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教育在中国

刘海贵

差不多与改革开放同步，传播学被引入中国及中国传播学教育的发展历程恰好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从大量相关论文的发表，专著、教材与译著的出版，再到传播学本科、硕士、博士专业点的建立，以及国内国际研讨会的频频召开，直至后来全国传播学会的成立、国家重点研究基地的设立、国家重点学科的诞生等等，这一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学科发展轨迹，既表明了以往的曲折，也展现了未来的光明，笔者1993年6月在台湾召开的“中文传播研究暨教学研讨会”所做的学术报告中曾概括的16个字：“起步较晚，发展迅速，困难不少，前景看好”，至今仍为学界共识。

一、历史：从悄然起步到蓬勃兴起

中国引入传播学学科并开展这一学科的教育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悄然起步阶段

在我国，最早接触并介绍传播学的学者当属复旦大学的郑北渭教授。早在1957年，他就和几位同事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所办刊物《新闻学译丛》上翻译介绍过传播学相关内容，但一直未能形成气候，因为当时政治运动不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破坏，新闻学教育研究招致毁灭性摧残，新闻学理论只是“阶级斗争工具”“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等等的代名词。新闻学尚且落到如此境地，传播学的引入和教育研究的兴起也就根本不可指望。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重大发展的传播学，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未能在中国这块沃土上落地生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宣传结束，中华大地，万象更新，新闻媒体和新闻理论教育界的广大从业人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解放思想，大胆接触、探索各种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与此同时，自然也对蕴含强大生命力的传播学以空前欣喜、渴望的心情予以关注。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郑北渭率先于1978年7月在《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上发表《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两篇文章^[1]。同年9月，由陈韵昭教授领衔给复旦大学新闻系本科生高年级学生开设传播学讲座和选修课，首次让传播学出现在中国大学的讲台上。陈教授讲授的内容主要有：传播的含义、传播的发展史、传播的构成因素、传播路线与符号传送、传播的回馈、传播中“把关人”等，数以百计的学生怀着极大的兴趣争相选修此课，数十位各地高校青年教师相继来到复旦大学进修此课。该年10月，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内以芳美教授应邀到复旦大学作了题为“日本公共传播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演讲。这个过程可谓传播学正式登陆中国，是中国传播学教育与研究的序幕。值得特别肯定的是，在这其中，复旦大学新闻系在中国传播学的引入与教育的创立上的领头羊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2．蓬勃兴起阶段

到了1979年，第二次浪潮再度掀起，张隆栋、郑兴东、陈仁风、张藜、姜克安、王泰云、居延安、俞景璐、俞旭等京沪一批知名学者发表大量学术论文，将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传播过程理论、传播效果理论、传播受众、传播学分支理论、符号理论、把关人理论、传播社会功能及传播方式等，系统、详尽地予以介绍和阐述。

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各行各业生机勃勃，同样，中国的传播学教育研究的活力也日益增添，一个以“请进来、走出去”为形式广泛进行学术交流的局面也逐步形成。1982年5月，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顾问、传播学权威宣伟伯同他的学生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系原系主任余也鲁教授，应邀在广州、上海、北京的大学新闻系和新闻研究机构讲学，我国领导人曾会见了他们。1983年6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奇科分校传播系主任祝基滢访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与该系部分教师座谈，交流大众传播教学过程中的主要问题。1984年6月间，美国夏威夷大学新闻系主任约翰·路特教授及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传播系主任爱德斯坦教授到复旦大学讲学。美国学者W．赛费林作为富布赖特计划的一部分，专程到复旦大学开设为期一学期的大众传播学课程。与此同时，中国传播学者参加国际传播学理论界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日趋频繁，从1982年复旦大学郑北渭教授应邀赴美国夏威夷和日本横滨参加国际传播理论讨论会并宣读《变化中的报纸与变化中的新闻理论》起，至今每年均有数十位中国学者赴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进行学术交流。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各地新闻传播系所和新闻单位，每年均会派出近百位学者去国外访学、进修传播学。据粗略统计，迄今为止，先后派出的访学、研修人员已达二千余人，目前各地院校传播学专业的“掌门人”，基本上均为这些访学、研修学成归来的人员。

3．健康发展阶段

中国与世界各国、各地的传播学者之间的广泛接触和交流，其本身就是一种人际传播活动，更是一个促动，促使中国传播学教育研究健康、快速的发展，一时间，中国出现“传播学时髦、吃香”现象。

据初步统计，仅1982年到1985年期间，中国学者发表的关于传播学研究的文章就达200余篇，出版译著和教材近20本，主办的学术研讨会10余个。

继复旦大学新闻系后，中国人民大学、中科院新闻研究所、暨南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理工大学、郑州大学、兰州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相继开设了传播学课程。从1985年起，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系所，充分发挥“工作母鸡”的作用，培训各地新闻院系前来进修传播学课程的教师，迄今为止，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就先后接纳了400余位。这一“滚雪球”方式产生了极大效应，据统计，目前中国高校设立传播学教学点的已接近五百个，甚至连一些师范专科学校、职工技校、民办大学等也设置了传播学的相关课程。

同时，有关学校还将传播学的教学撒向社会，不失时机地为社会举办各类形式的培训班、进修班，使社会各界数以万计的人员接受、掌握了传播学科知识，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1989年首次举办的公共关系函授班，因为是以讲授传播学内容为主，学员学习热情高涨，首期参加学习的人员就达8000余名，后又办了3期，学员超过3万。

二、现状：诸多问题尚待解决

传播学在中国已经落地，或者说，中国已经接受传播学，这是不争的事实；传播学教育在中国发展的总体状况也属健康、积极，也是令人满意的。

但是，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必须引起重视，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制约因素，应当尽快着手解决。

1．教学水准未见提升

2006年8月19日在深圳大学举行的“’06中国传播学论坛”上，我国著名新闻传播学者吴文虎教授指出：“中国现在的传播学教育是比以前有很大发展，教学点多了，会讲这门课的人多了，但水准本质上与上世纪80至90年代没有两样。要下决心研究传播学理论，特别是原创理论，要敢于挑战前人，学科理论上要有突破。”

确实，我国目前传播学教育在量上比以往有很大的长进，但质上进步不明显，仍处于介绍、评价西方传播学和探讨中国传播学理论体系的初级阶段，且介绍、评价的大部分是“通论”“概论”一类，尚缺乏对大众传播学各个主要学派、主要领域以及主要研究方法的专门性评述，尤其是对国际传播学界最新研究动态和成果关注、采集不够。对中国传播学理论体系的探索、建设也没有标志性成果，尚未形成有本土特色的传播学教育和研究方法，少有代表人物和学派。建设高素质、高水准的教学团队刻不容缓。

2．培养目标没有理清

目前中国普遍奉行的传播学培养目标是传递文化知识、培养学生传播学术能力、发展学生职业技能，以及重塑社会价值。这一目标含混不清，请问：传递文化知识非传播学专业莫属吗？传播学术能力为何物？职业技能又专指什么？等等，显然这一培养目标没有特指性。于是，多年来，中国的传播学专业到底该从本科阶段还是从硕士研究生阶段开始设置、毕业生应具有什么样的素质均未明确。2003年11月在合肥举行的全国新闻传播教育年会上有个主要议题，即传播学专业的设置应当放在本科生阶段，还是放在研究生阶段。300余位与会学者争议颇大，虽最后未形成一致意见，但大部分学者还是认为，应建议教育部将传播学专业设在研究生阶段。

目前，中国大部分院校的传播学专业均设在本科生阶段。至于为什么要设在本科阶段、课程设置针对性如何、学生毕业后该从事什么职业等等，则至今没有搞清楚。于是，教学上从一开始招生到4年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直至毕业去向，几乎与新闻学专业没什么两样，导致师生与用人单位一片困惑，越来越多的人士甚至质疑：照这种路子走下去，本科生阶段还有必要设置传播学专业吗？

对于传播学科的理论体系规范与完善、传播学教育的理念与做法、传播学基础课程的设置、学生的实习途径、单位与毕业去向等，都到了花大力气作专题深入研讨的时候了。笔者认为，传播学学理性相对强些，对研究问题的诉求相对高些，放在研究生阶段较为适宜，且国外也基本是设在研究生阶段。培养目标应是媒体及社会从事新闻传播工作的高端人才，其发现问题、设置议题、统筹兼顾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非一般新闻传播从业人员可比。目标是旗帜，是方向，是一切活动的统帅，含混不得。

3．科学研究尚无起色

对于学科发展而言，教育和科研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20余年来，中国在传播学的科研方面，虽然国家也投了一些钱，许多学者也一直在努力，但拿得出手的科研成果少之又少，甚至还在是搞“大传播学”还是搞“小传播学”等问题上争论不休（前者强调建立一门宏观传播学，以沟通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横向联系；后者强调建立一门相对狭义、微观的传播学，以区别于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二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所虽然也建立了传播研究中心之类的机构，但大都未能正常开展工作，也鲜有向受众或政府提供有价值的咨询报告，建立如西方盖洛普一类的民意调查机构则更是遥遥无期的事情。以前人们曾总是感叹：传播学总是在空中飞，何时才能在中国落地？现在人们则又感叹：传播学虽然在中国落地了，但何时生根、开花并结出果实？

4．教材建设明显杂乱

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的传播学者在教材建设上是尽心尽力的，也出了近百本教材或译著，其中较具水准和影响的有如下几种。

（1）复旦大学新闻系居延安教授所著的《信息·沟通·传播》，1986年3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较系统地介绍传播学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命题，重心落在理论与应用的交叉点上，能使理论界和传播媒介工作人员及大学生较容易对一门生疏的新学科产生认同感。该书属中国学者最早自编出版的传播学教材，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2）戴元光、邵培仁、龚炜三位教授编著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1988年6月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立足于适应中国目前教学、研究与应用的需要，作者把新的研究角度、立体思维方法同传统研究方法相结合，在近35万字的较长篇幅里，融史、论、应用为一体，在传播学与其它学科的交叉点上建立自己的理论研究体系，使该书既能反映传播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又展示传播学研究的现状和趋势，既阐述传播学的理论意义，又介绍该学科的应用方法，是国内目前公认的一本较好的传播学教材。

（3）颜建军等四位学者翻译的《大众传播通论》，1989年2月由华夏出版社出版。该书不只是总结他人的研究成果，还在含义、大众文化、新闻自由等概念上，有独到的分析和充分的理解，并还推出一系列新的理论课题，如把人类传播解释为一种生物社会的传播过程，以及由此引出的推论——大众传播效果的“意义论”，对开拓我国读者和大学师生的思路帮助很大。

（4）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陈崇山、弭秀玲教授主编的《中国传播效果透视》，1989年3月由沈阳出版社出版。作为进行民意调查研究并加以实践的先行者，陈崇山、弭秀玲怀着科学的态度，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排除干扰，奋力前行，一次次地进行大规模的受众调查。该书是一本历史的记录，并对今后中国舆论发展史会有很大的助益。

（5）张国良教授翻译的《大众传播社会学》，1989年11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为日本著名传播理论权威竹内郁郎教授主编，全书集中体现了用社会学的观点、方法研究新闻传播事业这一当代大众传播学最重要的特征。该书既有各派学说的介绍，又有作者个人见解的阐述，既有理论性的剖析，又有应用性的探索，与美国学者的同类书籍风格迥异，各有千秋，比较接近与适合中国国情。

近十年来，又有沙莲香等主编的《传播学》、钟文与余明阳主编的《大众传播学》、郭庆光主编的《传播学教程》、郭镇之主编的《北美传播研究》、李彬主编的《传播学引论》、张隆栋主编的《大众传播学总论》、刘建明主编的《舆论传播》、段京肃主编的《传播学基础理论》等数十本教材和著作，较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传播学的繁荣和教材建设。

但是，对外交流有限、最新资料信息缺失及诸多自身原因，导致中国目前传播学教材建设呈表面繁荣、实质薄弱的现象，全国公认的佳作不多。教育部非常重视传播学教材的建设，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下达任务，拨专款、组织专门人员撰写传播学全国统编教材，由我国著名新闻传播学者、暨南大学教授吴文虎先生任主编，但因种种因素，此项目至今尚无结果。审视眼下中国传播学教材的混乱局面，统编教材及其权威性力作的编写的话题不是重提，而是到了真正落实的时候了。

上述问题所形成的现状，既使人们看到中国对传播学教育与研究的积极态度，又使人深感中国传播学教育、研究尚未跳出低水平的状态及面临的种种无奈。

三、展望：前景一片光明

中国在春秋战国和先秦两汉时期，传播活动就非常活跃，五千年的华夏文化奠定了中国厚实的传播基础，因此，诞生于西方的传播学科不仅能在中国这块沃土上落地、生根，而且一定会开花、结果，茁壮成长；传播学教育和研究也将迎来更好的发展。看好这一前景的理由主要有三：

1．开放政策好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正视并纠正了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制定了深得民心和国际社会普遍赞誉的改革开放政策，注意吸取西方及整个人类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研成果，中国民主政治空气日趋浓厚，逐步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良好气氛与政治环境。同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中国人民和中国学者的思想大解放，深感往日闭关自守所造成的落后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极大地迸发出勇于探索和研究西方文化成果的热情。敞开了的中国大门迎来了西方的新思潮、新思想、新理念，同样也就迎来了伴随着这个潮流涌入的传播学。特别是受1992年年初邓小平先生南方讲话精神的激发，中国人的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中华大地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令世人瞩目，与此同时，也给传播学的教育与科研注入了新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又掀起了两次自著和翻译传播学著作的出版高潮，出版各类书籍达300本。在传播学高层次人才培养上也取得了实质性的起步，1996年我国有了第一批传播学的硕士和博士授权点，目前传播学博士培养单位已达10家，硕士培养单位40余家。1997年6月，国家将传播学正式列入社会科学的学科目录，将传播学与新闻学并列提升为一级学科，结束了长期来对传播学的各种非议和否定。2002年6月，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传播学研究分会（中国传播学会）在上海成立，同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宣告设立；2005年2月，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传播学分会又获准成立。2006年在深圳大学召开的“’06中国传播学论坛”收到论文250余篇，超出以往历届年会的数量，为期两天的会议分设“传播理论与历史”“媒介生态与社会进步”“传播体制、法规与伦理”“国际与跨文化传播”等20个会场，盛况空前。由此，中国传播学教育研究再次显露强劲势头，这一切皆归功于我国坚定不移、坚持不懈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

2．市场需求大

改革开放20余年，可谓是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光辉灿烂的大发展时期。目前，中国有报纸2100余种，杂志九千余种，广播电视台近万台，互联网发展几乎与世界同步，现有网民1．23亿，其中宽带网民接近三分之二，调查显示，中国互联网发展进入了又一个快速发展期。中国已进入宽带时代^[2]。手机等新媒体发展势头更是迅猛。大众传播业如此快速发展，必然呼唤理论上的指导，也必然产生一系列需要研究和解决的课题。因此，借助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来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便属十分自然，而加快发展与推进传播学的教育和研究，也就属题中应有之义。

3．学科共性多

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传播事业及大众传播媒介，可能因为制度和国情的不同，媒介职能和学科研究侧重上会存在一些不同之处，例如，西方有些学者研究传播学的目的主要是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资产阶级统治地位，其研究的焦点主要是在受众个人对媒介传播信息的反应，以及从量的方面进行数据处理的某些问题上，其研究方法总的说来是行为主义、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有些学者还回避大众传播媒介的所有权和控制问题，对传媒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也讳莫如深。但是，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新闻传播事业都承担着社会信息流通的任务，有着更多共同的课题需要研究。再则，从世界学科发展的总趋势看，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性、交融性也在加强，在研究传播学的同时，将其与社会学、新闻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进行交叉、交融性的研究，则可能大大丰富和发展传播学。

因此，要发展社会主义的传播事业和传播教育事业，创建中国的社会主义传播学，首先就必须借鉴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如从传播学的研究对象、理论、方法上看，包括他们的社会调查、实验法、内容分析法以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都具有科学性和借鉴价值。其次，在研究传播学的同时，强调交融性原则，将传播学与社会学、新闻学等学科结合在一起研究，既发展、丰富了传播学本身，也可能发展、丰富了社会学、新闻学。2003年11月在合肥举行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会上，针对长期来我国新闻学者与传播学者互相排斥、主张切割的现象，笔者在大会发言时倡议：“新闻学与传播学都是具有相当发展潜力与空间的学科，且两门学科间有诸多的共性，即一定的血缘性。不要人为地将两门学科对立，应本着负责和积极地精神，做一篇1＋1＞2（新闻学＋传播学＞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大文章。”得到了三百余位与会者的积极响应。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认为，中国的传播教育、科研和应用，都会有一个健康、积极的发展。由于现实国情和传统的原因，中国可能更注重以较为实际的行为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发展传播学，至少目前应该是这个思路，可能更突出评价、消化和修正西方传播学理论，不搞“拿来主义”，不要全盘接收，而是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尤其注重研究、借鉴日本等国和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的研究方向和重点，通过进一步增进国际、国内交流及不懈地实践与探索，最终建立起社会主义中国的传播学教学、研究模式与完善的理论体系。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12期］

【注释】

[1]复旦大学新闻系：《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年。

[2]《中国互联网发展迅速进入宽带时代》，载《解放日报》2006－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