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传播能力与手机使用行为研究

手机传播能力与手机使用行为研究——以大学生为例

曾凡斌

摘　要　本文采用暨南大学学生使用手机的被访者（N＝1218）的问卷调查资料，测量了大学生的手机传播能力与手机使用行为；通过因子分析，发现手机传播能力的潜在变量有技术—效率、偏好—情感、表达—恰当三个因子，手机使用行为的潜在变量有休闲—娱乐、沟通—交际两个因子。在此基础上，本文借助多元回归分析法，探讨了手机传播能力对手机使用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大学生的手机传播能力的技术—效率、偏好—情感、表达—恰当三个因子对手机使用行为的休闲—娱乐、沟通—交际两个因子均有显著的正向的影响。因而，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更为简洁的手机传播能力与手机使用行为的理论模型。

关键词　手机传播能力，手机使用行为，技术—效率，偏好—情感，表达—恰当

一、引　言

作者简介　曾凡斌，讲师，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E-mail：zengfanbin＠ vip.sina.com。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报业集团核心竞争力与改革创新问题研究”（批准号：03AXW001）的支持。

如同1950年的电视，1990年的互联网，手机现在已经成为当前这一时代里最重要的一种传播工具（Castells et al.2007）。在过去十年里，手机在用户和技术进步方面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随着手机技术的迅速扩散，全世界有超过40亿的手机用户，用户喜欢手机的原因是其能够融合沟通交流、休闲娱乐（如音乐播放器、即时消息和视频）以及时尚满足等于一体（Katz ＆ Sugiyama，2005；Leung ＆ Wei，2000；Ling，2004；Wei，2008）。在中国，根据2009年CNNIC发布的中国手机媒体研究报告，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手机用户数量已超过6.4亿。随着中国手机用户数量的增多，手机对中国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而相应的信息传播形式也越来越广泛，如传播信息的方式已经从最初的简单通话和短信，向更丰富的媒体形式发展，包括多媒体信息、手机报纸、手机电视等应用形式迈进。

手机的迅速发展引起了传播学者对手机传播研究的关注，早期对手机的研究集中在手机是如何被采纳与使用（Leung，L.＆ Wei，R.，2000；张明新，韦路，2006）。这些研究对理解不同人群的手机接入上存在的差距无疑是有帮助的，但却难以理解不同人群在手机使用行为上存在的差距的状况与成因。后期对手机的研究转向手机使用行为的研究，其中包括手机使用行为状况的研究（Göran Bolin，Oscar Westlund，2009）、手机使用行为原因的研究（James E.Katz，Satomi Sugiyama，2006）、手机使用行为的影响的研究（Johnsen，2003；Licoppe，2003；Scott W.Campbell；Nojin Kwak，2010）。这些研究对于理解手机使用行为存在的差距的状况与成因有着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要分析手机使用行为，还需要找出一个影响手机使用行为的核心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出一个理论框架，并通过数据对其进行经验实证，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上述提到的这一问题。

二、理论框架

在手机使用上的各种研究中，有一种通过传播能力理论（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theory）来对人们关于手机的认知动机、认知知识、使用行为的研究。根据Spitzberg和Cupach（1984）所指，传播能力是人的一种本质需要，能够实现人际交往目的和实现生理和心理的满足，而且，由于传播能力改变着人类的传播实践，传播能力对于技术的推广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有些学者从行为学的角度分析了传播能力这一概念，指出该种能力不仅是完成任务的一种技能，而且还是一种隐藏在任务下的一种认知过程（Wiemann ＆ Backlund，1980）。因此，从认知学的角度分析，传播能力属于一种成功的潜在因素，而从行为学的角度分析，传播能力则是属于一种传播的效率。而事实上，传播能力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在不同的人际交往环境下，传播能力意味着不同的恰当性和效率性（Spitzberg，1988），例如，为了使自身放松、自我安慰、自我支持、传播者在不同的条件下采取不同的传播能力，有时甚至改变一些传播过程（Wiemann，1977）。于是，衡量传播的效果不再仅局限于信息效果，还将其扩展到社会关系、自身感觉等方面，传播能力理论启发人们对于手机使用的研究，因为人们使用手机的目的主要在于进行人际传播，也即人际交往（Katz，2006）。

现在我们的日常人际传播往往依赖某种传播工具，例如手机，然而对于手机传播能力——这种影响手机使用行为的概念的测量及研究还并不很多，因此，也就难以真正地认识到手机使用行为的成因与发展。要探讨手机传播能力的测量，需先探讨其他媒介的传播能力的测量，早在1977年，Wiemann（1977）利用57个里克特量表发现并测量传播能力的5个因子（互动管理、情感、支持、可变行为、社会娱乐），并指出其中互动管理在传播能力中起着重要作用。后来，Spitzberg（2006）提出了一个计算机中介传播能力的模型并进行了测量，该模型构建了动机（Motivation）、知识（Knowledge）、效率（Efficacy）、协调（Coordination）、关注（Attentiveness）、可表达性（Expressiveness）、镇静（Composure）、选择性（Selectivity）、适当（Appropriateness）、有效性（Effectiveness）、清晰度（Clarity）、满意度（Satisfaction）、吸引性（Attractiveness）、具有生产力（Efficiency/Productivity）、总体/体验（General Usage/Eeperience）共15个变量，并用77个问题来测量，但是如此多的变量和问题显得太复杂，在实际的测量中难以确保其效度和信度。而且其中有相当一些变量有着较高的相关性，如效率、有效性、具有生产力等变量之间的关系，因而导致模型不够简洁及难以应用。Emil Bakke（2010）在Spitzberg的计算机中介传播能力模型基础上对手机传播能力进行测量并建构了一个理论模型（见图1）：

图1　Emil Bakke的手机传播能力模型

该模型构建了动机因素的手机技术适应能力（comfort with mobile technology）、手机偏好（Mobile preference）、异步传播能力（asynchronous communication）、应用因素的恰当性（Appropriate）、效率性（Efficacy）、情感性（Affect）共6个变量，采用24个问题对其进行测量，并利用数据进行实证分析。Emil Bakke的手机传播能力模型无疑大大地简化了手机传播能力模型，但是仍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没有分析动机因素三变量与应用因素三变量是否相关，（2）手机使用行为没有进行因子分析，（3）变量与测量问题还是比较复杂，难以确保测量的效度和信度。（4）样本数据量不多（N＝212）且没有说明是否随机抽取。

为此，本文试图在Emil Bakke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缩减测量问题，并寻求更为简洁的手机传播能力的理论模型，同时对手机使用行为进行因子分析，最终以手机传播能力的因子对手机使用行为因子进行回归分析，本文选择大学生群体作为例子进行实证分析，之所以选择大学生，因为相当多的文献显示大学生这一群体是大量甚至过分使用手机的用户（Campbell，2006；Harrison Interactive，2008；Wei ＆ Lo，2006）。

根据上述理论和研究设计，本文试图解决以下问题及验证其理论假设：

问题1：手机使用行为的因子有哪些？

问题2：手机传播能力的因子有哪些？

理论假设：手机传播能力对手机使用行为有着正面的积极影响。

三、数据、变量、测量

（一）问卷数据获得及样本基本情况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对暨南大学本部和珠海学院的在校学生（不包括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华文学院的在校生）的抽样。本问卷的访问员为选修笔者《网络新闻传播》等课程的本科生。问卷由被访者完成，需时在20分钟左右，访问调查完对问卷进行编号，并对其“访问地点”、“访问时间”进行记录，并要求每一小份问卷都要有访问员亲笔签名。经过培训后，各访问员于2010年12月份的不同时间在暨南大学本部及珠海的宿舍进行调查，并在被访者当场填写问卷后即刻回收。问卷共发放回收1331份，回收后经过查核校验后得到有效问卷为1244份，本调查的完成率为93.46％（本研究的所有数据可在获得授权后向研究者索取）。然后，我们采用SPSS 16.0版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并将样本的一些特征值与总体（暨南大学）各学院的特征进行对比得出表1：

表1　样本的特征值与总体相比

续表

通过样本特征与总体特征相比可发现，此次调查对象在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本科生偏多，但是从整体上来看，由于本调查采取了按宿舍分层抽样的原则，各个学院、各种学历层次、各种生源的学生都抽到了，因此本次抽样的样本在总体上还是基本能够代表暨南大学本部和珠海学院的在校学生的情况。在这1244个样本中，有1218个（97.9％）的被访者现在正在使用手机，有26个（2.1％）现在并没有使用手机，由于本文的研究是使用手机的用户，为此，以下的数据分析则仅考虑1218名使用手机的被访者（N＝1218）。

（二）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手机使用行为，其测量方法为量表。量表的制定首先在笔者就教的班级中的2个8人一组的成员进行焦点组讨论后整合而成，然后根据正式调查前的20份问卷的前测，对问卷的修改进行相关调整，得出大学生最常用的6种手机使用行为，并最终生成关于测量手机使用行为情况的量表（见表2）：

表2　关于手机使用行为情况

（三）自变量

本研究借鉴Emil Bakke（2010）对手机传播能力的因子分析所得出6个因素，以3个陈述来衡量每个因素，共发展为18个陈述的量表，其中各因素及相对应的陈述为：异步传播能力（asynchronous communication）对应（1）、（7）、（13）陈述；恰当性（Appropriate）对应（2）、（8）、（14）陈述；手机技术适应能力（comfort with mobile technology）对应（3）、（9）、（15）陈述；效率性（Efficacy）对应（4）、（10）、（16）陈述；情感性（Affect）对应（5）、（11）、（17）陈述；手机偏好（Mobile preference）对应（6）、（12）、（18）陈述，其具体陈述的量表见表3：

表3　关于手机传播能力情况

续表

（四）控制变量

本研究将被访者的性别、出生地、学历、年龄、手机使用年龄作为控制变量，以更好地了解和解释手机传播能力对手机使用行为的影响。主要控制变量分布如下表。

表4　控制变量值的分布（N＝1218）

四、研究发现

（一）变量测量结果

手机使用行为和手机传播能力是本研究中的两个主要变量，其都为不能直接观测的潜变量，因此我们采用量表进行测量，并对测量结果进行因子分析。

1.手机使用行为

本项调查共设置6个测试手机使用行为的项目，各项目依照不同的程度分为：1分为“从不使用”；2分为“几乎很少使用”；3分为“有时使用”；4分为“较常使用”；5分为“经常使用”。统计结果显示，因子分析检验统计值KMO高达0.714，Bartlettps球状检验卡方值为1767，自由度为15，在0.000（Sig＝0.000）水平上统计检验显著，这些指标说明此次因子分析效度很高。该次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以特征值大于1作为选择因子的标准，因子旋转采用正交旋转法中的最大方差旋转法。通过因子分析，从6项手机使用行为抽取了2个因子，2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34.36％、28.64％，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4％，基本达到了因子分析的要求。

经过因子旋转，得出各个基础陈述在不同因子上的负荷，见表5：

表5　旋转后的手机使用行为因子载荷矩阵（Rotated Component Matrix）^a

在因子1上负荷较高的基础变量有：（3）用手机订阅一些信息服务（如天气预报等）。（4）通过改变手机铃声和主题来对手机进行个性化设置；（5）用手机拍照、拍视频，记录生活的点滴；（6）用手机来听音乐、看电子书、看电影、看网络电视，这些变量与休闲—娱乐相关，因此将此因子命名为休闲—娱乐因子。

在因子2上负荷较高的基础变量有：（1）用手机给朋友和家人打电话；（2）用手机给朋友和家人发送/接收短信，这些变量与沟通—交际相关，因此将此因子命名为沟通—交际因子。

2.手机传播能力

本项调查共设置18个测试手机传播能力的项目，各项目依照不同的程度分为：1分为“对于我来说，一点也不对”；2分为“对于我来说，大部分不对”；3分为“对于我来说，对错各半”；4分为“对于我来说，大部分对”；5分为“对于我来说，非常对”；因子分析检验统计值KMO高达0.922，Bart lettps球状检验卡方值为7904，自由度为153，在00000（Sig＝00000）水平上统计检验显著。这些指标说明此次因子分析效度很高。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以特征值大于1作为选择因子的标准，因子旋转采用正交旋转法中的最大方差旋转法。通过因子分析，测量手机传播能力的18个陈述被简化为3个因子，3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18.58％、17.70％、16.76％，累积方差贡献率为53.04％，基本达到了因子分析的要求。

经过因子旋转，得出各个基础陈述在不同因子上的负荷，见表6：

表6　旋转后的手机传播能力因子载荷矩阵（Rotated Component Matrix）^a

据此得到的因子命名分别描述如下：

在因子1上负荷较高的基础变量有：手机技术适应能力（comfort with mobile technology）对应的（3）、（9）、（15）；效率性（Efficacy）对应的（10）、（16）；情感性（Affect）对应的（17），其中主要是以技术适应和效率为主，因此将此因子命名为技术—效率因子。

在因子2上负荷较高的基础变量有：情感性（Affect）对应（5）、（11）陈述，手机偏好（Mobile preference）对应（6）、（12）、（18）陈述，其中主要是以情感性和手机偏好为主，因此将此因子命名为偏好—情感因子。

在因子3上负荷较高的基础变量有：异步传播能力（asynchronous communication）对应（1）、（7）、（13）陈述，恰当性（Appropriate）对应（2）、（8）、（14）陈述，效率性（Efficacy）对应的（4），其中主要是以异步传播能力和恰当性为主，由于异步传播能力属于表达的一种方式，因此将此因子命名为表达—恰当因子。

（二）手机传播能力对手机使用行为的影响

借助因子分析，本研究分析了手机传播能力和手机使用行为两个变量的概念结构，梳理了概念所包含的基本因子。基于对这两个变量的测量结果，本研究在前面提到的理论假设基础上，提出以下6个工作假设：

工作假设1：大学生的手机传播能力中的技术—效率因子，对手机使用行为的休闲—娱乐因子有正向影响。

工作假设2：大学生的手机传播能力中的技术—效率因子，对手机使用行为的沟通—交际因子有正向影响。

工作假设3：大学生的手机传播能力中的偏好—情感因子，对手机使用行为的休闲—娱乐因子有正向影响。

工作假设4：大学生的手机传播能力中的偏好—情感因子，对手机使用行为的沟通—交际因子有正向影响。

工作假设5：大学生的手机传播能力中的表达—恰当因子，对手机使用行为的休闲—娱乐因子有正向影响。

工作假设6：大学生的手机传播能力中的表达—恰当因子，对手机使用行为的沟通—交际因子有正向影响。

为了检验上述工作假设，我们分别以手机使用行为的2个因子为因变量，以手机传播能力的3个因子为自变量，同时引入性别、出生地、学历、年龄、手机使用年龄等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7：

表7　大学生手机传播能力对手机使用行为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N＝1218）

^*p＜0.05；^**p＜0.01；^***p＜0.001。

表7中的模型1是手机使用行为的休闲—娱乐因子的基准模型。模型中影响作用显著的自变量包括出生地、手机使用年龄，而且这两变量的作用方向都为正向。也就是说，与出生地为一般城镇及乡村相比，出生在城市的大学生在使用手机的休闲—娱乐行为较高，手机使用年龄越长，大学生在使用手机的休闲—娱乐行为也越高。模型调整后的削减误差比例（ADJUST R SQURE）仅为1.7％。

模型2以上述基准模型为基础，在控制性别、出生地、学历、年龄、手机使用年龄等变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传播能力的技术—效率因子、偏好—情感因子、表达—恰当因子作为自变量，分析手机传播能力对手机使用行为的休闲—娱乐因子的影响。从模型2的回归系数可见，手机传播能力的三个因子变量对手机使用行为的休闲—娱乐因子影响作用都很显著，且作用方向皆为正向。也就是说，大学生手机传播能力的技术—效率因子、偏好—情感因子、表达—恰当因子越高，其参与手机使用行为的休闲—娱乐行为的可能性也越大。而且引入这些手机传播能力的相关变量后，原来在模型1中起显著作用的出生地、手机使用年龄在模型2中不再显著。模型2的调整后的削减误差比例（ADJUST R SQURE）为17.3％。与模型1相比，模型2调整后的削减误差比例提高了15.6％。

模型3是手机使用行为的沟通—交际因子的基准模型。模型中影响作用显著的自变量包括性别、年龄，而且这两变量的作用方向都为负向。也就是说，与男性大学生相比，女性大学生在使用手机的沟通—交际行为较高，大学生越年轻，其使用手机进行沟通—交际的行为也越高。模型调整后的削减误差比例（ADJUST R SQURE）仅为8.8％。

模型4以上述基准模型为基础，在控制性别、出生地、学历、年龄、手机使用年龄等变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大学生的传播能力的技术—效率因子、偏好—情感因子、表达—恰当因子作为自变量，分析手机传播能力对手机使用行为的沟通—交际因子的影响。从模型4的回归系数可见，手机传播能力的三个因子变量对手机使用行为的沟通—交际因子影响作用都很显著，且作用方向皆为正向。也就是说，大学生手机传播能力的技术—效率因子、偏好—情感因子、表达—恰当因子越高，其参与手机使用行为的沟通—交际行为的可能性也越大。而引入这些手机传播能力的相关变量后，原来在模型3中起显著作用的性别、年龄在模型4中仍然显著。模型4调整后的削减误差比例（ADJUST R SQURE）为21.4％。与模型3相比，模型4调整后的削减误差比例提高了12.6％。

比较4个回归模型可以发现：模型2比模型1、模型4比模型3的削减误差比例均有显著提升，这说明大学生的手机传播能力对手机使用行为有很强的解释力。综合分析模型1～4，本文的研究工作假设1到工作假设6全部得到证实。这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大学生的手机传播能力的技术—效率因子、偏好—情感因子、表达—恰当因子这三个因子对手机使用行为休闲—娱乐因子、沟通—交际因子均有显著的正向的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在理论上的意义是简化了手机传播能力的测量问题和变量，并通过对手机传播能力与手机使用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以下理论模型（见图2）：

图2　本研究提出的手机传播能力与手机使用行为的理论模型

该理论模型的自变量仅为三个，因变量为两个，其模型相比Spitzberg的计算机中介传播能力模型和Emil Bakke的手机传播能力模型更为简洁。

本研究在实践上的意义意味着，从培育大学生的手机传播能力的技术—效率因子、偏好—情感因子、表达—恰当因子入手，引导大学生正确使用手机，是一种值得尝试的方法。

当然，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由于资金和管理的问题，本研究样本未能完成贯彻随机抽样的原则，因此样本的特征并不能完全与总体的特征相对应，另外，学生样本虽然有代表性，但是还是难以直接推断到全体人口中。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采取更严格的随机抽样原则，将调查总体扩展到全体人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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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obile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nd mobile use：Based on college students

Fanbin Zeng

Abstract：Based on a survey on students of Jinan University（N＝1218）who are using mobile，this study develop a measure of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nd mobile use.By conducting an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mobile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results identified threes latent constructs：technology-efficacy factor，preference-affect factor，expressive-appropriate factor；While conducting an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mobile use，results identified two latent constructs：leisure-entertainment factor，communica-

tion-socialize factor.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on mobile use with the multiple regressions.Results show that the three factors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wo factors of mobile use.This study argues a more concise model of the relation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with mobile use.

Keywords：mobile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mobile use，technology-efficacy，preference-affect，expressive-appropri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