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社会中媒介的历史观讨论

传媒社会中媒介的历史观讨论

刘笑冬（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系讲师、博士）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传媒的世界中，不管你愿不愿意，传媒无时无刻不包围着你；同样的，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又在充当着某些事件的传播媒介。通过各种调查显示，人们的生活受传媒影响的程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说现代人的典型特征之一是受传媒影响应该是无可非议的，此处的“人”包括了从“幼”到“老”的各个年龄阶段的人，换句话说，这里的“人”包括了所有有分辨能力和没有分辨能力的人。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几年来一直在讨论的类似“默默无蚊”、“伊衣带水”这样的广告仿词是否应该存在，不会写或写错一两个成语可能并不会影响一个人，但是那句话绝不是危言耸听：“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教育是一个继承的事业，通过教育，上一代的人可以把他们的各种观念、技能传授给下一代，如此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国家、民族的独特的认知方式，传媒其实是文化的传播者。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革命、政变等事件中，媒介总是双方争夺的焦点之一，这正可以说明媒介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随着社会更大程度的开放，媒介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其实这种扩大可能正是媒介定义的回归：媒介就是媒体和介质，因此从人的本质属性来看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人人都是媒介，事事都是媒介”。当然这样说可能绝对化了，不利于问题考察时的一般性中的特殊性体现，但如果说教育是媒介，则当然是媒介的内涵和外延中规定的内容。

2006年9月22日的南京某晚报B9版上有一则新闻：《上海新历史教材引起争议》。从新闻前半部分所引“新教材”内容来看，仅仅引起争议应该是比较平和的受众反应。

“大幅削减了古代史内容，用所谓当代文明史取代中国史，营造所谓‘和谐史’（加粗为笔者所作），革命、战争、苦难内容被大幅删减，南京大屠杀内容只在初中部分简单提及；高中部分完全抛弃传统中国、世界编年记史的方式，改用一部笼统的世界‘文明史’代替……”

“而摩根、盖茨、纽约股票交易所、美国航天飞机以及日本的子弹头火车，都在新版教科书中得到了突出。课本中还有专门讲述领带如何流行起来的章节。曾被视为世界历史重要转折点的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如今受到的关注也大为降低。毛泽东、长征、殖民侵略以及南京大屠杀，而今只在初中讲授，并且内容也大幅缩减。”（以上内容为全文抄录，未有删节）

现在大众舆论的重心确实是在和谐社会，可是有好些没有真正认识到和谐问题的本质和核心内容的人却误认为和谐就是不能有冲突，不要有不同的声音。日本人在不遗余力地淡化侵华战争，甚至否认南京大屠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也要迎合淡化？“和谐”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

当有学生向孔子汇报思想成果，以为会受到孔子的褒扬时，孔子却明确地告诫他刚刚所持的观点自己并不认同，并且还告诉他一种相反的做法（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孔子给学生的印象似乎一向是追求和谐，然而伟大的孔子却给了我们大家这样的答案：对待坏人必须是如鲁迅先生在他的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所说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直报直。

在和一位国际友人谈到中国的抗战电影时，他告诉我他的不理解，中国的抗战电影给他的印象是“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影片中虽然也会有日本鬼子烧光、杀光、抢光的镜头，但在大部分时间里还是在表现军民们怎样机智勇敢地、轻松地消灭了敌人。因此在国际社会的认知当中，中国军民在“二战”中的牺牲只有区区的3 000万，就这个数字还不完全是中国人统计出来的。他同时提到，犹太人在“二战”中损失有700多万，但近几年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中描写“二战”中犹太人苦难的特别多，也正因为如此，犹太人几乎被世界人民公认是“二战”中受到伤害最多的族群。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的教科书却出人意料地让“革命、战争、苦难内容被大幅删减”！忘记了苦难的、敌对的历史并不能消除苦难和敌对，相反倒更有可能陷入新的苦难和敌对——两千多年前的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告诫似乎就在昨日，和谐并不是被这样创造出来的！

《南方周末》上曾有一篇针对当时中央台一套的热播电视剧《施琅大将军》而写的评论文章，在一片叫好声中，这篇文章却本着文人的良心对这部“人人交口赞誉”的电视给予了历史观层面上的批评。文中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看什么问题都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环境，施琅在当时的公众的价值判断体系中是一个背弃信义的小人，不应该因为他最终在客观上为达成一个朝代的统一出了力而消减他的过错。抛开历史实际看历史和实用史观可能会导致大众历史价值观的错位以及对历史认识的相对主义。对于施琅这样的事件，我觉得无需多言，用两个史实就可以说明问题：康熙要求手下的官方修史者将明末降清且曾为清朝统一作出贡献的大臣、名将归入《贰臣传》；在遭遇了杨靖宇将军的顽强抵抗后，日军气急败坏，调集大军包围了抗联根据地，最后杨靖宇将军英勇牺牲，在进行了解剖发现杨靖宇将军是在若干天未进粮食而只以草根、棉絮充饥的情况下与他们血战多日后，日军指挥部下令厚葬杨将军。因此我们可以说，康熙批判的不是哪一个人，而是一种投降精神，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会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在遇到抵抗的时候进行屠杀是要消灭这种抵抗精神，我们决不能昧着良心说，镇江人和嘉定人反对统一，相反我们却应该说，这两个城市所代表的是我们民族不论何时何地都应该保有的一种精神。同样，日军厚葬杨将军也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针对一种精神。文章最后提到，编剧、导演、制片只是生搬硬套某些时政问题，是一种庸俗的实用史观，恰如几年前的电影《英雄》一样，不能说最终秦国统一了天下，其余六国所做的抵抗就是反潮流，没有“申明大义”，而编剧却幼稚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比如，我们根据现时我们所面临的实际，可以提出“实现民族的复兴”，这样的提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让历史人物去简单迎合现实状况可能就比较天真甚至是庸俗了。回忆我当年看电视剧《汉武大帝》，在听到编剧让汉武帝说出“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句话时，不自觉地泛起一种肉麻的感觉——我们之所以自称汉族、汉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汉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兴盛的朝代之一，可能也是最早的最强大的朝代。这样一来汉朝怎么复兴？复兴什么？拿眼下比较热门的小制作电影《疯狂的石头》中的一句台词来说，这样的说法就是“侮辱我（观众）的（历史）智商”。虽然可能有人会说，上面所说的《施琅大将军》、《英雄》、《汉武大帝》是影视案例，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媒体，但是由于它们或在中央电视台晚8点的黄金时间播出，或在全国公映，且播映之前又都一本正经，给人的感觉这就是历史，因此我也将其纳入到传媒的行列当中来了。

对上海的新编教科书事件，笔者做了跟踪关注，随后又有一系列报道，对结果有了一个大概了解，事实也并不完全像最初引述的媒体所传递的那样。前面我所引用的媒体在传播的时候可能由于考虑到为了更吸引眼球，对有些内容做了一定的调整，看起来没有作根本性的改动，但在详略上做了处理，因此给读者带来了误会；或者还可能是更可怕的一种：直接从报道上海新教科书偏“右”的《纽约时报》转引过来（引起国内媒体关注的这次“上海教科书事件”实际上最早是由《纽约时报》报道的，而后国内媒体才跟进报道的），并没有作什么改动，也不去管《纽约时报》报道的可信度如何，便直接转卖给了我们这些普通读者。这也是现在传媒从业者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到底是传播客观公正的新闻重要，还是发行量重要。因为媒介的历史观会直接影响到受众，并非常有可能由此而形成受众对很多问题的新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们只是无穷的传播链条上的一环，他们又成为新的一轮信息传递的起点！

历史观会直接影响到行为方式，在我乍一看到那份晚报上的有关上海新历史教科书的报道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设法去搞一套这样的教科书来仔细看一下，我的途径不够宽广，但我想媒体获得这套教科书的手段要比我多得多，他们却宁愿在这样一个“消息爆炸”且被很多人认为“没有准信”的时代当中充当“以讹传讹”的现实注解。鲁迅先生曾经深切地提到我们民族的劣根性中有一条就是“爱看热闹”，在我看来，我们民族还有一条劣性就是爱对几乎所有的事情进行“合理的想象”，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称的是一个“想象的社团”^[1]。但是我想说的是，普通人可以，政府喉舌性质的媒体却是“万万不可”。因此考察新闻从业者的历史观并不是要求其他，应让其明白自己不是在玩弄新闻，而是承担着历史文化的传递的重任，应时时事事以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去面对和从事新闻，正确的历史观更有可能去达成一种更负责任的从业观，因为，新闻传播无小事。

在这篇文章写完的时候，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由中日合作创作的，并且此前颇受观众期待的动画片《象棋王》由于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实际，剧中的部分场景可能会对中小学生造成不良影响，而且其中对山海经等祖国传统神话经典的恶搞，更是一种对祖国文化的侮辱，基于以上原因而遭中国广电局禁播，这大概可以作为本文的一个有力的佐证。

【注释】

[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