1805年发现西夏碑，只不过这是纸质文献。翁树培写出的十六个西夏字是从鹤龄那里得到的，可以认为鹤龄是最早释读西夏文《佛说妙法莲华经》并译出十六个字的人。这一时间在18世纪，早于法国学者一百多年。可惜的是他没有把这个工作继续下去，而且也不知道自己翻译的文字是西夏文。旧说鹤龄的发现与张澍、刘青园同时，或说鹤龄是清末人，并不准确。

再说刘青园。刘师陆号青园，山西洪洞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他曾在凉州得到大量西夏古钱，当时在古泉界喧腾人口，多有记载。他判定西夏钱文的事，初尚龄的《吉金所见录》所言最详。卷十五“梵字钱”下引刘青园曰：

凉州土人掘地，得古钱数瓮，其中开元最多，北宋、辽钱及西夏天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亦复不少，而此种梵字钱亦有数品。余共捡得千馀枚。又尝于凉州大云寺访得古碑，阳面正作此等字，碑阴楷书，扪读之，则天祐民安五年所立。乃知此钱为西夏梵书。

按《古泉汇考》卷三“凉造新泉”下引刘青园曰：“乙丑六月，在凉州得‘凉造新泉’三枚。”则嘉庆十年乙丑（1805），即张澍发碑的第二年，刘青园判定历来认为是“梵字”的钱文为西夏文。杨文说“1820年刘青园识别出西夏文钱币”，年代也不准确。致误的原因，大概是把《吉金所见录》的出版年代作为刘氏凉州得钱的年代了。

刘师陆的另一个贡献是他把西夏碑出土的消息带回了京师。张澍发碑虽在嘉庆九年，题跋却在六年以后，正式发表更晚至道光十七年（1837），以至于也有人把1837年作为西夏碑出土的年代。翁树培去世于嘉庆十六年（1811），此前一年多因患眼疾不能写字，《古泉汇考》的上述记载最迟也在嘉庆十五年（1810）前。此书在翁氏去世后有多个抄本传世，早于《养素堂文集》的流传。

下面就不得不说到翁树培了。我们看到，鹤龄早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以前见到西夏经卷，并释读出若干西夏文字，但他不知道这是西夏文；张澍在嘉庆九年（1804）发现西夏碑，确认西夏文存在，但没有识读其文字；刘师陆在嘉庆十年（1805）通过西夏碑确认了西夏钱文，但也不能识读其文字。真正知道这种文字是西夏文、又能了解其中若干字的意义、且会书写这些字的，是翁树培，他是西夏文被重新发现后最早对它有全面认识的人，其时在嘉庆十年至十五年（1805—1810）之间。

翁树培（1765—1811），字宜泉，顺天大兴人，翁方纲次子。乾隆五十二年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他是清代最有影响的古钱家。

补正：

此文作于2002年，2005年发表于《“中国北方地区钱币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专集（一）》。作者几年来涉猎稍广，发现文章从论据到观点都存在很多问题。兹就新知，略作补正。保留原文，以识不学之过。

一、清字经馆始末

原文说“清代开馆修书惯例，书修成后，馆即裁撤，因此清文经馆也应在乾隆五十五年，或稍后撤消”，不确。

清文大藏经确实在乾隆五十五年译成，乾隆皇帝二月初一日为之作序。但当年五月十一日，清宫西华门区域失火，延烧到清字经馆，已刊刻刷印的大藏经被火损失严重。不得已只能续刻，至乾隆五十九年方始竣工（见章宏伟《〈清文翻译全藏经〉丛考》，《满语研究》2008年第2期）。所以一直到乾隆五十九年，清文经馆仍保持大规模活动，没有撤销。

到嘉庆朝，清文经馆作为一个建制仍然存在。清宫档案尚可见到嘉庆十七年（1812）清文经馆职事官的题衔。但嘉庆四年（1899）为纂修《高宗实录》，皇帝谕内阁：

现在恭纂高宗纯皇帝实录，宜择洁净处所，敬谨纂办。且在事承办大小官员，人数众多，更须地方宽敞。因思清字经馆，朕在藩邸时曾至其地，颇为整齐静肃。所有翻译经典，现已竣事，着将该处作为实录馆，并将清字经馆后屋四十馀间，一并归入。（《清实录·仁宗实录》卷四十）

显然其时清文经馆已是无足轻重的机构，在工作完成、馆舍改作他用之后，人员按理也会相应裁减。这一机构最终何时裁撤，仍待研究。

二、鹤龄离开清文经馆及绥远西夏写经出土的时间下限

考察清文经馆的始末，是为了确定鹤龄离馆的时间下限。现在根据历年《搢绅全书》的官员任职记录，已基本完成这一任务。

首先要纠正原文的一个严重错误。原文根据国家图书馆藏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秋季《爵秩全书》，认为“‘刑部’下有笔帖式鹤龄，汉军正白旗人，当即此人”，其实大谬不然。真正与翁树培共事、向他提供西夏写经信息的鹤龄，是满洲镶蓝旗人。他与汉军正白旗的鹤龄恰好同名，又先后在刑部任职。原文不察，将二人混同为一人。

检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清代缙绅录集成》，其嘉庆五年冬《搢绅全书》刑部督捕司下：“主事加一级鹤龄［九皋］，满洲镶蓝旗人，生员。主事加一级翁树培［宜泉］，顺天大兴人，丁未。”原来鹤龄与翁树培在刑部分任督捕司满汉主事，是关系密切的同事。而从嘉庆元年春到三年冬，刑部笔帖式下均有鹤龄其人，籍贯、出身与后来任主事之鹤龄相同，应为同一人，在嘉庆四年后、五年冬前由笔帖式升任主事。复检国家图书馆藏乾隆五十九年《爵秩全览》，刑部衙门下已有笔帖式鹤龄，可见至晚在此年，鹤龄已离开清文经馆。

也就是说，在绥远倒塌的佛塔中发现西夏文写经，并认定其为《妙法莲华经》的时间，严谨一些的说法应是，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之后，五十九年（1794）之前。如果能从更早的缙绅录中查找到鹤龄的官职变动记录，时间下限还可提前。

另据翁方纲《次儿树培小传》（嘉业堂刻《翁比部诗钞》附），翁树培于嘉庆二年补刑部主事。这是他与鹤龄同官刑部的开始。他们的同事关系或延续到嘉庆九年，不超过嘉庆十年。九年春季《搢绅全书》督捕司下，汉主事为翁树培，满主事失名，但籍贯、出身与鹤龄相同，似应亦为鹤龄。至十一年春，督捕司汉主事翁树培，满主事官禄，刑部职官中无鹤龄名，当已离职。鹤龄向翁树培介绍《妙法莲华经》的出土、定名情况并传写西夏文字，当在嘉庆二年至十年（1797—1805）之间。

翁树培确认西夏文和西夏钱币，当在嘉庆十年至十五年（1805—1810）之间。

三、关于鹤龄对西夏文的认读尝试

鹤龄说“曩在清文经馆时，闻绥远城山顶古庙塔圮，得经一函”，似乎对西夏文写经也是得自传闻，未曾亲见。但翁树培记录下的西夏文很准确，不可能向壁虚造，只能来自鹤龄的传授。而且下文说“核其卷数偈语，与《法华经》同，必‘佛说妙法莲华经几卷’九字耳”，是当事人口气。因此，说鹤龄翻阅过西夏文佛经，并拟定汉文经名，问题不大。“闻绥远”云云，或指经卷的出土情况来自传闻。

《古泉汇考》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翁树培去世后，杂乱的书稿被刘喜海得到，他请人耗用三年时间誊成清本，这才能够阅读。其时大概在道光十年（1830）前后。这个本子幸运地保存下来，现藏山东图书馆。书中的十六个西夏字，几经传抄，虽不规范，仍能辨识。其经题八个字是：，若逐字对译，却非鹤龄说的“佛说妙法莲华经卷”，而是“妙法华净经契卷第”，可译为“妙法莲华契经第卷”（据罗福苌译文。本文所引西夏字也采用罗福苌书法）。其记卷数的八个字，除第一个字是“序”外，其余为“二、三、四、五、六、七、八”。“序”当是对“一”的误记。

鹤龄在研究这部经书时，凭借对佛经的熟悉，通过版面格式，正确判断出它是《妙法莲华经》，但由于西夏语与汉语的语法、语序不同，他猜测的经题文字，汉夏未能对应。所以原文说鹤龄“释读出若干西夏文字”，并不准确。恰当的说法应是：鹤龄判断出这部经是《妙法莲华经》，并记录下八个经题文字及八个数目字，对这些文字作了汉语释读尝试。

四、关于莫里瑟所藏《妙法莲华经》是否有汉字书签

法国人莫里瑟（M.G. Morisse，又译作毛利瑟、毛里斯）于庚子（1900）乱中在北京得到三册西夏文写本《妙法莲华经》，于1904年用法文发表《西夏语言文字初探》一文，首次对西夏文的音形义进行系统研究。

在中国西夏学界，早前一直认为莫里瑟在得到这三册西夏文写经时，书上已有汉文书名提示。1932年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中，有两篇文章提到这个问题。

罗福苌遗作《〈妙法莲华经弘传序〉释文》跋云：

庚子之乱，法人毛理斯氏得西夏写经三册于北京，皆绀色金书……外面有汉字题签：“西夏译添品妙法莲华经某卷”，盖转翻隋弘治年阇那崛多等所谓足本也。（《西夏国书略说》谓首册有汉文签题“西夏译添品妙法莲华经”）

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云：

唯据毛氏文中所附插图观之，氏所用力最勤、成功最大之此经第一卷第一页释文，原本此页乃系白纸，边栏右方原来已有汉字注释。疑用白纸之书主必为一汉人，远在毛氏之前，即曾试通其文，注释于次。毛氏将此页连同瓷青纸金书之三卷一并购得，其所有研究，盖大半得力于此也。

二人均谓莫里瑟藏本题有汉字经名，惟一云书于外面，一云书于首页。在此基础上，才有了后来“鹤龄注释，莫里瑟购买并据以解读”的说法。

但当年在北京与莫里瑟、贝尔多一起发现这部经书的伯希和不同意“汉文注释”一说。2003年第四期《书品》杂志发表的聂鸿音译《伯希和西夏语文评论四种》，在对聂历山著作的两篇评论中均提到莫里瑟藏本。除了声明该书并非在北京“买到”，而是他们三人在城中白塔下一堆旧书中“捡拾到”的之外，还特别就是否有“汉文注解页”作出说明。伯希和在1932年评聂氏《西夏语研究小史》时说：

聂历山先生关于莫里瑟所用那个写本的臆断不太正确。毛利瑟的那个写本从头到尾都是用金泥写在磁青纸上的，根本没有白纸的附页，也没有汉字的注解，聂历山先生所谓行间的汉字其实是毛利瑟本人根据汉文本《法华经》添加上去的。

聂鸿音就此在译者前言中说：

中国学者后来对其（《妙法莲华经》）发现过程和流传情况的介绍都是本于聂历山的转述。人们传言这几卷“来历不明”的书是毛利瑟在北平的某个地方“买到”的，同时买到的还有一页或几页不知什么人用白纸写的解读稿。出于学术上不服输的心理，中国人不相信外国人能凭一己之力解读如此繁难的文字，于是猜测这份白纸解读稿是此前某个中国人早就写好了的。由此再进一步发挥，据史金波先生介绍，贾敬颜先生还曾把白纸解读稿的作者考证为清代学者鹤龄。事实上，如果看了伯希和以当事人身份记下的当年那段史实，我们就应该不至于在此类考证上徒耗时间。

“白纸注解页”的图片，1913年出版的罗福成《西夏译莲华经考释》曾经转载，可以看出确实是莫里瑟添加的，因为给每个字用西方数字编了号码。聂历山及后来的类似说法不能成立，应该纠正。

但聂鸿音的这段评论并不完全符合事实。首先中国学者对莫里瑟藏经的认识并非全部来自聂历山，如罗福苌去世于1921年，他的“汉字题签”说自然早于这一年，与聂历山毫无关系。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另一个“当事人”即莫里瑟，明确说他的《妙法莲华经》上有汉字题签。在《西夏语言文字初探》（唐均译，《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一）》，第97—133页）中，他说：

我将要提到的这部书在我手边共有三卷，第一卷首叶贴有一张汉文的纸签，表明这是著名佛经《妙法莲华经》的西夏文译本。

又说：

至于这部书本身，汉文书签已经告诉我们是《添品妙法莲华经》的译本，当是转译自竺法护和鸠摩罗什的旧译、7世纪初阇那笈多和法护校订的本子。

莫里瑟的说法明确而具体，自应从信。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汉文提示，他一定会说明认定此书为《妙法莲华经》的其他依据。事实上除了“汉文书签”，文中对此并无一字涉及，可见“汉文书签”确实存在。

同为“当事人”，莫里瑟和伯希和一起发现经书，又是书的主人和研究者，而且是当时人说当时事（伯希和是三十年后的追忆），如果两人观点冲突，莫里瑟的说法更值得采信。其实仔细看，伯希和的说明只针对聂历山说的“白纸注解页”，并未涉及“汉文书签”问题，不构成对莫里瑟说法的否定。

翁树培记下的西夏文。引自《古泉汇考》卷三，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据山东图书馆藏刘喜海抄本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