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的文献价值

（一）家谱的文献价值

家谱记载了一姓一族的世系和著名人物事迹，是一姓一族的历史书。古代学者很重视家谱的纂修，明郑满《宗谱序》说：“国有史，郡县有志，家有谱，一也。”把国史、方志、家谱看得同样重要。谱学的发展也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它属于史学的范畴。所以，清康熙年间抄本《天一阁书目》把家谱编入列传类，年谱与家谱并列，著录了《曾氏家乘》、《姚氏家乘》、《王毅斋家乘》等数种，同其他书籍一样被珍藏起来。

家谱的内涵十分丰富，是我们研究当时的社会结构，经济制度，人口迁徙，民族发展，民情风俗，人物传记，地方艺文等的很好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亟待我们去收集、发掘和整理。事实上，我们在进行图书文物工作时，如查考著者生平、编撰名人年谱、鉴定古籍版本、断定古建筑年代等，已经使用了有关家谱所记载的资料。此外，从宁波的实际情况看，家谱对于促进我们当前的工作，还有其特殊作用。宁波市是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海外侨胞多，他们中的许多人热爱祖国，关心家乡建设。我们可以利用家谱来帮助他们寻“根”，增进他们与家乡人民的感情。为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提供包氏家谱的事，便是生动的一例。1984年10月30日下午，包先生一行参观了天一阁，当我们拿出镇海《横河堰包氏家谱》时，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家谱中记有他们夫妇二人的生日，包玉刚诸兄弟还是北宋龙图阁大学士包拯的二十九代后裔。人们热烈鼓掌，纷纷向包先生祝贺说：“你可找到自己的根了。”新华社专门发了电讯，香港许多报纸也作了报道。消息传开，万氏、陈氏等侨胞均先后要求查阅自己的家谱。

谱牒的盛衰与封建政治制度及经济制度相联系。家自为谱始于汉，至唐宋而极盛。汉刘歆《七略》引扬子云家牒，知为甘露二年生。《唐书·艺文志》史部把谱牒别为一门，可知当时谱牒数量之多。但是，由于历史的变迁，宋以前的家谱大都已经亡佚。天一阁藏明刊本苏洵的《苏氏谱》一卷，可说是现存较早的家谱。宋代欧阳修和苏洵的修谱方法简明扼要，对后世影响较大，成为明清时期修谱的楷模。

天一阁所藏家谱，大部分修于清末民初时期。这一时期巨家大族编修的家谱，篇幅之大有多至三四十卷者。有的家谱简直成了一部乡镇志，例如《四明朱氏支谱》分内外编，共二十六卷，内容包括星野、灾异、交通、村域、风俗、防兵、山川、赋税、盐业、渔业、乡塾、物产等。有盐场村域图，述泥盐、灰盐之制法。记捕鱼规模，出海时间，地点，各种捕鱼方法，以及渔民暴动事件，可补郡县志之不足。那些趋向衰落的家族，因财力不济，所修家谱极为简单，往往仅世系表而已。还有的家族，因成员大量从农村流向城市，他们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和族规的限制，表现出对于修谱不感兴趣。例如民国重修《鄞邑南雷汪氏宗谱》序文说：自废宗祧而为财产继承，谱之为用已失。同治间修谱，阅时三年，规模浩大。今则不然，族人冷淡旁观。责其输款，则争多论少，彼较此计，历年许而仍不肯慨然以出。一派以寓居上海、南通等处，采访无人负责，书函频催总不能得其完全。另一派竟至促之十余次而终无一字见寄。作者无可奈何，只好在文章里感叹一番。清末民初正是我国社会发生大变革的年代，这一时期的家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