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全球沟通与治理

媒体和传播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允许我们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这也是虚拟世界主义理论所突出强调的。在这样一种“全球转向”的趋势下，在全球传播活动中我们应建立人类终极关怀意识，即“命运共同体”意识。无论是从国家对外交往的角度还是从媒体的全球新闻传播角度，均应把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议题放在优先传播的位置，在虚拟世界主义的实践中通过全球新闻的生产共同抵御全球风险。

在国家层面，随时保持本国与全球的互动，融会本国观点与全球视野，继续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对外交往的名片，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意识。首先，淡化不同国家价值观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强调全球各个国家面临着“共同风险”，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抵御，每个国家、每位“世界公民”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次，与“第三世界”国家一道争取发达国家的理解与支持，为“共同利益”鼓与呼。第三，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在推行“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战略时多强调其对当地经济的带动作用，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在媒体层面，新闻实践不仅应被看作“全球转向”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新闻业本身也应对“全球转向”作出回应。全球媒体的发展是全球公民和全球社区形成的前提。媒体帮助人们看到全球风险和威胁，从而产生一种全球意识和全球责任，使人们把自己视为全球公民，而非一个民族国家的公民。从报道主体上看，应避免“精英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的桎梏，广泛吸纳来自全球“公民记者”的自制内容，利用众包机制提升报道能力和传播效果。从报道议题上看，必须区分从世界各地报道的新闻与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报道之间的区别。应从服务于特定民族国家向促进全球沟通转变，把全球性新闻议题作为报道的首要议题，加大全球新闻在所有新闻报道中的比重，体现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和世界发展的关注。从新闻话语上看，要考虑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的理解和文化接受习惯，多采用并创造“融通中外”的新表达，打造新的、世界性的新闻话语体系。从传播效果上看，应把对新闻“延展性”的评估作为重点指标，纳入效果评估体系，从而评估媒体的传播活动是否有助于“全球新闻”的实践，是否有益于全球的沟通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