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评论的危机与转型

刘学义

经过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井喷式繁荣以后，媒体时评发展进入了平台期，进一步突破的路径窄化。作为近年来媒体评论繁荣的标志，时评目前的处境是传统媒体评论总体发展徘徊不前的缩影。在媒体公信力建设有进一步突破，传媒与社会的论域明显改善之前，媒体评论很难有大的发展。适逢以UGC（用户生产内容）为特征的社交网络大发展，传统媒体评论面临市场化、专业化与新媒体转向的多重挑战，转型之路将更为艰难。

一、真相稀缺限制时评发展

时评以议论时事为主，新闻事实是基础和主体，时评的立论、判断主要围绕相关新闻事实展开。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时评所讨论的问题，不外是真伪、是非、利害或善恶的问题。一事当前，通常都是先问真假，再断是非和利害。与时评立论相关的最主要的判断类型之中，对事实真相的事实判断，对事实与主客观原因之间内在联系的因果判断，是基础性判断类型，对事实的价值、意义、影响的价值判断，对事实的发展趋势与可能产生的结果的趋势判断，要建立在前两者判断的基础之上。

社会信息系统的缺陷，导致时评发展面临瓶颈。由于多方面原因，目前我国真正具备公信力的媒体十分缺乏。良莠不齐的新闻工作者队伍，使得媒体人的报道，可信度较低。有些即便是以当事人身份发出来的信息，刻意制造新闻、意在炒作的案例也不在少数。真实信息在这个社会依然稀缺。这样的信源生态，导致很多时评作者在写作相关评论，尤其是群体事件、敏感事件评论时，觉得难以下手。不是脑子里没有东西了，而是不信任相关媒体的报道，网络信息更是真假难辨。基础性新闻事实的稀缺性与冲突性，让相关时评只能是隔靴搔痒，甚至是空中楼阁，误导公众。

造成目前的信源生态，首先是政治发展的限制，权威信息来源可信度缺失。

现在人们经常以“塔西佗陷阱”喻指当前政府的困境，指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比较典型的例子是2012年的“周克华案”和哈尔滨“高架桥倾覆事故”。抢劫杀人凶犯周克华被击毙，却引来一片质疑的声音。在这些质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怀疑被击毙的究竟是不是周克华。各种版本的演绎也随之而出。与之类似，2012年9月20日，哈尔滨市发布“8·24”高架桥倾覆事故调查结果：“事故性质为由于车辆严重超载而导致匝道倾覆、车辆翻落地面。”这个公众千呼万唤等来的调查结论，却引发了更大的质疑。这些现象说明，政府公信力已经到了一个多么脆弱不堪的地步，因为无论现在政府出来说什么，人们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因为政府作为最权威信息来源可信度的缺失，类似“事实的真相很可能会永远成为一个烂尾工程”^[1]。这里所说的烂尾工程，不是说事情弄不清楚，或者要刻意隐瞒真相，而是说政府认定的真相要想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已经很难做到了。

其次，缺少有公信力、有共识性的多方调查。

在我国媒体公信力普遍缺乏，且独立性存疑，具有说服力的第三方组织又缺位的情况下，导致争议性舆论事件发生之后，常常没有一个能被各方认可的共识性事实和鉴定结论。加上媒介竞争催生新闻“标题党”横行，一个事实真相经过媒体和网站多次加工修改之后常常面目全非，根本不知道新闻背后的真相是怎样的。

而对于新闻评论来说，事实是第一位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以此等事实所撰之评论，即使形式完备，辞藻华丽，苟于其中缺乏事实基础，则毫无价值，不能使读者有所教益。“譬诸雕饰无灵魂之偶像，非不庄严威赫而终不得谓之人也。”^[2]

前辈新闻人徐宝璜早在其《新闻学》中即指出：“社论须有透辟之批评，否则纵有所论之事实为现时众所注意者，亦无甚价值。”徐宝璜同时指出报纸评论的三个“不可”：既不可畏首畏尾，以模棱两可之言来敷衍，亦不可以胡诌几句不关痛痒之话来搪塞。至徒发愤激之言，悲观之语，或仅求文字之工而实毫无主张者，亦均在“不可”之列也。当然徐宝璜此言主要针对编辑品格而言，对于现下时评来讲，事实前提的缺乏也会导致同样“不可”的情形。因为新闻评论的写作，标题、语言、结构等技术层面的东西只是末，非技术层面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分析才是本，是衡量评论质量高低的决定性因素。

二、民众主体性彰显与媒体评论范式转换

新华社前总编南振中2002年即提出：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着两个“舆论场”，一个是老百姓的“口头舆论场”，一个是新闻媒体的“舆论场”^[3]。老百姓从自身感受出发，每时每刻都会关注一些共同的领域、共同的问题，在口口相授之中形成民间的口头舆论场。如今，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则使得后者具有新的形式，有人把因媒体而形成的舆论场称为第一舆论场，把因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产内容）而形成的舆论场称为第二舆论场。

两个舆论场之间的相互关系，虽然偶有互动，但经常莫衷一是，各说各话，成为几近割裂的双重话语空间。所以会有“看半天微博，要看七天新闻联播才能治愈”的调侃。

作为传统主流媒体代表的党报党刊，在社会中的影响和作用已今非昔比，在双重话语空间博弈中，更明显处于劣势。其与民众的关系，自然也与过去大为不同。某些官媒存在脱离民众，成为独立媒介体系的危险。

双重话语空间的形成，是传播技术突破带来的结果，更和我国的媒介体制有关。网络政治的过度参与，是现实制度性参与渠道不畅的一种反弹。

当然，微博等社交网络用户体量巨大，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民间舆论场，但如果对之作结构化分析，其与官方媒体为代表的传统媒体言论场的差异，还是十分明显，两个舆论场共存格局已成事实。

与网络言论影响力大幅上升形成对比，传统主流媒体中的官媒言论在媒体言论场中地位进一步下滑，表现在：受众群大量流失，影响人群萎缩；传统思想理论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力下降，意识形态“占有群众”的能力弱化；从舆论领袖的位置跌落，对社会舆论的议程设置能力和建构能力弱化。

言论生态变化的背后，是话语权在不同主体之间发生转移。个人和社会某些群体开始享受话语权带来的表达收益；而官媒评论影响力的衰减，则表明政治权威言论话语权的减弱。

有人认为，两个舆论场的隔阂，警示社会管理体制的僵滞，特别是文宣制度的颟顸和孱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我反省和纠错的能力。^[4]两个舆论场的背离，实质是公众对传统主流媒体角色认同出现危机。究其根源，在许多重要新闻事件、公共议题中常常“缺席”“失声”，或者“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言不及义，是许多传统主流媒体逐渐被公众疏离的重要原因。有些事假装看不见的“鸵鸟战术”，固然有时情非所愿，但累积效应下难免自损公信力，将话语权和主导权拱手让人。

双重话语空间存在的现实，既是媒介形态结构转型的现实表现，也是传统社会治理方式出现问题的严重信号。不过，具有公信力的高质量中坚媒体缺席，单纯依赖网络舆论问政，这样的社会话语系统存在明显结构性缺陷。健康的社会治理永远需要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了解民意，获得民众认同，是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在政府与公众的共识构建中，媒体无疑是重要桥梁，“那些重要的新闻传播机构，应该把自己看成是公众讨论的公共传输者”，只有这样，“媒介才能接触所有的群体，民众也才能通过大众媒介达到相互理解”。^[5]未来谁能担负起并圆满完成时代赋予的社会职责，谁即是主流媒体，无论它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

网络时代之于媒体评论，就是靠评论质量说话，由公众检验。靠外力保证评论影响力，已经不再有效，很少有媒体可以靠政治权威而获得媒介市场的真正成功了，这里可以将网络勃兴导致传统官媒运作方式失效的当下称之为“后党报时代”。后党报时代的本质是新闻事业趋向民主化和市场化——也就是“去垄断化”。当公众有了充分的信息来源和表达渠道选择，信息来源之间也有了较充分的竞争，没有谁可以躺在“功劳簿”上高枕无忧。

以前，媒介稀缺加上特殊的社会管理方式，公众对媒体别无选择，而那些靠政治权威支撑的媒体也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目前，传播扩散技术与话语权垄断控制格局改变，“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传播改变了传者系统“中心化”主体结构，社会心理已经变化，社会理性已经复苏，众声喧哗之中要想脱颖而出，传统媒体需要重新价值定位和传播策略规划。现在，媒体和公众至少变得平等，甚至媒体要极力讨好和研究用户的心理。当传播的权力不在少数人手里，而在分散在大众当中时，大家都会去尊重专业规律和社会规律。在后党报时代，背景不再重要，那些最终被承认而获得影响力的成功媒体，都是真正有实绩、有作为的媒体，能经得住时间和公众的检验。

从功能主义视角，媒介是社会系统信息沟通的工具，其生存合法性及发展空间皆视其与社会的关系而定，那些能更好满足公众当下信息需求的媒体，会成为当然的王者，否则，则会被无情抛弃。

三、深度调研型评论的发展机遇

抛开官媒言论的“制度化身份”限制，在与UGC为代表的网络言论的竞争中，传统媒体并非只有消亡一条路。相比UGC，其实传统媒体真正应该惧怕的是垂直化运营的新媒体，因为媒体和行业服务的专业度是立命之本。现在基于UGC的社交媒体或者基于海量信息的门户与搜索，与传统媒体的竞争，实际上只是不对称领域的竞争，并未对传统媒体的专业竞争力构成实质挑战。现在有些传统媒体之所以早早败下阵来，只是因为其提供的媒介产品并不具备真正的专业水准。

2012年，美国知名新闻学者克里斯·安德森、克莱·舍基等发布了一份题为《后工业时代的新闻业：适应现实》的研究报告，对于被新媒体冲击之下苦寻思路的传统媒体提供了许多发展思路。

该报告承认，在网络冲击之下，新闻业重构是一个势不可挡的趋势。但同时强调，UGC很火，却并非可取代专业新闻人，因为媒体为代表的新闻业的众多特征，比如专业、民主、品牌等，难以被目前的网络传播形态全部取代，优秀的新闻业永远具有市场，只是随着传播形式的变化，提供优质新闻的新业务模式将发生变化，未来的新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将不得不利用数字媒介提供的新的工作方法与程序等等。

在谈到网络非专业报道者与媒体专业新闻人各自优势时，报告认为，新技术正在打破传统记者事实垄断者的角色，并鼓励出现更多影响公共利益的新闻业；公民记者与专业记者的作用将会重叠，而非互相取代。报告认为，调查性和解释性的工作，专业性新闻记者比社交网络及机器做得更好。

上述结论从我国情况也可以得到印证。以微博为例，但凡有公众参与的新闻事件，微博集纳事实碎片从而还原事实真相的能力，确实有胜过传统媒体之处。在有公开数据可寻的公共议题上，集思广益的群体智慧也显示威力。但另一方面，微博新闻与评论也存在明显结构性缺陷，第一，精英的专门智慧相比群体智慧依然存在竞争优势；第二，受制于公众、公开等因素，微博信息存在盲区，比如需要专业加工的信息、政府信息、敏感信息等，通过UGC并不能完全解决，现实中很多在网络中喧嚣一时的评论，由于前提事实的残缺或被证伪，而成为网络浮云，就是例证。所有这些，都给专业媒体留出了发展空间。当然，这一空间是留给能够适应公众信息需求从而提供权威准确深入全面信息优势的未来媒体，这些未来媒体可能由觉醒的传统媒体成功转型而来，也可能是做得更好的新媒体。

《后工业时代的新闻业》认为，从这一要求出发，媒体记者将转向编辑链条的高端，从一线观察的生产者转向核实、解释的角色，赋予大众生产的文本、音频、照片、视频等数据流以意义，因此对专门知识的要求也将日益迫切。专家型的记者、评论员将来可能更有发展前景。

从目前情况来看，无论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在事实和意见的提供上均有很大不足，从传统媒体来说，主要是上述新闻报道不充分的问题，及某些媒体及评论人员的倾向性问题。相比之下，网络虽然众说纷纭，但意见偏于碎片化、情绪化，主观理念很强，对事情的认识常常是以所看见的表象作为判断标准。而且相关信息泥沙俱下，真假难辨。由于公众对最基本事实和专业解析的需求依然没有得到必要满足，可以预见，未来深度调研与专业解析相结合的评论形式存在很大的发展机会。因为任何社会都需要重要事件的事实提供及意见领袖的观点提供，作为整个社会系统健康、稳定运行的基础。

未来，某些重头评论（如社论）可以向深度调研型评论发展，走深度报道加深度分析的融合模式，即在深度还原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专业、有针对性的鲜活的深度评论。还原事实指完整、准确、深入的讲清事实的真相、事件发展的脉络、新闻事实的起因、影响、相关事实等。深度评论指“价值为王”，综合深度分析、趋势判断和服务功能，并提出有价值的信息协助用户做出指向性判断的信息。这里的专业化包括评论内容与范围的专业化，评论主体的专业化，与评论方式的专业化等方面。

评论，应向深度调研转型，这就是所谓解释性评论与评论性评论的区别，对于具有较高判断力的读者而言，已经不满足单纯的结论以及为此服务的逻辑推理，读者需要的是事实依据：现场调研的事实或者历史背景事实。读者需要评论作者提供足够量的事实依据，而非仅仅观点本身。

其具体操作，首先是搜索采集材料，其次考证及整理材料，最后连缀成文。其中，第一步工夫，须有长时间调研，否则事实材料因陋就简，草草成文，也就无佳文可言。

就像国内一些媒体评论，由于受制于新闻报道提供的资料，分析判断常常被束缚住手脚，难以有确定性的结论，因此模棱两可、含混抽象、宏大议论也就在所难免。因为在相关事实真相进一步澄清之前，有些结论往往难以做出。而真当事实大白于天下之时，往往又是其理自明，没什么好说的了。

四、评论的异化与评论的生命力

在新的传播生态中，传统主流媒体言论要重塑传播力和影响力，需要重新价值定位，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方向和空间。

正如两个舆论场存在裂缝的现实一样，媒体评论必须基于民间舆论的现实进行分析、评论，如果媒体评论焦点摆错了方向，和社会现实对抗，或不理会真实生活里的是非与善恶，不正面谴责那些制造痛苦的个人与制度，也不坚持底线的价值伦理原则，只顾着对社会现实的肯定、顺从和赞颂，评论便告异化，它的内容自然就遭掏空，变成空洞、虚伪的自说自唱，变成了徒具躯壳的约束与装饰，同时沦为控制社会的工具。媒体与民众丧失了共同利益意识交集，人们自然也就不会相信这些媒体的报道与评论，它们在民众的心目中就会被边缘化，也就不再能建构民众的舆论，两个舆论场的出现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鉴于此，传统媒体要想在无法逆转的社会发展中确保自身地位，重回社会思想的中心，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改变边缘化的被动形势。如何才能克服评论的异化？对症下药，要恢复评论的生命力，评论必须回到它的本质，即对新闻事实的独立、专业的解释、批判和指引。首要之务是关怀民众、帮助弱者，坚持公平正义，在价值上、操作中展现出新闻的社会责任和专业水准，展现出新闻评论理性的认识力量。

当然，这是对新闻评论功能的应然性吁求，媒介现实并非如此。在近现代以来的新闻史上，服务于现实需要的舆论工具是新闻评论的主要功能。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机器对大众媒介的控制，更使新闻评论成为建立和巩固“精神和道德”或者说文化领导权的政治话语或权力话语，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媒介现实决定了长久以来媒体评论的价值取向。目前，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角色虽然发生很大变化，但政策宣传和意识形态统治的路径依赖，决定了未来新闻业包括媒体言论出现的任何变化，离不开政治权力的推动作用。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政治治理方式的变化，政治权力如何处理与媒体之间的关系，都将直接影响到新闻业包括媒体言论变革的方向和进程。

因为我国的新闻传播制度并未给媒体相对独立于政治权力的地位，在这种制度架构之中，媒体言论对公共事务的批判姿态、批判程度都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当然，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换，政治本身也在发展，政治权力对于媒体言论的影响方式也在与时俱进，日益讲究新闻舆论引导的艺术。

近年来，主要由于网络等新型传播技术对传统媒介管制的突破，加上媒介市场化发展的自然逻辑，导致整个新闻及舆论传播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得益于网络及部分市场化媒体的前导效应，传统媒体的社会角色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主要服务于政治权威的舆论工具，转变为进一步强化以信息服务为主要职能的传播机构和不同声音与诉求的展示平台。尽管政治权力的绝对传播权威依然存在，但是，即使是国家主导型意识形态宣传在传统媒体内容中不可或缺，以前僵化的认识出现突破，尊重新闻和言论传播规律，接受受众检验和认可的观念也逐步被媒体接受，并成为共识。

新闻传播理念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媒体言论话语观念的变化。在媒体评论的价值取向上，既坚持政治性，又注重民众的需求与精英的独特价值，新型政治话语、社会话语或者日常生活话语扩张。在媒体评论的内容上，既不冷落主流话语，又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状态、生命价值，尊重平民阶层的知晓权、话语权。

近些年来，传统主流媒体围绕中心工作，积极筹划，精心组织，发表了不少言论佳作，催生了一些名牌言论栏目，发挥了很好的社会作用。但从现实看，在一个开放、多样化的社会中，传统媒体言论离现实要求还有不小差距。

就传统媒体言论而言，由于其特殊的角色规定性，犹如一个处于体制和公众之间的夹心之中，要想有所作为，只能靠强化媒介自身的职业意识，成为独立的具有明确事业责任感的公共服务机构。即在坚持“基因”不变的情况下，对言论角色、功能、内容、形式、语言和文风进行重新认识和界定。

具体来说，其主要功能应该体现在它作为党和政府权威阐释者功能、高水平意见性信息提供者功能、舆论监督示范者功能、主流价值观传播者功能以及社会进步推动者功能上。这五项功能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实现其作为喉舌和“代言人”的历史使命；二是确立作为主流媒体的言论品格。

其中，党和政府权威阐释者功能应该继续加强，这是党报党刊党台言论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其言论重塑权威的主要资源。在后四项功能中，党报党刊党台在宣传主流价值观以及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以后要进一步加强其言论在重大新闻解读、言论舆论监督方面的力度，力争做到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时，总有党报党刊党台言论的声音。这里的解读，不仅仅是从党和政府工作的角度，也指“在高度理论和专业知识基础上，面向社会，深入发掘时代特征及问题的发言”。^[6]

对党报党刊党台言论功能的这些新界定，是基于新形势下对党报党刊党台言论受众群的重新认识做出的。现在党报党刊党台言论的受众群主要集中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科研院所等，人员构成上多为政府、企业和社会管理人员、各级知识分子等等。目标读者的身份构成基本能够反映他们接触党报党刊党台言论的动机。

五、结语：不是零和游戏

正如《后工业时代的新闻业》所言，传统新闻业及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新闻生态已经一去不复返，但并非传统媒体消亡论，而是包含更多玩家的生态论。新闻机构已经不再掌控新闻，相应的，公民、商业机构、社会群体网络的话语权上升，媒体必须适应这种改变。

网络信息的及时、免费及海量化，要求传统媒体不能再单纯从事低端的原始信息生产，而应该与网络信息传播形式实行差异化共存。从言论工作来说，传统媒体既要密切关注网络舆论动态，及时回应公众关注，更要提供有价值的思想和独立、专业的判断与分析。《经济学人》集团原总裁海伦·亚历山大曾说，富于洞见的时事评论加上敏锐的市场定位，仍然能够给传统媒体带来巨大收益。这不仅是在说《经济学人》杂志，也是在说所有媒体。在“用户生产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时代，传统媒体的比较优势在于专业主义，以“优化内容为王”，走信息提供的专业化、深加工路线，“大而全”“小而全”式简单、粗放提供信息的新闻工作思维应该终止。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9期］

【注释】

[1]孙立平：《重建公信力关键在机制》，载《经济观察报》2012－08－27（7）。

[2]张友渔：《张友渔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02页。

[3]南振中：《“三个代表”与新闻业务改革》，载《中国记者》2002年第5期。

[4]祝华新：《两个舆论场的融通之道》，来源：http：//www．nfmedia．com/cmzj/cmyj/jdzt/zt1/201212/t20121204＿358647．htm［EB/OL］，2012－12－12

[5]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3页。

[6]［日］山崎正和：《为日本言论和论坛的衰退忧虑》，载《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