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同光间丁氏访书事迹考
本节旨在考述同光年间丁氏访书事迹，侧重于丁氏聚积书籍的过程、访求途径、搜购来源等方面。材料主要来源于丁氏手书题跋及《松轩书录》，同时也参考了《年谱》等材料，以为佐证。
（一）同治初年流亡期间的访书事实
太平天国之役，江南人文之邦被兵灾十余年，文献失坠、化为劫灰者曷可胜数。即就丁氏而言，三万册图书烬于一炬，损失不可谓不惨重。然而以另一视角观之，太平天国战争为近代一大变局，引发的社会变动极为剧烈，而社会动荡必引发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社会财富也随之重新分配。
作为社会财富之一，书籍的流散与重聚也不例外。战争在毁灭大量书籍的同时，也引发了书籍的大规模流动，为其重新积聚和形成新的藏书大家创造了条件。故家败落，藏书散出，有心者方能收拾丛残，继承余绪，焕然成新一代收藏大家，如陆心源皕宋楼、丁日昌持静斋等崛起于同光之间，实非偶然。设使四海承平，宇内无事，藏书之家均子孙永宝，世守勿替，则无可能有后起而继之者。
因此丁氏在旧藏尽毁、流亡奔命的同时，仍有志坟籍，着力搜访，八千卷楼得以幡然复振，良有以也。丁丙《八千卷楼收藏书籍记》[35]对此有生动自述，节引如下：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贼再陷杭州。寒家无长物，惟藏书数十厨传自祖庭者，悉遭毒厄。身既出坎，心恒耿耿。同治元年夏四月，自甬游沪上，复航海至如皋、泰州，门摊偶涉，行箧时装。闰八月仍返沪。故人周汇西，书贾也，将回杭负土。余嘱其假惜字举寓搜书计。贼知书之得获赀也，牛腰捆负，麕集出售，零乱损残，如人之遭患难而无由完合也。火者半，存者半，间关至沪，暇略检剔，拂尘驱蠹。其中故家之收藏、耆旧之雠校，吉光片羽，愈堪宝贵，爰为录目，以识燹余。
“门摊偶涉，行箧时装”一语虽极简略，未叙及购书的具体情形，却生动道出丁丙在难中仍孜孜于典籍的实态。文中还提及了丁丙委托书贾周京潜回杭州，以收购废纸为名收买书籍。此举为八千卷楼中兴之一大关键，惟上引文叙述过简，殊不足以传其实态，幸而时与丁丙过从甚密的高均儒对此有详细叙述：
松生（同治二年）五月十九日撰此跋，二十日即以录副之本寄均儒。先于十一日与均儒书曰：周汇西去秋潜回杭州寻亲，不得，于其家中舁停柩七具，出城以葬。于城内外收掩骼胔数百。收焚字纸数万斤，就中检出成本者几及十之一。又收残书，约高二尺一束，计八百束。今年四月悉携来上海以与丙。[36]
由上可知，周京在此行所获数万斤废纸中，检出近十分之一即数千斤“成本”（当为完本之意），此外又获八百束“残书”，每束高约二尺。以此推测，数量应达数万册之巨。由于是按废纸论斤收购的，可以想见，价格亦极低廉。当然，这批书籍经乱散出，难免驳杂纷乱、五花八门，但丁氏称其中有“故家之收藏，耆旧之雠校”，可见仍不乏善本。如其中有明刊本《何氏语林》曾经名人收藏，丁申手跋称：“此为周汇西乱中所搜残帙八百束之一，虽损不阙，且是吾杭海昌陈谢浮旧籍。”[37]
八百束残书中目前可考者有如下几种：嘉靖刊本《慎言集训》[38]、抄永乐大典本《淳祐临安志》[39]、梁山舟抄本《温氏母训》[40]、道光本《张杨园先生年谱》[41]、邵懿辰手稿本《忱行录》[42]、明刊本《何氏语林》[43]、明刊本《孔丛子》[44]。
这次大收购使丁氏在刚刚经历了藏书尽毁的惨痛损失后一举获得大量书籍，虽零杂纷乱、残损不齐，但为八千卷楼复兴乃至成长为“清末四大藏书家”肇端。
在此期间，丁氏还曾在宁波收购书籍。如写本《护国寺元人诸天画像赞》、罗以智校抄本《南宋院画录》均获于宁波。前者《丛编》本丁丙跋称：“同治甲子正月，竹舟兄得此帙于甬上汲绠书肆。”后者《丛编》本张维嘉跋称：“同治纪元之岁，丁竹舟、松生两兄得此稿于四明书肆。审视跋语，知为罗镜泉先生校本。”
（二）同治初年流寓上海期间访求书籍之事实
与当时很多绅宦相同，丁氏在流离转徙了一段时间之后，最终到上海暂栖。《年谱》同治二年：“正月，移家沪上。”自此至同治三年三月清军夺回杭州为止，丁氏在上海寓居了一年有余，稍获安定后，随即开始在沪搜访图籍。
这一时期丁氏在上海所获书籍不乏精善之本。同治二年，收得宋宾王手校《吴都文粹》，事见旧抄本《吴都文粹续集》丁丙手跋：“同治二年，寓上海大东门内，暇则稍稍购书，因得宋宾王手校《吴都文粹》。”[45]
又收得“宋椠本”《周易本义》及明正统本《林和靖诗集》，事见正统本《林和靖诗集》丁丙手跋：“同治癸亥仲冬，客沪上，于城北昼锦里志雅堂购宋椠《周易本义》十二卷。归检全帙，阙筮仪五叶。书贾以此册为偿，俾增插架。”[46]
又收得明初刊本《荆溪唱和集》，见前揭当归草堂抄本《高氏三宴诗集》丁丙手跋称：“同治二年，在沪上购得明初刊本《荆溪唱和集》。”
另据高均儒称，同治二年春，丁丙自上海寄来“绍定本”《童蒙训》和黄荛圃校本《武林旧事》，请代为校刊[47]。所谓“绍定本”乃是高氏鉴定有误，此本见《丁志》卷十五著录，实为明翻宋本。黄荛圃校本《武林旧事》见《丁志》卷十二。以上两书可能也是在上海购得的。
同治三年，收得南监本《三国志》，是书丁丙手跋称：“同治第一甲子人日购是书于沪城。”[48]又收得顾广圻临校陆贻典宋本《易林》，是书丁丙手跋称：“兹获顾涧苹居士临校陆敕先刊本。……甲子春王正月甲子日，丁丙记于沪上之当归草堂。”[49]
在流寓上海期间，除购置善本外，丁氏业已以搜求乡邦文献为明确取向。光绪十四年丁丙回忆称：
书贾持黄荛圃《续吴都文粹》索售。时以赁屋值昂，寓居甚狭，不能容大部书，且籍非吴郡，文献不待急征，却之不购。[50]
如此有目的的收购，会造成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书贾因有利可图，会投其所好，主动搜罗、兜售杭州地方文献，丁氏这方面的收藏遂与日俱丰。但另一方面，也会因此错过一些精善罕见的本子，事后来看，便觉可惜，如上文提及的黄丕烈钞本《续吴都文粹》便是一例：
数年后闻为陆存斋购去。光绪十二年，补钞文澜阁《四库全书》，复从存斋借钞以作底本。纸墨之费，约五十缗，较前沪上索值已三倍，书反不及黄钞之善。噫！凡事推迁，皆本时运。
（三）太平天国战争后访求书籍之事实
同治三年三月，清军夺回杭州，丁氏家族随即返杭。随着生活重获安定，丁氏购书的规模显然较之前更甚。《文澜学报》2卷3～4期合刊著录有《嘉惠堂新得书目》稿本三册，称“上册记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四年所得书目，中册记壬辰、癸巳、甲午三年所得书目，下册记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四年所得书目”。据《钱塘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印之目》，丁氏有六方记载得书年份的藏书印：“光绪辛巳所得”、“光绪壬午年嘉惠堂丁氏所得”、“光绪庚寅嘉惠堂所得”、“光绪辛卯嘉惠堂丁氏所得书”、“光绪壬辰钱塘嘉惠堂丁氏所得”、“光绪癸巳泉唐嘉惠堂丁氏所得”。由上两点，足可见当时丁氏购书规模之大；若每年购书不多，则无必要专门治印铭记，更无必要编写年度购书目录。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丁氏在同治年间有数次大宗购书的经历。
其一，购得许宗彦鉴止水斋部分藏书，时在同治三年清军夺回杭州后不久，事见明抄本《宋十六家词》丁丙手跋：“许周生驾部鉴止水斋藏书，其文孙季仁太守质于柴垛许辛泉司马家，乱后为抚部行台。所留残帙，半为兵勇攫卖市上。此其一也。”[51]
其二，同治四年，经魏锡曾劝说，购买“残破书一船”。事见周星诒称述：“稼老乙丑自闽归杭州，寓丁松生丙家，尝从书摊杂书中检得此册。阅数日，卖者载残破书一船，凡千数百册，寻稼老求售。冀翁评上册或在其中，因怂恿松生毕门买之。”[52]
其三，同治十年十一月，在宁波购得王宗炎十万卷楼旧藏近千册。事见《年谱》是年“命兄立诚至四明访购《四库》遗书”条下小注：“得《四库》遗书暨十万卷楼王氏旧本八百册以归。”
其四，同治十三年，购得李之郇瞿铏石室部分旧藏。李之郇字伯雨，号莲隐，安徽宣城人，藏书楼号佞汉斋、瞿铏石室[53]。此事见明刊本《后魏文纪》丁丙手跋：“同治癸酉暮春，余薄游吴门，晤宛陵李伯雨兵曹……甲戌春，伯雨旅没，遗书为李香岩方伯所得。香岩鉴余嗜书之笃，兼以吴颂奇太守作缘，析伯雨书四之一以归余。”[54]
其五，同年冬，又购得若干海昌周氏旧藏，精抄本《玉山名胜外集》丁申手跋称：“同治甲戌仲冬，得海昌周氏藏书数种。”[55]
其六，获得杭州朱学勤结一庐的大批藏书。萧穆曾致信孙诒让，道及此事：“吾兄云此书得之于朱君修伯，闻其尚有精校之本，今其子子清不能守，大半归诸杭州丁氏。”[56]该函作于何时不详，玩其语气，宜在朱学勤卒后，即光绪初元后。《丁志》著录结一庐旧藏甚多，可证萧言不虚。
除因某种机缘将大宗书籍捆载而归，丁氏也经常访诸市肆，搜访书籍，且不限于杭州本地，以下就按地理位置逐一介绍。
1．杭州访书诸肆
（1）扶雅堂 同治三年，在此购得曹溶抄本《江月松风集》，此书丁丙手跋称：“去岁夏五，从宋睦亲坊扶雅堂购残书。中有《江月松风集》，缺上册，以吾杭乡先辈所作，姑以三十文买之……同治乙丑九月十六日，先母冥忌之辰十载，孤儿丁丙记。”[57]
（2）文光堂 光绪八年，在此购得万历间刻本《乐陶吟草》。此书八千卷楼主人手跋称：“光绪壬午八月十二日，得此册于清云街考市文光堂书棚。”[58]
（3）修本堂 丁氏在此购得书籍甚多。光绪十七年，购明刊本《银海精微》，此书丁丙手跋称：“今偶于修本堂购此，尚是明刊。”[59]光绪十八年，购万历刊本《程仲权诗文集》，该书有手跋称：“壬辰闰月，有黟人寄售修本堂。余携归。”[60]
光绪十九年，购嘉靖四十年刊本《半江集》，该书丁丙手跋称：“光绪癸巳得于修本堂顾氏，直番银三饼。”[61]
同年，又购明万历刊本《子汇》残卷四种，与同治八年所得残本配成完书，该书丁立诚手跋称：“《子汇》二十四种，同治己巳秋，朱东皋见赠残本二十种。越二十有四年，从明顾芸台修本堂凑齐。”[62]
光绪二十二年，购得精抄本《赵氏家藏集》，该书丁丙手跋称：“柔兆涒滩之岁得于顾氏修本堂。”[63]
（4）竹简斋 丁氏在此购得宋麻沙刊本《二十先生回澜文鉴》残本。此书八千卷楼另有传钞天一阁本，该本丁丙手跋称：“余在珠宝巷竹简斋购得《回澜文鉴》二十卷残本。书估因宋麻沙剜去‘后集’二字，以充全帙。”[64]
（5）退补斋书肆 丁氏在此购得明翻元本《汉书》。此书丁立中手跋称：“前后《汉书》凡八十册，得于珠宝巷退补斋书肆，旧为永康胡月樵观察所藏。”[65]
（6）邱春生书摊 同治三年，在此购得抄本《厉先生文录》残卷，此书丁丙手跋称：“同治甲子，两浙镜清，余自沪归，在和合桥街邱春生书摊购得此册，已缺前册。重加装订，藏之八千卷楼。”[66]
同年，丁氏又在此购明刊残本《砚北杂志》，此书丁申手跋称：“初得上卷于邱春生处。阅十七年，光绪辛巳夏日，皖中陈半樵钟藻来杭访戚，寓众安桥岳庙，一夕以此下卷属觅抄补。”[67]
同治四年，购宋刻钞配本《咸淳临安志》，《丁志》卷十一该书解题：“同治四年，邱春生作缘，归之八千卷楼。”
除书肆外，丁氏亦在杭城冷摊访书。前揭卢文弨批校浙江翻刻武英殿本《金渊集》丁丙手跋称：“同治甲子夏，偶在三元坊书摊得之。”[68]明嘉靖刊本《通典》丁丙手跋称：“光绪辛卯，得于清云街考棚。”[69]
2．外地购书事迹
（1）上海
由于之前曾在上海寓居，丁氏对沪上书肆较为了解，因而时常与之交易。其中交易较多的为醉六堂，该肆是当时上海较有规模的书店，店主吴生甫（或作“申甫”）精于鉴别，搜罗书籍颇富[70]，时为执海上旧书业牛耳者。
同治三年后，丁丙至少曾两次前往上海，访书于醉六堂。一在同治七年冬，获见李许斋抄本《秘书监志》，事见该书丁丙手跋：“同治七年冬，上海醉六堂见此书，为李许斋手抄，叶东卿收藏。以价昂未购也。”一在光绪十八年春，丁丙自称“今春（光绪十八年）过沪访之，一无所得”[71]，事实上仍购得了明万历刊本《史记钞》，是书丁丙手跋称：“光绪壬辰春日，道出沪上，得于醉六堂书肆。”[72]
此外丁氏在此购得的书籍尚有：明嘉靖震泽王氏刊本《史记》，此书丁丙手跋称：“此书得于沪上醉六堂书肆。索价甚昂，以其纸宽初印，出重价购之。”[73]
旧抄本《贻安堂诗》，此书丁立诚手跋称：“以此两册为旧抄本，购之沪上醉六堂吴生甫家。”[74]
宋福唐刊明修本《汉书》，《丁志》卷六本书解题称，“沪上更以此书来售”，唯未明言何家书肆。
丁氏广购书籍，声名在外，因而旅次沪上时，亦时有书贩登门兜售。如陆梅谷校汲古阁刻本《乐府诗集》八千卷楼主人手跋称：“同治辛未（十年）秋客沪上，苕估以是帙求售……以十番购之。”[75]
（2）北京
北京向为人文荟萃之处，以琉璃厂为中心的旧书业极为发达。《嘉惠堂戊子年所得书目》卷前丁丙手跋称：“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四年所得书或赠自友朋、抄自故家，或购之都厂及书估携负而至。”[76]将“都厂”列为得书的四大来源之一，可见丁氏在此购书规模之大。
丁氏在京购书主要是利用丁申之子丁立诚（修甫）、丁丙之子丁立中（和甫）赴京会试的机会[77]。吴庆坻《题丁修甫手书诗卷》称：“族叔紫英与丈（丁立诚）同举乙亥省试，文字因缘至是益密。丁丑以后，公车计偕，时相从于软红香土间。……十上不第，所作日益富，诗境于剑南为近。”[78]王同《文澜阁补书记》称：“修甫、和甫先后举孝廉，每计偕北上，必日夕至琉璃厂访书，恒捆载数百册，以压装南归。”[79]可知丁立诚屡次进京会试，由此得以流连厂肆。
厂甸诸肆中，丁立诚经常光顾李雨亭宝森堂，樊增祥曾亲眼目睹：“未几，又见（丁立诚）于书估李雨亭许，观其抽览群籍，辨析板本。”[80]李雨亭精于鉴别，在厂肆中颇有威望，缪荃孙《琉璃厂书肆后记》：“宝森堂主人李雨亭，与徐苍厓在厂肆为前辈，曾得姚文僖公、王文简公、韩小亭、李芝龄各家之书，所谓宋椠元椠，见而即识，蜀板闽板，到眼不欺，是陶五柳、钱听默一流。”[81]
校本《改虫斋诗略》则购于肄，此书丁立诚手跋称：“此册得于京师琉璃厂肄雅堂。”[82]肄雅堂是当时琉璃厂中较有规模的店家，缪荃孙《琉璃厂书肆后记》“：肆主丁子固，得崇雨舲之书，先为湖南方柳桥收购旧籍，柳桥殁，又捆载其书来京售之。善装潢，与宝名同装天禄琳琅者，焰张甚，后因官事受责，意气熸矣。”
明写本《孝经总函》亦购于琉璃厂，《丁志》卷四该书解题：“侄立诚得于都中厂肆。”
又，残稿本《武林金石记》，《丁志》卷十四该书解题：“原本偶流京师厂肆，百计搜之，终不能全。”
（3）宁波
前文已述，同治初年丁氏迁徙避兵时，曾在宁波购置书籍，并注意到因“粤匪之变，避难者皆由绍而甬而沪。故家遗籍，会萃四明府”[83]，故加意在此搜求，所获颇丰。八千卷楼藏书得于宁波者，不惟数量多，品质亦高。如前述，同治十年，丁立诚曾在甬购得王氏十万卷楼旧藏八百册。
丁氏曾在宁波收得学者罗以智稿本数种，胡凤锦称：“松生亦淫于书者，劫后东南遗文往往为所购得，其得自四明者居多。先生（罗以智）所著书数种在焉。”[84]除罗氏稿本外，丁氏还购得了罗氏抄本《嘉靖仁和县志》，《丁志》卷十一该书解题：“先兄竹舟乱后得于甬上，似为罗氏以智传抄本。”
此外丁氏得于宁波者尚有：
抄本《金史补》，是书丁丙手跋称：“是五帙，犹子修甫购于甬上。”[85]
天一阁藏明抄道藏本《仙传外科集验方》、《急救仙方》，是书丁立诚手跋称：“右帙与《急救仙方》，同购于甬上。《天一阁书目》有《外科集验方》十一卷，蓝丝栏抄本，浚仪赵宜真集，吴有壬序，与此合。当即范氏遗书也。”[86]
明抄本《皇极经世书卦元元集》，《丁志》卷十七该书解题：“同治初年，得于甬上，似范氏劫余遗帙也。”
（4）其他各地
除京沪甬三地外，丁氏还在苏州、常熟等古书云集之地购求。同治五年秋，丁丙在苏州访书，遍历苏城诸肆，获见多种善本，并购得元刊残本《陆状元集百家注资治通鉴详节》，此书丁丙手跋称：
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小游苏城卧龙街。得《陆状元集百家注资治通鉴详节》六册，自七十二至九十二，凡二十一卷。原书凡百二十卷，此则残损已极，以元椠值廉购之。同时见于吴市者，尚有圆妙观前绿润堂南宋刻《资治通鉴》全帙、山塘文光堂元刻《资治纲目》五十九卷之四十三卷、道前街渊海堂陈《通鉴续编》元刊本，皆古色古香。惜索值过贵而止。[87]
丁丙去世之后，其子立中也曾在苏州访书。《成化杭州府志》丁立中手跋称：“今年春道出吴门，于护龙街书肆见有是书，为别下斋蒋氏藏本，索值百金，议价至再，始以香饼五十枚购归。”此跋未署年月，据称“先府君”来看，当作于光绪二十五年丁丙去世后。
同治十二年春，丁丙在常熟后学福堂书肆购得旧抄本《合阜山志》。此本为马裕旧藏，曾进呈四库，著录于《丁志》卷十二。该书丁丙手跋称：
同治癸酉三月二十二日，自金昌门放棹琴川。既从寺前街后学福堂郑氏购此册，所谓御退本也，出自马裕家。[88]
（四）丁氏的其他访书途径
除在坊肆购求之外，丁氏还访诸藏家，或收购，或得赠，或借钞。囿于篇幅，以下各举几例。
1．收购
同治三年，自湖北李春樵处收得抄本《历代后妃纪略》，事见该书当归生手跋：“同治甲子冬月得于楚南李春樵司马寓斋。当归生记。”[89]
同治十年，自吴门蒋氏收得“宋刊四子书”，丁丙因作《从吴门蒋氏得宋刊四子书藏之八千卷楼喜而纪之》一诗以纪之：“春风带草绿庭除，吴下欣来四子书。旧制尊崇劳目验，晚年编定更心虚。护从历劫移家后，想到收灯上学初。从此遗经成独抱，田园没齿饱羹疏。”[90]
光绪十二年，丁立诚从湘潭藏书家袁芳瑛后人处购得宋乾道刊本《颐堂文集》，事见该书丁丙手跋：“光绪丙戌，犹子立诚下第南旋，得于袁漱六后人处。归而呈之先兄，先兄叹为未见。”[91]
2．获赠
同治四年，丁丙自振绮堂后人处获赠曹溶抄本《江月松风集》残卷，与前揭购自扶雅堂书肆的残卷延津剑合。是书汪曾唯手跋称：“余家振绮堂向藏抄本《江月松风集》二，一为曹朱先后藏本，经二吴手校，劫后各存上册。松生丁二于肆中购得曹朱藏本下册，余未之知也。乙丑夏，子义自粤归，持以贻丁二，始称完璧。”[92]
光绪三年五月，自杭州藏书家朱澂（字子清）[93]处获得旧抄本《自堂存稿》，是书为四库底本，丁丙手跋称：“光绪三年五月二十日，从朱子清借此帙。子清病卷有污损，属别钞归彼，因以此藏之八千卷楼。”[94]
明刊本《六书故》，得自徐次云，《丁志》卷五该书解题：“海盐徐次云以为元刻见赠，虽亦不全，仍存良友之谊尔。”
明嘉靖刊本《旧唐书》，乃许增所赠，《丁志》卷六该书解题：“此帙许益斋增佐军徽州，得以见赠。”
宋刊本《两汉诏令》，得诸朱东皋《，丁志》卷八该书解题：“苕叟朱东皋赠藏八千卷楼。”
3．借抄
八千卷楼向以抄本美富著称，其中不乏借抄所得。如光绪九年，向莫祥芝（字善征，莫友芝弟）借抄了前揭同治七年见于上海醉六堂却因价昂未购的李许斋抄本《秘书监志》，丁丙称：“后为龚孝拱买去。光绪三年，孝拱病狂死，书归上海令独山莫善征。九年冬，从善老借录。”[95]
光绪十二年，向陆心源借抄黄丕烈抄本《续吴都文粹》，事见该书丁丙手跋：“同治二年……书贾持黄荛圃《续吴都文粹》索售。时以赁屋值昂，寓居甚狭，不能容大部书，且籍非吴郡，文献不待急征，却之不购。数年后闻为陆存斋购去。光绪十二年，补钞文澜阁《四库全书》，复从存斋借钞以作底本。”[96]
光绪二十年，自天一阁借钞《二十先生回澜文鉴》，事见该书丁丙手跋：“嗣见《天一阁书目》中有此书，亦残阙者，劫后残而又残，前集仅存八卷。孙补三适司训宁郡，因托向范氏子侄钞录，计一百九叶，四万三千六百四十七字……光绪甲午五月十八日，八千卷楼主人丁丙记。”[97]
丁氏又借天一阁藏明刊本《扬州赋》、《续赋》影抄，见《丁志》卷十二：“范氏天一阁劫后尚存此书，因录之。”天一阁藏本宝藏至今，骆兆平《天一阁遗存书目》著录为“明嘉靖二十四年刊本”[98]。
丁氏又借天一阁藏本钞《朝鲜赋》，见《丁志》卷十二：“范氏天一阁有藏本，此从而钞之也。”
案，《宜堂类编》卷四有天一阁后人范彭寿悼丁丙诗云：“十年教养百废举，全书抄补杰阁修。知我尚书在老屋，用币告庙相为谋。爰给笔札补阙佚，阁下布席招同俦。”可知丁氏曾为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而借抄天一阁藏书，但正如向陆心源借抄《续吴都文粹》一样，补抄之余录副以增益八千卷楼所藏，在丁氏传抄他家藏书时，这类公私兼济的情况恐怕是相当常见的。
（五）丁氏的收书旨趣
1．搜访补抄四库之底本
众所周知，补钞文澜阁《四库全书》是丁氏的重大文献活动和功绩之一。因此在访书时，丁氏除留意乡邦文献外，还肆力购置补钞底本，其标准是卷数与《四库》所收相符，而不论是否古刻名钞。丁立诚曾致函缪荃孙称：
先君既于难中掇拾《四库全书》，劫后尊藏郡庠，即有钞补全书之志。于是与先叔购求底本，或买或钞，按《简明》之目，但求其卷帙之符合，不暇计钞刊之精否，凡遇宋元旧刊，校雠秘册，交臂失之者屡矣。[99]
故而丁氏搜集《四库》著录之书尤备，未得者仅百余种，而《四库》存目之书亦搜得一千五百余种[100]。丁氏为妥善管理计，还特意治“四库著录”、“四库附存”两印，钤于卷首，以示醒目。
此外，丁氏亦时获四库底本，如前揭旧抄本《合皁山志》，旧抄本《自堂存稿》，《丁志》卷一之旧抄本《周易洗心》、卷三之稿本《春秋平义》、卷四之写本《律吕阐微》、卷二七之旧抄本《王魏公集》等等，皆属此类，不胜枚举。但限于机缘财力，四库底本寻访颇难。抄本《秘书监志》丁丙手跋即称：“年来收觅四库著录底本，书估往往居奇，深悔曩时偿值之未丰也。”[101]
2．不废残本
购置书籍时，丁氏并不轻视残本，兼采并收。明刊《鹤山大全集》丁丙手跋称：“余喜搜旧时残书，虽零编剩帙，往往聚之敝笥。”[102]因而《，丁志》多收残本，并屡屡申明“未可因残阙而弃之”[103]。
购得残本后，丁氏重视发覆其文献价值。明抄本《贡文靖云林诗集》丁丙手跋称：
余初得明钞残本，见神道碑铭后补书《见妇人偶兴二首》，字迹不类原钞，信笔勾抹。续借湖州花楼桥陆氏藏钞本，补录其全。陆钞无此二诗。益信余勾抹之不妄。及见《提要》有云：卷末增载《见妇人偶兴二首》，鄙俚秽亵，必委巷附会之说。元礼不知而误收之。其为谬陋，不止《谢康乐集》载《东阳溪中赠答》也。始知四库馆所见之本当从明钞而出，传钞者不知另笔妄增，依次缮录，而馆臣遂谓元礼所误收。非此残册，不足洗其误也。[104]
由此可知，丁氏收藏书籍并非意在矜富夸奇，而在于保存文献，有以致用。在搜得残本后，丁氏着意补配，俾成完书，如前揭《鹤山大全集》丁丙手跋称：
去年夏购得蜀本，而以旧藏安吴两家残帙又旧钞零本配之，以留旧刻面目。蜀本删削者，假安氏本补录之。割裂黏联，俾还旧次，亦可称百衲本矣。昔人有题书帙曰“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吾欲改“得”为“集”，亦自明其辛苦也。
由于广采博收而不专于旧本，丁氏固然与珍善之本屡失交臂，然其所获书籍规模极巨，观者咸以为大观。光绪三十一年，日人岛田翰访问中国诸藏书家后，谈及观感：
迨乙巳之夏，来于吴下，介白须领事温卿访归安陆氏，介费梓怡访常熟瞿氏，又赖俞曲园以访钱塘丁氏。四氏之藏，七子泛称为南北四大家，然以予观之，专门偏好，各有短长。盖以古文旧书论之，以瞿氏为最，杨陆二氏又次之，而丁氏几非其伦矣。若论其多藏，丁氏为最，如陆氏则独可以当丁氏一八千卷楼耳。[105]
综上所述，丁氏搜求书籍注重兼容并取，广采博收，而不专主于宋元旧刊、明清校钞，以其收获之广，而致保存文献之功。其收藏目的也不止于徒增邺架，而是以刊布丛书、补钞文澜阁《四库全书》为途径，助文献之流布，益学人之观览。除此之外，丁氏又常与诸藏家、学者之间互相通假传录，以裨文献之传播流通。上述诸端，将在下文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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