涌现与互动

彭　虹

传播，一直与技术变革紧密相连，一直与人类文明进程息息相关。每一次传播技术的更新，无不带来传播活动的巨大变革。“Internet”自诞生至今不过36年，而其真正实现商用并成为人们工作与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才10年。其间，“Internet”给人类传播活动带来了可谓颠覆性的变化，而这种颠覆性，使“Internet”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实现了并还将进一步去实现人类亘古以来的交流渴望与传播追求。

一、网络传播的界定

“20世纪以及近400年来的科学研究，研究方法是‘还原论’（Reductionism），其思想是：认识整体必先认识局部，从而约简（reduce）到研究个体。”^[1]在“Internet”出现之前，传播研究范式一直习惯于将传播割裂为媒体、传者、受者、符号、意义等，主要研究进路有二：一是将传播看作一种过程；一是将传播看作意义的协商和交换。以此为前提的各种理论与范式都源于：人是符号的动物、人的行为是理性的等基本的观念性假设，在这些理论里无不反映出这一系列观念性假设的鲜明与顽强。

自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Internet”定义为第四媒体后，传播学界迅速掀起了针对“Internet”的研究热潮。仔细推敲“第四媒体”，似乎觉得其既不够准确也不够科学。虽然“Internet”表现出媒体的特征，但它绝不是与报刊、广播、电视相提并论的大众传播媒体。它是既能承载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又能承载人际传播的全新的传播平台（媒体）。回到网络本身与网络传播本身，将媒体、传者、受者、符号、意义等概念嵌入网络传播的全过程，将网络传播嵌入网络这个复杂系统，才是网络传播研究突破之关键。

本乎此，笔者以为，“Internet”是一个完全以简单的技术“规则”建立起来的复杂系统，是无数单个的人相互连接、任意链接、深度互动的复杂系统，是一个完全融入当下社会的复杂系统，是一个颠覆文化经典、生产冗余文献、虚拟生活现实的复杂系统，是一个“座架”（Ge－stell）——它使世界以信息的方式被展现。网络传播，是网络这个复杂系统在现实与虚拟之间一次又一次的互动，是人们一直深藏于心的交流渴望催生与迸发出的一系列生生不息的信息涌现^[2]。

“Internet”乃是技术支撑下的人的大脑的延伸，作为人脑之延伸便必然要承载人性之敞开的历史性任务，而人性的敞开又必然是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全面敞开。传统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人性之理性的部分敞开。网络，作为一种传播平台（媒体），使原本便是人类人性之不可或缺的部分且同样具有传播欲求的非理性在传播上首次获得了与理性同等的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结合网络的非线性和超文本化，我们才可以说，网络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体，它是一个高度复杂化、虚拟化的社会系统，是以群体互动为动力机制的信息涌现场，是人的理性与非理性错综交织的“角斗场”。

二、理性、非理性与媒介行为

从哲学意义上讲，理性概念的明确提出始于古希腊。这一概念源于希腊文“Nous”，本义是指人或事物的心灵，是一种精细的、能动的、物质的东西，是事物运动的推动力量。理性，与人的认识活动相联系衍生为人所特有的认识能力——能够洞察事物本质和规律的高级认识形式。人，凭借理性的力量并依照理性的约束来生活，从而获得了超越一切其他动物的能力，成为人与其他动物区别的根本标志。

非理性，是相对理性而言的，与理性具有相反、相对的意义。从人类认识史来看，人类对于理性的理解比对非理性的理解要早得多、深刻得多，也偏爱和重视得多。因为人类自我认识的升华和主体性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人类理性精神的张扬，人类对非理性的全面认识也只有在理性精神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时才有可能实现。因此，不论从历史上还是逻辑上来讲，要理解非理性这个概念，都必须以对理性的认识和理解为前提。其实，非理性就是与理性相对的不属于理性的（包括反理性）的人的一切心理和观念的总和。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讲，非理性大致有两层含义——首先，非理性是指与自觉的理性意识相对的，应该受理性指导的，与理性相互补充，相互作用的因素，如潜意识、本能欲求、情绪、情感、习惯性心理意志、信念、信仰、兴趣、好奇心等；其次，非理性还包括反理性的因素，即与人、社会的发展相违背的思想和价值观念。

从根本上讲，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皆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也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理性和非理性统一在实践中、观念里，又彼此区别。需要强调的是，在人的观念和行为中，理性和非理性因素总是交织在一起且互为表里、相互转化。马克斯·韦伯曾言明：“从一种观点看是理性的东西，从另一观点来看，完全有可能是非理性的”。^[3]历史地看，许多哲学家对非理性之于理性的动力作用都有足够认识——如果我们把人的贪婪、自私及恶的冲动均视为人的非理性的外在表现的话，这一点便尤为明确。康德曾说：“让我们感谢大自然之有这种不合群性，有这种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和统治欲吧！没有这些东西，人道之中的全部优越的自然禀赋就会永远沉睡而得不到发展。”^[4]与康德的观点相近，黑格尔也把人的自私和贪欲视为驱动人类行为最强有力的一个因素，“全然不顾法律和道德加在它们上面的种种限制，而且这种自然的冲动，比起维护秩序和自制，法律和道德的人为的讨厌的纪律训练，对于人们有一种更直接的影响”。^[5]对黑格尔的这一说法，恩格斯给予了充分肯定：“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自从阶级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6]

当然，哲学家们的这些关于理性与非理性之关系的论断乃是放眼整个人类文明的演进史而得出的。今天，如果把漫长的人类文明史转化一个无边的信息场，并把漫布于悠长的人类文明史的这些非理性对理性的推动、理性对非理性的约束，从网络传播的角度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加以浓缩，那将呈现怎样的状况呢？

作为人脑之延伸的网络乃是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全面敞开。这也就意味着，人之以网络为媒介完成的传播行为在理性与非理性共在的角度便可以简单地分为理性传播、理性与非理性交织的传播以及非理性传播。一直以来，此三者之中的后两者在传统传播的研究视野中基本处于被忽视甚至被忽略的状态。然而，正是后两者的存在，才真正凸显出网络传播在信息承载上的特质，又正是这样的特质，才可能在群体互动的动力漩涡中使网络成为名副其实的信息涌现场。

三、网络传播的涌现现象

传统的以传播介质、传播内容、信息形态（文字、声音、影像）、传受关系等为单重或多重标准而划分的传播形态已全然无法表征网络传播的形态，但我们如果据此而将网络传播与之前的传播形态完全对立同样也不是明智之举。因为网络系统的复杂化，网络传播平台（媒体）的多媒体化以及与网络其他平台（商务、教育、科研、娱乐等）的深度融合化，使得网络传播呈现出对传统传播形态的传承与变异。无论怎样，网络传播的传承与变异仍未摆脱人性的基本框架——理性与非理性的分离抑或交织。基于这样的框架，可以把网络传播的形态简要划分为三类：一是完全传承传统大众传播形态（理性传播），但引入了强烈的互动机制，如“人民网”“新华网”等官方或半官方网站；二是部分传承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同时又有适度变异的传播形态（理性与非理性交织的传播），此类网站在人人皆可成为传者、诚信监控、把关人、互动机制等方面有明显的变异，如“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平台；三是在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基础上完全变异的传播形态（非理性传播），这种传播形态在形式上尽管与传统的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有相似之处，但在传播力、把关人、互动机制等方面都有重大变异。尤以连绵不断的传播内容的信息涌现，形成网络传播领域里绚烂多姿的样态，进而影响网络传播中那些完全传承大众传播的“主流”传播形态，如“猫扑”“天涯”的部分栏目等。网络传播传承与变异的主要特征如下表：

续表

其实，无论在大众传播时代，还是在以人际传播为主导的时代，都曾无数次出现过具有涌现特征的传播事件，只是这些传播事件未能被当时或事后的研究者重视。为了深入研究网络传播的信息涌现现象，兹特将网络传播置于历时的维度，考察举几个典型的具备信息涌现现象特征的案例。

案例一：叫魂——妖术大恐慌^[7]

发生时间：1768年（清朝乾隆年间）

发生地点：中国浙江德清县

传播速度与波及范围：几个月的时间，由浙江开始，波及至江苏、福建、山东、河南，最后波及北京，一时间大半个中国都笼罩在“叫魂”巫术的阴影之下。

主要传播形态：人际传播（口语）、文字传播（纸质媒体）

事件内容：一名农夫为了置仇人于死地，委托浙江德清县造桥石匠造桥时将写有仇人名字的纸片贴在木桩顶部用大锤撞击。当时的人认为，这样能够给打桩时增添某种精神力量，同时纸片上写有名字的人便会因为被窃去精气而生病或死亡。受托的石匠为避免麻烦将农夫带上衙门，谁知，这一事件一经公开便在当地产生了广泛影响。人们把外来的流浪汉、道士、和尚都当成会使巫术的“叫魂者”抓到衙门。事件的迅速恶化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高度重视，急令各地政府严格控制社会舆论并加紧对造谣者的抓捕。这些措施并未有效控制叫魂的传播，人们对于叫魂者的恐慌很快蔓延开来。

案例二：美国“火星人危机”^[8]

发生时间：1938年10月30日

发生地点：美国

传播速度及波及范围：迅速波及美国大部分地区

主要传播形态：人际传播（口语）、大众传播（广播媒体）

事件内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了科学幻想广播剧《火星人进攻地球》，成千上万的听众信以为真。他们纷纷打电话给美国警察局或政府部门，询问火星人是否首先在美国东海岸着陆，并正在进攻地球。不少人奔走相告，一些人甚至收拾行装，乘车逃往西海岸。这起空前绝后的传播事件极大地强化了大众传播“威力无比”的神话。

案例三：芙蓉姐姐^[9]

发生时间：2005年5月

发生地点：中国

传播速度及波及范围：从2005年5月“芙蓉姐姐”在天涯发帖，并在博客中公开设个人空间开始，几乎每天至少有5000人在论坛上等待芙蓉姐姐的新图片出现，她的个人博客短时间内就达到10万次的点击率，其影响力波及整个中国“Internet”。

主要传播形态：人际传播（口语）、大众传播（报纸、电视媒体等）、网络传播。

事件内容：一名自称气质非凡、容貌出众、冰清玉洁的女生不断将自己挺胸提臀的照片发布到网络上，并讲述自己的各种人生经历（如多次考研不放弃、高考前发生车祸、骨折后仍醉心于舞蹈等）。因其自称“清水出芙蓉”，好事者便呼之曰“芙蓉姐姐”。人们对她的行为纷纷发表评论，有人认为她过于自恋，有人认为是自信，而绝大多数人以一种“凑热闹”的娱乐态度参与其中。“芙蓉姐姐”迅速成为网络红人，追随者特地为其成立了“芙蓉教”，还编写了《芙蓉姐姐扫盲手册》。各种传媒组织不断邀请她出席各种社交场合和演出活动，在现实生活中也造成了强烈反响。

案例四：“铜须门”事件^[10]

发生时间：2006年4月13日

发生地点：中国，“猫扑网”旗下“魔兽世界中国”论坛

传播速度及波及范围：数天时间便传遍了整个网络游戏世界，之后更迅速延伸至现实生活，引起国内主流媒体和海外媒体的关注

主要传播形态：人际传播（口语）、大众传播（报纸、电视媒体等）、网络传播。

事件内容：一位悲情丈夫声称自己的妻子“幽月儿”有了外遇，并且公布了妻子和情人长达五千字的QQ对话，慷慨痛斥与妻子有染的小人物“铜须”。随后，数百人在未经事实验证的情况下轻率加入网络攻击战团，其中有人建议“以键盘为武器砍下奸夫的头，献给那位丈夫做祭品”。天涯网站也贴出《江湖追杀令》，发布“铜须”的照片和视频，呼吁广大相关机构和单位，对“铜须”及其同伴甚至所在大学进行抵制。不招聘、不录用、不接纳、不认可、不承认、不理睬、不合作。在他做出彻底的、令大众可信的悔改行为之前，不能对他表示认同。短短数天之内，这支“哄客游击队”发展到了数万人之多。人们搜出“铜须”的真实身份和地址，用各种方式羞辱其尊严，把他逼出大学校园，甚至迫使其家人不敢出门和接听电话，令当事人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为了平息事端，“铜须”用长达六分钟的视频来否认桃色事件，而那位“受害者”丈夫，也承认对其妻红杏出墙的说法多有不实之处，从而请求网民取消追杀，但还是无法平息这场惊天动地的网络骚乱。央视也对这一事件作出了反应，批评网民的行为是“网络暴力”，但避免就第三者事件本身做出道德评价。而网民则在“天涯”组织起了新一轮的反击运动，抨击央视“支持骗奸人家老婆”，“如此贯彻八荣八耻教育，央视颜面何存”等，为众人在“铜须”事件中采取的围猎方式辩护。随后，海外媒体表达了高度关注。《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和《南德意志报》等欧美报纸，相继刊发报道，指责中国网民的做法是对个人权利（隐私权、情感和生活方式选择权等）的严重侵犯。《国际先驱论坛报》以“以键盘为武器的中国暴民”为题，激烈抨击中国网民的“暴民现象”。在西方人看来，这场虚拟事件正在演变成大规模群体性暴力，并已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不和谐音符。

上述传播事件皆具有涌现的特征，即：无明显的事发征兆，现实中某个事件或网络上某个信息的诱导，快速扩散，快速消失。而网络传播的涌现现象还具有显著的变异特征——事件更具多样性，事件发生更加频繁，事件迸发的力度更具强烈，事件扩张的范围更加广阔，网络与现实之间的互动更加深入。从2001年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网络传播涌现现象以来，雪村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木子美的《遗情书》，竹影青瞳、流氓燕以及仍在绽放的天仙妹妹，《2002年的第一场雪》《丁香花》《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带头大哥777”的股票博客等等，一系列网络传播事件在网络上骤然兴起、蓬勃汹涌、戛然陨灭。在今天，依然是前赴后继、连绵不绝。

以涌现现象为标志^[11]的网络传播将人类传播进程中的那些偶然的、常隐于心灵深处的非理性的传播渴望以及群体间通过虚拟方式相互依赖的互动及其影响力放大到前所未有的状态。网络在时间维度上将传统传播环境中的涌现之兴衰周期压缩至最小化，在空间维度上将涉及范围扩大至最大化。同时，网络使存在已久的涌现现象一改以往那种自生自灭、不被重视的格局，以“显象”的身份登上传播研究论域的“舞台”，迫使我们认真审视其起落的规律与动因。可以说，“涌现”就是网络传播的典型与普遍现象，在复杂科学的语境下，“涌现”更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是对传统的“还原论”的超越——而不是简单的反叛。信息的这种整体涌现性现象，要求我们走出简化范式所遵循的普遍原则、还原原则和分离原则的局限，进行复杂性的探索。在传播学的视野中，任何信息涌现事件都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对于网络传播的涌现现象而言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作为研究的对象，即将群体的“互动”作为信息涌现的动力机制。

四、互动——网络传播涌现现象的动力之源

“互动”作为传播研究论域中的题域本不新鲜，但之前的研究在基础层面上几乎都是以大众传播或者人际传播为潜语境的。因此，我们才有理由认为以往的许多成熟概念和说法其实并不适合网络传播。“当今的传播学者一般是从互动行为过程而不是概念上对‘互动’的内涵加以理解，认为传播互动的行为本身是一种媒介与受众的相互作用的流程，大众传播所进行的信息传递活动，以传播者搜索、制作、传输信息内容开始，以受众接触、接受信息并做出反应或反馈而结束，在这个过程中传播者成为信息的‘过滤者’‘守门人’，受众则被称之为‘信宿’‘目的地’。大众传播在运作过程中促成并显现了两者的相互关系。这种解释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大众传播的特征，是对大众传播流程中的互动方式所做出的简要的说明。而随着对传播理解的加深，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大众传播不仅不是媒介的单向发射，相反，其中的许多问题，如编码、释码、译码的差距，对媒介的某种选择，不同态度的形成……都植根于传收互动之中，是这种关系的显在表象，因而需要给予更多关照。”^[12]正如保罗·萨福等学者所说：“‘同其他人发生联系’——进行跨越时空的互动交往，是网络传播方式的本质特征。”^[13]“具体地说，网络互动是指处在信息传递两端的行为主体（个人或组织）、借助于网络符号及其意义实现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信息交流过程和方式。”^[14]

综观人类传播发展的进程，技术一直是推动传播形态发展的重要力量，尽管“技术”本身被深深地烙上了“理性”的印记，但技术的发明、发展同样是以人的“非理性”作为其原动力的。

“Internet”的重要奠基者英国人伯纳斯·李^[15]在1980年编写“Enquire”的信息处理工具时一定没有想到后来它带给人类的巨大影响，那些出于兴趣、梦想的执着、热情与无私的“非理性”行为在与“理性”的互动中孕育了“Internet”。理性的技术可以产生简单的规则，而简单的规则是构成复杂系统的必要条件，这是涌现的物质基础。对技术的发明者而言，内心非理性冲动与技术理性之互动产生的行为，以及这项技术本身与全体应用这项技术的人的内心需求之间最大限度的互动，是“Internet”日趋完善、影响渐深的动力源之一。从窄带到宽带到移动，从Web1．0到Web2．0，从文字搜索到语意搜索等，人类传播史没有一种传播形态像网络传播这样如此依赖技术的进步和变化。

网络作为传播形态，其构成的充要条件是虚拟群体间的互动。个人不再以之前大众传播中的传者、受者、把关者等相对明确而又单一的角色参与网络传播，而是动态地、非线性地、能动地且角色多重地参与网络传播。在由“Internet”构建的海量信息里，所有个人的媒介行为都是其理性与非理性相互交织、冲突、权衡、博弈的结果。这种媒介行为的内在缘由，可以从既往的把人作为研究之理性主体的那些形而上的理论中获得部分解释。而另外的部分，则要从那些常常是偶然的、无法测度的非理性行为中去找寻。网络传播中的虚拟群体媒介行为乃是参与信息传播的每个人在理性与非理性的交织中多向度互动而产生的结果。其中，尤其是那些非理性的个体行为在经过参与者之间的多向度、多层级而又多次数的互动之后变得愈加复杂。也正是这种复杂性，才使得网络传播的信息涌现现象层出不穷而又不可捉摸。“铜须门”事件中“受害者”丈夫先披露、后澄清的行为，广大网民对其不依不饶的疯狂，无不证实个人非理性媒介行为的复杂，以及群体互动中每个人非理性媒介行为经过互动“裂变”后的能量。

每个人，首先是现实社会的人，然后才是“网络社会”的“人”。所以“Internet”无法摆脱与现实社会的互动。网络传播之涌现，其诱因既可以来自现实社会的事件和信息，也可以直接在网络上以信息的方式臆造和滋生。虽然，所有信息涌现现象的诱因都可归为网络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动，但是，网络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非理性的媒介行为的互动愈广泛、愈深入，则其作为信息涌现所产生的威力便愈猛烈。事实上，网络中的“人”依托交流而形成虚拟群体——就是以网络为沟通媒介，以各种虚拟社区为平台，以相同或相似的兴趣、价值观、思想为纽带而形成的“数字化人”的群体。虚拟群体具有传统意义上的人际群体的一般共性，同时又具有网络环境下的新特征。虚拟群体的真实主体就是人际群体，虚拟群体的所有行为无法摆脱人际群体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人际群体总是会在某种条件之下、某种环境之中、某种语境之内，出现集体无意识、相互暗示感染、情绪化、从众随大流、角色扮演与自我表现、责任感弱化、群体归属感等表现与行为（这些，已成为当下部分研究网络传播涌现现象的主要论据之一）。

网络传播平台（媒体）乃是互动的平台，而基于网络的互动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互动——基于网络的、传播意义上的互动乃是虚拟群体间的互动，而且这些虚拟群体是由一个个匿名的、潜在的且互为传者和受者的个体相互连接而成的。这也就意味着，虚拟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有可能是脱离了他者监控的，最容易暂时性脱离日常理性化的“行为主体”。传播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告诉我们，互动的频度和密度与传播行为的非理性化有一定的正相关性。当人际群体置身于网络这个巨大的互动平台之中时，其“表现与行为”在网络交流的匿名化、多样化、充分自由化、平等化、弱规范化等因素的“催化”与“搅拌”下，那些既是传者又是受者的虚拟群体中的个体，在其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非理性现象与行为则成为必然。

一旦个体的这种非理性的传播行为通过虚拟群体间的相互影响而蔓延，便会很快引起群体效应，引发巨大的爆发力。这种个体之间、群体之间非理性的相互激发便会“聚变”出个体内在的冲动（或“暴力”，这亦是目前许多讨论网络传播现象的文化、社会、政治的习惯说辞），个体和群体间联合起来的“冲动”往往具有排山倒海的壮阔气势，于是，基于互动且主要是非理性传播之互动的群体动力便这样产生了，一个根本无法度量其时空范围的信息涌现场也因此而形成了。

一直以来，大众传播中的媒介充当着传播国家意识形态、引导社会舆论、普度众生的角色，同时也坚持以理性的媒介行为影响大众的观念与行为。即便是美国“火星人危机”中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科学幻想广播剧《火星人进攻地球》时所抱定的动机也仍然是理性的。至于由此引发的涌现现象，则是受众群体非理性的响应。网络时代，传统大众媒体和网络上那些以传统大众媒体姿态或秉承传统大众媒体宗旨的媒体，在遭遇网络传播之涌现现象时，无一例外地会卷入其中，会与那些早已变异于传统大众媒体的网络媒体进行自愿或违心的互动。尽管其动机与做派完全是理性的，但在网络群体非理性媒介行为的裹挟之下亦无法控制或引导涌现现象的起伏和动向，有时甚至会成为涌现现象继续扩展的新诱因。比如“铜须门”事件“央视”的反应与作为，在该涌现现象中的结果就显现出这样的端倪。

在传统传播研究论域中，意义是重要的研究范畴，符号是解读意义的绿色通道。但在“Internet”中只有信息可以连接信号与符号，进而打通信号与意义的阻隔。信息可以实现定量与定性的转换（可以通过样本的实证研究间接度量涌现兴衰的“曲线”）；实现技术与人文之间的跨越；实现观念与现实的映射。网络传播的核心要素是信息而不是符号，但人作为符号的动物其观念的世界亦无法脱离符号的“统治”。可以将现实世界、网络世界、观念世界“链接”起来的唯一法宝仍然是“互动”。

非理性创造热情与理性技术之互动形成的简单规则架构了复杂的网络系统；虚拟群体与人际群体之互动划定了人之存在的要义以及对历史的延续；网络传播与传统传播的互动使本来已经复杂的过程愈加有利于涌现的滋生；网络传播形态与传播内容的互动、符号与意义的互动促成了“信息”作为涌现的基本要素。各种形态与不同层级的互动最终奠定并驱使在网络这个复杂系统上，类型繁杂、数量巨大、连绵不断的网络传播涌现现象的迅速兴衰。

总之，网络传播涌现现象的研究已经表明：“我们确实是进入了一个由存在到演化、由绝对到相对、由解决单一层次问题到面临跨层次问题挑战的时代，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确定性终结的时代，一个由永恒向暂时性转型的时代，一个由一元性向多元性嬗变的时代，更是一个我们必须学会在演化中把握存在、在存在中应对演化的时代，一个在不确定性中理解确定性，在确定性中应对不确定性的时代，一个在暂时性中寻求永恒的时代，一个强调多元却又不是消解一切本质的时代。”^[16]网络传播的涌现现象与互动，应该进入网络传播的学科视野并作为基本观点，其合理性、必然性与合法性已日渐明晰。针对涌现现象兴利除弊的讨论与文化层面的攀附固然重要，但其内在规律与动力机制的研究却不容忽视与怠慢。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8期］

【注释】

[1]张嗣瀛：《复杂性科学，整体规律与定性研究》，载《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2005年1月第2卷第1期，第72页。

[2]“在复杂性理论中，涌现是用以描述复杂系统层级结构间整体宏观动态现象的概念。涌现性是指那些高层次具有而还原到低层次就不复存在的属性、特征、行为和功能。也就是说，涌现是在复杂系统中的行为主体根据各自行为规则进行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没有事先计划但实际却发生了的一种行为模式。即整体行为模式不能根据其个体行为规则进行预测，或整体模式不能还原为其个体行为。涌现即新质或整体质的产生，是整体有而部分无的特性。”（［美］约翰·H．霍兰，陈禹等译：《涌现：从混沌到有序》，上海：上海科学出版社，2006年。）
复杂适应系统乃是霍兰在展开涌现性研究时对免疫系统、生态系统、神经网络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Internet”系统等的共同冠名。在霍兰看来，复杂适应系统的涌现正是一个从混沌到有序的过程。“这些系统在相互作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显示出协调运作性，并能够发挥出大于部分之和的特性，使体系持续生存和正常运行。”（［美］约翰·H．霍兰，周晓牧、韩晖译：《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3]［德］马克斯·韦伯著，于晓、陈维纲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5页。

[4]［德］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8页。

[5]［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第5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7页。

[7]［美］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8]董天策：《传播学导论》，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12页。

[9]相关数据参考自：http：//www．nettx．com．cn/CulNews/t/2005－07－06/1142136003．html

[10]《海外媒体关注铜须门事件，抨击中国网民是暴民》，来源：新浪网，http：//tech．sina．com．cn/i/2006－06－08/0849980285．shtml。

[11]有时，网络传播研究会采用“病毒式”传播这个概念去指代“涌现”，这是复杂系统“涌现”概念以生物学为语境的一种“隐喻”。

[12]孟威：《网络互动：意义诠释与规则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5年，第13页。

[13]胡泳、范海燕：《网络为王》，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219页。

[14]孟威：《网络互动：意义诠释与规则探讨》，版本同前，第17页。

[15]1980年，在加入日内瓦的CERN（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后他开始研究“Internet”。作为一名软件工程顾问，他编写了一个名为“Enquire”的信息处理工具，它就是WWW的最初概念。经过一番努力，1989年，伯纳斯·李在“Enquire”的基础上提出了利用“Hypertext”（超文本）重新构造信息系统的设想，并设计出在网络中供多人同时管理信息的超文本文件系统。1990年，他在当时的NextStep网络系统上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络服务器（Web Server）Http和第一个客户端浏览编辑程序World Wide Web（WWW）。同年12月，CERN首次启动了万维网并成立了全球第一个WWW网站info．cern．ch（至今仍是CERN的官方网站），第二年万维网开始得到广泛应用。在此之后，又相继制定了互联网的URIs、HTTP、HTML等技术规范，并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非盈利性互联网组织W3C，一直致力于互联网技术的研究。
2004年4月15日，在芬兰的埃斯波市，芬兰技术奖基金会将全球最大的技术类奖“千年技术奖”授予了现年49岁的英国物理学家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这位万维网（World Wide Web）的发明人在成为世界上首位“千年技术奖”得主的同时，也获得了生平最大的一笔100万欧元的奖金。当人们每天打开电脑，感叹着互联网强大的同时，很少有人想到这一切竟是由一人之力创造的。然而，比他的发明更伟大的是，伯纳斯·李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为“WWW”申请专利或限制它的使用，而是无偿地向全世界开放。

[16]刘劲杨：《穿越复杂性丛林》，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