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与城市空间的互耦分析

新媒体与城市空间的互耦分析

刘　路　冯　威

摘　要　新媒体是一种高度城市化的产物，它对城市空间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城市空间是城市文明的复合载体，又伴随着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不断演化。本文从两个角度研究新媒体与城市空间的交互耦合关系：一个是媒体进化的空间逻辑，另一个是空间重构的媒介逻辑。该文认为，城市空间的拓展生产了新媒体，新媒体的特性又重塑了城市空间，而新媒体与城市空间的互动耦合，使得空间要素的发展趋势与媒介领域的功能嬗变相互渗透，日益弥合着实在与虚拟之间的界限，衍化成让人目不暇接的城市空间中新媒体的创新实践。新媒体在城市公共服务、社会交往、历史传承等领域的创新性应用，将更新城市体系，完善城市传播体系，从而进一步提升城市竞争力。本文立足于城市的核心功能，探讨新媒体与城市空间的关系，揭示由此形成的新城市化体系的轮廓。

关键词　新媒体，城市空间，互动耦合，新城市化体系

作者简介　刘路，博士，讲师，四川师范大学数字媒体学院，E-mail：lulu7595889＠qq.com；冯威，博士，讲师，成都大学工业制造学院，E-mail：50919808＠qq.com。

新媒体是一种高度城市化的产物，而与此同时城市空间又伴随着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不断演化。“我们看上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都市性‘超空间’，即无形城市、后现代都市活动、电子网络、虚拟社区、乌有处地理、电脑驱动的人工世界、网络城市、模拟城市和比特城市。”^[1]城市空间的拓展生产了新媒体，新媒体的特性又重塑了城市空间，新媒体与城市空间的互动耦合，使得空间要素的发展趋势与媒介领域的功能嬗变相互渗透，衍化成让人目不暇接的城市空间型媒介的创新实践。基于媒体进化的空间逻辑和空间重构的媒介逻辑探讨二者的互动耦合关系，理应成为当前新媒体理论研究和城市发展实践领域的重要课题。

一、城市空间的拓展生产了新媒体

“空间”的定义，源自于拉丁文的“spatium”，指“在日常三维场所的生活体验中、符合特定几何环境的一组元素或地点”^[2]。空间是外在感觉的形式，距离感和边界感是与人类生活体验直接相关的空间规律。从可感知的物理空间来看，媒体植根于空间的创造和延伸。平面广告画来源于橱窗的空间，壁挂电视来源于墙体的空间，LED屏来源于建筑物的外饰空间，车载电视来源于交通工具的运输空间……人类几乎所有实际活动空间的存在，总是被媒体所嵌入、所填塞、所环绕。空间就像一台生产机器，不断制造着和配置着与此相协同的媒介技术和媒体形态。然而，这还不够。

人是具有领域感的动物，占据以及开拓空间的本性与生俱来。人类复杂的社会化进程孕育了一系列不断发展的空间，即使在空间集中和积聚性质最为典型的城市，“我们所面对的还是一种无限的多样性和不可胜数的社会空间”^[3]。在城市实体空间的裂缝中，精神感知与生活构想的撞击生成了一种新的空间集合——城市虚拟空间。这个空间并非现实空间的拷贝，却一出现就大大挤压了现实城市的空间价值，甚至逐渐渗透和融合入城市空间的主流元素，由此引发了全新的空间观。更强大的影响在于：虚拟空间观打造了令人惊叹的新媒体技术和应用，这些新媒体所裹挟的文化和社会意义，已经席卷了我们身处的城市、国家的尺度乃至整个人类社会。

（一）城市流动化空间创造“自媒体”

我们的祖先只能依赖双腿和简单的运输工具完成身体的位移，而现代城市空间瞬时置换的生活节奏改写了距离的意义。城市居住者的步伐，沿着虚拟世界的电子波，突破了一切的地域疆界和空间阻力，实现了“新的地理轻飘化”^[4]。流变建构了存在。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提出了“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的概念，他认为，“所谓流动空间乃是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5]。正是这种社会实践取代了场所空间，主导和形成了“流城市”（Stream City）。“流城市是在实体城市内部要素、虚拟城市内部要素以及由实体城市与虚拟城市两者复合同构而成的要素之间的流动性增强到一定程度，促使形成实体城市与虚拟城市之间的万向流动与深度融合。”^[6]流城市是一个全球即时沟通、柔性易变的动态弹性空间，它使空间从“给定性”变成了“创意性”，社会网络从主客体对立式变成了主体际式。

在流动社会中，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开始交织在一起，“我的世界里，不变的事物不再由邻近的家园沃土来提供：我的连续感和归属感更多地来自电子网络的连接，把我和分散在各地的我关心的人和场所连接起来”^[7]。空间领域的变革创造了一种可以穿戴、可以贴身陪伴用户的新媒体样式——“自媒体”（We Media）。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里斯认为，“自媒体是一个普通市民经过数字科技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提供并分享他们真实看法、自身新闻的途径。自媒体使我们的读者比我们知道得多，人们可以利用电子邮件、博客、网络论坛等互动的交流技术实现信息的共享。”^[8]在自媒体成长起来的过程中，传统媒体“大教堂式”的宣讲传播被平等交流的“大集市式”的信息传播所取代。以往媒体由传者到受众的点对面的“广播”模式，已经转变为所有人都是传者也都是受众的点对点的“互播”模式。

正如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所言，“电脑将粉碎金字塔”，真正的个人化时代已经来临。“庞大的中央计算机——所谓‘主机’——几乎在全球各地，都向个人电脑俯首称臣。我们看到计算机离开了装有空调的大房子，挪近了书房，放到了办公桌上，现在又跑到了我们的膝盖上和衣兜里。不过，还没完。”^[9]自媒体的出现，从根本意义上把人从机器跟前和禁闭的室内解放出来，将人的“说话”和“移动”功能整合起来，填补了人们离散时空和注意力的“盲点”。自媒体以每个城市个体为中心，个人对信息的生产与运用能力大大提升，自助与互助成为城市生活的一种习惯。在城市空间从封闭式向流动式转化的过程中，媒介传播也从垄断性和等级化向高度的参与性和个性化发展。“全民DIY”的传播方式是对传统媒体的彻底颠覆，使自媒体内容的原创性日益增强。从市场纬度来看，自媒体构筑了三个无限，即需求无限、传输无限和生产者无限：自媒体的崛起与传播权威的重新诠释实现了无限的生产，渠道的过剩与对传播软实力的倚重达成了无限的传播，个性化的媒体消费与媒介使用习惯的改变造就了无限的需求。自媒体的诞生真正实现了人和媒体在时空中的无缝链接，让人感觉拥有和控制媒体的能力。

表1　自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特征比较

（二）城市信息化空间催生“数字媒体”

经历了以物质为中心的农业化城市和以能量为中心的工业化城市，信息正在支配和形塑着今天的城市。“现代城市不仅是其所在区域的物资、能源、资金、人才以及市场的高度集中点，更是各种信息产生、交流、辐射（扩散）和传递的高速度聚合点。”^[10]信息以惊人的速度和数量环绕着世界飞驰，涌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信息空间历史性的出现正逐渐取代城市空间的意义。”^[11]信息社会的到来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数字虚拟空间，它与实体城市空间一起构成了城市信息化空间的独特范畴。城市信息化的实质是实现城市空间的数字化和网络化，是信息的价值共享和功能增值过程。信息化城市是现实城市的虚拟对照体，其职能从工业制造中心、商业贸易中心逐步转为信息流通中心、信息管理中心和信息服务中心。

城市信息化空间是城市的数字化投影。它的建设、运行和维护，必然要求一个高效的信息支撑平台和传播推动力，而“数字媒体”的兴起可谓正逢其时。国际电信联盟对数字媒体的定义是：“在各类人工信息系统中以数字（或代码）形式编码的各类表述媒体、表现媒体、存储媒体和传输媒体等”^[12]，简言之就是比特所构成的媒体。尼葛罗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有关，它决定了我们的生存。”^[13]作为“信息DNA”的比特，正迅速地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塑造行为的制度社会正让位于信息科技进步带来的数字调控社会。”^[14]数字媒体开创了大众传播的新纪元，我们已经不再使用需要大量受约束劳动力的机器进行生产，城市已经进化为由全球计算机网络共同组成的数字化空间。

“数字媒体是技术、内容、应用和人。”^[15]数字媒体把城市空间转变为计算机网络的想象性母体，把全球各地的偏远所在进行电子化连接，通过编码、译码过程将信息转换为比特流，再通过数字网络管道收集、存贮和传输作为电子符码的比特，如此进行多边而不断的联系。数字媒体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性：其一是技术崭新。在数字技术的全面运用的基础之上，释放巨大的频率资源同时，极大地提升了信息传输效率。传统媒体的特点是烦琐、生硬的单媒介传播，而数字媒体技术最大的魅力就是声像兼备、图文并茂的多元传播形态，表现力和感染力难以比拟。其二是功能崭新。数字媒体拥有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强大的搜索、导航、分类、选择和复制功能，使媒体操控及使用过程越来越“傻瓜化”。其三是效果崭新。与传统媒体的效果比照，数字媒体就像一个巨大的海绵笼罩了整个城市，它强大的辐射面、渗透力、动员性和整合力，使它化身为一个浓缩了的大众传播的新型媒介系统。

图1　数字媒体传播模式

（资料来源：刘惠芬：《数字媒体传播基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数字媒体不仅是一次技术革命，更是一次深刻的全方位的社会革命。这种媒体样态使数字化生存进入城市的传播空间，而数字化生活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趋势。数字化生活是“随选信息”的天下。“现在是信息来到读者面前，而不是读者来到信息面前。”^[16]在数字世界里，媒体不再是讯息，而是讯息的化身。一条讯息（即内容）可能有多个化身（即传播媒介），从相同的数据库中自然生长。获得了信息技术深度支持和广泛应用的数字媒体，就不再仅仅是广泛地吸收、融合古今一切媒体优势的新技术和新工艺，更是传播、延展先进城市空间的新载体和新工具。数字媒体是城市的枢纽，数字化人居环境是城市公民注定要去居住的地方，那是一个绝妙而精彩的“数字城市”。没有哪座城市游离在数字媒体的网络之外，数字媒体的空间流实际上就是城市流。

（三）城市智能化空间呼唤“融合媒体”

21世纪的城市将是智能化、灵敏度高、响应及时的系统。“今天，第三次浪潮的文明世界里，我们为周遭‘无生命’的环境注入的不是生命，而是智慧”^[17]。城市社会学的开创者罗伯特・帕克认为，“正是在城市环境中——在人类本身制造的世界中——人类初次实现了智力生活，并获得了那些区别于低等动物和原始人的特征，因为城市和城市环境代表了人类最协调的、且在总体上是他最成功的努力，即根据他心中的期望重塑他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18]也就是说，城市成为一系列双重的存在：它是个真实的地方，同时又是想象的场所。它拥有街道、住宅、公共建筑、交通系统、公园和商店组成的复杂网络，同时也是态度、习俗、期望以及内在于作为城市主体的我们心中的希望的综合体。我们熟悉的真实物体从桌面上被吸进了电脑，并将在那里度过更为神奇的后半生。相逆的过程是，物质产品也可以嵌入智能和互联功能。也就是说，“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物品不再只是放在那里，而能够真正地思考它们打算做什么，并选择相应的行动。”^[19]在植入了智能化功能的城市空间里，人就不仅仅是新媒体设备的使用者，而变成了电子媒体环境里的真正居民。

这种环环相扣的智能化空间的产生最终将形成一种新的媒介组织形式，并从根本上重塑我们的媒体。从这个意义上讲，“融合媒体”不再是互联网的神话，而是智能城市的副产品。融合媒体是一种通过聚合各种不同媒介以使其（再）生产潜能得以急剧扩大的特殊形式。“超媒体时代是建立在诸多媒体相互叠加并且高度融合上的多维传播时代。以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为支撑点的各种媒体，在完成个性化生存的同时，努力扩容，使自己成为兼容多媒体的集团，经过一个时期的重组、整合、兼容之后，形成能够左右一个区域乃至国际社会的传播板块，将全球文化版图有秩序地嵌入其中，实现信息与文化的平衡交流。这是一个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相互重叠、有机结合而成的新型传播阶段，将是人类能够对媒介发展实施有效控制，媒体运营严格恪守规则，传播秩序趋于和谐的时代”^[20]。单纯的数字媒体依然未能达到人类理想的传播境界，而这一切将在融合媒体时代得到解决。

融合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线性传播结构，进入了媒介深度融合和智能合作的新阶段。融合媒体不是简单的媒介叠加，而是有机整合了各种媒介形式、汇聚了各类传播类型，并经过加工、处理、综合而最终形成的系统集成。在媒介融合时代，“机器与人就好比人与人之间因经年累月而熟识一样：机器对人的了解程度和人与人之间的默契不相上下，它甚至连你的一些怪癖（比如总是穿蓝色条纹的衬衫）以及生命中的偶发事件，都能了如指掌”^[21]。融合媒体实现了无所不在的智能化：用户甚至无须定制命令，“智慧随时待命”的环境就不仅能感知你的存在，还能及时地自动地调整设置来适应你的需要。融合媒体极大地延伸了人的智力、体力和感官能力。融合媒体让我们重新想象城市空间，在超现实的世界中漫游。融合媒体的无限链接以及自动确定硬件兼容性的能力，使城市空间能够像搭积木一样，为特定或临时的目的而装配组合。

总之，新媒体的发展因城市空间功能的开发而产生，是对城市不同空间的利用和拓展。新媒体的出现是一种城市化的现象，归根结底是源于城市空间的日益流动化、信息化以及智能化。城市空间生产机制是媒体变迁的总导演，城市空间维度的拓展创造了媒介机会，催生了新媒体的兴盛。

二、新媒体的特性重塑了城市空间

新媒体对城市化进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城市空间越来越打上了新媒体的烙印。“人类的属地性和生活空间与场所的动力机制可以被新技术的使用所替代”^[22]，新媒体没有取消空间，但是改变了空间。新媒体的诸种特性再造了我们城市的地貌、历史、经济和文化，重塑了我们的城市空间。

城市空间是一个有序复杂体，能够综合不同的用途。“用途的混合性需要有极丰富的多样性的内容，如果这种混合型可以做到足够丰富以支持城市的安全、公共交往和交叉使用的话”^[23]。新媒体不仅与城市空间协同发展，而且还在相互作用中产生了城市体系的功能增值。城市中诸多的新媒体是满足信息社会快速发展所需，进行的城市化成果的集中展示。

（一）新媒体重构城市公共服务空间

城市公共服务是公共服务与城市特性的具体结合，是由交通管理、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劳动就业、公共安全等要素组成的城市体系。“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城市改进了公共服务，那么该城市将以更高的速度成长发展”^[24]。新媒体的应用，使公共服务空间由集中性、空间邻近性转向远程化、虚拟化，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有助于增加城市信息的采集、处理和传输的效率、容量和安全性。下文以城市危机管理系统为例，研究新媒体对城市公共服务的提升功能。

表2　新媒体时代城市基本功能空间的变化

城市作为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人口、建筑、商业、交通等现代要素高度集中，各种突发事件发生的种类、频率、联发性及造成的影响都远远高于非城市区域。为此，很多城市都成立了110、119、122、120、供水、供电、供气、城管、环保等专业应急机构。然而，上述相对独立、分散的应急系统已经无法应对现代城市危机的重大性和突发性，而是迫切要求统一、周密、高效、科学的危机管理应急机制的建设。在整个危机管理机制中，信息管理是危机管理的重中之重。“如果城市能够在灾害发生时保持网络正常运转，那么它们就能够快速调动恢复性资源。交通网络能够从全球各地送来救济品。移动的无线节点能够迅速恢复通信。而且，与远端备份站点相连的高速数字连接和地理上广泛分布的企业就能够保证经济活动的继续进行。作为传统，安全依靠的是人和城墙的环绕。现在，城市的安全和恢复能力则是基于连接的方式……现在受到保护的是无数分散的网络接入点”^[25]。

新媒体发展了信息处理能力，使城市危机管理的复杂信息具有可处理性；新媒体提高了信息传递能力，大大增进了城市各地区、各部门的信息交流效率。首先，它是城市应急指挥中心的核心模块，连接了灾情现场的卫星定位系统、视频监控系统、信息车载系统，便于信息的采集和监测。其次，它是危机决策的数据支持系统和智囊支持系统，提供灾难历史数据的共享，保障危机指令的高效传递。第三，它是城市紧急求援的调度中心，能够在第一时间直接统筹城市所有职能部门进行协同作战，也能够向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请求危机评估及专业救援。第四，它也是危机预警、灾后恢复和问责纠错的重要信息来源。总之，新媒体实现了一体化远程交互和跨部门协调管理，提高了城市危机的监测、预警、处理和愈合能力。

图2　城市紧急救援管理系统框架图

（二）新媒体拓展城市社会交往空间

传统媒体传播条件下的交往主要是血缘和生活关系的延续，而新媒体加上了地缘、业缘的多种交往纽带，甚至是陌生人之间的情感倾诉也可以在新媒体空间内达成。今天，新媒体空间已成为城市居民社会交往的主要场所，人们习惯于使用中间媒介物的传播来替代人际传播。新媒体可以冲破本地交流中的束缚，使身体不在场的交往成为可能，也使人类的沟通模式逐渐走向整合。空间型新媒介的传播特性构筑了新型的网络交往社区。“因特网和虚拟现实打开了新型互动性的可能，其结果是，实在社群与非实在社群两相对立这一观念将不足以具体标示纽带形成的不同模式之间的区别，相反，这一观念却模糊了社群形式的历史构筑方式。尤为特别的是，这种对立阻止人们提出普遍存在于不同类型社群中的身份形式这个问题”^[26]。为此，尼古拉・尼葛罗庞帝曾预言，“互联网用户构成的社区将成为日常生活的主流，其人口结构将越来越接近世界本身的人口结构”^[27]。新媒体变同步交往为可以选择传播延宕的异步交往，网络社区交往角色的虚拟性、平等性和弱规范性，给城市空间更大的想象力和自由度。

新媒体不仅使城市中的人际交往涂抹上了网络传播的调性，而且越来越倾向于人机交往与人际交往的互渗。如今的个人行为处处留下数字化信息的踪迹，这些信息痕迹被新媒体系统地收编在数据库中，形成了对个人越来越具体的描绘。“用信用卡付餐费时，服务员是陌生人，而接受信用卡信息的电脑却对顾客非常‘了解’，如今的都市生活是与陌生人的面对面交往加上与很‘熟悉’我们的机器进行的电子媒介交往。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机构之间的分界线不断被电脑数据库逾越，隐私作为一种行动模式甚至是一种论题都被取消了”^[28]。然而，网络社区的繁荣并未造成现实城市交往的没落，相反，恰恰巩固了那些具有交流活动重要功能的城市空间。正如卡斯特所言，“作为公共空间，在线社区已经变成了21世纪街道的一角，但是至今还没有迹象表明互联网将会降低已有公共空间和‘第三空间’如咖啡馆、酒吧等的重要性。互联网带来的空间阻力的减小还没有使地理或地方变得无关紧要。”^[29]空间型新媒介是在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双重纬度上共建现代城市的社会交往体系。

（三）新媒体更新城市文化传承体系

城市本身是时间的产品，城市空间是历史的创造物。“即便是较新兴的城市也有内在的历史性：它们的创造是根植于历史进程和概念之中的”^[30]。现代城市大规模开发建设对传统历史文化的破坏，造成了城市空间记忆的断裂。患上失忆症的城市注定会在历史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道路上迷失自我。为此，当代西方的一些城市社会学家在考察城市历史发展规律时，提出了“历史和谐”的概念，他们认为，“一个与自身历史和谐的城市应该具有能从其当前和未来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之中找到其历史伤疤和过去辉煌印迹的能力”^[31]。

新媒体是城市文化记忆的空间载体，作为城市历史的言说者，肩负着代际传播和精神重建的重大职责。城市的演变不是表现在一栋建筑上，而是反映在城市各种情况的多层次沉积，以及无数生活迹象的不断变化之中。为了延续城市的地脉与文脉，保存那种能够见证某种文明、某种有意义的生活细节的历史事件或城市空间，需要开发更先进的媒体工具和手段。引进新媒体的影像和文字传播资料，能让城市的历史丰厚和立体起来。附加上了硅片的新媒体，“用来说明其各方面能力的前缀将不断从千、兆、吉变到太，甚至会达到拍乃至更多”^[32]。这实际上产生了无限的存储能力和处理能力。应用新媒体对城市文化历史价值进行现代性的合理开发利用，能在媒介以及人们的视野中永久留存城市记忆，为助推城市的文化传承而立功，为促进城市的和谐更新而见证。

综上所述，空间型新媒介所构成的今天人类社会框架和生活节奏已经成为新城市化的背景。我们正面临一种新城市状态——无处不在的网络互联。“这样的城市较少依赖物资的积累，而更多地依赖信息的流动；较少依赖地理上的集中，而更多地依赖于电子互联；较少依赖扩大稀缺资源的消费，而更多地依赖智能管理”^[33]。以新媒体为中心的城市生活每一个细节都被掩埋在媒介机器之中，媒介机器不光是媒介的物质外壳，更演化为我们所有生存领域的环境。我们有理由预言，以空间为媒介生产机制、以新媒体为空间重塑力量的新型大都市将会历久不衰。新媒体带来了新的城市机会，为人类活动提供了一种更高级的城市形态。但是，新媒体从目前看来还不足以改变城市作为空间集中的本质，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城市将从地球上消失。并且，新媒体背景下的城市体系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新的城市化空间的生产与社会实践，既不是纯粹技术的因果关系，也不是简单的政治经济机制，而是“社会构造的多重进程混合生成的结果，是一些互异而广泛的行动者网络创造的新时空。或者说，并没有一个所谓的现代城市的庞大图景，有的只是一组不断演进的概况样貌”^[34]。

【注释】

[1]［美］爱德华・索亚：《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李钧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37页。

[2]休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编：《美国传统英汉双解学习词典》，赵翠莲等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4页。

[3]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Blackwell，1991，p.86.

[4]Benedikt，Michael ed.Cyberspace：First Steps.Cambridge，MA：MIT Press，1992：22.

[5]［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83－384页。

[6]杨璐、王安中：《基于“流城市”模型的城市智能化发展与空间型媒介适配研究》，载于《中国传媒报告》2010年第3期。

[7]［美］威廉・ J.米切尔：《我＋＋——电子自我和互联城市》，刘小虎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8]Shayne Bowman ＆ Chris Willis.We Media：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www.hypergene.net/we media/.

[9]［美］尼古拉・尼葛罗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10]钱健、谭伟贤：《数字城市建设》，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11]［美］曼纽尔・卡斯泰尔：《信息化城市》，崔保国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0页。

[12]张柯：《数字媒体导论》，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13]［美］尼古拉・尼葛罗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14]Boyer，M.Christine：Cyber Cities：Visual Perception in the age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New York：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1996：18.

[15]［美］戴维・希尔曼：《数字媒体：技术与应用》，熊澄宇、崔晶炜、李经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16]［美］威廉・J.米切尔：《伊托邦：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吴启迪、乔非、俞晓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17]［美］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黄明坚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18]［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页。

[19]［美］威廉・J.米切尔：《伊托邦：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吴启迪、乔非、俞晓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20]刘庆春主编：《超媒体时代的城市电视新闻》，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21]［美］尼古拉・尼葛罗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93页。

[22]沈丽珍：《流动空间》，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23]［加］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页。

[24]［美］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25]［美］威廉・J.米切尔：《我＋＋——电子自我和互联城市》，刘小虎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172页。

[26]［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27]［美］尼古拉・尼葛罗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

[28]［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29]［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周凯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253页。

[30]［美］阿里・迈达尼普尔：《城市空间设计——社会—空间过程的调查研究》，欧阳文、梁海燕、宋树旭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31]叶辛、蒯大申主编：《城市文化研究新视点——文化大都市的内涵及发展战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页。

[32]［美］威廉・J.米切尔：《伊托邦：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吴启迪、乔非、俞晓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33]［美］威廉・J.米切尔：《伊托邦：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吴启迪、乔非、俞晓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

[34]Thrift N.1996.New urban eras and old technological fears：reconfiguring the goodwill of electronic things.Urban Studies，33（8）：1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