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化自我”的生成

“网络化自我”的生成——台湾青年社交媒体使用行为个案研究

张煜麟

摘　要　本文尝试结合素养研究、社会心理学及社会资本等论述，佐以生命史及口述传记研究法，探究青年社交媒体使用习惯的社会心理成因。通过个案的研究，本文发现：（1）挣脱升学主义与文凭主义的规训；（2）追求“既亲近且疏离”的友谊关系；（3）展演社交媒体所具有的传递信息与情感的功能；（4）重视分享与回馈的网络互动常规等4种意义结构，足以作为解释当代台湾青年社交媒体使用行为的关键因素。最终，本文肯认青年社交媒体使用行为的能动性。

关键词　社交媒体，新素养，社会资本，口述传记法，阅听人传记

一、研究问题

长期以来，传播及教育学门中，有关青少年或青年社交媒体使用行为的研究，主要是从“新素养”、社会心理学与社会资本等面向来开展研究的课题。^[1]本文尝试在上述论述三种研究途径之外，选择从生命历程与传记研究的取径，探究影响青年使用社交媒体行为的社会与文化因素。

作者简介　张煜麟，博士研究生，台南科技大学助理教授，E-mail：a9387484＠gmail.com。

就生活在当代世界的青少年或青年个体而言，他们普遍在童年的成长历程中，理所当然地习得计算机与网络的使用能力。随着社会化历程的开展，在他们从童年走向青少年的过程，也惯常地透过网络通讯软件来维系现实生活的友谊关系。而当社交媒体出现后，这群年轻人又自然地将维系友谊与情感的方式，转移到社交媒体平台上。然而，当代的青年，他们这种在日常生活中花费大量时间于社交媒体的行动习惯是如何形成的呢？何种社会脉络或行动的意义结构，可以作为理解当代台湾青年生成上述社交媒体之使用形貌的原因呢？

本文尝试以当代青年社交媒体使用行为的研究论述为基础，结合传记性个案研究与叙说访谈等研究方法，探究影响当代台湾青年生成社交媒体使用习惯的社会心理因素。

二、有关青年社交媒体使用行为的论述

（一）强调机会与风险兼具的新素养行为

以批判教育哲学、公共领域等论述为基础，强调培养阅听人批判识读能力与媒介近用能力的媒介素养教育，是传播研究的重要贡献。这种以素养实践或识读能力的概念，作为界定理想的阅听人行为的理论框架，是目前传播社群研究认识媒体使用行为的主要认识论基础。近年，因新媒体与诸多社群媒体的浮现，过往从单一的、原子论式立场，所进行的媒体素养研究典范，已不足以解释当代网络世代的媒体实践行动。在既有的素养研究基础上，提出“新素养”（new literacies）与“数位素养”（digital literacies）的主张，成为当代传播研究论述青少年之社交媒体使用行为的主流论述（Coiro，2003；Russo ＆ Watkins，2008）。

“新素养”或“数位素养”的观点，来自于当代关心新传播科技与识读能力问题的诸多教育与传播学者的论述。此论述强调，成长于网络世界的“网络原生代”（digital natives）（Prensky，2001），他们经由数字环境阅读与吸收信息的行为，远比传统阅读方式更为复杂。因此，有别于传统的阅读理解力和沟通技能，当代的网络阅听人，特别是青少年或青年族群，他们有必要具有能够透过网络科技所具有之社会“能供性”（affordance）^[2]的潜能，有效地搜寻、评鉴和使用网络上的信息，以响应行动者所处的社会问题的能力（Leu et al.，2005）。这种从“新素养”的观点来研究新媒体使用行为的研究取径，已成为目前研究社交媒体使用行为的重要论述基础（Buckingham，2006；Greenhow ＆ Robelia，2009；Turner，2010；Davies，2012）。

当代以“新素养”观点出发来探究青少年或青年社交媒体使用行为的论述，大体上可以分为机会论与风险论这两种不同的论述立场。第一，机会论的观点，强调社交媒体的出现，能够带来青年新的素养学习机会。譬如Greenhow ＆ Robelia（2009）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能够培养青少年提升情绪支持、关系维系的可能。因此，培养学生有效地透过社交媒体的工具，是新素养教育的重点工作。又如，以儿童或青少年为具有“游性”（playfulness）之主体性的概念为核心，探究在线游戏、社交媒体与新素养之关连的论述也指出，在线社群间的游戏与互动的模拟经验，有助于青少年或青年体验冒险、创造、分享等社会行动面向的素养能力（Gill，2003；Ito，2009）。第二，风险论的立场，强调社交媒体的出现，配合当代“网络个人主义”（networked individualism）的兴起（Wellman，2002），对于青少年与青年的生活世界，带来家庭与在地社区生活逐渐弱化的问题（Livingstone ＆ Brake，2010；Takalmshi，2011：69）。于是，从风险的观点，思索如何避免孩童或青少年成为公共社群的疏离者，如何避免社交媒体出现所带来的风险，是新素养研究与教育实践的重要论点。

（二）友谊、归属感与人际联结的社会行动

从社会心理学的面向，将青少年或青年社交媒体的使用行为，特别是与非家人之人际关系的维系行为，视为个体进行友谊关系、归属感与社会认同的社会行动来进行研究，是当代青少年社交媒体研究的主要研究途径之一。

首先，考虑到同侪友谊的关系乃是青少年或青年社会化阶段最重

要的社会支持关系（Rubin，1980）。目前结合社会心理学理论，探究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对于提升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的研究，是目前社交媒体使用研究的焦点之一（Boyd ＆ Ellison，2008）。如Subrahmanyam ＆ Greenfield（2008）的研究指出，当代介于10岁到20岁之间的孩童，会因网络与线上沟通管道的存在，而越来越不依赖父母亲，致力于在网络上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同侪关系的维护。

其次，研究也发现，随着青少年投入到社交媒体之使用时间的增加，青少年也会发展出不同的友谊关系的行动类型。知名儿童及青少年新媒体研究研究者Mizuko Ito的研究，即发现到青少年透过社群媒体来维系友谊的行为，会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而有改变，一般的青少年会逐渐依照目的与需求的不同，以及友谊关系的远近，而展现出“工具性友谊”（instrumental friendships）与“情感性友谊”（affective friendships）的类型（Ito et al.，2009；Foucault ＆ Markov，2009）。

再者，诸多研究均证实了社交媒体的使用，确实有助于青少年维系日常生活之互动对象以外的友谊关系（Subrahmanyam et al.，2008）；同时，研究也证实，“脸书”等社交媒体的使用，主要是在维系真实生活中的友谊关系，而较少会用于寻找线上陌生的友谊关系（Ellison et al.，2007；Barkhuus ＆ Tashiro，2010）。

此外，“归属感”（belongingness）是目前许多探讨青少年或青年使用社群媒体行为的重要议题。学者研究也发现，大学生热衷于在社交网络上分享资讯、娱乐与进行社会联系；而参与线上特定主题或议题团体，能够让学生感受到他们是团体的一部分（McMillan ＆ Morrison，2006）。Pearson（2010）与大学同事研究指出，常用移动电话、电视、电脑与MP3来参与线上社群活动的大学生，较少感觉到孤单，他们就不会感觉到处在缺乏归属感与社会关连的状况。

（三）积累个体社会资本的黏着剂

关于社交媒体的行动如何影响年轻人社会资本的研究，是一个从社交媒体浮现以来，即有研究者尝试地从经验资料上，透过测量的工具来检验其关联的研究议题。这其中如诸多学者将社交媒体的使用行为，视为影响个体之社会资本的社会因素，尝试去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行为，对于年轻人社会资本的提升是否带来正向提升的利益（Ellison et al.，2007）；以及透过具体的测量社会资本存量的量表，比较使用社交媒体、面对面沟通与广播类型的阅听人，彼此之间在社会资本存量上的差异等研究（Burke et al.，2011），均是从社会资本观点，进行社交媒体使用行为的典型研究。

进一步，由于社会资本研究者提出，社会资本具有以建立分享的“强连带”（strong ties）关系为主的“凝聚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以及以提供信息和支持为主的“弱连带”（weak ties）关系的“连接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的差异（Putnam，2000）。因此，也吸引了研究者针对社群媒体的使用，对于不同类型之社会资本的影响，进行经验研究。例如，以美国城市中居住的青少年为研究对象的社交网络媒体研究即发现，较常使用社交网络媒体的青年，在学校的沟通与人际互动的关系，往往具有较佳的表现，其在社会资本的测量上的表现较佳。同时研究也发现，青少年在“凝聚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和“连接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上，具有不同的使用模式。通常青少年会在以“弱连带”为主的“连接社会资本”上，花费大量的时间；而在“强连带”的“凝聚社会资本”的使用行为上，则与青少年过往与该对象的经验息息相关（Ahn，2012）。

大体上，目前在探究社交媒体的使用对于青年之社会资本变动的经验研究，均肯定社交媒体的使用，是有助于提升青少年或青年社会资本的提升。在研究的方向，除了测量个体的社会资本的提升与否的问题外，少数研究也尝试从历程的观点，探究个体在使用社交媒体的历程中，透过何种行动策略去使用社交媒体，以提升自身的社会资本。目前的研究发现，由于社交媒体具有显示身份信息的功能，这种身份讯息的呈现，可以成为一种构连陌生关系的润滑剂，从而提供社交媒体的使用者，得以于社交媒体上将潜在的朋友关系，转换成为“弱连带”的朋友关系。而这也提供社交媒体的使用者，得以在社交网络上对不同联结形态的朋友，发出广泛的信息，并寻得支持（Ellison et al.，2011）。

（四）传记取径的青年社交媒体使用行为研究

总的来说，上述“新素养”的观点、社会心理学与社会资本等面向，所进行的青年社交媒体使用行为的研究，大体上是从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与社会网络研究等多种面向对于青年使用社交网络的行为，进行不同面向的经验研究。这其中，多数的经验研究均肯定了社交网络的使用，具有降低孤独、提高社会支持、维系友谊关系与获取社会资本等正面的影响。不过，审视目前主要的三种研究途径的过程，新素养的研究取径，主要从素养的应然面向或能力面向来论述青年社交媒体行为，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取径，则多从动机论的角度，个体的、心理面向来解释社交媒体的使用行为；至于社会资本的取径，则往往是从个人理性选择论的角度，来论述社交媒体对提升个人社会资本与利益的提升的影响。

然而，对于青少年或青年个体如何成为一位社交媒体的习惯使用者？何种常民社会或文化的潜在规范，导引年轻人形成社交媒体的使用习惯的问题，目前仍缺乏从个体的社会化过程或生命历程的角度，来解释这种行动习惯的生成原因。因此，本文尝试结合当代传记研究法的理论视角，企图将具有使用社交媒体之习惯的青年，视为承载自身社会化历程与生命经验的主体，然而，尝试从重构其童年经验与传记历程的过程中，说明哪种社会脉络与文化因素，可以作为解释青年于日常生活中形成使用社交媒体之习惯的社会根源。

三、传记研究方法的应用与经验个案的考量

（一）传记研究方法的应用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尝试用口述传记研究取向，搜集青年使用社交媒体网站的传记性文本。Denzin（1989：49-68）界定传记研究法的核心立场为兼具客观的自然历史取向与解释取向的方法论立场。

德国知名传记学研究者Lena Inowlocki等人指出“传记分析的焦点，不仅是通过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再现，来进行意向性（intentionality）的重建，亦关注那些镶嵌于宏观社会结构中的传记性陈述”（Apitzsch ＆ Inowlocki，2000：61）。此定义说明了传记研究法不仅仅是一种重构个体意向性的研究法，更是一套能够用于分析社会行动与结构互动的研究方法。传记方法论的开拓者Martin Kohli（1981）将传记研究法定义为“一种生命历史的建构，往往是通过个体表述与其当下处境相关之过去生活经验的面向来完成；……生命历史并非个体生命历程的所有事件的总和，而是‘结构化的自我形象’（structured self-images）”（Kohli，1981：65）。因此，传记研究法基本上是一套分析行动和结构关联的方法论，可以有助于本文从生命历程的观点，探究社交媒体使用者之行动逻辑如何生成的问题。

在传记方法论的基础上，本文选择以德国学者Fritz Schütze提出的“叙述访谈法”（narrative interview）作为搜集个案口述传记资料的研究工具。Schütze认为：“叙述访谈是一种社会科学采集资料的方法，它让叙说者在研究命题内，将个人事件发展及相关的经验，做浓缩、细节化的即兴叙述（improvisation）”（Schütze，1987：49）。而叙述访谈的操作过程，可区分为“主叙述”阶段、“回问”阶段与“平衡”等阶段。最后，并尝试在访谈的末端，以整体性的问题，引发叙说者对过往经验的整体性论域（Flick，1998：99）。

（二）叙说访谈的进行与个案介绍

本文共进行6位高中生（年龄分别在15～17岁之间）的社交媒体使用经验的叙述访谈。^[3]在研究个案的选择上，考虑到高中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主要是维系友谊关系为重点，而同学与友谊关系的来源，则主要是来自求学过程所认识。而6位个案的口述传记的访谈过程中，研究者在比对6位个案所提供的传记叙述后发现，在影响台湾高中生社交媒体使用行为样貌的诸多因素中，初步地可以发现目前在台北的不同的高中学校受教环境中，对于学生社交媒体的使用，有极为不同的管制方式。因此，考虑到不同的公立或私立的高中受教环境，对于使用社交媒体的行为，具有不同的规范方式。^[4]本文在个案的选择上，尝试区分为公立高中、一般私立高中与以升学为导向的高中等3种类型（3种类型各有两位高中生），并选定台北地区5所不同性质的高校的学生，分别进行使用经验的访谈，以期能够获得足以代表目前台湾青年社交媒体使用经验的典型个案。

分别以起始问题为：“麻烦你告诉我们，你从小到大，有关于网络的使用与学习经验，特别是针对社交网站如“脸书”等工具的使用经验”，于2012年8月6日、9月2日与9月12日，对6位高中生进行叙述访谈。叙述访谈完成，并转录口述传记文本后，本文决定以就读内湖地区私立女中、个案名为小雅的高二学生，作为本文个案研究的对象。选择此个案的原因，在于此个案的就学环境，介于公立学校与升学导向的私立学校之间，其建构朋友关系与使用社交媒体的行为，可视为目前高中生的使用经验的典型个案。另，在两位私立学校的高中生中，又以个案小雅所提供的口述传记经验较为完整，故以此个案作为传记研究的对象。

（三）传记个案的叙说经验的分析方法

Cochran（1997：51-56）认为叙述访谈提供主体一种诠释自我经验的情境，引导主体对其生命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转折与发展，赋予因果与事件的联结，从而也将过去的经验历程，创造成一种有意义的故事文本，成为研究者理解行动者过往经验的分析媒介。因此，本文选择让高中生进行上网经验的叙说，特别是使用社交媒体之经验的叙述访谈，便是企图让行动者再现其过往经验世界的尝试（Riessman，1993：10）。

在文本的分析方法上，Lieblich，Tuval-Mashiach，＆ Zilber（1998）区分四种类型：（1）整体—内容观点（holistic-content perspective）：着重分析完整生命故事所呈现的内容；（2）整体—形式分析（holisticform analysis）：着重叙述情节与故事结构的发展；（3）类别—内容观点（categorical-content perspective）：类似内容分析法，不考虑文本的整体脉络，对叙述文本进行分解与归类；（4）类别—形式分析（categorical-form analysis）：将文本与叙说者整体脉络相分离，分析文本的叙事形式、隐喻等语言特征。考量此次研究目的，在探讨个案整体生命历程中，哪些社会脉络与文化因素，促发了个案生命历程形成社交媒体使用习惯。因此，本文选择从整体—内容观点来理解个案的叙述文本，尝试经由反复的阅读叙述文本的内容，推论出影响于个别社交媒体使用经验背后的社会与心理因素。

（四）个案描述

小雅，女性，现年16岁，家中排行次女。目前居住于台北市内湖地区，就读内湖区某私立女子高级中学二年级。童年时期，家庭里并没有家人带她使用电脑，也没有参加过特定的电脑课程来学习使用电脑的技巧。10岁前，已在家庭中接触到电脑，尝试过单机版的电脑游戏。小学五年级起，因家里更新电脑与加装网络设备的缘故，有了初次的网络使用经验。11岁起，开始接触线上角色扮演游戏，并通过台湾入口网站雅虎奇摩公司所设计的“即时通”软件——此通讯软件，于2005年间，普遍流行于台湾的青少年族群之间。12岁左右，受长姐收视线上视讯的影响，养成于线上收视动画、漫画影片的习惯。15岁就读高中一年级，因考虑到与朋友用行动电话闲谈的费用较高，在好友的介绍下，尝试转用“脸书”（Facebook）作为彼此之间的沟通工具，形成使用社群媒体的习惯。

今日，小雅日常课余每晚上网时间超过5小时，大部分时间约花费在“脸书”（Facebook）与“噗浪”（Plunk）等社交媒体的使用，平常除了在学校上课，课余在家，多数时间待在家里使用网络。“脸书”的好友状况，约一百余人，其中有半数是日常生活中曾经或正在互动的朋友；另一半，则多是日常生活的交友圈之外，偶遇聊天，或朋友转介，或初中时其他班级的同学。个案在社群媒体使用上，遇到不太熟的朋友，基本上会加入这类不熟悉的朋友，但甚少关注此类朋友的动态。日常生活中，小雅除了关注好友的动态之外，亦会主动追踪设计及美术主题类的介绍与文章；同时，她亦会主动于网络上发布作品，与网络上的设计同好一起分享设计作品的经验。

上述所描述的个案小雅，可说是今日台湾“网络原生代”的典型个案，本文即以个案所叙述的社交媒体使用经验文本，作为个案研究的经验资料。

四、影响青年生成社交媒体使用习惯的社会与文化心理因素

如同社会学者Erving Goffman在《日常生活的自我表演》书中所言，个体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实为各种角色演出的行动所构成（Goffman，1959），一个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所从事社交媒体的行为，亦是多重社会角色的展演行动。个案小雅的社交媒体使用经验，也同时受到日常生活的求学身份与在线身份等多重角色的影响。解析个案社交媒体的使用经验，大体上是由求学阶段的高中学生身份、“弱连带”关系中的朋友身份、“强连带”关系中的朋友身份、陌生的网络分享者的身份等4种不同的社会角色所构成。这4种不同的社会角色，交织出个案小雅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的整体。进一步，分析这4种不同的社会身份的使用经验，各自受到何种社会规范性与心理因素的影响。

（一）挣脱升学主义与文凭主义的规训

“就是联络簿太长的时候，会请老师帮我们拍一拍，然后传到网络上去，会用Line传一传……不是每个老师都会的，我们老师有用，然后老师好心的话，会帮我们拍一下照了，不让我们被教官抓了，然后把照片传到网络上去。”

类似于“新素养”观点的研究论述，所提到的机会论与风险论的两难困境，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也存在着创新使用机会与上瘾风险的冲突，特别是当热衷于使用社交媒体的青少年，当他们正处于以升学为主导的求学阶段时，强调升学与文凭主义为重点的教育体制，往往忧虑学生会因过度使用网络、手机等媒体，而造成学生学习绩效的不彰，制订各种校规或非正式的管理规定，明文禁止的使用行为。

进一步，在高中的校园中，媒体使用行为的管制，不仅是展现对青少年学生网络使用行为的管制，它也同时规范受教老师的媒体使用行为。由个案小雅的例子可以预见，对于这位目前正处在高中求学阶段的社交媒体使用者而言，她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可说是无时无刻不受到来自升学主义或文凭主义的规训。

“不能反映啊！反映就被抓……就是知道你在用手机啊，只要你在上完电脑课之后跟老师说，老师你为什么要把Facebook锁起来，我手机自己就不能用，自己就入坑，自己把自己推坑。……那学校会因为你用了，上课用是小过。因为我之前是放学用是警告，然后，教官问我说上课被抓到是警告。然后，我们班上有人荣登两只小过，就是用手机……就是上网啊，就是自己很开心的那边划划划，老师一直站在后面还不自觉。”

面对学校单位严禁使用社交媒体的管制措施，身处其中的小雅，她明确地感受到，学校对于网络媒体使用行为的强硬立场，在她已然相信跟学校争取使用社交媒体的可能是毫无意义的意识中，她全然地相信，透过理性沟通的行动去与这个追求升学价值为主导的学校单位，争取自主的社交媒体使用权利，不仅是一种徒劳无功的尝试，更会自身落入被制度处罚的困境中。

此外，学校管制手机使用社交媒体的行为，不仅是口头或形式上的言语威胁，她明确地通过惩罚的展演行动，让身为高中生的小雅于日常生活中，切身感受到在学校使用手机的行为，是一项足以构成被公开惩罚的行为，即便这项行为本身仅仅是无心之举。

“就是电脑老师，电脑老师就把Facebook锁起来，不让我们登入，一登入进去就是哪个网页显示……可是大家都继续用。”

不过，纵使学校严格管制学生于校园中使用手机进行社交媒体的沟通，但学生仍是不断地在管制的缝隙之外，寻找使用社交媒体的机会。正如个案小雅在学校上电脑课所遭遇的处境，当所有校园内的电脑均封锁了使用“脸书”的功能，关闭了学生在校园内使用社交媒体的可能，这种强调升学目的的规训措施，确实在校园中约束了高中生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但是，形式上的约束，并无法改变高中生在使用社交媒体上，作为能动主体的意识状态。于是，就在个案小雅周遭的所有的同学仍于持续透过手机或计算机设备，于学校管制制度不及的地方，持续使用社交媒体的形貌下，这群多数处在求学压力的高中青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透过使用社交媒体过程的愉悦，展现出能够摆脱“文凭主义”之规训的行动意义。

延伸个案小雅的文本，可以推论出，当代台湾社会中正处于高中求学阶段的青少年或青年，他们普遍地面对到教育制度追求升学主义的规训。而这种庞大的规训压力，一方面限制了青少年在校园的日常生活中使用社交媒体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因为青少年或青年期望摆脱此种规训的约束，而促发了他们以一种于更隐晦的方式，利用日常生活中间的各种课余与休息时刻，弹性地使用社交媒体来进行沟通。

（二）追求“既信任且疏离”的友谊关系

如前述文献回顾所言，社会资本面向的社交媒体行为研究，是目前社交媒体行为研究的主要研究途径。诸多使用社交媒体的研究，多强调社交媒体所提供的社会构连的机制，有助于个体社会资本的提升；特别是在以获取资讯为主的“弱连带”关系的构连上，社交媒体的使用更具有显著的影响。然而，诸多实证取向的社交媒体的社会资本研究，多未获得明确的说明一个社会行动的问题，亦即网络上未曾谋面，且在日常互动关系之外的陌生人，如何能够在社交媒体上构连成互动对象呢？这种在线的陌生人互动关系，明显是一种“弱连带”的朋友关系，其构连数量，确实可以作为评估个体所拥有之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但是，此种陌生的互动关系如何可能呢？

“可是基本上就是加（不熟悉的朋友）也没有做什么，就是基本上加就放在那边，我也不会特别去关注他。他也不会特别关注我，所以就很好奇他到底为什么要加我？……朋友的话基本上加他们，朋友也不常上，所以常看到的也是十个吧。纯粹网络上认识的朋友就是聊天，聊一聊，然后认识加为好友。”

个案小雅在有关网络上陌生朋友送出的“邀请好友”的处境时，作为一位年轻的社交媒体使用者，她面对到是否要在网络社会中构成某种“弱连带”的朋友关系的处境。此时，面对陌生朋友所提出的邀请讯息，她在互动上，采取一种预信任且开放的原则，在基本上先加入陌生朋友的邀约的互动过程中，我们可以大体上推论出，个案在其社交媒体的使用上，预设了“陌生人基本上是可被信任”的常民规范性原则。换言之，这种存在于年轻人社交媒体互动过程中的常民规范性，是构成“弱连带”关系的社交媒体互动行为的前提。而如果缺少了“基本上加他们”的常民规范性原则，则青年的社交媒体的使用，恐怕是难以拓展出陌生者之间的联结关系。

“网络的线上朋友，通常有认识比自己年龄小的，就是在游戏中认识。相对于日常的朋友，比较不常联络，就是顶多去看他最近怎样，就是不会看他到底怎么样。就是不会去特别关注他，就是偶尔会看到他，就是会发一些留言，然后看到就看，没看到就不要看……就是大家都在网络上，大家都会使用，但，我也不会特别去找他们，可是知道他们都在线上。”

再者，个案小雅的使用经验更揭露出构造社交媒体所构造的“弱连带”的互动原则，具有一种“彼此预设信任，但仍保持互动距离，避免干扰”的规范性原则。在个案小雅以“就是顶多去看他……就是偶尔会看到他”的意义结构，来界定她与陌生人的互动样貌中，可以进一步确知，个案不管面对电玩游戏的线上玩伴，或是线上讨论群的朋友，她多存在了一种“既信任又需保持社会距离”的行动倾向。

因此，一种“既信任且疏离”的规范性原则，存在于参与社交媒体的青年的互动行动中，这种行动倾向，大体上为互动的彼此所默会与共享，它一方面促成陌生人关系的构连机会；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沟通主体在“弱联结”的友谊关系中，消耗了过多的社会资本与情感关系。

（三）展演社交媒体所具有的传递信息与情感的功能

除了在社交媒体上与陌生的朋友构连出“弱连带”关系之外，由于社交媒体的使用，具有储存用户实名数据的性质，这也提供了使用者能够透过搜寻的好友清单的机制，构连行动者过往生命经历中之亲密朋友的可能，特别是曾经在日常生活中共同相处的，而后分离的朋友，社交媒体的存在提供了重新构连的机会（Ellison et al.，2007）。而这种延续或重新构连情感性的“强连带”关系的行动，也清楚地出现在青少年或青年阶段的社交媒体使用经验中。

“平时就是日常生活中朋友有上线的时候，看到他就会找他。基本上，如果不太熟的话，就问他说好不好。然后，之前有去暑期营，就有认识高雄的朋友，就会看她在那边做什么，问她说，高雄那边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就差不多就是这样。”

以个案小雅的成长历程为例，其于求学的历程中，无可避免地遭遇到不同阶段的同学或好友，因学区关系、班级划分与入学制度等多因素而分离，以至于同学之间的友谊难以延续的问题，甚至于小雅于暑期营队中所建立的好友关系，也无可避免地面临到如何延续的问题。因此，面对这种友谊关系如何延续的问题，社交媒体作为一种社交辅助工具的存在，其所承载的“能供性”的潜能，适时地成为意图延续亲密友谊关系之青年，所需使用的技术工具。特别是，青年掌握到社交媒体本身所具有的“既能够私密沟通，且亦能公开给朋友”的“公共性个人化沟通”（masspersonal communication）的媒体特性（O' Sullivan，2005），这种特殊媒介的特性，成为了青年以社交媒体作为维系友谊关系的关键成因。

“朋友的话，就是其实也不常和朋友聊，Facebook就是感觉好像有联系在一起，可是其实它没有联系在一起，它已经把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分开，可是又有一个假象说我们感觉好像有关注到对方之类的，可是事实上是没有的，可能就是可以去看他们到底最近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打卡之类的，去哪里玩之类的，玩的什么游戏之类的。”

不过，更值得关注的是，就个案小雅来言，在她使用社交媒体来延续人际关系的过程中，她不仅仅能够充分运用社交媒体的技术特性，来进行好友关系的维系，她亦能够带有批判的意识来运用这项媒体。于是，从个案的使用社交媒体的行动意义结构可见，当代的青年，他们并非是毫无意识的沉溺于社交媒体的使用经验中，他们也具有对于媒体使用特性的“反身性”意识，他们能够在通过此媒体进行亲密朋友之关心行动的同时，也不会过度地期待朋友需要透过社交媒体的工具，及时地响应情感互动的需求。

（四）重视分享与礼物回馈的网络互动常规

“就是基本上有些人会发一些讯息，会发一些留言，就会让我有兴趣的。例如说推荐什么东西，或者找一些东西之类的，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帮忙他，就是借此聊一聊……帮忙他就是假如他需要一首歌，求歌名的话，我可以听得出来的话，我会跟他说，跟他聊一聊，就是平时好像有点无聊，反正在网络上也没什么事情，刚好他发的东西又是我有兴趣的，我就会去帮他。”

最后，对于青年社交媒体使用行为经验来说，除了包含了社会历程中的学生身份、“弱连带”的朋友身份，以及友谊关系中的“强连带”朋友身份的社会角色外，作为“网络原生代”的青年，他/她更有一种强调“匿名性、分享性与互动性”的网络原生者的社会角色。而这种理所当然地将网络上使用者的角色，界定为“礼物经济”（gift economy）下的社会交换者的角色（Mauss，2002），也是说明青年的社交媒体之所以能够在陌生的使用者之间，产生具体的回报、馈赠、社会支持与情感联系的原因。

五、结语：重新肯认青年社交媒体使用行为的能动性

正如Barry Wellman所指出的，当代青少年与青年所处的日常生活世界，已然进入到“网络化的个人主义”（networked individualism）的世界。成长于“网络原生世代”的青年主体，他们的行动上，以个体作为构连社会关系的基本单位；他们对于团体的归属感降低，从而也促发他们透过信息科技（如通讯软件、社交媒体）来维系关系（Wellman，2002）。无疑地，这种当代青年主体性内涵的改变，正意味着探究青年社交媒体使用行为的问题，已面临研究典范的巨大转移。

受到上述认识论典范已然变迁的影响，面对当代社交媒体中的青少年或青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展现出来诸多仪式般的，或近乎沉溺般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后续的社交媒体研究的取径，或许应转而以一种更为肯认青少年主体具有能动性的角度，来理解其社交媒体使用经验的本质。从而，我们或许有机会可以从更为深层的社会脉络与文化因素中理解到，来自教育制度的规训，社会化历程中的离散经验，对于青年主体所带来的不安与社会苦痛，才是导引了当代青年之所以长期投入社交媒体中，积极地在充满友爱的虚拟场域，寻求来自他者的关爱与协助的关键成因。

因此，未来当我们检视青少年在社群网络中花费大量的时间，从事貌似缺乏信息性、生产性的社交媒体行为时，我们或许不应该再将此类行为视为一种网络的迷恋与缺乏生产力的行动；相对地，在青少年着迷社群网站的行动中，他们正经历了社交沟通的经验，正学习如何于虚拟与真实的社会之间，进行合宜的社交行动，从而经由社交媒体使用经验的积累，反身地成为一位具有“网络化自我”（networked self）（Phpacharissi，2011）的“网络原生代”——一位能够利用社交媒体的技术潜能，能够在网络生活中安身立命的能动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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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king of Networked Self：

The Case Study of Social Network Sites

on Youth in Taiwan

Chang Yulin

Abstract：This paper is about the causes for Social Network Sites（SNS）on youth's social action in Taiwan.Based on these contributions of new literacy study，social psychology study，and social capital study，this paper tries to interpret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origins of SNS on youth's habitus by the oral biographical case study.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text from biographical case，this paper illustrates four social action logics of youth's action on SNS：1）the evasion of“credentialism” from educational institution；2）the rules of“both trust and disengagement” on friendship；3）the social affordance of“Masspersonal communication” about SNS；4）the online action codes about sharing and feedback.Finally，this paper tries to identify the significance on the“agency” of youth's SNS social action.

Keywords：social network sites，new literacy，social capital，oral biographical method，audience biography

【注释】

[1] 本文将“社交媒体”（social media）的概念，作为指称“社交网站”（Social Network Sites）的上层概念，行文中，不再细分两概念的差别。“社交网站”的概念，如学者Boyd ＆ Ellison（2008：211）的定义，特指以因特网的平台为基础，提供使用者可以：（1）在有范围的沟通平台中建构一个公共空间，或拟似公共的沟通空间；（2）能够明确构连出一串与使用者能够相链接的互动清单；（3）可以在自己或他人的动态联结与基本数据反复搜寻查阅的网络沟通平台。

[2]“能供性”（affordance），或翻译为“机缘性”或“负担性”等词语，目前常用于传播科技研究领域，有关技术物如何为社会所建构，行动者如何在社会脉络中展现能动性的研究议题中。“能供性”的概念，主要由心理学家Gibson（1979）所提出。“能供性”的概念，主要是指技术物本身有邀请使用者在它所能提供（afford）某个范围内进行使用的可能性（Gibson，1986：127）。换言之，技术物一方面因其客观的技术特性，具有某种应用范围的局限；另一方面，技术物的应用，也会受到特定的社会脉络的主观诠释行动的影响。

[3]本文研究者由衷感谢6位高中生分享其使用网络与社交媒体的生命故事，特此致谢。

[4]研究者从个案高中生的叙述访谈资料得知，目前台北市的公私立高级中学，多禁止高中生于校园中使用行动电话或电脑等工具上网。如近期台北市成功高中，即于“学生奖惩补充规定”中，明文规定学生若于“早自习、晚自习、午休、上课时从事无关课业之活动（看漫画、看报纸、玩扑克牌、手机、玩电脑游戏机等）”，记“警告”；此校规也引发学生与媒体的议论。（见：http://neptune.cksh.tp.edu.tw/ckshnews/show.php？mytid＝10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