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世界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内涵

直接将媒体与世界主义理论嫁接的概念是“虚拟世界主义”。最早对这一概念进行较为明确的阐述的是美国学者布雷·麦克尤恩和米利亚姆·索夫雷—丹顿。

麦克尤恩和索夫雷—丹顿2011年开展了一项关于“虚拟的第三种文化”（virtual third cultures）的研究。这项研究认为，随着以计算机为媒介的跨文化传播的增多，特别是社会化媒体的兴起，出现了话语杂糅的文化。麦克尤恩和索夫雷—丹顿研究的焦点是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传播是如何助力“虚拟世界主义”和“虚拟的第三种文化”的形成。具体而言，就是网络传播如何帮助希望获得社会和文化资本的个体变得更加世界化。这两位学者研究了个人用户如何使用社会化媒体创造新的虚拟文化空间，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人种志数据的分析，阐释了一个跨国、跨文化的群体如何利用社会化媒体创造虚拟的第三种文化空间。

麦克尤恩和索夫雷—丹顿沿用了汉森等学者对世界主义的定义：世界主义指的是一个不断迁移、充满活力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人们既忠诚于已有的认知，同时又对新事物表现出开放的态度（Hansen et al，2009）。在此基础上，这两位学者认为，世界主义可以经由媒介化的社会空间来辅助，在这样的空间中，人们能够跨越文化的障碍。由此，麦克尤恩和索夫雷—丹顿得出了“虚拟世界主义”的定义：虚拟世界主义是由媒介化的社会空间促成的世界主义，在这样的社会空间中，文化和社会资本可以通过社会化媒体网络传递。与实体的世界主义相比，虚拟世界主义允许更大范围的跨越国界的观点传播。麦克尤恩和索夫雷—丹顿同时指出，“虚拟世界主义”延续了世界主义的精英路线，因为人们需要具备加入虚拟社区的资源，例如技术入口、语言能力和一定的跨文化知识。这些障碍决定了谁可以获得虚拟世界公民的资格并享有网络上的文化（McEwan et al，2011）。

两年后，索夫雷—丹顿和巴尔丹又给出了这样一个关于世界主义的定义：世界主义是一个道德的、哲学的框架，我们可以通过它在一个更人道的世界里想象人类和媒介化的跨文化传播（Sobré-Denton et al，2013）。2015年，索夫雷—丹顿继续此前的研究，提出世界主义这一概念旨在告诉我们，人们属于一个比所在地区更广阔的世界，在扎根本土的同时应形成全球意识。他把虚拟世界主义置于新媒体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将之描述为一种社会公平运动进行跨地区和跨国社区构建的手段。索夫雷—丹顿认为，社会化媒体有助于“全球—本土”向世界的转向，允许个体参与虚拟社区构建，参加建立全球公民身份的传播。索夫雷—丹顿的研究定义了虚拟世界主义的后殖民主义途径，聚焦于“草根世界主义”或“底层世界主义”，对基于社会化媒体社区构建的草根运动进行了批判性分析（Sobré-Denton，2015）。

国内最早探讨“虚拟世界主义”概念的是史安斌。在归纳美国学者关于世界主义与虚拟世界主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认为，虚拟世界主义是世界主义在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升级版，如果实体的世界主义被称为“世界主义1.0”，那么虚拟世界主义就是“世界主义2.0”。他将“世界主义”与中国古代的“天下”理念相对照，认为在全球化、媒介化的中心原则下，由于互联网和移动社会化媒体平台及各类新闻频道的日益丰富，“超国家”和“跨文化传播”成为每位“世界公民”（或“天下百姓”）的生活常态。虚拟世界主义描述的就是新媒体时代数字版的“天下”理念（史安斌，2016）。

根据以上有关虚拟世界主义理论形成过程的阐述，笔者将这一理论的内涵归纳为：虚拟世界主义是由媒介化的社会空间促成的世界主义，在这样的社会空间中，文化和社会资本可以通过社会化媒体网络传递。虚拟世界主义是世界主义的衍生概念，它把媒体置于中心位置，强调媒体（特别是社会化媒体）在全球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化媒体方便了全球与本地的对接与转向，允许个体参与虚拟社区的构建，并通过互相交流建构全球公民身份。虚拟世界主义是数字版的世界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和理念。

虚拟世界主义是世界主义的延伸，它继承了世界主义理论的基本内涵和意义，同时特殊强调了传播技术和媒体的作用。一方面，世界主义与虚拟世界主义同时存在于全球与地方的张力中，而文化被假定为动态的；另一方面，世界主义不一定与技术、媒体有必然联系，而虚拟世界主义则以新技术和媒体平台为核心。但是，更进一步，通过互联网将物理上、文化上隔绝的人们连接的技术和能力不会必然或自动地产生世界主义、全球／本地身份和公民行动。仅有跨文化的联系不一定增强跨文化传播能力，连通文化疆界的技术能力也不必然通往虚拟世界主义。为了利用“虚拟世界主义”可能提供的社会公平，必须在全球与本土的辩证张力中注入以下三个要素：对社会和政治参与的要求，全球化背景下的重要活动家的想象力，新兴草根和本土行动主义的能力与要求（Sobré-Denton，2015）。

本书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互联网的普及，特别是社会化媒体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和流行，“虚拟世界主义”正在逐渐走下精英主义的神坛，进入普通大众中间。跨国、跨文化的交流逐渐成为世界公民的生活常态，因此，新媒体特别是社会化媒体背景下允许信息和观点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自由流动，同时将世界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虚拟世界主义理念就显得尤为重要。

虚拟世界主义的概念为本书的研究与写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首先，它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延伸了具有悠久历史及东西方传统，并为众多学科所深度阐释的世界主义理论，为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对话搭建了一座桥梁。其次，它把媒体置于中心位置，较好地概括了社会化媒体时代不同国家、地区之间传播的新特征，使本书的研究拥有较高的起点和基础。第三，它强调了技术的驱动作用，这是近几年来全球新闻生产传播变革的主要动因之一，为本书归纳新闻生产流程的形成拓展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