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有效传播

古典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有效传播

陈　协（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系副教授）

在百度搜索中键入“易中天”或“易中天现象”这两个关键词，瞬间得到的相关网页搜索结果竟是约224万篇和2万余篇的各种评论^[1]。在当今价值多元、众声喧哗的时代，作为一名学者的易中天先生，能够激起各种媒体如此强烈的关注，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因而也不得不引起人们探究的欲望和兴趣。

易中天的“暴得大名”，始于其与央视《百家讲坛》的联姻，从早先的“汉代人物风云”到其后的“品三国”系列讲座，均获得如潮好评，因而也成为该栏目人气最旺的主讲之一。上海文艺出版社随即闻风而动，以竞标的方式夺得了其根据讲座整理而成的《易中天品三国》一书的出版权。令人瞠目结舌的55万册的首印数和14%的版税，在如今文坛各类著作的印刷量总体低迷和普遍失去“轰动效应”的大氛围之下，更是显得令人瞩目。作为业已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尽管目前各种舆论和评价可谓呈毁誉参半的态势，但笔者认为，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和心态，囿于一己之好恶的情绪化的狂热追捧或无情棒喝终究于事无补，倒不如对其展开冷静的合情入理的分析研究。因此，认真审视并研究“易中天现象”所蕴含和传导出的合理的传播技巧，并及时归纳总结其有效传播的成功经验，应是一件很有必要和有意义的事。

现代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传播作为人类借助相关的媒介而从事的一项信息交流活动，其成功的前提在于对其基本要素的充分而又合理的整合。这些基本要素大致包括传播主体、接受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编码和解码等相关内容。易中天的成功和之所以成为一种“现象”，便在于其按照上述这些基本要素的内在关系，作了比较准确而出色的把握，从而确保了传播活动的正常展开和传播效应的顺利实现。

一、传播主体对传播受体的准确定位以及自身的成功转型

央视十套的《百家讲坛》是一个以讲述历史见长的学术性栏目，其宗旨是“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从而架构起“一座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它不仅要求专家、学者具备“公众意识”，而且需要“不断强化媒体为受众着想的服务意识”，这也就决定了其传播受体以及传播性质的特殊定位。易中天受央视之邀成为该论坛的传播主体，显然是无法漠视这种规约性要求的，相反他必须遵照央视《百家讲坛》的传播理念，完成作为一个传播主体对接受主体的准确认知与把握，并进而实现自身角色的适当定位。这种认知和定位，不是亦步亦趋的僵硬教条的死守，而是需要传播者在准确领会相应的“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传播主体的思维能动作用，并将其思维结晶以适当的形式准确地物化外现。因此，无论是“汉代人物风云”还是“品三国”，其实都是在这种“游戏规则”的导引与传播者主体思维能动相结合之下而形成的产物。“戴着锁链”仍需翩翩起舞的传播形式，决定了传播主体一方面必须具有直面特殊受众的信心与勇气，而且还应具备满足其特殊的文化需求的传播能力与技巧。这是因为其所传播的对象是普通的观众（读者），因而其传播的方式也绝不可能是学者自身稔熟的纯学术的抽象概念和理论体系的推演，而是应主动地与普通观众（读者）的知识谱系相“对接”，传播者通过传播活动所体现出主体诉求的信息焦点及话语方式，也应尽可能地与特殊的传播受体的最大关心点和接受实际相吻合，唯其如此，方有产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传播效应的可能。这也许是其传播活动之所以能够产生实际成效的关键所在，以至于对易中天多有诘难的葛红兵教授也不得不承认：“他可能是‘三国’接受史上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解读者和传播者。”^[2]平心而论，易中天作为独守学斋已近大半辈子的学者，能够比较妥帖自如地处理好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体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根据传播受体的特殊文化需求实现自身角色的成功转型，其实也并非易事。因为传统意义上的传播者，往往总是试图以自我为中心，并以自己拥有的话语优势及惯常的话语方式，通过向“他者”的辐射来确立某种传播空间。而这种传播形式在“距离产生美”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各种传播内容与日常生活的疏离，并使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地位悬殊、主从关系分明，接受者不得不沦为传播者耳提面命的启蒙对象。在当今大众文化勃兴、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已十分模糊的时代，如果仍然以这种居高临下的俯视姿态开展传播活动（尤其是文化与文学的传播），是很难得到在文化（文学）消费上有着绝对自主权和选择权的接受主体的认可的。易中天恰恰是凭着对接受者的准确感知，成功地消弭了传统意义上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人为的鸿沟，从而对以往以传播主体为基本参照系的客体空间巨大距离的消解，为古典文化的当代传播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能。因此，易中天的成功，主要得益于这种定位的转变，它既是央视十套《百家讲坛》栏目编导的传播理念的一种成功体现，也是作为传播主体的易中天以对接受主体的准确感知以及自身的转型而实现的传播实践的一次创新。在笔者看来，当代中国学人之中，能够比较成功地把握好受众的脉搏，调整好自身的传播姿态与方式，并最终使传播效应得以充分彰显的，恐怕也就只有余秋雨、易中天等寥寥数人而已。

二、传播主体对传播内容的准确编码

编码是将传播目的、意愿或意义转化为语言符号的过程。对传播主体而言，其主要任务是准确地把握观众（读者）的特点，以保证编码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从而为接受者的顺利解码提供源头上的充分保障。综观易中天在《百家讲坛》上的讲述及由此而改写整理而成的相关著作，不难发现其传播编码的总体方法和若干具体的传播技巧。

易中天对传播内容的总体编码方法是：将历史真实置于现代语境，采取历史与现实交融的当代言说的方式，从而使接受者置身于现代语境观照之下的历史时空之中，并使其在古今历史、政治、文化等的对比之中获得接受的顿悟和愉悦。在当今各种影视作品热衷于对历史篡改和“戏说”并已泛滥成灾的大背景下，还历史与历史人物以真实的面目，是一个以学者身份出现的传播主体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对于普通的观众（读者）而言，解读历史及历史人物，既有了解神秘的历史真相的渴望，也有通过对历史的观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通古今之变”的需求。因此，对于历史真实该以何种方式加以诠释，从而使接受者在比较准确地了解历史的同时获得心灵的感悟以及思想的启迪，并使这种接受传播的过程本身成为一种精神愉悦的艺术的享受，就成了令人颇费思量的事了。对此，易中天作出了以下一些具体方法的尝试。

首先是“趣说”历史的传播方式。“所谓‘趣说’，就是历史其里，文学其表，既有历史真相，又有文学趣味。”^[3]简言之，即以传播者对历史的“一种体验的能力、品味的能力、把握情调的能力”^[4]，以自身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独到感悟与把握，并以接受主体喜闻乐见的形象生动的方式去诠释历史，从而解决“正史”因“真实”而“不好看”以及“戏说”因“好看”而“不真实”的现实困惑与矛盾。例如对三国人物形象的解读，易中天本着对传播受体接受现状的深切了解和把握，认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三国人物至少有三副不同的面目：“一是史书中的历史形象，一种是文学形象，还有一种是老百姓熟悉的民间形象。”^[5]面对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认知现状，既要实现逼近历史真相的传播目的，又要体现与特殊受众的知识谱系的合理榫接，就必须采用适当的切入方式。由此，易中天首先确立了一套解读的相关参照体系：一是将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疏作为解读的“第一依据”，并将《后汉书》与《资治通鉴》作为前者的合理补充和必要辅佐，以此构建其诠释历史真相的稳固基石，以确保其“正说”历史的总体方向的正确性；二是以业已在受众心目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经典小说《三国演义》为参照对象，并通过其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文学演绎与前者的历史叙述的两相对比与精微解析，从而完成了两种不同的认知体系支配下的三国历史与人物的具体诠释。坚持以“历史其里”的“正说”为主要表征的言说方向，可以确保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承的本质，避免其在当今的“戏说”、“大话”乃至“恶搞”成风的粗鄙氛围中失却其真实的面目，同时又必须考虑到当今接受主体的求知与娱乐消遣并存的接受实际，考虑到历史文化的传承离开了大众的参与终将可能蜕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尴尬事实。因此，在遵循历史真相的同时，适当兼顾当今整个世界范围内出现的艺术生活化和生活艺术化的总体接受趋向，融“艺术化”和“大众化”于一炉的“趣说”的方式，或许便是符合当下的接受主体总体接受趣味和接受状态的一种必然而又合理的选择。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易中天才将对历史的传播方式做了诸多的变通处理。比较突出的特色是在传播主体理性精神的烛照下，以整体意义上的通俗化、口语化与局部细节上的时尚化相结合的传播方式，从而达到诙谐幽默、妙趣横生的传播效应。例如将古汉语中的“诺”解释为“OK”，把“雄姿英发”的周瑜说成是“帅哥”等等，所有这些“易氏经典语录”，既是传播主体在特殊的传播理念观照下的一种急智的反映，也是与当今时尚化的大氛围中的接受主体的总体审美趣味实施成功接轨的一种体现。有的学者认为易中天“把严肃的事情变得娱乐化、庸俗化、甚至于粗俗化”，其实审视易中天的传播活动的整个过程，尽管其采用了表达方式通俗、表述语言时尚的方式，但究其传播的思想内容，其实既不浅显、更不时尚，传播和接受形式也完全是理性的。因此，将“易中天热”称为“无理性的狂热”，实在有失公允，相反它恰恰是“有理性的狂热”，是“学者品位”与“大众口味”有机结合之下的传播效应的一种真正的实现。综观易中天在传播活动中所做的一切，是在直面与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并在对历史真实精微解读的同时，努力地实现观照乃至干预现实生活的目的。这种传播方式，较好地在历史与现实、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架构起一座可以互相贯通与交流的平台，从而在接受层面上既吻合了当下的审美，同时又在价值取向上实现了对传统的沟通与适当的反拨。

其次是“妙说”历史的传播方式。易中天认为，解读和理解历史，必须参透人性，必须以人为本，以民族文化心理为核心，这样才能使被时光尘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重新“鲜活起来”，才能达到在对历史的感悟中“反省历史、反省社会、反省人生、反省自己”的目的。品读的灵魂则在于“人性和对人性的解读”，在于“思想”与“智慧”的启迪。例如在“品三国”中对曹操形象——“可爱的奸雄”的理论命题的提出，便是在其多重性格并构之下的人物行为的入微分析的基础上生成的。首先，易中天对易于混淆的“奸雄”、“奸贼”、“枭雄”等概念的基本特征作了明晰的区分，然后从曹操寻常生活的各个层面的点点滴滴入手进行微观分析，归纳出其“大气”、“深沉”、“豁达”、“风趣”、“随和”、“狡诈”、“冷酷”、“残忍”等多重性格特征，将一个“善”“恶”并陈、“奸”“诚”一体的曹操形象生动地展示在接受主体的面前，从而使接受主体在全方位、多角度感知曹操这一历史人物的同时，也真正领略了人性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易中天在完成对曹操多重性格的“趣说”之余，也赋予接受主体以智慧与思想的启迪。再如在“汉代风云人物”《明月何曾照沟渠》中对晁错这一悲剧性人物的解读。易中天在综合以苏轼为代表的大家观点的基础上，推导出晁错因力主“削藩”而被杀的真实原因——既是“历史之错”，又是“晁错之错”。晁错的悲剧，既是历史在选择主持“削藩”人选上的失误使然，也有晁错自身“峭直刻深”的性格缺陷使然，正是此种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的交错，最终决定了人物的悲剧性命运。易中天对晁错这一人物形象的细致解读，所传导出的意义无疑是相当沉重的，具有强烈的古今对话、以史为鉴的意蕴。历史向度与时代向度的融合，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古今普适精神的互释，从而也以一个宏阔的平台与视野对历史与现实的相通性作了深沉的思考。如此“妙说”，古典文化的当代传播意义或许才能得以真正体现。

在笔者看来，“易中天现象”至少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在当今各种文化的传播必须直面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之下，要成功地实现古典文化的当代传播，拥有话语优势的传播者应当走出书斋，全方位地了解并准确感知传播对象的文化需求、接受习惯和审美趣味，从而将传播内容以接受主体业已形成的解码方式和解码规律进行准确编码，唯其如此，方能真正锁定自己的传播对象，并真正承担起传播真知、传承文明的责任。

【注释】

[1]该数据是2006年10月20日本文最终定稿时百度检索所得。

[2]葛红兵：《我为什么要批评〈品三国〉》，载《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8月25日。

[3]易中天：《帝国的惆怅》，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页。

[4]同上书。

[5]《历史热，娱乐潮？——“易中天现象”调查》，http://www.sh.xinhuanet.com，2006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