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使用文字的最初情形究竟如何，今已漫漶难考。在罗马肇建之前的青铜器时代，泰拉马拉文化和维拉诺瓦文化中没有留下文字的踪迹〔152〕。似乎是在公元前一千年早期进入意大利的埃特鲁斯坎人〔153〕，拥有或者学会了书写文字的艺术，不过其存世碑铭的时代却要晚得多，而且还没有破译出来，故而给我们的信息很少。对于罗马人本身，我们的信息也只是开始于李维以及其他古典作家所引用的那些编年史家和好古敏求的学者；而他们自己也不早于公元前三世纪末或者公元前二世纪。他们的陈述常常言之凿凿，但依据却不得而知。其间可能有传信的成分，但更多的是猜测和设想的成分。因而在重建罗马早期图书历史的时候，我们是在非常不稳固的基础上进行搭建〔154〕。
谨就闻见所及姑妄言之。普林尼记述了编年史家卡西乌斯·赫米纳所讲的一个故事（写于公元前二世纪上半叶）〔155〕：在执政官P.克涅利乌斯·克塞古斯以及M.贝比乌斯·庞皮琉斯时期（=公元前一八一年）〔156〕，一个名为Cn.泰伦提乌斯的记室，在贾尼科洛山的田间，发现了努马的棺椁〔157〕，内里有一些写在纸草上的书。它们之所以能够在潮湿多虫的环境下保存下来，主要是因为那是密封在一个石函之中并涂以柏木油〔158〕。李维也有数次提到对于自努马以来的文字材料的使用。据说努马曾委派了一个高级长老，将自己对宗教仪式操演的书面指示交托给他〔159〕。据载图鲁斯·贺斯提利乌斯曾在努马的传略（Commentarii）中发现了关于某些祭祀的指导说明〔160〕；安库斯·马尔提乌斯曾下令将努马的所有规章写为一编，公之于众〔161〕。也许更为确实的，是关于塞尔维乌斯进行人口普查的记述〔162〕。如果这种人口普查确有其事的话（对此罗马人历来坚信不疑），那就意味着有书写文字的使用；而人口普查这一制度，似乎确实可以追溯到相当早的时期。李维曾提到，塔尔昆们与他们在罗马的支持者书信往还〔163〕，拉尔斯·波森纳有记室随侍，刺客穆西乌斯误认成国王，杀之〔164〕。李维的这些记述，仍嫌杳昧难凭。我们最多只能说，李维所结撰的这些十分详悉的记述（取资于法比乌斯·皮克托尔、李锡尼·马赛尔以及其他一些人），可能自有其根据〔165〕。不过，他称前者为“最古老的记载”（scriptorum antiquissimus），即此可见，他所知道的史家，当不早于公元前三世纪。“西卜林书”的故事属于同一个时期〔166〕。公元前五世纪有故事说，罗马曾派人前往雅典去抄录梭伦的法典，而弗吉尼乌斯的故事中则提到，在罗马的议事广场有学校（“习文”litterarum ludi）存在〔167〕。
库迈亚女巫西卜林烧毁九卷Sibylline神谕集中的六卷，因为古罗马国王倨傲者塔尔昆（Tarquinius Superbus）拒绝按她所要的价格付款。由Cesare Nebbia与Giovanni Guerra所作壁画，在梵蒂冈西斯廷大厅，一五八五～一五九○年。
塞尔维乌斯
穆西乌斯行刺未果，出处：Bartolomeo Pinelli，Muzio Scevola alla tenda di Porsenna (Gaius Mucius Scaevola in the presence of Lars Porsena), 一八三四年。
时常人们会提及（一般是依据李锡尼·马塞尔公元前二世纪时的记述）所谓libri lintei（亚麻书），即写在亚麻上的书，当时保存在财神庙〔168〕。那似乎是官员的名册〔169〕。将亚麻作为一种书写材料，亦见载于其他文献〔170〕，而在埃斯特鲁坎的主要文字遗存中，有一件实物存世，是在希腊晚期或者罗马时期的一个木乃伊的包裹布上所发现的一篇很长的书写记录，今藏于阿格兰姆博物馆〔171〕。可是，那罗马libri lintei（亚麻书）的时代和篇幅却无从考知，似乎在李维时代之前就已经朽坏无存了，因为他从未表明自己曾经寓目〔172〕。
然而无论那些编年史记录或者官员名册的具体情况究竟如何，非常清楚的是，在公元前三世纪之前，没有拉丁文学，之后随着希腊的影响进入意大利，拉丁文学才得以形成。公认的拉丁文学之父是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173〕；可他实际上是个希腊人，于公元前二七二年来到罗马，以教学为生，为此他将通用希腊文教材——《荷马史诗》——译为拉丁文，并且根据希腊原来的戏剧，写了第一部拉丁戏剧。而公元前二○○年由法比乌斯·皮克托尔所撰写的第一部罗马史（李维称之为“最古老的记载”）也是用希腊文写成的。最早的罗马本土文学的代表有奈维乌斯（大约公元前二○○年）和恩尼乌斯（大约公元前一六○年）的编年史诗〔174〕，以及加图（大约公元前一六○年）的《创始记》〔175〕。总之，一直到公元前三世纪布匿战争时期，图书和读者之见于罗马方始约略可想；而直到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其存在才可认定为确然无疑。
恩尼乌斯（Ennius）梦中与荷马在赫利孔山相遇，版画摘自Q. Ennius, Fragmenta, Amsterdam, ex officina Wetsteniana, 一七○七年。
从这些作家，我们的确看到了一种新文学的开始，虽然在模式上借鉴了希腊，但其语言是拉丁的，特色是罗马的。奈维乌斯、恩尼乌斯和普劳图斯的作品，是拉丁史诗和戏剧卓然而立的代表，这意味着当时存在着阅读的人群和抄本图书的传播。在第二次布匿战争这漫长的兵荒马乱时期，形成一个文学社会的机会很小；但在紧随其后的那一代，这样一种文学社会无疑已经形成：小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为其中心和宗主，卢奇利乌斯和泰伦斯为其俊彦〔176〕。在这个圈子之外，那个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支撑着罗马文学传统、与席卷而来的希腊化浪潮相抗衡的，唯有加图以其演说辞、古史杂记（《创始记》）以及关于农业和其他各种主题之论著所显示出的那个粗朴形象。但加图的民族主义只是一个死硬派的无望的努力。势不可挡，在公元前二世纪，罗马知识界的发展彻底地希腊化了。罗马派出的地方官、士兵以及贸易代表，藉着罗马的权威，越来越向东方拓展；希腊奴隶也越来越多地被带到罗马；教育以希腊文教学和希腊文教材为基础；文化阶级沉迷于希腊文学，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那样，而且比后者要轻松容易得多；而罗马文学则在希腊文学的模式上成长，并在希腊格律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格律。
庞贝朱丽娅·费利克斯别墅壁画，描绘了罗马书写材料：墨水瓶、铁笔、纸草卷轴和蜡板。国家考古博物馆，那不勒斯。
一个男孩读着一个卷轴，一个女人在旁边看着，也许是他母亲，庞贝壁画。
罗马人的蘸笔与尖笔。
还不能说阅读的习惯已经在人民大众中非常深入地渗透传播了。阅读跟着教育走，不可能比教育走得更远；而教育在直到相当晚近的现代国家之前，一直局限于一个非常有限的阶级。在那个阶级里，从西庇阿时代以来，尽管一部作品的副本不见得很多，但我们相信图书的传播是不受限制的。不但伟大的希腊文学为受过教育的罗马人所熟悉，而且奈维乌斯和恩尼乌斯的诗作也被一代又一代的人阅读和崇拜。希腊文学带来了希腊图书，罗马人开始熟悉纸草卷子，此后纸草卷子便成了拉丁世界里图书的标准形式，一如长期以来其在希腊世界里那样。
公元前一世纪，文学在罗马落地生根。与其说西塞罗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或政治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天生的文人。显然他有相当可观的藏书；而从这一点开始，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就不再是一种有着异域来源的文学为站立起来而进行的挣扎。我们可以回到真正的主题——图书的使用以及罗马世界所用图书的性质。
卡图卢斯的诗中有对图书外观的最早的描写，而且特别提到卢库卢斯拥有一个图书馆——可能是罗马第一个重要的私人图书馆〔177〕。据说卢库卢斯不但搜集了大量的图书，而且将自己的图书馆对所有想要使用的人（特别是希腊人，他们蜂拥而至，就像那图书馆是个缪斯神庙一样〔178〕）免费开放。根据苏埃托尼乌斯的记载，恺撒也曾任命瓦罗为其所提议的一个大规模的图书馆搜集图书〔179〕。
卢库卢斯图书馆。
帕伽马卫城部分复原的罗马图拉真神殿。摄影：Dora Minaidi。
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图书馆的建立成了平常之事。据说第一个公共图书馆是由身为维吉尔和贺拉斯的朋友的L.阿西尼乌斯·波利奥建立起来的（因为恺撒的图书馆始终没有建成）〔180〕；不过此后不久，奥古斯都本人建起了两个图书馆，一个在“战神广场”，一个在帕拉蒂尼山。两个都是同样的设计：一个大的开放的长方形柱廊，其中有一个神殿（战神广场的屋大维柱廊有两个神殿）和两个藏书室，有一个大厅和其他一些房间。这两个藏书室按照恺撒所设计的那样，分别藏着希腊文图书和拉丁文图书，这一范型也为其后继者所遵从。顺便也可以看出，当时存在的拉丁文学的体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可以与希腊文学分庭抗礼。从此建立图书馆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惯例。提比略、韦斯帕西恩和图拉真都曾在罗马建过图书馆〔181〕，而哈德良则曾在雅典建过图书馆〔182〕。习俗上是将图书馆和神庙联系在一起的。
到公元一世纪中叶，不但公共图书馆，而且私人图书馆也多了起来，甚至多到塞涅卡强烈谴责的那种炫耀性聚书的程度。他说，聚书并不是为了学问，而是为了显摆。那些藏书者收集了成千上万册图书，但从来不读，只是赏玩它们华丽装饰的书端（书额）以及它们的标签。最无所事事的人藏有所有演说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搁在顶到天花板的大书橱里。图书室被当成一种必要的室内装潢，就像卫生间那样〔183〕。一排排卷轴横躺在书架上，如何就能达到装饰的效果，这有点难以理解；不过不要忘了，这些卷轴本身以及它们的封套都点染了各种各样的颜色，轴端饰以木头或者象牙制成的精美的球柄，而且书橱可以是很漂亮的家具，周遭常常布置一些伟大作家的半身雕像或者画像。
通向雅典娜神庙和帕伽马图书馆大门复原图。柏林，帕伽马图书馆。
罗德岛大体育场图书馆废墟，有容纳木制书橱的壁龛。
尼萨竞技场图书馆主厅的北墙废墟。
考古发现了当时私人图书馆的一个绝无仅有的著名实例，出土时书还在架上。这个著名的图书馆是在赫库兰尼姆的一个庄园遗址中发现的〔184〕，该庄园被公元七十九年维苏威火山大爆发所掩埋。一七五二年发掘这个庄园时，发现了一个大约12英尺见方的小房间，在镶嵌木艺的书橱的残骸中间，有成百上千卷纸草书，乌黑而且极脆〔185〕。这些书橱依四壁而立，房子的中间是一张桌子，可以在上面展卷阅读。它们几乎都是哲学著作，特别是伊壁鸠鲁学派的哲学；其中很多卷子上面都是公元前一世纪时一个二流哲学家斐洛德谟斯的文字〔186〕，这些除了作者以外没有人想读的作品，有时候居然有两个甚至更多的副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庄园就是斐洛德谟斯本人的，或者是他的恩主皮索的。从古文书学上来看，这些纸草书可以认定为属于那个时期。这些卷子有一部分已经成功展开并且破译了出来，尽管难度非常大；作为埃及之外生产的数量可观的纸草书的绝无仅有的实例，无疑有着特殊的价值。唯一遗憾的是，主人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诗歌或历史著作的收藏家。
纸草庄园，韦伯平面图第XVI房间，摘自卡尔·韦伯素描（出自：Ruggiero 1885，PL. X，1）。
纸草庄园所发现的书柜复原图，（出自：Capasso，一九九一）。
Antonio Piaggio设计的机械用来展示打开的碳化纸草（出自：Castrucci一八五二，pl. IV）。
列柱围绕的花园中庭内部，盖蒂园，摄影：Kenneth Lapatin。
赫库兰尼姆的纸草庄园，Castrucci于一八五二年复原图，图XXI（出自：Research Library, The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Los Angeles [88-B5582]）。
帝国时代诗人们，特别是马提雅尔和提布卢斯，对于他们那个时代图书的外观多有述及。他们对纸草卷的描写是，用浮石磨平，涂上雪松油，饰以用象牙或乌木制成的突出的球柄，裹在紫色的套子里，系着腥红色的带子还有标签。从中我们得知，阿尔吉图姆有多家书肆〔187〕；诸如特里丰和阿特莱克图斯那样的书商〔188〕，他们储有马提雅尔的作品，在他们门柱上贴着新书广告。我们得知，一个发行了的作品的便宜本子，可以用六个或者十个塞斯特斯买到。我们还得知那些糟糕图书的最终的命运：被虫蛾吞噬，被厨工用来包肉，或者作为废纸让学童在卷子的背面做练习〔189〕。
然而帝国时代人们亲近文学的方式，并不仅限于读书。时见载籍的另一种习惯是公开朗诵。特别是在弗拉维王朝时期〔190〕，这成了人们爱用的发表作品的方式。朗诵可以是在公众场合，如大澡堂或者广场，人们可以随意听取，就像在特拉法加广场或者海德公园听取演说一样〔191〕；也可以是在私人宅第，为请来的客人朗诵。玉外纳和佩特罗尼乌斯给我们描绘了这类表演的情景〔192〕。塔西佗描写道，一个作者是怎样不得不租下场地和椅子，并亲自恳请，聚拢若干听众〔193〕；而玉外纳则抱怨道，有一个富人愿意出借他的一所废宅，并打发他解放了的奴隶和贫穷的门客来充作听众，但却不愿意承担椅子的费用〔194〕。这整个情形与现代音乐界差相仿佛：一个歌手不得不租下一个大厅，并竭尽全力邀聚听众，以便自己的声音可以被人听到；或者，愿意提供帮助的某个赞助人会将自己的客厅借给他办演唱会，并用自己的影响邀请朋友出席。这种局面对于文学来说并不好，因为其所鼓励的创作是雕琢堆砌的慷慨陈词，而其对作品传播究竟有何助益也令人怀疑。
贺拉斯在他的注释者中间，木刻摘自F. Horatius, Opera, Venezia, Doninus Pincius, 一五○五年。
维吉尔把《埃涅阿斯纪》呈献给奥古斯都大帝。木刻摘自M. Vergilius, Opera, Bernardinus Stagninus, 一五○五年。
这里，我们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在整个黄金时代的状况以及它们各自在希腊化时期和白银时代的中衰进行了简短的考察。更完整的细节可以参看权威的文学史。在整个这一段时期里，纸草卷子是主流的图书形式，而关于这一点，前一章已经给出了详细的描写。但是转变即将到来。一种与之相竞争的书写材料已经登场，一种与之相竞争的图书形式开始现其端倪，而一种新的文学，也正悄然来临。下一章我们将回头描述图书的外部形式，追踪皮纸作为一种图书材料、册页书作为一种图书形式的兴起，以及它们为承载全新的基督教文学、为在中世纪传承古典作家的作品提供服务。纸草卷轴的一千年，即将被皮纸册页的一千年所取代，直至其再被纸质印刷图书所取代——而迄今为止，纸质印刷图书所享寿祚，仅是其两个前任的一半。我无意于历述整个中世纪，但是，从纸草到皮纸以及从卷轴到册页的这个转变的故事，对于古典文学和基督教文学来说，都相当重要，而最近的考古发现让我们对一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作为其中之一部分，亦自有其意义。
【注释】
〔152〕泰拉马拉（Terramare）文化，意大利史前文化，遗址在意大利北部波河平原，十九世纪后叶出土。泰拉马拉（Terramare）意思是“黑土”，因在遗址中发现用于农田的黑土而得名。其时间大约为公元前一七○○年至公元前一一五○年，相当于青铜器时代的中晚期。维拉诺瓦（Villanova）文化，位于意大利中北部，紧承泰拉马拉文化，是铁器时代的开始。——译注
〔153〕埃特鲁斯坎人（Etruscan），其来源尚无定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意大利土著人，大概是维拉诺瓦人（Villanovan）的一支；另一种观点认为来自于安纳托利亚（Anatolia），也就是小亚细亚。——译注
〔154〕李维对早期罗马历史之混沌不明的解释是“因为当时对过往事件之记忆的唯一可靠守卫——书写文字——的使用非常少，而且，即便是存在于祭司评注以及其他公共或者私人文件中的那些记载，也几乎全部毁于这座城市的那场大火中了。”（tum quod parvae et rarae per eadem tempora litterae fuere, una custodia fidelis memoriae rerum gestarum, et quod, etiam si quae in commentariis pontificum aliisque publicis privatisque erant monimentis, incensa urbe pleraeque interiere.）（vi. 1）——原注
〔155〕《自然史》（Nat. Hist.），xiii. 13。——原注。译者按：卢西乌斯·卡西乌斯·赫米纳（Lucius Cassius Hemina），罗马编年史家，大约在公元前一四六年前后，用拉丁语写作。其编年史有残卷存世。
〔156〕帕布利乌斯·克涅利乌斯·克塞古斯（Publius Cornelius Cethegus）和马尔科斯·贝比乌斯·庞皮琉斯（Marcus Baebius Pamphilus），罗马政治家，二人于公元前一八一年被选为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在他们执政期间，发现了罗马国王努马·庞皮琉斯（Numa Pompilius）的陵墓。——译注
〔157〕据李维记述，Cn.泰伦提乌斯（Cn. Terentius）曾被罗马财务官佩蒂利乌斯（P. Petilius）征为记室。贾尼科洛山（Janiculum），罗马城西部的一座山丘，意大利文作Gianicolo。努马·庞皮琉斯（Numa Pompilius），古罗马第二任国王，公元前七五三年至公元前七一六年在位。——译注
〔158〕承卡德伯里（H. J. Cadbury）先生相告，摩西曾教示约书亚如何保存交托给他的那些书（《摩西升天》[Assumption of Moses]，i. 17）：“你当将这些书顺序摆放，涂以柏木油，贮于陶器之内。”——原注
〔159〕李维（Livy），i. 20。——原注
〔160〕图鲁斯·贺斯提利乌斯（Tullus Hostilius），古罗马第三任国王，是努马·庞皮琉斯（Numa Pompilius）的继任者。——译注
〔161〕李维，i. 31, 32。——原注。译者按：安库斯·马尔提乌斯（Ancus Martius），古罗马第四任国王，曾是努马·庞皮琉斯（Numa Pompilius）的亲密朋友。
〔162〕李维，i. 42, cf. iii. 3。——原注。译者按：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Servius Tullius），古罗马第六任国王，也是埃特鲁斯坎（Etruscan）王朝第二任国王，公元前五七八年至公元前五三五年在位，改革罗马征兵制度，为此进行人口普查。
〔163〕塔尔昆（Tarquin），指卢西乌斯·塔尔昆（Lucius Tarquin），埃特鲁斯坎人，史称“倨傲者塔尔昆”（Tarquinius Superbus），是古罗马最后一位国王，公元前五三五年至公元前五○九年在位，为民众起义所推翻，与几个儿子流亡在外。之后开始了罗马共和国的时代。——译注
〔164〕拉尔斯·波森纳（Lars Porsenna），埃特鲁斯坎人，克鲁西姆（Clusium）城邦的国王。倨傲者塔尔昆被罗马民众推翻后，逃亡到克鲁西姆，向拉尔斯·波森纳乞援，从而引发克鲁西姆与罗马之间的战争。战争期间，罗马勇士盖乌斯·穆西乌斯（Gaius Mucius）潜入埃特鲁斯坎人营地行刺拉尔斯·波森纳，因错将其身旁记室认作国王，仅“误中副车”。 ——译注
〔165〕昆图斯·法比乌斯·皮克托尔（Quintus Fabius Pictor），活跃于公元前二百年前后，是最早的罗马历史学家之一，被认为是第一个编年史家。盖乌斯·李锡尼·马赛尔（Gaius Licinius Macer），卒于公元前六六年，古罗马编年史家，曾撰有16卷的罗马史，已佚。——译注
〔166〕“西卜林书”（the Sibyllin books）是古罗马的一部神谕集，用希腊语六音步诗的形式写成，是古罗马最后一任国王倨傲者塔尔昆从一个希腊女巫（Sibyl）手中购得，用以占卜决疑。——译注
〔167〕见李维《罗马史》，第3册，第44章，其中提到百夫长弗吉尼乌斯（Virginius）的女儿在路过市场前往学校的路上被人绑架的故事。——译注
〔168〕亚麻书，据说最初始于埃斯特鲁坎官员们“书诸绅”的记录文字，后来成为书的一种形式。这里是指藏于财神庙（Moneta）的那部神秘的书，其内容曾为编年史家李锡尼·马赛尔（Licinius Macer）所引。——译注
〔169〕“在他们担任执政官期间，与阿尔代亚的条约得以续签。这是他们当年担任执政官的唯一证据，因为在古代编年史和正式的执政官世系上都找不到他们的名字……按照李锡尼·马赛尔的记述，他们的名字见于与阿尔代亚的条约副本，也见于财神庙的那本亚麻书。”（李维，iv. 7）“记载不相一致，但是就这两年而言该执政官的名字都写进了亚麻书的执政官世系里。”（同上，13）“这里存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这个错误，因之这些古代编年史以及写在亚麻书上、藏在财神庙的行政官世系，李锡尼·马赛尔时不时引为典据。”（同上，20）“土贝罗和马赛尔都引亚麻书以为典据。”（同上，23）‘His consulibus cum Ardeatibus foedus renovatum est; idque monimenti est consules eos illo anno fuisse, qui neque in annalibus priscis neque in libris magistratuum inveniuntur…Licinius Macer auctor est et in foedere Ardeatino et in linteis libris ad Monetae ea inventa.’（Livy, iv. 7）‘Nihil constat, nisi in libros linteos utroque anno relatum inter magistratus praefecti nomen.’（ibid. c. 13）‘Qui si ea in re sit error, quod tam veteres annales, quodque magistratuum libri, quos linteos in aede repositos Monetae Macer Licinius citat identidem auctores…habeant’.（ibid. c. 20）‘Et Tubero et Macer libros linteos auctores profitentur.’（ibid. c. 23） ——原注
〔170〕例如，普林尼《自然史》xiii. 11：“此后他们开始在铅做的卷子上记录公共事务，不久又用亚麻卷子记录私人事务。”（‘postea publica monimenta plumbeis voluminibus, mox et privata linteis confici coepta.’）——原注
〔171〕阿格兰姆（Agram），地名，即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Zagreb）。——译注
〔172〕可是伏庇斯古斯（Vopiscus）在其《奥勒留传》中说，城市的长官说，甚至那“亚麻书”也当从乌尔庇乌斯（Ulpian）图书馆（位于图拉真议事广场）中取出来供他使用。但他并未明言曾经寓目。——原注。译者按：伏庇斯古斯（Flavius Vopiscus）为罗马皇帝奥勒留（Aurelian）所作的传记，被收入《皇史六家》（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
〔173〕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Livius Andronicus，约前二八○或前二六○～约前二○○），古拉丁时期的戏剧家、抒情诗人，是已知最早的罗马诗人，被誉“拉丁文学之父”。——译注
〔174〕奈维乌斯（Gnaeus Naevius，约前二七○～前二○一），罗马古拉丁时期的诗人、戏剧家。不同于来自希腊的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所作的译介和改写，奈维乌斯是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他的写作也是原创性的。撰有史诗《布匿战纪》（Bellum Punicum），是罗马史诗创作的开山者。昆图斯·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 前二三九～前一六九），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诗人、作家。所撰史诗《编年纪》（Annales），叙述了从公元前一一八四年特洛伊城陷落以来一直到公元前一八四年老加图担任罗马监察官时期为止的罗马历史，被称为“荷马再世”，其写作对拉丁文学有深远的影响。——译注
〔175〕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前二三四～前一四九），罗马政治家，作家，历史学家，又称监察官加图，又称老加图（以别于其曾孙小加图）。所撰《创始记》叙述了罗马的历史源流，是第一部拉丁散文著作。——译注
〔176〕西庇阿·艾米利亚努斯（Scipio Aemilianus，前一八五～前一二九），又称小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Scipio Africanus the Younger），罗马共和国军事将领和政治家，雅好文学，在其周围聚集了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ibius）、斯多噶学派哲学家潘奈提乌斯（panaetius），以及诗人卢奇利乌斯（Lucilius）和泰伦斯（Terence）等人，称为“西庇阿小圈子”。 ——译注
〔177〕卢库卢斯（Lucullus，前一一七～前五七或前五六），罗马共和国贵族派政治家，著名将领，在东征胜利后掠取了大量的战利品，他慷慨资助艺术和科学，将自己的世袭产业变成了迎宾馆和图书馆，对学者们免费开放。——译注
〔178〕普卢塔克（Plutarch），《卢库卢斯传》（Vit. Luculli），c. 42。——原注
〔179〕关于罗马图书馆的一般情况，参见J.W.克拉克（J. W. Clark），《照管图书》（The Care of Books），第12—24页。——原注
〔180〕阿西尼乌斯·波利奥（L. Asinius Pollio），似当为盖伊乌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Gaius Asinius Pollio， 前七五～公元四），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诗人，历史学家，公元前四○年担任罗马执政官（Consul），是维吉尔的恩主、贺拉斯的朋友，这两个人都曾有诗献给波利奥。——译注
〔181〕提比略（Tiberius，前四二～公元三七），罗马帝国第二任皇帝。韦斯帕西恩（Vespasian，九～七九），罗马帝国第九任皇帝，特别注意拢络文人，据说塔西佗、苏埃托尼乌斯、老普林尼等人都曾受到他的资助和庇护。图拉真（Trajan，五三～一一七），罗马帝国第十三任皇帝，曾大兴土木，留下了许多地标性建筑，如图拉真广场、图拉真市场、图拉真凯旋柱等。——译注
〔182〕哈德良（Hadrian，七六～一三八），罗马帝国第十四任皇帝，人文主义者和希腊文化爱好者。——译注
〔183〕塞涅卡（Seneca）《论心灵的宁静》（De Tranquillitate Animi），c.ix。——原注
〔184〕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古罗马城镇，毁于七九年维苏威火山爆发，遗址在今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埃尔科拉诺（Ercolano）镇。——译注
〔185〕按照汉弗莱·戴维爵士（Sir Humphry Davy，R. Soc. Transactions，一八二一）的说法，这种状况是由于泥土和灰烬，而不是火烧。——原注
〔186〕斐洛德谟斯（Philodemus，约前一一○～前四○或前三五），伊璧鸠鲁学派哲学家，诗人。——译注
〔187〕阿尔吉来图姆（Argiletum），是罗马古城的一条街。——译注
〔188〕特里丰（Tryphon），见于马提雅尔，iv.72。阿特莱克图斯（Atrectus），见于马提雅尔，i.117。——译注
〔189〕书后附录对拉丁诗人关于图书生产和使用的较重要的记述文字进行了汇集。——原注
〔190〕弗拉维（Flavian）王朝，公元六九年至九六年统治罗马帝国，先后有韦斯帕西恩（Vespasian）和他的两个儿子提图斯（Titus）、图密善（Domitian）共三朝皇帝。因为弗拉维家族并不显赫，所以取得皇位后特别注意通过文学来宣传其统治的正当性。——译注
〔191〕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位于伦敦市中心，常常用于集会，因为纪念英国皇家海军一八○五年特拉法加海战胜利而得名。——译注
〔192〕玉外纳（Juvenal），古罗马诗人，生活于公元一世纪末二世纪初，作品有《讽刺诗集》（Satires）。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二七～六六），古罗马作家，作品有《萨蒂利孔》（Satyricon），是一部小说，反映了罗马帝国时代的市井生活。——译注
〔193〕塔西佗（Tacitus），《演讲学对话录》（Dial.）c. 9。——原注。译者按：塔西佗（Tacitus，五六～一一七），罗马帝国元老，历史学家，存世著作有《编年史》（Annals）、《历史》（Histories）和《演讲学对话录》（Dialogus de oratoribus）等。
〔194〕玉外纳（Juvenal），《讽刺诗集》（Sat.） vii. 40—47。——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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