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明代科举录的历史和现状

（二）收藏明代科举录的历史和现状

我国历代科举考试的文献，以明代保存得最完整，明以前各代已属寥寥，清代虽比明代晚，开科多，而所存也不及明代的五分之一。现存明代科举录的百分之八十收藏在天一阁里，所以，明代科举录的大量存世，这不能不说是天一阁的一大功劳。

自明嘉靖末年建阁至清乾隆末年这两百多年中间，天一阁收藏明代科举录的情况未见著录。嘉庆十三年（1808）阮元编《天一阁书目》，才开始作了反映，但所见仅年号及册数而已。应天、四川、云南、贵州等地乡试录均失载。据不完全统计，有进士登科录六十八册，会试录六十二册，乡试录二百九十七册，武举录三十三册，共计四百六十册。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期间，天一阁藏书屡遭窃劫。科举录也不例外。清光绪十年（1884）薛福成《重编天一阁见存书目》著录进士登科录五十三种，会试录四十九种（此外，万历十三年以后的几种进士履历便览误作会试录），乡试录三百五十五种，武举录八种，武乡试录十六种，共计四百八十一种。因阮目记录不全，无法与之比较。不知道自嘉庆十三年以来的七十多年间散出的确切数量。

民国三年（1914），天一阁藏书再次大量被窃。二十九年（1940），冯贞群编《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著录劫余的进士登科录四十一种，会试录三十八种，乡试录二百七十二种，武举录十一种，武乡试录八种，合计三百七十种。此外尚有重复本四十部。

冯目与薛目互相比对，发现薛目失收进士登科录二种，会试录二种，乡试录十六种，武举录六种，武乡试录一种，共计二十七种。就是说，在光绪十年时，天一阁收藏的科举录尚有薛目记载的四百八十一种，加上失收的二十七种，共计五百零八种。在以后的五十六年间，散失竟达一百二十九种之多。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曾登阁虎视，幸而书籍转移到了龙泉山中，未遭抢掠。冯目以后又经历了四十余年，至今这批科举录仍完好无损。

天一阁收藏了如此众多的明代科举录，这与藏书楼主人范钦所处时代的主客观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本人是嘉靖十一年进士，还做过嘉靖三十一年福建乡试的监试官。掌握这些具有人事档案性质的资料，了解这方面的动态，也是范钦政治活动所需要的。晚年时，他还利用洪武四年至万历七年的科举录，编写《贡举录》一书，他的手稿至今尚保存在天一阁里。

明代共开八十九科，天一阁藏有首科洪武四年的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又收藏过极为罕见的建文二年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自宣德五年起，经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至万历十一年止，连续五十二科的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均一科不缺。宣德五年前仅缺十种，如果考虑到嘉庆以前二百多年间藏书的散佚因素，那么可以推断，天一阁收藏万历十一年以前的明代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基本上是完整的。

万历十四年丙戌科以后全部缺藏，这也与范钦的生活年代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范钦卒于万历十三年。此后范氏后人失去了必要的条件，只能陆续收集到万历十四年至崇祯十三年的十种进士履历便览。

我们常说的科举录，一般不包括后人编录的进士履历便览、某科同年录、某地进士名录等。进士履历便览是坊刻本，行格字数不等，印刷模糊。崇祯四年和七年进士履历便览上刻有“致泽斋田铺刻印”的牌记，前后无序文，除记载主持该科考试的总裁及同考各房职官名单外，主要是分省、府记录各进士的履历，里面也保存着一部分史料。如《嘉靖十一年进士同年序齿录》第六十七页载：“范钦，字尧卿，治书经，丙寅年九月十九日生，鄞县人，观礼部政，授湖广随州知州，升工部员外郎郎中，升知府，历按察布政司，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地方，升北京兵部右侍郎，致仕。号东明，戊子乡试七十名，会试一百七十八名，廷试二甲三十八名。曾祖晁。祖沂，训导。父璧，母王氏。兄镛，弟钧、镐（知县）、钜（训导）、鎏、镜、钫。子大冲（光禄署丞）、大潜（监生）。”该书编成于万历三十三年，为现存最早记载天一阁主人范钦生平的较详资料。

我们考察了天一阁现藏的科举录，发现它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几乎每种书的书根右下方题写书名，书名多简化，“年”字有的写有的不写，乡试录只写“乡试”，有的甚至“乡试”两字也不写，不十分严格。但都是自右至左直写，二行至四行不等，字体挺秀，似出自一人手笔。从万历十三年以后的进士履历便览书根无题字这一点来分析，书根题字的时间可能较早。

这一特征成了天一阁散存科举录的一个鉴定依据。如上海图书馆今藏《永乐九年进士登科录》及《永乐十三年会试录》，书根上都有这样的题名，一看便知道这两种书是天一阁散出的原藏本。

二、部分书上钤盖藏书章，盖“天一阁”朱文长方印的有三十四部，盖“司勋大夫”朱文方印的有三部，盖“范”字朱文圆印的四部，盖“四明范氏图书记”朱文长方印的有二部。天一阁的藏书印章较多，但盖在书上的不多，可能在散出的其他科举录上还盖有别的印章，一旦发现，可与天一阁藏书印谱对照。鉴定时要仔细识别。

三、大多是白棉纸印黑口本，并保持着明代装帧的形式，一般是蓝色封面的包背装，有的封皮脱落，露出纸钉，但很少散页的。此外，《万历八年会试录》、《万历元年四川乡试录》、《嘉靖十九年湖广乡试录》、《万历八年武举录》均为蝴蝶装。乡试录的版式基本相同，因刊于各省，所以纸张及装订大小并不相同。如《嘉靖三十一年陕西乡试录》，纸质特厚，开本特大。

四、少数科举录是明抄本，现存的有《宣德八年会试录》、《永乐十八年浙江乡闱小录》、《成化七年浙江乡试录》、《成化十九年浙江乡试录》、《永乐十二年福建乡试录》、《宣德元年福建乡试录》、《景泰四年福建乡试录》共七种。其中除会试录一种是蓝丝栏抄本外，均为乌丝栏抄本。显然，这些抄本是在当时得不到刻本的情况下请人抄录的。

有人认为“天一阁同样收集得十分完备的历朝考试文献……这种登科录的板片就存在礼部衙门里，同样可以请求全套刷印，而且手续并不十分困难。”^（6）我们在分析了上述情况后，却得出相反的结论。首先，天一阁收得的历朝考试文献并不“十分完备”，万历十三年以后的几科都缺藏。其次，各地乡试录的板片不在礼部衙门里，当年藏书家收集这类资料并非易事。嘉靖中，锡山俞宪辑《皇明进士登科考》序里说：“各科有缺略，不能衔接，或谓四明范氏藏录最多，盍就询之。辗转乞假，果得补全。”^（7）可知明代科举录，在当代已属罕见。

天一阁藏科举录的大量散出是在一九一四年，被窃书籍均散售于上海书肆。事发后，范氏后人涉讼经年，无法追回。次年范钦十一世孙范玉森在《嘉靖十一年进士登科录》衬页上题识云：“先司马东明府君举嘉靖戊子浙江乡试，迄壬辰举进士。乡试录、登科录敬藏天一阁，自明迄今四百年矣。去岁夏，阁书失窃，销售于沪上各书肆，好古家争购之。逮裔孙至杭，至沪，控追已不及，以致全书一无返璧，曷胜叹憾。邑中张让三先生，先君子旧好也，今夏从上海友人处得此两录，暨先礼部潞公府君手抄诗稿，交小子还藏阁中……。”当时访得归阁的科举录，仅此两种而已。

天一阁散出书以吴兴蒋氏收得最多。蒋氏书散，整批明别集流归北平图书馆。登科录及明季史料流归上海商务印书馆，放在涵芬楼里。涵芬楼的创建人张元济先生非常重视这些科举考试文献，他在《嘉靖二年会试录》跋文中说：“郑端简为吾邑闻人……公举嘉靖元年浙江乡试第一人。天一阁藏书散出，余收得是年乡试题名录，公褒然举其首，次年联捷进士，余又收得是册。是虽不能与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宝祐四年登科录等观，而自吾邑视之，则不能不谓物以人重。且两录并存，尤为罕有，征文考献，洵足珍已。”《涵芬楼所藏蒋氏密韵楼藏书目》所载明代科举录有七十五种之多，其中如成化十四年，弘治三年、九年，嘉靖五年、十七年的会试录，弘治九年，嘉靖五年、十七年的进士登科录，弘治十五年、十七年湖广乡试录，均为天一阁散出之本，不幸于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毁于战火。

此外，一些公共图书馆和江、浙两省藏书家多收集到天一阁散出之本。著名的明抄本建文二年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为北平国书馆所得（今存台湾）。

目前天一阁尚存明代科举录三百七十种，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海内孤本。这批科举录不但是研究科举制度的实物例证，而且也是一种最直接的人物传记史料。赵万里先生曾说：“记得嘉庆间，法梧门在翰林院里得到了顺治进士三代履历三册，上面有王士祯兄弟的履历，一时翰苑诸彦题字的题字，考据的考据，忙得不亦乐乎，后来传为佳话，如以天一阁所藏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法梧门辈太可笑了。”^（8）

明代科举录除天一阁所藏外，以北京图书馆为最多。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征求意见稿）》记载，各图书馆尚存进士登科录十四种，会试录十五种，乡试录三十五种，武乡试录一种，共六十五种。又据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记载，除北图存台的三十六种之外，该馆藏有明代进士登科录八种，会试录七种，乡试录七种，武举录一种，共二十三种。此外，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某些藏家可能有零星收藏，因未见书目，只好日后待查。

这样，已知存世的明代科举录有四百五十七种，其中进士登科录五十六种，会试录五十四种，乡试录三百二十四种，武举录十三种，武乡试录十种。

不过，长期以来，天一阁所藏明代科举录置之高阁，未得应有的重视。近年稍稍引起学者们的注意，无论研究历史，编录文集，或纂修方志，人们开始涉猎其中，进行探索。一九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读者称便，美中不足的是该书出版前未曾利用大量明代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来校正《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一书原有的错误。再说，在明代通过科举考试参加上层社会活动的人数远不止此，如果以天一阁现存乡试录为基础，汇集各馆所藏，参以各地方志等资料，编集一部《明代举人名录》，这无疑会给学术研究工作者带来更大的便利。

（1）（4）《明史》卷七十。

（2）艾南英：《天佣子文集》。

（3）李濂：《国朝河南进士名录》。

（5）《嘉靖二十三年武举录》：武试条格。

（6）黄裳：《天一阁被窃书目前记》。

（7）（8）赵万里：《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纪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