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共物品的“有效替代”

第一节　保健品：对公共物品的“有效替代”

保健品行业历来是一个为人诟病的行业，不论是公众还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学者都对保健品热销的现象提出强烈的批评和质疑。“近几年来极为红火的保健品产业，各领风骚一两年，除了可以满足虚假的心理需求之外，又给国民体质和国民经济带来什么实质性作用呢?”^[6]“国内市场上的保健品可谓此起彼伏、前赴后继，一个品牌倒下去，更多的品牌站起来。……我们需要保健品吗?如果饮食结构合理平衡，没有服食任何保健品的必要”。^[7]那么保健品行业究竟为什么能够在学者的批评和公众的质疑声中依然保持持续的红火呢?显然，用“消费主义”的盛行、厂商的“忽悠”来解释未免过于简单、武断。通过本个案的研究我们看到，JM公司这样的保健品企业对消费者的影响机制有着深刻的语境基础和消费者基础，其中，国家医疗体系的不完善、医疗本身的“失效”是保健品行业兴旺的一个主要原因。可以说，保健品是医疗体系这一“短缺”又某种程度上“失效”公共物品的一种有效替代。

一、“看病贵、看病难”：从现象到本质

当前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议论，一是看病贵，二是看病难。医疗费用飞速上涨，并且由于国家医疗保障的缺位，自费病人占很大比例。JM公司的消费者——老年人，过去都曾是医院的常客，从他们的谈话中最能感受到对医院的无奈，对各种药品、医疗的失望。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的关志强教授曾经指出，“由于缺乏制度保障，以至于有60%以上的医疗卫生总费用来自百姓个人，在城镇有44%以上的人没有任何制度性医疗保障，在农村这个比例高达80%。疾病支出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个人收入增长速度，百姓一年的收入难以支付一次住院费用。一旦疾病风险降临，很多家庭会因此陷入贫困。中国13个人中，就有1人处于赤贫，其中有1/4至1/3直接跟疾病有关。这种状况的持续，严重影响消费内需的拉动，对中国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也将形成巨大威胁”。^[8]

1.看病贵、看病难

北京市老年学会在1996年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44%的老年人在就医时感到困难，其主要原因依次为：医药费高(27.1%)、没钱看病(12.0%)、没人陪同看(7.1%)、路远不能及时去医院(6.1%)、有病治不了(4.0%)、医院服务差(2.3%)等。^[9]江苏省城市经济调查局2005年4月对无锡、泰州、盐城、淮安的600户中低等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家庭进行了一次专题调查，结果表明，92.8%的家庭都认为“看病太贵”。^[10]在我们的调查中，JM公司的顾客对“看病贵”问题意见很大：

药太贵了。现在不能进医院，进医院就是几千块钱。我有一个同事，感冒了，就是1000。(B55，张女士，江苏常熟，50岁)

我们工资就那几个钱，又要生活，现在医院里面看病(价钱)都是非常高的，看个感冒就要三四百块钱。我就打个比方，他们颈椎病做治疗，做一个星期5000块钱，我颈椎病疼得睡不着觉，浑身疼痛。我身上的病太多了，我下放(农村)过，身体不好。我们夫妻俩一个下岗。看病看不起，一年最起码看病花10000块都不止啊，一分钱都没报销的啊。(B59，周女士，江苏扬州，58岁)

原来我们做的是公费医疗啊，现在呢，自己要掏钱啊，一方面生病也受罪啊，再一个要花很多钱嘛，你自己一个人小小的感冒至少也要花一两百块不是吗?不然还好不了呢，感冒一下就要一两百，你感冒三四次的话就要上千块钱。(B43，郭女士，福建福州，47岁)

除了看病贵以外，看病难也是一大问题。深圳的一次调查显示，在居民对医院不满意的原因中，24.1%的居民不满“候诊时间过长”，40%的人认为候诊是花费时间最多的就医环节。^[11]在我们的调查中，顾客李女士(B27，南京人，46岁)说：“因为每次到医院里面看，还要排队，还要排很长的时间，你每天早上，最起码要几个小时……”朱先生(B28，南京人，45岁)说：“到医院一个花钱多，人也受罪，又麻烦。”一位名叫马伊俐的演员在她的博客中曾经这样描写自己生病去医院时的情景：

有一次九点半到一个著名的医院挂外宾门诊的专家号，居然被告知前面有42个人在排队，结果第二天不得不六点多就去排队拿号，感叹看病难，我们经济条件好一点的舍得挂个外宾门诊，普通门诊居然排了将近500人，老百姓要是有个疑难杂症需要好大夫看的可怎么办呢?专家们一星期只出诊一天，可是等着被医治的人有成千上万，碰上特别牛的医生问他半天还不爱给你解释你想了解的医学常识，挂号时看见一个从内蒙古来的父亲，就为了给儿子看甲亢，排了三天的队，头两天因为人数有限没拿到号，第三天才拿到号，不知道这样的痛苦经历每天在每个医院都要上演多少遍!真觉得无能为力，真是希望大家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不用去医院受那份罪!^[12]

2.医院的“麦当劳化”

为什么形成“看病贵、看病难”的现象?医院的“麦当劳化”和市场化是主要原因。在19世纪前的西方国家，病人对自己的病情与治疗方式有相当大的自主空间。为了使“尊贵”的病家满意，医生必须使用日常生活的语言来解释病情，而病人自我感觉到的症状更是医师关注与诊治的焦点。在我国19世纪以前，对重病病人医生通常都是上门提供一对一人性化服务。^[13]但从19世纪开始，西方医学或者现代医学经过“床边医学”(Bedside Medicine)、“医院医学”(Hospital Medicine)、“实验室医学”(Laboratory Medicine)的过程变化后，对疾病的定义也开始从病人的自我感觉的症状转变为医生透过各种仪器如显微镜测得的病症。即使是一位充满爱心的医生，其专业训练也迫使他将注意力集中在病人以外的病症、数据和实验报告上。病人自我感觉到的症状不再是医疗的重要依据，而医师日益专门化的术语更完全脱离了病人日常生活的世界。伴随着传统病人角色的消失，一个全新的被动的“现代病人”诞生了：他对自己的病情完全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和忍耐。^[14]社会学家保罗·斯塔尔(Paul Starr，1982)在撰写美国医学发展史时，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医学历史上的两大运动：专业力量或统治权的兴起、医学向工业化的转变。^[15]

医学工业化的需求就是对效率的追求、对“时间”的控制，“当人类为了节约和使用时间而掌握了时间后，也就是说，学会了测量并精确地加以分割后，人类同时也就发现自己成了时间的奴隶”。^[16]尽管医院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医院难以向福特制工厂流水线那样把医生、护士的时间精确化到分和秒，但它们还是利用各种“排班表”“工作程序”等来规定医生护士的动作、频率、规格等，^[17]通过以上管理程序，以便患者能像流水线上的产品迅速从“挂号处”“××科”到“检验科”，从“××科”再到病房等，医院的科学管理提供了“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控制”。^[18]但由于病人越来越多，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仍然疲于奔命，这又反过来促成医院对外呼吁加大投入，从而引入更加先进庞大的代表世界水平的能快速“检测”各种人体数据和“诊疗”疾病的机器，对内规范操作程序，使医疗过程更加标准化，以便和麦当劳的快餐文化相媲美。

美国、加拿大、以色列的几项对医学院学生的研究发现，学生们所受到的医学训练使学生形成了对病人的非人性化的态度，比如加利福尼亚医学院的教师从来不给学生真正指导如何管理病人，一个医学院的学生曾经写道：“医生们基本上不与病人交谈。就像等了3个或6个月后的大查房，医生们突然来了2分钟，简单看看就走。我们学生可能会靠近一些，医生拿着内窥镜，让我们每个人都看上一眼就走开，到另一个病房也是重复着看一眼就散开的过程观察另外的病人。我感到这种非人性化的做法令人作呕。”^[19]在中国这种现象同样越来越普遍，由于医院病人人满为患，医生为了追求效率，往往三言两语打发病人，尽管为了适应竞争需要，中国一些大医院提出了工作重点从“一切以医疗为中心”转向了“一切以病人为中心”，但“人性化”工作是由护士来承担的，而医生的使命则是“刻苦钻研，提高技术水平”。^[20]

3.医院的“市场化”

医疗行业的市场化也是导致目前状况的原因。经济社会学家尼尔·弗利格斯坦在批评美国医疗保健制度时说，医疗保健制度“是一种引入市场力量而产生糟糕结果的情况。……整个医疗保健危机就是由于各个系列的组织行动者利用多元市场偷梁换柱，用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制度代替整个医疗保健制度而造成的。在过去，我们是‘病人’，但现在我们却成了‘消费者’，这反映了市场逻辑在重新确立背景的过程中已经走得太远了。人们对市场化的部分批评，就是市场化在医疗保健部门并没有带来有效率的结果。市场模式失败的原因在于病人不可能成为信息充分的消费者。当人们生病时会去看医生以获得治疗，但当你在一个医院中，你决不会四处逛、问价钱”。^[21]“戴维·希里斯(David Hillis)是达拉斯州得克萨斯西南医学中心的一名心血管专家，他曾经告诉《纽约时报》，从赚钱的角度来说，医生跟汽车推销员、丧礼顾问或基金经理的立场是一样的”。^[22]

2006年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高强曾经指出中国“看病贵”“看病难”的六条原因：第一，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均衡，医疗资源过多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社区和农村没有能力承担起基本的医疗功能；第二，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并且呈逐年下降趋势，2006年30000亿财政预算中，仅有1200多亿用在医疗领域，比例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6%下降至4%；第三，医疗保险发展缓慢；第四，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流动秩序混乱；第五，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不合理，存在逐利倾向，一方面政府投入少，每年的拨款仅占医院总收入的7%～8%，其余90%以上都是靠医院自己组织医疗服务得来，另一方面，政府对医院的收支又不管，任凭医院自由收费和分配；第六，政府对医疗市场的监管不力。^[23]

可见，看病贵、看病难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医疗改革中的“市场化”导向造成的。这几年，市场化是医疗改革的重点诉求，为了弥补政府投入的不足，政府允许医院药品加成15%，即所谓“以药养医”。但问题是，“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放出来的“恶魔”就不止这些了，医院的药品并不是在出厂价的基础上加15%，而是在进价上加15%，但医院拿到的进价已经比出厂价翻了许多倍了，这其中的差价主要耗损在流通渠道了，里面就包括医生最后拿到的回扣。回扣基本上每种药品都会有，价格越贵的药品回扣越高，一般行情是15元以下的药品扣率为5%～8%，越往上越高，如果超过100元，扣率会达到15%，而一些注射用的昂贵的抗生素，扣率竟达到20%，甚至更多。由于价格越贵的药品，提成越高，所以医生都倾向于使用价格高的药品。药品业是一个比较奇特的行业，经济规律在此基本不起作用，同类型的药品越多，竞争越激烈，按经济规律价格应该越来越低，但事实正好相反，药品越贵越好卖。国家发改委多次强行降低药品价格，但这些药品很快就在市场上消失了，因为医院的进价低，加成总数也就少，医院根本不愿意采购此药，就算是医院进了这种药，由于它能提供的暗扣自然就少，医生就不会开这种药，病人又不知道该吃什么药，他们只能听医生的，于是这种廉价药品很快就被医院和医生联手封杀了。^[24]

二、被打破的“神话”

曾几何时，医院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圣殿，医生成为给人第二次生命的“神”。20世纪初在中国，每年有100万病人出入西方传教士的医院，随着病人的治愈，昭示了医院作为科学空间的有效性，中国人对西方医学由疑惧、惊诧再到崇拜。^[25]但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的健康问题不断增多，曾被认为消灭了的疾病重新出现，原来罕见的疾病流行起来，很多这些疾病都无法用药物来治愈，癌症、关节炎、哮喘病的发病率正在增高，心血管疾病仍是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同时治疗手段失当、误诊、医生职业道德的迷失等现象也非常普遍，医院的“神话”已被打破。

1.“束手无策”

因为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当今社会所有死者中有1/4是因为癌症，并且将很快变为1/3，尽管医疗费增长使经济濒于崩溃，但医生仍对这些疾病束手无策，他们中很多人也像其他人一样死于这些疾病。^[26]一些人甚至认为，人类与疾病斗争了几万年，但真正认识并治愈的疾病却少得可怜。慢性病成因复杂，包括遗传、环境和生活模式等，至今医学界对众多慢性病束手无策，无法治愈，有些是只能做到某种程度的改善。在现代医院中，对付疾病的两种最主要手段是手术和药物。从我们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医院对各类慢性病的医疗没什么效果，更别谈癌症之类的所谓“不治之症”。上述这种情况在JM公司的顾客中特别常见：

可能是我没吃过母乳的缘故，从小自身免疫功能低下，导致各种疾病接踵而来。大小医院住过十几次，单手术就动过6次。特别进入中年后，心脑血管疾病过早导致了我腿部血栓，最终还有截肢的可能，生活过早地没有了阳光。(B87，何先生，上海，58岁)

前几年，胃不好，溃疡，吃了很多很多的药都不好……吃药没有用，吃了很多的药，所有的药都吃过了，都没有效果。(B25，李女士，江苏南京，64岁)

因为腰的问题，走遍福州九家最大的医院，每家医院都有不同的说法，但没有一家能治好的。(B37，焦先生，福建福州，55岁)

其实在医学最为发达的美国上述情况同样存在。比如心脏病是人类第一大杀手，通常的治疗方法是手术治疗，而著名营养学家柯林·坎贝尔博士认为对心脏病来说，手术只是一个虚幻的救世主。^[27]以1990年为例，该年一共进行了38万例一种缓解心绞痛的“分流术”，手术费用46000美元，每50例就会有一个死于手术并发症，20%～30%的患者在接受手术后一年中仍旧感到胸部疼痛，十年中，半数患者会死亡、心脏病发作或再度发生胸痛。^[28]另外，接受分流术的患者，其心脏病发作次数并不比没接受分流术患者的少。^[29]美国克里夫兰诊所的乳腺癌攻关组组长、美国内分泌医师联合会主席埃塞尔·斯廷医生曾经说过，尽管作出了最大努力，患者的健康状况却一直得不到好转，“这种可怕的感觉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每次手术以后，我都去病房了解患者的康复情况，结肠癌手术后的存活率怎么样?并不好”。而那些乳房切除术“改变某人的身体结构，但丝毫不能增加患者的康复机会”。^[30]

2.治疗不当、误诊与副作用

有些医疗手段还有可能加速病者(比如癌症病人)的死亡。一位留学回国的医药学博士后毕讯先生曾说，癌症死亡率虽然很高，但往往并不是死于癌症本身：1/3是吓死的，精神垮了；1/3是治死的，治疗方法不当；最后1/3才真正是病死的。可见约2/3的癌症死亡原因与现行的治疗方法不当有关。^[31]一位名叫约翰·麦肯道格尔的医生说他曾为了使自己成为更好的医生，去一家大医院进行研究生进修，但在观察经验更为丰富的医生是如何用手术和药物治疗患者的时候，他意识到这些权威医生做得并不比他更好。“患者的病情不仅没有改观，实际上反而恶化了”。^[32]南京一家三级甲等医院——G医院肿瘤科护士长袁女士这样说：

我们科属于危重病人多的科，许多病人来的时候就没希望了，现在这病基本没法治，你不来也许还能拖个一年半载的，你一来又是放疗又是化疗什么的，病人很难挺过三个月的。花了大价钱不说，还很痛苦，放化疗的滋味可不是一般的难受，头发全掉光，身体疼痛感也非常强烈。病人一来十几万就没了，但得不到回报。^[33]

现代医疗系统还存在比较普遍的误诊现象。法国1963年报道了1000例尸检结果，结果发现误诊率高达45%，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一家医院又报道了1000例尸检结果，统计发现误诊率也是高达40%。^[34]另据美国健康财政管理局的估计，在美国的医院里每天都有12%的用药错误。如果我们住院超过一个星期，就有大于一半的可能性成为这种错误的牺牲品。^[35]《美国医学协会杂志》(JAMA)曾经发表过巴巴拉·思达菲尔德博士的一篇文章，文中称，在美国每年由于医生误诊、用药错误及药物不良反应和手术失误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了225000人，^[36]是美国人第三大死亡原因，列于心脏病和癌症之后。^[37]发达国家医院的误诊率尚且如此之高，更别谈中国了。一位南京顾客谈女士(B20，51岁)这样介绍她的被误诊经历：

我就是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开始到一家医院却误诊了，他说我是腰椎间盘，腰椎间盘是有，但是很轻微，医生说我疼痛是装的，你这个腰椎间盘，根本就不厉害，你回家睡一个月来开刀。……疼呀，自己直接就是不能碰，怎么办。又到一家医院，这家医生开始就说是股骨头坏死又是什么了，查这个，查那个。他说腰椎间盘能发这么高的烧吗?丢在急诊室没有人问，最后查血液，一查是一个风湿，再喊风湿科来，会诊，转到风湿科，确定是风湿病关节炎，折腾了几个月。

药的副作用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一般人都不会也不敢长期吃。尽管药物有时能减轻病症，但最终对身体有害无益，因为作为身体内非自然的物质，药物使本来负担过重的器官更为紧张，这些器官把它们看成是毒物，去进行中和并排泄出去，所以药物只能使内部环境更加恶化，并带来其他痛苦，这些痛苦一般被医院的医生漠然地叫做“副作用”。为了抵抗这些副作用，经常需要开另外的药物来服用，从而形成恶性循环。^[38]所以，现在人们把医源性疾病列为死亡的主要原因。据一项国际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世界各国住院病人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0%～20%，其中5%出现致残、致畸、致死、住院时间延长等严重后果，住院死亡人数中有3.6%～25%是吃药吃死的(药源性致死)。另据国内的一项统计显示，药源性致死的国内住院病人至少在20%以上，每年有20万人死于药品不良反应，其中又有40%死于抗生素滥用。^[39]

3.职业道德的“迷失”

“麦当劳化”“市场化”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负面影响就是一些医生在利益面前“道德”的迷失。一位年轻的妈妈感慨现在很多医生为了经济利益而不顾职业道德的现象，她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她自己小孩看病的例子。本来抗生素在医学治疗上是严格受到控制的，但在一次看病中，医生却给她的孩子开了大剂量的抗生素药物，懂医的朋友到她家发现后，方才停止使用。一个医学代表认识一个“最”有名的专家，一个拥有双博士后学位的教授。他在欧洲留学十多年，对抗生素的了解和研究国内屈指可数，他指导全国范围内医院的抗生素使用，他给普通病人用抗生素是用得最多的、最好的。而他私下说：“抗生素就是以毒攻毒，副作用很大，在欧美，购买抗生素比购买枪支还要困难。”在有一次碰到他患重感冒的时候，他吃的就是最普通的板蓝根冲剂。因为，他知道用“好”药，而用抗生素对自己身体会带来害处。这一切都说明，在他们的心目中，利益比良心本身更加重要。^[40]

更为普遍的现象是，医生的形象越来越“生硬”，医患关系越来越疏远。医学史专家爱德华·肖特曾经指出，20世纪60年代开始，理想的医患关系形象——充满同情心的医生和对医生充满信任的病人——已经不再存在，医生在与患者的互动中距离越来越远。^[41]医学发展的三个趋势对医患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首先，生物医学模型是以疾病为导向的，这种主导地位使得医学院学生和医生不能将医学知识与病人的交流相结合。实际上，1/3至1/4的疾病来自心理因素，只有通过医学知识与病人的交流，才能治愈。第二种趋势是医生更加依赖于药物疗效，而病人则对医生的处方给予更大期望，但事实上处方上所开的许多药物都对诊断的疾病毫无作用，比如抗生素问题。第三种历史趋势是时间压力，病人需要从医生那里得到的一件东西是倾听的时间、解释病情的时间、打消顾虑的时间等，但医生和病人在一起的时间受到限制。^[42]在我国，医院的医生往往三言两语打发病人，很少有耐心倾听他们的感受，更没有耐心向病人介绍疾病发生的原因，连病历上的字都写得十分潦草，好像很怕病人知道似的。

在中国，受频繁曝光的“医生收红包”“药品回扣”等不良现象的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医生的声望持续下跌。过去医生和护士在中国曾被人们奉为“白衣天使”，改革开放之初医生的职业声望曾长期排在前5位，而2001年全国81种职业声望调查显示，医生列第29名，^[43]2002年全国51种职业声望调查，医生列为第14名。^[44]这种现象在美国同样存在，美国学者指出，“医患互动的方式在过去一些年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据1989年美国全国盖洛普民意调查表明，75%的被调查者认为医生让病人候诊的时间太长，67%的人认为医生太注重赚钱，另有57%的人说医生不像以前那样照顾病人了。^[45]“总的来说，似乎对医生的不满比以前多了，人们心目中的医学形象越来越像一项商业”。^[46]

三、另一种可能

出于对医院的畏惧、失望与无奈，人们常常希望在医院外能解决治病的问题。JM公司的销售人员也常常把这一点作为邀请老年人参加联谊会的一个“卖点”。销售人员经常说的话是，“您不是血糖有点高吗?去医院找专家要挂专家门诊，还指不定哪一天能排得上呢?您可以去我们那儿看看，我们那儿可以提供血糖检测，非常高级的日本进口血糖仪，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次邀请了一位来自北京××医院的退休主任医师，他可是德高望重的权威，给中央首长看过病呢，比医院的那些专家可要权威得多，我找个机会争取让您向他咨询咨询，提供一些建议，这多好啊”。“您这疼痛医院一直治不好，不如您去我们那儿看看，如果您觉得能对症，那就最好了”。保健品为病患者提供了医院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1.经过“科学”检验后的效果

保健品的真实效果一直是一个让人争论不休的话题，很多科学主义者将大多数保健品斥为“骗局”。旅美生化学家、著名的“打假斗士”方舟子说“吃保健品是中国人进补传统的延续，今天的假保健品、假药也利用人们的民族感情，经常打着祖国传统医学的招牌迷惑人”。^[47]在《科学成就健康》一书中，方舟子对核酸、钙、维生素、硒、脑白金、螺旋藻等保健品都从科学的角度进行了阐释和揭露。那么怎么才能“科学”地证明保健品的效果呢?方舟子说“在试验一种新药是否真正有效时，按医学惯例必须把病人分成两组做试验，一组服用新药，一组服用做成药片样子的糖片(叫做安慰剂)，但是告诉病人吃的是药物。结果在那些吃没有药效的安慰剂的病人中，往往有一部分人病情减轻甚至痊愈，这就是心理暗示导致的。只有在服用新药的效果明显好于安慰剂时，我们才能认为新药的确是有效的”。^[48]

那么用上述“科学”标准来看保健品如何呢?以JM公司的“床上睡眠系统”为例，这个添加了远红、磁性物质的被子自2003年开始以来在全国估计已销售50万套。远红、磁对人身体的好处在社会上已经得到很多人的认可，在全国所有的中医院还有很多综合性西医院中都有一个设备齐全的“理疗科”，理疗科的设备包括各种大型远红、磁、脉冲、频谱类的诊疗设备。而像JM公司这类保健品企业所生产的保健器材也可以说是小型化、家用化的诊疗设备。为了有更进一步的说服力，JM公司聘请了第三方机构对其产品进行了“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的科学评价。这次“科学”评价在媒体上广泛报道，被称为保健品行业的首次“科学评价”。比如《中国经济时报》报道说，“人们注意到，这是经过整顿合并后带有半官方半民间色彩的中国保健协会出面举办的一次堪称开创性的活动——引入权威机构，以‘第三方功效评价’的科学统计数字为依据，对保健产品的功效进行验证并向全社会公告，这在我国尚不多见。据中国保健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田景福教授介绍，‘JM保健床上用品科学研究与评价’工作自2004年初开始历时5个多月，有600余名志愿使用人参与试验，评价采用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方法，在北京、郑州、太原、西安、南京5个城市6家三级甲等医院实施。评价报告认为，JM保健床上用品(包括磁枕、磁被、磁垫、远红床单、被套、枕套)对人体保健具有明显功效。JM保健床上用品对中轻度微循环障碍伴有的失眠，肢体疼痛、麻木，头晕，气短等临床表征有较好的改善作用，特别是对提高睡眠效率具有显著功效。在微循环方面，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特别对改善远端肢体皮肤血流量有一定的作用。评价还涉及消费者同样关心的安全性：在本次人群使用与评价过程中，JM保健床上用品的使用是安全的、可靠的”。^[49]

JM公司的产品确实给很多老年消费者带来“福音”，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是吉林的一位65岁的范老先生(B81，吉林长春，66岁)，我和他个人多次接触。他1940年出生在长春，1960年考入东北师大体育系，在体育训练中严重扭伤，不得不改行，改革开放后南下沿海城市经商，在这过程中他又患上了膝关节风湿，走路很吃力，2000年秋天他只能回到老家。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寻医，他去过多家医院，试过很多药物和保健品，都没有明显效果。2002年偶然机会他用上JM公司的远红产品，从此腿一天天好转，最后全身的疼痛特别是腿部的旧伤竟然痊愈了。范老先生非常兴奋，他购买了一辆摩托车决定周游全国，一方面为了实现自己年轻时“只身周游神州”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把JM公司视为自己的“再生父母”，一定要去JM公司总部去向公司领导道谢，同时也在一路上宣传JM公司，他自制了宣传JM公司的旗帜和横幅，摩托车上也装点了JM公司的标志和广告语。2003年7月下旬，经过精心准备，他途经吉林、辽宁、北京、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地，最后来到总部拜见了JM公司的负责人，见面当天，范老先生回忆说“本来计划下跪表示对JM公司的感谢，因为如果不是JM公司的产品，我这后半辈子只能与拐杖为伴了”。

2.给予正面力量

生物权力(Bio-power)是福柯(1978)发明的一个术语，他认为，即使在独自静坐之时，我们也被禁锢在一个生物权力场中，人一旦生病，寻求专业人士的技术和建议时，这种生物权力更是强烈存在着。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我们处于生病及被监督状态时，医疗谈话的力量甚至可能具有强制性和抑制性^[50]，医院的环境、医疗检测单和医生的语言常常给病人负面的力量，本来生龙活虎的人某一天会因为去了一趟医院而一下子老了好多岁。在美国一位名叫奎恩·达利(Quinn Daly)的人就是一个例子，28岁时的她有一天突然感到强烈的晕眩，打911电话，急救医疗人员认为她患了内耳炎，开了一些药，但她服药后开始呕吐，随后她的症状越来越加剧，不得已她母亲带她去看耳鼻喉科，做了成套的检查。医生的诊断对奎恩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你患了严重的内耳紊乱。”专家说，“没有药物可以治疗该病，没有外科手术能修复它。你只能忍着过日子了”。对于她这种一直以来都精力充沛、活蹦乱跳的人来说，医生的宣告对她的精神是致命伤害。当父母和兄弟来看她时，她觉得自己陷入到绝望中。“我们沿着街走，但我不得不缓慢而行，一次只能挪一步，我就像老人一样移动，这简直把我家人吓呆了。我体重减了15磅。他们看到我脆弱和绝望的样子，惊呆了”。^[51]

而与医院冰冷的仪器和医疗谈治的“抑制性”完全不同的是，“替代医疗”、保健品企业往往给出的是“正面力量”。还是上文所说的那个奎恩，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碰见了从洛杉矶来访的家中友人，这位朋友是脊柱按摩师，他的意见让她几个月来“头一次看到了希望”。他听说过有人出现类似症状，这些病人的背部都有毛病，传统西医无法确诊，他建议她尝试一种叫做“罗夫”(Rolfing)的车体按摩技术。用罗夫按摩治疗过一次之后，她很快惊奇地发现，眩晕和恶心消失了。两天以后，她接受了第二次治疗，离开按摩室时，她感觉症状完全消失了。事情过去四年了，奎恩的状态越来越好，感觉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健康强壮。^[52]

在JM公司也出现了这样类似的个案，一位24岁的青海西宁姑娘(B82)因为遭受突然打击，高烧13天，醒来后全身瘫痪，连一根指头都不能动，她说：

我叔叔和家人背着我走遍省内十多家大医院，所有医院都说治不好。就在我彻底绝望准备放弃这一切时，有幸认识JM公司，知道西宁市有一个JM公司永悦体验馆。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了永悦体验馆，当我走进体验馆时，万经理热情地接待了我，当我告诉他我的病情时，他对我说了一句话：“你可以站起来，而且也会恢复，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们这个产品是韩国最新开发的，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为很多像你这样的人带来了转机，不过你要每天坚持做。”当时我又重新燃起了对生命的渴望，因为这三年没人告诉我能好，叔叔也抱着一丝希望，不管风吹雨打，每天坚持用轮椅推着我步行近两小时到体验馆理疗。

我清楚记得第一次走进西宁JM公司永悦体验馆，万经理给了我特殊的照顾，允许我全天候理疗，每天五六个小时，仅仅20天我的上肢好像有了知觉，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万经理，万经理说：“从今天开始，你继续每天坚持做下去，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

在这期间，万经理及体验馆员工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在他的指导下，一个月的理疗，我的上肢能活动了，可以自己慢慢拿勺子吃饭了，还可以慢慢用手摸到自己的脸。做到第二个月时，我的病情更加好转，我的下肢有了反应，腿有了知觉，我真的好开心。到了第三个月时，我在JM公司两名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可以下地了，脚能蹭着地板走了，过了几天脚慢慢可以抬起来走了。到了第四个月，我彻底离别了陪伴我三年的轮椅，在一名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或者靠着单拐)就能行走了。我做了四个多月的理疗，现在的我可以拄着单拐走，从刚开始叔叔婶婶抱着我上理疗床，到现在我简直判若两人。今天我在JM公司得到重生——我能行走了!

在上述这个案例中，这个姑娘自生病以来走遍了省内十多家医院，医生都“判了死刑”，她说“三年来没人告诉我能好”，这给了这位24岁姑娘的内心力量一种强大的“抑制性”。“效能感是一个大问题，心理学家们认识到当人们形成了一种无助感，当他们感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是他们无法控制的时候，那么就会出现麻烦了，这类宿命论信念与慢性抑郁症相关联，增加了从疾病中康复的困难。……就健康行为而言，如果人们不相信他们能够成功地实现健康目的，他们就不会从事健康行为或者轻易地放弃健康行为”。^[53]而JM公司一位经理也许完全出于“推销”的目的或面子的需要所讲的一句话“你可以站起来，而且可以恢复”，则使她“又重新燃起了对生命的渴望”。科尔曼指出，处于绝望状态下的人对信任有极强烈的需要，因为没有外援他们就无法脱离困境。如果其他人向他们提供帮助，即便这些帮助在事实上产生的效果可能不大，作为一个理性行动者，他们也应当接受。因为他们的处境如此之差，任何帮助都不会使一无所有的人再失去什么，因为他们面临的L(由于对方靠不住所导致的损失)几乎为零，人们常用“捞救命稻草”形容这类人为摆脱困境而拼命寻求对他人的信任。^[54]上面的那位姑娘在医院里是一个哀求别人帮助的“病患者”，病人是一种“不体面身份”^[55]，患病是一种偏离行为，“疾病是生活的阴面，是一种更为艰难的状态”。^[56]而在JM公司体验营销现场，她却变成了一个被“尊重”的消费者，是“上帝”，很多人给予她主动帮助，更多的“例证”(同类产品在韩国销售20年，给很多疾病患者带来好处的例证)为她的康复增添了极大的信心。

批评保健品的人们经常说，为什么有些人用保健品能产生效果?这是心理作用导致的，因为人体的技能很容易受心理暗示的影响。^[57]“很多市售的补药，不管药商的广告有多大，不管所标榜的药效有多强，不管所说的补的目标是心、肝、脾、肺、肾、脑，甚至性功能，把药吃下去之后，吃的人根本不可能知道药在身体里面如何运作，最多只能感觉到在精神上比较舒畅而已。有些人就凭这些精神上一时的舒畅，而认为补药的效果很不错。还有一些人，甚至只是因为补药已经吃下去，心理上的补偿作用已经得到了满足，精神也就比较舒畅，也会认为补药的效果不错”。^[58]确实，心理因素对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信念和积极的想法，都能促进身体代谢，促使代谢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宗教信仰是影响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许多研究显示，宗教态度和宗教行为可能对许多与健康相关的行为产生正面影响(Dwyer，Clarke，＆ Miller，1990；Musick，1996)。^[59]现在人人都知道，心理应激会使释放出的激素和脂肪酸等进入血液循环，以便应付潜在的“战斗或逃跑”的情境。心理和生理的相互作用十分复杂，生存愿望影响着身体的健康状况，反过来，在一些情境里，身体也影响着生存愿望。积极自信的乐观态度会极大影响着康复，在医学界，人人都知道安慰剂的效应。有些医生因为不愿用药物来折磨病人，就充分使用安慰剂，最后发现，病人服用安慰剂的效果和服用真药的效果一样好，^[60]这就是一种心理力量。与医疗机构的医生相比，JM公司的专家提供了更多时间和耐心，摆事实讲道理，运用幻灯、影像资料形象生动地讲解各种疾病的机理等，在取得顾客的信任后，他们给予的更多是积极肯定的语言。

3.对供应不足公共品的替代

在经济学中，公共品是与私人品(Private Goods)相对应的概念，其严格定义首先由萨谬尔森于1954年提出：“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人对它的消费。”这是公共品的基本特征之一“消费的非竞争性”，公共品的另一基本特征为“消费的非排他性”^[61]，即在技术上无法将没有购买者排除在消费的范围之外，或是技术上可行，但由于排除成本高于排除带来的收益而造成经济上的不可行。而经济社会学认为，公共品还应包括那些“如果个人消费它们将会带来较大的正面的外部影响，但已存的收入分配模式使得它们的消费低于最大水准”的产品，它们成为公共品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收益。^[62]另外消费经济学按所有制和支配方式来分，消费物品可分为私人消费物品和公共消费物品，前者指为私人所有并由消费者自己支配的消费物品，后者指为集合消费主体(集体、社区或国家)所有并由这些主体所支配的消费物品。广义的公共物品包括一切由国家或政府所提供的、为社会成员所共同消费的产品，而狭义的公共物品指那些直接进入居民消费领域的公共消费产品，即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基础设施和服务、公共交通、住宅、环境治理等。^[63]而“医学的本质是社会医学，因为它是由国家承诺的、规范社会活动的实践”，^[64]从上述论述看来，医疗系统应该属于一个典型的公共物品。

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的研究报告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议论。报告最引人注目的结论是如下两点：第一，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第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当前的一些改革思路和做法，都存在很大问题，现在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医疗改革十多年来，医疗和教育、住房一起被称之为“新三座大山”。在最近几年间，我国每年医疗费用的上涨幅度达14%。据第三次全国卫生调查数据统计，我国居民平均每次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从1998年至2003年分别上涨了57.5%和76.1%，都远远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医疗费用的大幅度上涨，大大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而因病致贫的情况相当普遍地存在。有人概括说，“房改是把腰包掏空，教改是把两老逼疯，医改是给你提前送终”。^[65]目前我国对医疗系统的市场化，医疗系统利益驱使，可能借垄断地位来损害消费者利益，比如擅自提价、故意开高昂的药，2005年哈尔滨550万天价药费事件^[66]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面对供应严重不足，甚至在某些方面表现为“失效”(比如无法治愈慢性病和癌症等)的医疗服务这一公共物品，作为需求方的普通消费者不得不寻求这一产品的替代性“产品”，比如宗教、保健品等。

张敏在研究基督徒身份认同问题时发现，一些人信教的起初动因是身患“治不好也没钱看”的病，实在没办法，通过信主身体得以痊愈，治病这个“公共物品本应有社会安全系统提供”，现在被“信教”代替了。上帝成为一个“有效的替代机制——无法从他人那里获得帮助或者无钱治病的人们为了求得帮助以及疾病的治愈转而信仰上帝，基督教由此充任了一种社会安全系统的替代”。^[67]“当信徒面临生活的不测时，往往由于缺乏有效的应对和保障机制而产生无可避免的忧惧与恐慌。此时，所谓的信主很‘灵’，信主‘灵验’的意涵就在于，信主为信徒提供了心理上的稳定感。这意味着上帝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经受住危机的考验。上帝在最为危机的时刻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象征，一种保证，并且由于周围人士的口耳相传而惠及更多信徒。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灵验’，代表着对于缺失公共保障的一种心理替代”。^[68]在美国存在信仰治疗师，他们通过使用建议、祈祷和笃信上帝的力量来促进治疗，这中间有两种信仰：一是认为此种治疗主要通过心理过程发生作用，另一种则认为宗教的治疗过程随着上帝力量的干预会产生奇迹。尽管信仰治疗是否有效存在争议，但非常清楚的是，向神明寻求帮助可以改善患者的心理健康状态(Ellison，1991；Idler，1995)。杰弗里·德怀尔(Jeffrey Dwyer，1990)和他的同事们研究发现，在美国信教居民比较集中的地区，癌症的死亡率比较低。^[69]

与“信主”一样，保健品也成为一种医疗的“有效的替代机制”被广大消费者所接受。唐女士(B29，江苏南京，64岁)说，“现在很多人怕到医院，他情愿把这个钱用在吃这个保健品上面。没有坏处有好处，我尽量就不到医院去，或者少到医院去”。杨女士(B31，江苏南京，46岁)说：“吃保健品对自己身体肯定有好处。有好处了，自己就少到医院去了。身体免疫力增强了，最起码不感冒，你一感冒，到医院去就是两三百块钱。他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药一开，水一挂，300块钱。”江女士(B84，福建福州，64岁)曾经在福州的一家大医院工作过，她说：“第一，凡药都有毒，都会对人体起副作用，使用保健品可以加快血液循环提高免疫力，让人不容易得病，对人体没有副作用。第二，从价钱方面看，使用药品治疗会比较贵。一瓶药几百块，一生病就躺在床上，比如同一种病我吃一年就要几千块，再病了我还要再买，保健品一直用可以预防疾病，所以保健品比医院更好。”保健品既有医疗系统的特点，即被“科学证实”的实实在在的效果，又具有“信主”的优势。保健产品本身在他人身上所展现的某种“灵验”(正如前面所举的几个例子)通过广泛性的商业运作(保健品公司的营销行为)，为新的病患者提供了充分的信心和保证，这些也反过来有利于消费者身体的好转，从而促进更多的人信任和使用保健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