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生产研究

对于新闻生产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中期功能主义的观点，主要是呈现新闻组织受到各种社会力的多重影响，包括经济力、政治力、新闻来源、阅听人等。功能主义观点把媒体描述为一个庞大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其中媒体组织和阅听人是平等且平行的实体（Tuchman，2002）。为了回应并适应外在力量，新闻组织必须建立一套内部的作业程序来完成每天的新闻工作（McQuail & Windahl，1993）。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兴起新闻生产研究热潮，强调新闻是制造出来的；新闻如何制造不是由个别记者的态度来决定的，其主要因素是新闻机构的组织情境以及所处社会的脉络背景；新闻生产的行为是现实本身的建构而不是现实的图像的建构（Altheide，1976；Gans，1979；Tuchman，1978）。在此基础上形成新闻生产研究的三种传统，即政治经济学、现象学和民俗方法论、文本研究（Schudson，1991），这三种研究传统在经验性研究中选择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呈现并行发展态势，后来趋于对相同的研究主题提供互补。

国内学术界一些学者延续了美国新闻生产研究的思路，认为新闻生产其实是新闻体制的构成因素（潘忠党，1997），用充分的细节来叙述新闻生产活动，从而考察蕴含其中的权力关系的特征（陆晔，2003），指出新闻生产的控制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技术等（张志安，2006）。也有学者借用吉登斯的社会构成“结构化”理论，认为新闻生产的结构性特征是新闻工作者获取新闻消息并对其加工、扩散的专业工作，凭借这项工作来获得社会对于新闻职业的认可，把新闻生产的实质归结为配置性资源（消息源）、生产规则（新闻生产规范）和权威性资源（社会的关注和信任）三个要素（王辰瑶，2010）。

近几年来，新媒体特别是社会化媒体的兴起使新闻生产研究呈现出与以往迥异的图景，受众参与对专业新闻生产的影响被突出强调。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社会化媒体对主流媒体的影响（Newman，2009）；后工业时代新闻业如何适应传播环境变化（Anderson et al，2012）；新闻业正从由官方信源和专业记者主导的相对封闭的新闻生产系统转型（Picard，2014）；数字媒体时代新闻采编室如何创新（New York Times，2014）；记者和受众之间存在“互惠”关系（Lewis，2014）；互联网为新闻生产的“脱域”提供了可能（操慧，2012）等。

相应地，对于新闻生产的研究路径也有新的变化，笔者经过广泛阅读文献，梳理出以下四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路径：

1.传播模式路径

一些学者从传播模式的角度对传统新闻业和新媒体新闻业进行对比研究，以总结新的传播模式的特征和发展趋势。最典型的是美国传播学者亨利·詹金斯等提出的可准确概括全媒体新闻特征的“延展型媒体”（spreadable media）概念。

根据詹金斯的定义，“延展型媒体”是指具有促使受众自发分享内容的潜能的媒体，其突出特点是具备“延展性”（spreadability），包括技术和文化两个层面。具体而言，“延展性”指的是使一些内容比其他内容更易传播的技术资源，支持或限制传播的经济结构，可能吸引社区或团体分享材料的媒体文本因素，以及通过交换有意义的字节使人们彼此连接的社会网络。詹金斯从塑造延展型媒体环境的经济、社会逻辑，媒体行业对受众的重新定义，延展型媒体内容传播更快、更广的原因，延展型实践支持更多的媒体选择等方面论证了媒体行业正向以延展型逻辑为基础的传播模式转型。

詹金斯等学者还将“延展模式”与有广泛影响的“广播模式”“黏性模式”进行了对比。“广播模式”是指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模式，媒体采集、编辑内容，然后通过专业渠道进行大众化传播。“黏性”指的是引发受众深度参与并可能促使其分享的媒体文本特性。随着在线商业模式的建立，“黏性”概念常用于指将受众集中于一个特定的在线区域，以产生广告收入或销售额。“黏性”盈利模式是把内容放置于一个特定位置，然后吸引受众到这个位置上去看，这样受众数量就容易统计计算。但是，这种特定位置的浏览量测量与互联网用户的流动浏览体验以及内容通过社会化媒体传播的趋势相冲突。

表2.1是笔者根据詹金斯等的阐述绘制的广播模式、黏性模式和延展模式的对比表格。从表格中可以看出，“广播模式”和“黏性模式”的特点都是中心化，受众是被动的，而“延展模式”的特点则是分散化，受众是主动的，感到自己就是传播内容的组成部分（Jenkins，2013）。

表2.1　广播模式、黏性模式和延展模式的对比

传播模式路径对本书的研究有比较大的借鉴意义，它通过三种模式的对比，让笔者更清晰地看到社会化媒体时代新闻生产与传统媒体时代新闻生产的不同之处，为本书建立全媒体新闻生产模型奠定了基础。受“延展模式”的启发，笔者在第三章的研究中，把对受众的关注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在建立模型时，突出了受众在新闻生产各个环节起到的作用。在第四章关于全媒体新闻话语体系的研究中，也运用了“延展性”的概念，并在“延展型媒体”的基础上引申出“延展性型新闻”，结合詹金斯的分析给出了自己的定义。

2.生产系统路径

更贴近新闻媒体实践的研究是关于生产系统的研究路径。这方面的代表研究成果是英国牛津大学路透研究院罗伯特·G．·皮卡德关于新闻业转型的论文《新闻业的黄昏还是新的曙光？来自变革中的新闻生态系统的证据》。皮卡德强调，此前新闻业是由官方信源和专业记者主导，是相对封闭的新闻生产系统，如今新闻业正在转型。他对这种趋势表示欢迎，原因在于：转型意味着由制度精英决定哪些新闻应该重视，以及怎样建构报道框架的现象正在逐渐减少。但是新的媒体机构仍然能够左右新闻信息的呈现，它们的工具是搜索、聚合和数字传播基础设施，这样就会形成新的权力机制以及影响内容呈现的新精英阶层。皮卡德认为，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不是新闻业的黄昏，同时也不能称之为新闻业的新黎明，而是这两者兼有。他指出，从目前新闻业变革的历史、社会和经济背景来看，全球新闻业正处于转型之中，而不会消亡（Picard，2014）。

皮卡德的论文高屋建瓴地论证了新闻生产系统的转型，即从“封闭”变为开放，从“官方信源和专业记者主导”变为更多的主体参与进来，而新媒体对新闻信息的呈现会产生影响。尽管皮卡德掷地有声地提出“新闻业正处于转型之中，而不会消亡”，但是，他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转型方式和方法，提出的转型目标也比较模糊。对于“新闻业的新黎明”在哪里，没有给出比较明确的方向。笔者希望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延续皮卡德教授对新闻生产系统转型的研究，依据新闻业近年来的探索实践，进一步寻找“黎明”的曙光。

在社会化媒体时代，受众参与增多，新闻生产过程愈来愈开放，记者与受众之间建立起互惠关系。这方面的典型论述以美国学者刘易斯等人的研究为代表。这项研究所提出的“互惠新闻学”（Reciprocal journalism）概念旨在推进新闻业界有关社会参与的探讨。尽管“参与新闻”看起来似乎更民主，但它在较大程度上仍然是单向度的：比起满足受众需求，它更多地还是服务于新闻机构的需求。这三位学者主要关注Twitter、Facebook等社会化媒体如何间接、直接或者持续促使互惠新闻的形成。比如，通过记者和粉丝个体的“一对一”对话互动；编辑或记者鼓励粉丝们针对某话题展开广泛讨论；记者或者编辑创建Facebook专题页面，与粉丝们建立起长期而友善的关系。这样做意味着新闻从业者把自身视为民主制度的“社区建设者”或“准组织者”，能够通过建立“互惠交换”的模式与社会成员建立长期联系。研究者最后指出，“互惠新闻学”这一概念并非用于描述一种全新的新闻学理念，而是希望指出一种尚未被意识到的潜力，其中含有“互惠”的思维，能够形成一种“参与式新闻”，即不仅要符合新闻机构的利益，更需要考虑社会大众的关切（Lewis et al，2014）。

美国学者刘易斯等人提出的“互惠新闻学”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意义。但是，由于这篇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受众参与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对变革的过程着墨不多，特别是对于传统新闻生产模式与全媒体新闻生产模式的对比并不十分清晰，着力点主要放在记者与受众的互动上，对新闻机构层面的改革研究不深，因此不免有片面之感和些许遗憾。笔者试图在媒体变革的背景下，对全媒体新闻生产的全流程进行解析，从新闻机构主动适应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变革角度出发，对比传统媒体与全媒体新闻生产的异同。既从机构层面分析顶层设计，也从记者编辑层面剖析对新闻工作者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本书试图呈现的是虚拟世界主义视阈下的全媒体新闻生产全景，特别是处于变革中的传统媒体的“变”与“不变”。

传统媒体工作者的思维方式能否适应全媒体新闻传播的需求？美国学者巴斯托斯的研究发现，答案是否定的，报纸编辑的判断常常与社会化媒体用户不同。此项研究试图回答一个重要问题：社会化媒体用户的关注点和编辑选择的关注点之间有多大程度的重合？作者从《卫报》和《纽约时报》网站的API中抽取了两周的数据，之后又从各种社会化媒体平台的API中抽取了相应的数据，得出结论认为：社会化媒体用户更喜欢那些报纸编辑认为不重要的信息和内容。社会化媒体用户更偏好硬新闻，而非软新闻，这一点在Twitter上尤其明显。研究发现，《纽约时报》的体育报道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出现的数量仅占研究范围内所有报道的四分之一。与之相似，社会化媒体用户对经济新闻的偏好也与报纸编辑不一致。这项研究指出，在社会化媒体上科学、艺术、技术和观点的报道数量明显多于报纸上此类新闻的数量。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部分是因为社会化媒体用户中受教育良好的都市年轻人较多（Bastos，2014）。

受众参与是否真的有利于新闻业的进步？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美国学者坦道柯等认为，市场的力量破坏了新闻价值。他们所做的研究批判分析了受众细分与定制新闻，认为市场力量破坏了新闻以及民主价值。这两位学者认为，单纯分析受众需求来驱动新闻生产是不行的，这样媒体就会过度迎合受众，而非启迪受众。这样做不利于形成一个民主的集体认同社区，不利于观点的自由分享。这项研究通过质疑受众参与对新闻议程的正面影响，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尽管受众参与有诸多好处，但是专业新闻工作者过度乐观可能会导致新闻伦理向“受众中心”偏移，而“受众中心”是基于市场逻辑的，可能会忽视新闻业的民主责任。研究者指出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新闻业在努力把人们汇聚到一起，强调共享重大议题，而这是一种刻意为之的“共享感”。作者认为，在互联网时代，新闻媒体应该致力于理解受众的需求，但不是简单迎合，而是寻求一种供需之间的平衡（Tandoc Jr et al，2014）。

有研究者认为，虽然受众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传－受”关系，但是，传统媒体编辑所起到的把关作用仍然是存在的，而且在一些情况下还会更为突出。这方面的典型成果是麻省理工学院公民媒体中心格雷夫等学者所做的针对“特雷沃恩·马丁案”的研究。这项研究绘制了围绕全国性新闻话题的公共话语地图，包括话题的涨落、放大器、催化剂和把关人等。研究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传统媒体仍然扮演着把关人的角色，因为如果没有电视台和通讯社最开始的报道，网络媒体上就可能没有“特雷沃恩·马丁案”，更不会围绕这一案件展开社会动员行动。正是由于传统媒体的力量，这一报道才进入人们的视野，社会化媒体是从传统媒体的把关中得到线索，跟进报道并采取行动的（Graeff et al，2014）。

在实践层面，巴斯托斯的研究对于传统媒体编辑选择的关注点和社会化媒体用户的关注点之间的异同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坦道柯等学者就受众参与对新闻议程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格雷夫等学者针对“特雷沃恩·马丁案”的研究为传播和新闻的网络生态系统贡献了重要洞见。这三项研究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传统媒体与社会化媒体的互动，但是，落脚点还是媒体和用户，而不是传统媒体和全媒体新闻。笔者试图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对全媒体新闻生产、传统媒体与社会化媒体平台（包含个人用户）之间的互动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

3.媒体维度路径

另一个比较有趣的研究路径是媒体维度路径，这方面的成果以国内学者喻国明的研究最为典型。喻国明（2014）介绍了“超弦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们能感受到的是四维空间，但其实一共有十一维空间，还有七维空间是我们感受不到的。喻国明借用这一理论认为，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媒介，比之前的传统媒体多出了一个维度，因此能生长出一个新的社会空间、运作空间和价值空间。他认为，互联网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重新构造世界的结构性力量。

论及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的区别，喻国明认为，传统媒体是一种以机构为元素的传播系统，而互联网激活的是个人元素，这是社会底层的基本元素。互联网能够创造出许多传统社会所没有的价值和机会，这些价值和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蕴含在个人身上的资源、价值和能力的检索、发现、利用和整合。由此，喻国明提出，开放性是未来媒体必须具备的特性，开放的目的是将媒体的内容生产与世界的要求相匹配，而世界的要求呈现出越来越丰富、复杂的特点。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种未来媒体的发展模式——“平台型媒体”。所谓“平台型媒体”，指的是要打造一个良性的、有各种规则的平台，向所有内容提供者和服务提供者开放，使其发挥价值，开放、激活、整合和服务是平台型媒体构建的关键词。

喻国明关于互联网“能生长出一个新的社会空间”，是一种“重新构造世界的结构性力量”与本书的核心理论“虚拟世界主义”不谋而合。虚拟世界主义理论是由媒介化的社会空间促成的世界主义，是从理念和世界观上谈论新技术给世界主义实践带来的变化，而喻国明关于媒体维度的研究路径则是从媒体层面探讨世界的变革和重构，二者都关注新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改变。喻国明对“平台型媒体”的论述正是聚焦于本书主要研究的以社会化媒体为代表的全媒体新闻，特别是关于内容生产与传播方面的论述，对于本书的研究颇有启发。

4.媒体融合路径

讨论虚拟世界主义视阈下的新闻生产问题，绕不开一个关键概念——媒体融合。在国际上，业界与学界对于“媒体融合”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业界人士常常把媒体融合理解为编辑团队之间的合并，认为这种“融合”是传统编辑部应对数字化时代挑战的一种策略，与此同时，这样做能够在人力物力有限的条件下，通过不同部门的协作来提高生产效率。

在学术界，有关融合的理论已有30多年的发展历史，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研究方向：一是产品融合。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融合”指的是不同媒体之间界限上的模糊，也就是说，通过一种方式能够同时提供此前需要多种媒体分别单独提供的服务；由此，“融合”可以被理解为信息技术和电信技术之间的趋同；在互联网普及后，可以理解为互联网和其他类型的媒体的融合（Ithiel de Sola，1983；Winseck，1998；Thompson，1999）。二是系统融合。不同的领域由于融合而相互关联，产生彼此互惠的影响。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系统融合涉及的层面有许多方面，如网络、设备、技术、产品、内容、终端、所有权、人力资源、组织机构、商业模式、服务、监管、市场等方面。“融合”是一个可能涵盖许多方面的、多维度的现象。三是流程融合。这一观点认为“融合”可以分成不同的阶段进行，“融合”的目标是各个编辑部的最终整合。这个过程是循序渐进的，是一个“连续体”，而不是孤立现象。不同的媒体市场或者不同的媒体有可能处于融合的不同阶段（Infotendencias Group，2012）。

国外媒体融合的案例近年来屡见不鲜，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其中，《纽约时报》的《雪崩》（Snow Fall），《体育画报》的《丢魂》（Lost Soul）以及ESPN的《大孤独之外》（Out in the Great Alone）是三个比较成功的创新报道，爱荷华大学的研究者对这三个案例进行了研究。作者从多媒体特征、视觉元素与独特布局等方面展开研究，并对品牌战略以及传播效果做出了评价。研究者认为，这些创新报道既是一种新闻产品，同时也是一种广告形式，有利于媒体机构品牌的塑造。人们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大量分享这些颇具吸引力、制作精美的新闻报道作品，使这些作品的落地率大为提升，更重要的是，受众由此建立起了一种基于新闻产品的身份认同感（Dowing et al，2014）。

在数据新闻方面，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研究。史坦顿岛学院和佩斯大学的研究者访谈了23位数据新闻从业者。研究者发现，在大型媒体机构，资源比较丰富，记者们可以团队协作，可是在小报社里则只能单兵作战。团体的规模和时间上的压力都会影响数据新闻作品的制作，浏览量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虽然数据新闻是一个被看好的全媒体新闻发展方向，但是，由于经济下滑，美国中小型媒体机构并没有投入太多的资源来开展数据新闻的生产（Fink et al，2014）。

在实践层面，爱荷华大学的两位研究者对长篇数字报道的案例研究对实践做了较好的总结，但主要是从媒体品牌塑造的角度来分析的，而不是本书重点讨论的新闻生产。佩斯大学和史坦顿岛学院的两位研究者所做的“数据新闻”研究很有启发性，但是切入口太小，不能全面反映社会化媒体时代新闻表现形式和话语的变迁。笔者试图在吸收类似研究的基础上，对新闻生产模式的转变，特别是内容生产的变化、新闻话语的变化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并抽象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型和体系。

相较而言，国内对于媒体融合的研究基本上可分为两种路径：一是剖析国内媒体的探索经验，提出建设性的观点和建议，如传统媒体的转型要进行一场媒体融合的革命（喻国明，2014），媒体融合是触及媒体人灵魂的革命（史安斌，2014），融合与分散、分化的关系探讨（彭兰，2007）等。二是介绍国外的融合理论和实践经验，为国内媒体融合发展提供镜鉴和启发，如对“媒介融合”和“融合新闻”（蔡雯，2012）、“媒介整合”（熊澄宇，2006）、“媒体整合”（孟建、赵元珂，2006）等概念和理论的系统介绍，对美国坦帕新闻中心融合试验的详细分析（高钢、陈绚，2006）等。

本书所探讨的“全媒体新闻生产”既包括产品的融合，也包括生产系统的融合和生产流程的融合，因此，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另一个方面看，本书主要探讨的不是“媒体融合”问题，而是“新闻生产”，与媒体融合的相关研究角度不同，研究方向和方法上有较大的区别。因此，本书批判吸收了媒体融合相关研究成果中有关全媒体新闻生产的内容，作为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