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联谊会”：边缘群体的自我呈现空间
在西方的“公共领域”理论中，存在强势与弱势的分类、叙事和话语系统，弱势的发言也常常被强势者所打断，结果就是将弱势的一方在公共讨论的位置更加边缘化，进一步巩固原先的宰制结构。更宽广的“反公共领域”开始被提出，以强调差异、异质的公共空间对抗同质化、普遍化的公共空间，这种多元、异质的反抗形式目的在创造社会中异质性的新关系，以符合不同社群的需要。[70]无论是老年人还是病人在这个社会“空间”中都成了边缘群体，我们这个社会给予那些身体和思维未受损害的人特权，使他们发出比“另类”(病人)更强有力的声音，[71]但老年人、病患者这些被边缘化的群体决不会任由宰割，他们需要积极拓展，寻找属于自己的表达空间。JM公司及其类似公司的会议营销现场——“联谊会”某种程度上就是顺应了老年人的这种要求而产生并逐渐普及的，尽管社会上对会议营销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多。
一、被排斥的群体
专家在研究文鲜明统一教会招募的年轻人时发现，“大多数受到教化的人都是一种被疏离和孤独的感觉或是对自己的未来感到焦虑不安”。[72]在本研究所关注的群体——老年人、病患者在社会空间实践中遭到来自不同实践主体的社会排斥，这种排斥是基于一种空间实践中的一种权力或规训策略，或者源于一种基于权力的利益诉求或资源垄断偏好，表现为一种基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叙事逻辑。曼纽尔·卡斯特把社会排斥定义为：“社会排斥是由社会制度和价值架构的社会标准中，某些个人及团体被有系统地排除于能使他们自主的地位之外”“社会排斥是一个过程而非一种状态”“其中包括有缺乏技能而无法找到工作者、疾病袭击而未受保健给付的社会成员、吸毒酗酒使个性丧失者、监狱文化使人无法重获自由者以及精神创伤者”。[73]Byrne和Madanipour则把社会排斥定义为“一个多向面的动力过程，这个过程包含各种各样的排斥形式：参与决策和政治过程时的排斥、进入职业和物质资源时的排斥以及整合成为共同文化时的排斥。它们的结合，会在某特殊区域内寻找到一块表现空间，并创造激烈的排斥”，社会方方面面的变迁不可避免要导致“排斥”，“排斥”会作为一个社会的总体力量压迫某些个体或群体，制造出贫困；也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对人群作出自然的抑或人为的类别区分。[74]一般认为，社会排斥是指一个群体长期不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进入主流社会，与主流社会处于社会网络的断裂状态。
患病是对生物学健康标准和完好状态感受的偏离，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的病人角色理论认为，病人被免除了“正常”的社会角色及其责任和义务，个体患病需要别人的帮助来恢复健康，病人有义务恢复健康，因为患病不是人们所希望发生的。个体的患病是他免除正常的角色活动和社会责任的理由，疾病越严重，被免除的活动和责任感越多。[75]苏珊·桑塔格在她的《疾病隐喻》(1978)中写道，每个人生下来就具有双重公民身份，一个属于健康王国，一个属于疾病王国。[76]疾病王国的臣民会感觉非常不好、虚弱或两者兼有，我们不能感受正常生活，因为我们体验着少于平时自我的感觉。就像彼得·弗洛伊德和梅雷迪思·麦圭尔(Peter Freund＆ Meredith McGuire，1991)所说的那样：“患病是令人心烦的，因为它让人体验到对人生秩序和意义的一种威胁。”[77]凯西·卡麦兹(Kathy Charmaz)认为，慢性病会使人体验到消极的自我感觉，因为疾病限制了病人的活动，隔绝了与其他人的交往，怀疑自己的价值，并且使自己成为别人的负担。[78]患病打乱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各种程度的不适，影响了我们对未来的计划和对各种活动的控制能力。
帕森斯认为，医学行使社会控制机构的功能，其使命是治疗偏离者的疾病。医院封闭冰冷的空间使病人的身体与日常生活被强制性地切割开来，[79]医院更不能给病人提供发出声音的机会，病人很大程度上处在非人性化的地位，这是医院的三个基本机制造成的：(1)剥夺病人原有的社会身份。病人入院接受治疗之前带有特定的社会身份，入院后换上睡衣，从而被界定为病人，并且并称呼为“××床”，吃饭、睡觉被严格监督，病人的个人价值属性被医院拿走了。(2)对资源的控制，病人的治疗状况、各种检查诊断结果都被医院控制。(3)限制病人的活动。除非经过同意，病人不允许离开病房，医院要求护士掌握病人在任何时间所处的位置。[80]
老年化研究有四种理论：脱离论(Disengagement Theory)、活动论(Activity Theory)、连续论(Continuity Theory)和老年亚文化论(the Aged as a Subculture)。其中，“脱离论”认为，当人们变老时，他们从内心开始退缩，并慢慢从整个成年期都要参加的社会活动中撤离，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反应，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也必然同样要求老年人远离大量的交往活动。“活动论”认为，老年人减少体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原因是社会结构的安排，特别是现代社会，当人们变老的时候，他们失去了一些社会角色，如活跃的社会成员、提供者、养育者等。他们失去的角色越多，获得的生活满足感就越少。“连续论”认为，老年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阶段，只是一个组成部分，老年人选择能让自己继续获得满足感的生活方式，终止那些不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老年亚文化论”则认为，随着退休社团组织的增加，老年人活动区域的出现以及年轻人对乡村的抛弃，老年人发现自身与其他年龄群的隔离越来越大。有关退休和补偿的社会政策也倾向于把老年人与社会的其他部分分割开来，上述因素促成了老年人之间支持网络的发展，形成了具有自身价值和观念的独特亚文化。[81]
无论哪种理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正逐渐远离主流社会。在老年时期，一个人必须调整自己，以求与社会声望的降低、身体技能的下降、面临死亡以及一个人的生活失败等相适应。在现代社会中，老年期有时被当做是无助的、无用的、依赖别人的时期，也许这是一个自我认同弱化的时期。大多数美国人的自我认同有赖于他们的工作角色及他们的独立性和自我支持的程度。在这方面，也许没有什么例子比退休更典型了。研究退休制度的人都十分清楚，退休制度的本质是鼓励所谓“失去效率”的工人脱离企业，追求效率是现代工业的普遍特点，退休作为提高生产效率的手段被认为帮助企业摆脱了为老年工人提供工作机会和收入的责任；帮助管理者不但改变劳动力的构成，还改变了劳动力的流动；为年轻人创造升迁的机会，从而提高了劳动士气。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研究表明上述观点中有些并没有可靠的实证依据，然而退休制度所体现的种种优势都是以老年雇员生产效率低下为前提，以牺牲老年劳动者社会劳动参与权利为代价的。[82]退休导致了工作时的自我认同突然中断，这对许多老年人来说都是痛苦的。
综上所述，老年人和病患者所遭受到的社会排斥主要体现在制度性安排和制度性歧视、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处境上，它是制度排斥、社会关系网络排斥、市场排斥等多重面相互作用、共同排斥的结果，是社会排斥多维度长期累积和过程性强化的结果。社会排斥将老年人、病患者等作为社会空间中“沉默的他者”或者“另类的他者”对待，促成了他们的危机境遇和边缘化处境。
二、“替代性补偿”：模拟性“亲情”空间
老年人退休后经历了工具(职业)角色转变为情感角色的过程。工具角色是指人们肩负着一定的社会公职，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占据主体地位，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为了某种特殊的目的，比如职业上的角色。情感角色是为了满足身心情感需求的角色，比如在家庭中父母、子女的角色。[83]这种角色转变过程对很多老年人来说常常伴随着不安和痛苦。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情感角色也往往被逐渐剥夺，比如子女成家另立门户、老伴去世等。其中最为普遍的就是“空巢”现象，据调查，空巢老人的比重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已超过1/3，[84]空巢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和与家人交流满意度与其他群体相比较低。[85]和家庭结构的“空巢”现象相比，“情感”的空巢现象则更加普遍。调查显示，由于子女一般人处中年，工作负担重，经济压力大，平均每周只能探望父母一次。[86]即使是和子女住在一起的老年人，与家人的交流频率也不高，45.2%的受访者表示交流频率较低。[87]
儿女工作也忙，在家的时间不是很多。工作累了，回来也不太多讲话，有什么事就讲讲，反正我就是早晨给大家做早饭，晚上给大家做晚饭。有的时候就是打一个电话，今天不回来吃了，我女儿在沃尔玛还要倒班。上什么班给她做什么饭。有时候晚上我们两口子还不能多说话，他们累了会烦，说，你们啰嗦死了，到旁边说话去。(B20，谈女士，南京，51岁)
人的情感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宣泄和释放，在正常情感得不到满足和释放的情况下，商业就十分自然地进入了情感世界，甚至人们会主动把情感卷入到出售行为中。[88]在本个案中，“联谊会”这一消费空间在提供产品消费的同时，也提供了员工们以“模拟亲情”为特征的“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89]，“联谊会”成为老年人消费“亲情”的空间。
1.贴身服务：缩短距离
小赵打了一盆滚开的热水，放入足浴粉，先给顾客熏脚，由于水很烫，可以把足浴粉中有效成分挥发出来。一会儿，小赵给盆里加入一些凉水，让顾客泡脚，并用手为顾客洗脚、捏脚。顾客不好意思多次阻止小赵，表示要自己来，但小赵坚持要自己动手。十分钟后，小赵帮“阿姨”擦干双脚，倒掉水，然后再帮“阿姨”捏脚、按摩穴位，虽然“阿姨”一直要求自己来，但小赵仍然坚持到结束。
上面记录的是一次“联谊会”上一位员工为顾客服务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员工小赵的上述行为本身并不是销售的服务或产品，联谊会上既不卖“洗脚盆”和“足浴粉”，更不是通过“洗脚服务”收费。小赵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情感表达行为，也就是通过身体的接触向对方传达关心和情感，缩短与顾客之间的距离。社会心理学研究指出，人们交往时相距的空间距离是人们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信息的一种常见手段。这种距离尽管是在无意之中确定的，却反映了一个人同他人已有的或希望形成的关系。[90]关系的亲密可以缩短身体的距离，同时身体之间的距离同样可以加强关系和情感的亲密。“联谊会”上的营销人员为了与顾客建立亲密关系，有意识通过身体的接触拉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
2.家访：频繁来往
除了在“联谊会”现场提供“亲情服务”，由于老人在家孤单寂寞，儿女工作忙来往不多，所以“联谊会”之外，员工们就会经常带一些小礼物与顾客来往，陪老人聊天、下棋，搬煤气罐，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一位员工说：
我们公司讲究送亲情送温暖的服务，对老人家服务周到，好得不行。公司要求员工主动给客户送水，拜访客户，聊家常，逢年过节送礼，平时老人到服务点免费体验产品，免费领取华脉功能水，我们要对他们嘘寒问暖，拉家常。……我们的服务实在太好了，很大程度上比他们的儿女对他们都要关心他们。
感情只能发生在社会互动之后，而且欲使关系变得更亲近，必须增加社会互动，[91]“有来有往，亲眷不冷场”，中国社会中的混合性关系的维系有赖于双方不断的人情往来。[92]随着来往次数的增多，老年人和员工之间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关系。
3.攀亲：建构模拟性强关系
员工们还通过“攀亲”——认顾客为“干妈”“干爸”的方式，建构模拟性“强关系”。“在中国人个人的层层人际关系圈子中，家人和朋友最接近个人。因此如果中国人希望和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他们往往会采取‘结亲’的方式与对方亲近”。[93]员工的行为得到老年人的认可，这也正是老年人群所需要的：
对JM公司有感情，JM公司就是我的家，员工都是我的干儿子干闺女，我在JM公司很快乐。(B19，王女士，北京，67岁)
JM公司的员工他们待我可好了，我们之间就像母子一样。……我生日那天，自己的子女因为工作忙没来看我，我心情很不好。后来被这些孩子硬是请到会场，想不到他们在联谊会上为我过了一个生日，这是怎样的惊喜啊……那天我收到了30多朵鲜花!那是我一生中过得最开心、最快乐、最有意义的生日!当时我的泪水就止不住流下来。(B4，韩女士，河南，65岁)[94]
情感需要是人的社会性需要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当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建立了理性主导的机制，情感需要的满足方式发生了变化，现代人的情感需要越来越借助于情感消费的方式来得到满足。[95]老年人日常生活中无法与自己的子女和孙辈充分地交流自己的情感、投入自己的精力，情感便出现短缺并寻求“替代性补偿”，于是向亲属之外的其他人转移，“联谊会”正是通过建构一个模拟性亲情空间，满足了老年人的需求。
JM公司在提供产品的同时，附加了“情感服务”，正好吻合了老年“情感角色”的需求，无论是电话问候、家访、参加联谊会、参加旅游、微笑服务、称呼“阿姨”等都是一种情感劳动。在服务行业中，情感是一项重要的劳动，情感符号也成为一种产品和服务的一部分而被纳入管理过程，服务员的“微笑”表情成为公司的形象标志和服务产品的内在构成部分，成为服务劳动者出售给雇佣者的一种“情感劳动”，并可以为公司创造利润。而不少子女出于内疚也愿意为商家的“情感”付出而埋单，一位姓毛的顾客子女(D1)在谈到他父母买保健品一事时说：“我们对待父母和对待我们的小孩一样，该满足的，只要不过分都会满足。我们平时工作忙，没时间陪父母，花这个钱相当于一种心理补偿，只要他们高兴。”面对上述需求，JM公司便有意地把“情感劳动”融入产品，同时创造了一个容纳情感的空间——联谊会，在这个空间里，情感得到充分地发挥和满足，顾客也与公司融为一体，成为不拿薪水的员工，以下是一位JM公司员工对顾客曲女士(B17，北京人，60岁)的描述：
三年前公司专卖店进驻望京时，专卖店选址是曲阿姨帮找的，员工宿舍是阿姨帮找的，员工生病，跟朋友闹别扭，或者销量不好，阿姨都第一时间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专卖店刚刚开业不久，没有咨询医生，阿姨就每天上午到专卖店上班，帮助顾客量血压，检测微循环。曲阿姨以前在医院待过的，对顾客来说很有说服力。曲阿姨显得很精神，话不如很多顾客一样多，但是能感觉出来她对JM公司的感情。很多像曲阿姨这样购买过JM公司所有的产品的顾客，把JM公司就当成了自己的家，把公司的儿女就当成了自己的儿女。
不过，服务员的微笑某种意义上并不是发自他们内心的情感，本质上是一种劳动，一种被雇佣者所剥削的情感劳动过程，因而是一种工具性行为，而不具备真实性。[96]美国社会学家霍茨查尔德曾经分析了服务工作者(空姐)的情感是如何在商业机构中被扭曲和异化的，例如，她们的微笑成为服务产品的一部分而被纳入管理的过程，她们是情感劳动者，通过情感劳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并在情感劳动中失去了现实的自我，为此她们以各种细微的方式进行反叛，比如程式化的假笑、尽量少笑以防止皱纹等。[97]
就JM公司来说，员工对顾客付出情感是由于顾客具有某种价值，或者他还有购买产品的潜力、有推荐介绍顾客的潜力、说服和“做工作”的潜力，一旦这些潜力丧失了、消耗尽了，员工的情感必然就会转移。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他们或多或少知道商家情感表情的虚假性和功利性。比如JM公司曾经有一位过去曾经非常“忠诚”的老顾客，由于公司很长时间没有人“维护”她，没有人打电话问她产品使用情况，没有人邀请她参加联谊会，没有人对她家访，她有一次曾经闹到公司办公室说：
你们用得着我们的时候，阿姨叔叔的、干爸干妈的叫得甜，小礼物经常送，三天两头电话、家访，其实我知道你们背后怎么称呼我们，什么“数据”“档”，把我们这些老顾客叫“老数据”。现在用不着我了，也没人打电话，更没人管我，没人邀请我参会。(B1，张女士，北京，65岁)
尽管如此，他们和公司雇佣者一起成为服务情感虚假化的同谋，因为消费者是服务工作者的互动者，其行为必然影响服务工作者的角色。消费者不能容忍服务工作者的怠慢、轻蔑、嘲笑、敌意等不友好的情感，尽管这些情感是“真实”的。[98]
三、参与和认同：自我价值实现空间
在退休制度强制性安排下，社会为老年人提供的机会越来越少，对老年人的兴趣逐渐降低，形成了社会对老年人的疏离，[99]老年人慢慢从整个成年期都要参加的社会活动中撤离。在社会排斥的背景下，老年人群实际上被沦为边缘群体或“弱势群体”[100]，他们生存、交往的空间越来越缩小，在家看电视、读报、听收音机成为最主要的娱乐休闲方式。[101]当人们失去了某些角色或失去从事某些活动的机会时，一个明显的调适方法便是寻求新的角色或活动来替代失去的角色和活动。但在现实中，可替代的角色和活动往往并不充足，如果是因为收入降低或体力下降而丧失了一些角色和活动，寻求可以替代的角色和活动的空间就更有限了，即使有可替代的角色和活动，也难以承担。[102]中国的老年人，特别是城市老年人，仍然处于怀有社会参与意愿和社会参与机会稀缺的矛盾中，这就给市场的进入提供了机会。
在本个案中，老年人在“联谊会”上进行交往性参与、表达性参与、生产性参与等，与此同时，通过上述三种方式的参与也将“联谊会”建构成一个非区域性社区(Non-territorial Community)或精神共同体。
1.交往性参与
很多老年人通过会议营销的“联谊会”平台相互认识，结成好友，联谊会成了良好的沟通、交流平台，使得他们的生活不再孤寂。
在去年，那个联谊会开得非常热闹，我们老人在家里很孤独。去参加一次聚会就等于一次活动，就是放松放松，心情很舒畅，都是老人在一起，大家交流了，又活动一天，就等于是旅游一天，觉得很开心很高兴。(B67，王女士，福建莆田，56岁)
联谊会好是太好了，也是一种社会活动，老年人在一起，聊聊天，开心开心，也是一种活动，交流交流。这样买的东西比较放心。(B49，沈女士，江苏常熟，61岁)
没有JM公司，我哪能认识那么多的朋友呀!像我们的刘大姐，认识她真好，她舞跳得好，歌也唱得好!我们在一块很开心!(B9，李女士，北京，63岁)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交往是人的一项最基本的需求，是个体发展的必由之路。[103]一方面，交往可以使个体之间进行必要的工具性交流，共同完成社会分工所赋予的责任，另一方面，交往可以使个体之间进行情感上的分享，表达自己的喜怒哀愁，寻求同情、理解和友谊，以消除自身的寂寞、孤独和恐惧。[104]身份认同的形成是一种社会建构，意味着这个过程不仅受到社会结构的制度性制约，同时取决于“具有显著性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s)的影响，即社会认同不仅是个体自由选择和认知的结果，同时取决于“他者”对个体的看法。[105]中国人的自尊主要取决于个体与家庭、群体和社会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是在一定的人际关系中体现出来的。[106]因此，个人价值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与群体中其他人的关系。个人如果能够很好地协调和其他成员的关系，得到群体的认可，个人就能从中得到自尊和自爱。“在中国文化中，积极的自我概念是与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愉快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107]
2.表达性参与
台湾地区的学者在研究电台卖药节目时发现这些节目营造了一个可以发声的空间，可依其感兴趣的话题来进行讨论。听众不仅仅是主动的搜寻者，也是参与者，进而成为讯息制造者，从中得到满足。[108]本个案中的“联谊会”不仅是老年人交往性空间，也是一个表达自我的空间。一位记者暗访“联谊会”做了这样的记录：一名讲师走上前厅讲台，带领大家唱歌。73岁的邓大爷和同伴们随着讲师的手势，高声地唱着《东方红》。陪同邓大爷去体验馆的女儿邓女士奇怪地说“我爸平时在家话都不多说，想不到居然还会激情唱歌”。[109]
联谊会是一种社会活动，老年人在一起，聊聊天，交流交流，什么都谈，从国家大事到家里孙子孙女。还可以唱唱歌，我们这儿有一个王叔叔，每场联谊会都到，并且每场联谊会都要唱歌，每次都唱同一首歌，还跑调，但是每次唱得都很开心，大家听得也很乐。(B6，李先生，江苏南京，65岁)
每次联谊会上会安排老年人表演节目，他们可以上台面对大庭广众讲话、跳舞、唱歌，可以表演自己的拿手绝活等。在常州，更多的老年人被“联谊会”主持人邀请上台发表讲话，有了畅所欲言的表达机会，抒发自己个人的人生经历、信念和理想。老年人在参与节目时，不再是孤立的个体，彼此借着交流建立起一种紧密的关系。
人们生病或与不体面身份抗争的时候，表达或叙述反映了他们经历的生活和身份的改变，这使得其他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体现和脱离的人们的经历和情感。像“身份认同”这样的故事呈现了一个围绕着它的叙述，也可以被描绘成一次旅行、一次表演或者一个群体的仪式。对于病中的人来说，身份认同工作意味着寻找被疾病困扰着的生活的意义。叙述是一种推理、传播和表达我们感悟的过程，这些叙述表述也成为别人听到的、学习的、反对的产品，病人的叙述之所以是一个产品，是因为他本人和其他人可以用这些叙述鼓舞自己、开导自己、安慰或激励自己。交流可以成为转化(Transformation)的工具，可以体验同情，跨越自我体现和脱离(Disembodiment)间的壁垒，通过交流互动的方式反抗脱离的状态，可以建立理解和同情。[110]
总之，JM公司联谊会为老年人等边缘群体提供了一个自我表达的空间。JM公司提供了比较温馨的空间和充裕的时间让遭受相同疾病折磨的老年人能够坐在一起，共同讨论同一个话题，分享治疗康复的经验和教训，从中得到启发。JM公司每一次联谊会的现场都布置得热烈喜庆，人与人之间互相热情地点头致意，各种文艺表演让人们沉浸在欢快的气氛中，专家的讲座让人们更加充分地认识到自己身体的状况，他人的“现身说法”增加了自己战胜困难的希望和勇气，而自己对自身状况的叙说又充分释放了久居内心的压力。这一切在医院里都是不可能存在的。
3.生产性参与
大多数人的自我认同有赖于他们的工作角色及他们独立性和自我支持的程度，退休的“隐喻”是这些老年人已经没有工作能力，退休导致的工作阶段建立的自我认同突然中断，对许多老年人来说都是痛苦的。[111]这导致老年人“内心开始退缩”，自我评价降低，[112]据调查，因退休原因引起老年人情绪失落的比例达到74.7%。[113]
我原来是领导干部，自从退休下来后，生活过得很单调，就是做做家务，带带孙子，子女都在上班，也没时间陪我说说话，每天的日子一分一秒地数，过得特别的漫长，自己感觉到很寂寞、很失落，真正感到老了没有用了，有一种被社会遗忘的感觉。(B88，艾先生，上海，68岁)
“联谊会”为这些寻求退出“生产领域”的老年人提供了发挥个人“生产性价值”的机会。他们帮助公司的工作人员“做工作”(协助推销产品)，赢得员工的“尊重”和“爱戴”，而为受疾病困扰的同龄人介绍“效果好”的产品并给他们带来健康赢得了他们的感激。老年人将此看做一件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是一份“传播爱心”的善事，是自己步入老年后个人价值的一种实现方式。
在加入“全民爱心健康工程”(H公司举办的一项主题活动)后我找到了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平台，证明了我不是没有用的人，我作为一名爱心健康善使，还能为社会做点贡献，去帮助那些饱受疾病煎熬的人使他们能脱离痛苦，这样我就很开心，很满足了。(B88，艾先生，上海，68岁)
为了强化这种价值感和荣誉感，厂商邀请一些成绩突出的老年人在公司内部的干部会议上发言，介绍“工作”经验，颁发“荣誉证书”。老年人很重视这些发言，参会后都会非常兴奋，感到自己受到重视、得到肯定，并“表态”一定会更加努力地“做工作”。另外，为了更好地让顾客参与进来，JM公司建立了相应的顾客“组织”——“顾客理事会”，有总会、分会之分，还设立了秘书长、副秘书长、理事等职位，而“联谊会”也就成为这些“组织”开展活动的场所。对有经济条件和空闲时间的老年人群来说，参与“联谊会”有着积极的诉求，使他们在单位解体后重新找回一种集体感和组织感。这与其“生命历程”[114]和所经历的制度背景有关：曾经的单位制为他们提供了无所不包的荫庇，因而使他们产生一种强烈的集体归属感，习惯了有一个无所不在的组织。[115]
尽管有着共同的参与需求，但退休前不同的身份(党员和非党员、干部和非干部的普通人员)和本人不同的个性(外向者和内向者)也决定了他们重点选择不同的参与方式。比如，具有党员、干部背景的更多地希望实现自我价值，他们把精力花在生产性参与上，并在“顾客组织”中担任一定的“职务”。而更多的过去没有干部身份的离退休居民则选择了文体、快乐、交际、情感作为联谊会空间消费的主要内容。
参与可以促进共同体的形成和对空间的认同。[116]在社会学视阈，空间被诠释为一种身份认同与情感归依的生成的领域。社会空间是一个实现身份认同、产生自我归属感、获取情感归依的场所。通过同一寄寓空间、相同类别人群的相似性的强化过程，或者寄寓不同空间的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性的社会比较过程，改造旧的认同规则或者发明新的认同基础，培育对“我群”的认同，自我认同是建立在“自我”主体性的基础上的一种对自己个性品质的知觉或自我概念的生成方式。[117]
自我认同是指“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塑造成的，以人的自我为轴心展开和运转的，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它围绕着各种差异轴(性别、年龄、阶级、种族、国家、地域和身份)展开，其中每一种差异轴都有一种力量的向度，人们通过彼此之间的力量差异而获得自我的社会差异，从而对自我身份进行确认”。[118]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我身份感丧失的同时，也在寻找新的认同形态和认同空间。空间是个人寻找社会地位、社会身份、情感归依的场所，是归属感的天堂。通过老年人的交往性参与、表达性参与和生产性参与，“联谊会”被建构成一个社会网(Social Network)或者是一个非区域性社区，这个社区虽然没有明确的地理和空间范围的限定，但存在人们相互间大量的社会互动以及在这种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感情和情操的联结。[119]
正如凡勃伦、齐美尔指出的，消费者是具有自我意识和识别、应变能力的行动者(Agents)，他们能够利用消费的符号体系建构自己的阶级属性和个人身份认同。[120]有学者在研究宗教时指出，信教、参与宗教活动本身也在为信徒提供精神世界的同时为其创造了较为稳定且界限分明的社会交往圈，从而将参与者从有限的日常生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提供了公共生活的可能。于是，经由公共物品、社交网络、教育等一系列制度化的事实，信徒最为需要的时候获致了心理上的支持，甚至物质上的资助。“团契中一次次的交流和分享，使得信徒们克服了恐惧与孤独，体会到了上帝无所不在的注视下所带来的内心的安宁与温暖”。[121]同样，对JM公司的联谊会而言，尽管主观上是完全以营销为目的，但客观上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身份认同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消费者获得了社会支持、情感以及自我认同。大卫·哈维在《后现代性的条件》中说，“那些有力量指挥和创立空间的人，拥有必不可少的手段去再创造和增加他自己的力量。他们创造有形的空间、空间的表象和表象的空间”“穷人和工人阶级对空间没有什么权力，但有能力建立某种处境，在那里，他们可以形成身份和意义”。[122]对老人和病患者来说，JM公司以推销为目的的“联谊会”也许恰恰就是为他们提供了这种可能的“处境”。
【注释】
[1]〔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133页。
[2]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第136页。
[3]张敦福：《多形态的全球化和消费者自主性》，《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5期。
[4]同②，第143页。
[5]〔美〕菲利普·科特勒等：《市场营销管理》(亚洲版·下)，第216页。
[6]成伯清：《消费主义离我们有多远?》，《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7]方舟子：《科学成就健康》，第9～10页。
[8]《60%医疗卫生费来自个人》，《中国青年报》2005年12月13日。
[9]田绪永：《京港两地老年人健康状况比较研究》，《社会》2002年第9期。
[10]《药价虚高重复检查 九成城市居民嫌看病太贵》，《法制晚报》2005年4月29日。
[11]《患者最不满意的是候诊过长》，《深圳商报》2006年11月6日。
[12]http：//blog.sina.com.cn/u/474d1a7b010006sl
[13]参见杨念群：《再造“病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4]雷祥麟：《负责任的医生和有信仰的病人》，《新史学》(第14卷第1期)，第76页。
[15]〔美〕帕特丽夏·盖斯特-马丁等：《健康传播学》，第104页。
[16]A.J.古列维奇：《时间：文化史的一个课题》，《文化与时间》，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4页。
[17]聂春雷：《隐匿的较量——医疗场权力/关系运作的实践逻辑》，南京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未刊稿)，第80页。
[18]〔美〕乔治·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19]〔美〕威廉·科克汉姆：《医学社会学》，第187～190页。
[20]聂春雷：《隐匿的较量——医疗场权力/关系运作的实践逻辑》，南京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未刊稿)，第97页。
[21]〔美〕尼尔·弗利格斯坦：《“新市场社会学”的共识、分歧与机遇》，《新经济社会学：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9～100页。
[22]史蒂芬·列维特等：《魔鬼经济学》，第72页。
[23]《卫生部长称六大问题长期积累造成看病贵看病难》，http：//news.sohu.com/20060219/n241899667.shtml
[24]聂春雷：《隐匿的较量——医疗场权力/关系运作的实践逻辑》，南京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未刊稿)，第104页。
[25]杨念群：《再造“病人”》，第418页。
[26]〔澳〕罗斯·霍恩：《现代医疗批判：21世纪的健康生存》，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页。
[27]〔美〕T·柯林.坎贝尔等：《中国健康调查报告》，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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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攻克癌症有希望——癌症≠死亡——访留学回国人员医学博士后毕讯先生》，http：//comment.hexun.com/article.aspx?id=1354956
[32]T·柯林.坎贝尔等：《中国健康调查报告》，第302页。
[33]聂春雷：《隐匿的较量——医疗场权力/关系运作的实践逻辑》，南京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未刊稿)，第98页。
[34]李卫东：《生命终结之门》，中国长安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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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美〕罗斯·霍恩：《现代医疗批判：21世纪的健康生存》，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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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美〕威廉·科克汉姆：《医学社会学》，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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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美〕威廉·科克汉姆：《医学社会学》，第174页。
[46]同①，第174页。
[47]方舟子：《科学成就健康》，第2页。
[48]同③，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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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美〕帕特丽夏·盖斯特-马丁等：《健康传播学》，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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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同②，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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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美〕威廉·科克汉姆：《医学社会学》，第88～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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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美〕菲利普·津巴多、迈克尔·利佩：《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第8页。
[73]参见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千年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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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参见Hochschild，Arlie Russell，The Managed Heart：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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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王宁：《消费社会学——一个分析的视角》，第125页。
[99]参见Elaine Cumming，William E.Henry，Growing old：The Process of Disengagement，New York：Basic books，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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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陈向明：《旅居者和“外国人”：留美中国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第113页。
[105]Kaufman，Peter 2003，Learning to Not Labor：How Working-class Individuals Contruct Middle-class I-dentities.Sociological Quarterly 44(3).
[106]同②，第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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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美〕帕特丽夏·盖斯特-马丁等：《健康传播学》，第29～51页。
[111]裴晓梅：《从“疏离”到“参与”——老年人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探讨》，《学海》2004年第1期。
[112]零点调研公司：《2005A公司老年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内部资料，未刊稿)，2005年12月。
[113]王育珊等：《社区老年人情绪相关因素的调查及护理》，《护理学杂志》1999年第2期第14卷。
[114]参见李强等：《生命的历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15]杨敏：《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
[116]同①。
[117]潘泽泉：《夹缝中的表达》，2006年南京大学博士论文(未刊稿)，第162页。
[118]王成兵：《当代认同危机的人学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119]李汉林：《关系强度与虚拟社区——农民工研究的一种视角》，《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20]参见凡勃伦著，蔡受百译：《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齐美尔著，费勇等译：《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
[121]张敏：《基督徒身份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页。
[122]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Oxford：Blackwell，1990.转引自潘泽泉：《夹缝中的表达》，2006年南京大学博士论文(未刊稿)，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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