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同时代藏书家之书籍交游

第一节　与同时代藏书家之书籍交游

丁氏身为著名藏书家，与同时代藏书家之间的交游，自然是所谓蟫林交游的重点。以下将考述其与铁琴铜剑楼瞿氏、皕宋楼陆氏、寿松堂孙氏、艺风堂缪氏四家的交游事迹。

（一）与铁琴铜剑楼瞿氏之交游

瞿氏铁琴铜剑楼是晚清时代著名的藏书家，自瞿绍基肇端，传至同光时期的瞿秉渊（字镜之，或作敬之）、瞿秉清（字濬之）兄弟，已三代世守。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秉渊、秉清兄弟护书迁徙，使藏书基本得以保全。八千卷楼藏书至丁申、丁丙兄弟，虽也已历三世，但其早期藏书在咸丰十一年太平军克杭之役中损毁殆尽。因此尽管两家同为晚清大藏书家，但就实际情况而言，丁氏藏书的基础远不如瞿氏。这一点反映在双方的书籍交往上，就表现为丁氏单方面地向瞿氏商借书籍。

同治十二年春，丁丙曾出游常熟，拜会了瞿秉渊、秉清兄弟，获观铁琴铜剑楼藏书。五日后，丁丙于旅次中追记观感：

同治癸酉三月二十二日，自金昌门放棹琴川。次日拜言子、仲雍二墓。次日游破山、三峰、藏海诸寺，登拂水岩，寻剑门，饮露珠泉。次日至罟里访瞿镜之、濬之兄弟，出景祐刻《汉书》，南宋刊《史记》、《黄勉斋集》、《东坡集》残本、《刘后村集》、《国朝文鉴》，元刊《论衡》、《东坡全集》、《苍崖金石例》凡十许种，皆希有秘笈。……二十七日田园丁丙于虞山舟次。^[1]

由跋文可知：一方面，瞿氏兄弟对于同样笃好藏书的丁丙，相当热情，没有矜持守秘，而是慨然出示了宋元珍本十余种；另一方面，丁丙对于铁琴铜剑楼所藏书叹为观止，赞叹所见“皆希有秘笈”。同治十二年距咸丰十一年末丁氏旧藏尽毁、重新开始搜访书籍只有十年左右，尽管丁氏经多方购求，已重新积聚了相当规模的藏书，但是可以想见，此时丁氏藏书的规模、品位尚无法与瞿氏比肩。因此对瞿氏所藏秘笈发出如上感叹，是合乎情理的。

由于铁琴铜剑楼所藏珍本极多，可补八千卷楼之不足，故而丁氏曾多次向瞿氏求借秘笈传录。《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以下简称“瞿目”）附录中收录有丁丙致瞿秉清函二通，其中颇涉及丁氏求借铁琴铜剑楼藏书的情况，抄录于下：

濬之仁兄大人阁下：春间奉造高庐，扰及郇厨，得窥邺架，琳琅满目，慰生平之饥渴。更承慨假秘笈，古谊云情，不图犹存今日，感颂曷已。辰下敬惟萱福康娱，棣祺雍睦，引詹霁采，式协忭忱。弟载游沪渎，仲夏返杭，谨将尊书随抄随校，惟《黄文献文（笔者按：当作公）集》字数较多，尚未卒业。余十有一种，另单先行奉归，幸乞检入。尚有续请一单，计三十二部，祈先惠假十余部，掷交来价赍回，其中宋元旧板，明知珍重，特传本甚稀，恃爱渎求，断不敢损失，有辜雅意。奉去拙刻儒先书八种，金骽二只，南枣两篓，希哂存是幸。今冬如游吴门，尚拟趍聆绪论也。肃泐敬请台安，诸希蔼詧不具。弟丁丙顿首。八月廿三。镜之先生大人暨斐卿仁世兄均请安道候。

濬之五兄大人阁下：暮春大驾莅杭，辱承枉顾，湖山深处，未克遍陪杖履，歉歉！兹想吉旋潭府，侍福都佳，颂颂。前惠假之《周官集传》四本奉缴。《读易详说》稍迟寄完。蒙允续假各籍，邮寄未便，刻鲍叔兄有来舍装书之约，特属趁前，幸祈查照来单，赐借若干部，即交叔手赍来，万无贻误也。长编在意，此颂大安。弟丁丙顿首。四月廿四。尊书缺卷，最好开示，叔衡来舍，遇有可配者，俾可随时抽奉也。^[2]

从以上两函，可以归纳出丁氏向瞿氏借录书籍的若干情况：其一，丁氏多次向瞿氏求借书籍，数量亦不少。第一函中提及两次，第一次为十二种，第二次为三十二部；第二函中提及二次，第一次为《周官集传》、《读易详说》二部，第二次则为列成清单的若干部。其二，丁氏求借的书籍，版本颇为精善，其中有宋元刊本，传本甚稀者。瞿氏对于丁氏的请求，不仅欣然予以满足，并同意继续出借，双方形成了长久的通假关系。这一方面是由于瞿氏对藏书的流通利用持相当开明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丁丙的态度诚恳，对瞿氏藏书善加保管，尽力谋划，以确保万无一失。其三，丁氏为对瞿氏允借书籍表示感谢，除了言辞恭谦、馈赠土产之外，也以赠送自刻书籍及助其配全残书作为答谢，以期能够在书籍方面达成互动交流。

另，丁丙在第一函中向瞿氏商借《黄文献公集》传录。按《丁志》卷三四著录《黄文献公集》二十三卷一部，为“影写明本　张氏爱日精庐藏书”，称“粤匪之乱，毁失六卷，今假罟里瞿氏藏本，倩凌兰生补足之”。《瞿目》卷二二亦著录《黄文献公集》二十三卷一部，为“元刊本”。此本“前有宋濂序，后有正统戊午杜桓补刊序”，“卷一至三曰初稿，卷四至十曰续稿上，俱题‘临川危素编’；卷十一至十六曰续稿中，题‘门人王袆编’；卷十七至二十三曰续稿下，题‘门人宋濂、傅藻同编’”^[3]。以上均与丁藏影写明本同。可知丁氏藏本源出明刊本，而此明刊本又与瞿氏藏本同源，是以丁氏商借补抄。

第二函提及的《周官集传》，《丁志》卷二著录十六卷“抄本”；而《瞿目》卷四有“《周礼集传》十六卷”，为“抄本”，元人毛应龙撰。“周官”“周礼”，同书异名，疑八千卷楼藏本乃据瞿藏本传抄。《读易详说》《，丁志》、《瞿目》均著录十卷“抄本”，疑丁藏本据瞿藏本传抄。

此外，《丁志》卷十九有明刊校宋本《自警编》，称“此本更借瞿氏宋本校补之”，则证明丁瞿书籍交游远远超出以上两函内容所及。

（二）与皕宋楼陆氏之交游

陆心源皕宋楼与瞿氏铁琴铜剑楼、丁氏八千卷楼比肩而同列晚清四大藏书家。据现存史料，与瞿氏相比，陆氏与丁氏的交往似更为密切，留存的史料亦较多。两家的交往，同样是以丁氏向陆氏求借书籍为主。其与瞿氏不同之处在于：丁氏向瞿氏商借书籍，似乎仅仅是为了传抄阙无，增益八千卷楼所藏；而向陆氏借书，则有鉴别版本、补录残阙、补抄文澜阁《四库》以及作为刊刻底本等多种目的，有时还存在着诸多目的混合的情况。

汇聚众本，参核考稽，在鉴定版本中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任何藏书家都会遇到所藏版本有限，难以凭之定夺的情况，此时就需求借别家藏本。丁氏在鉴定《后汉书》的版本时，就曾向陆心源借书比对。最后通过比对皕宋楼藏本，得出己藏为明翻元本的结论。事见明翻元本《汉书》光绪十八年丁立中手跋：

《后汉书》板式亦与元大德九年宁国路刊本同，不知刊于何时。归安陆氏皕宋楼藏明嘉靖本《后汉书》为何义门手校，假以对看，板式无异，惟余靖上言后有“嘉靖丁酉冬月广东崇正书院重修”木记。陆氏据此定为嘉靖本。此册无木记并无修板，当为未修以前印本。考嘉靖丁酉为十六年，为嘉靖初刊本，抑为正德刊本，与是否广东所刊，均无考证。《天一阁书目》载《后汉书》明崇正书院重刊者，误也。^[4]

丁氏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曾向陆氏借录《吴都文粹续集》，事见旧抄本《吴都文粹续集》丁丙手跋：

同治二年，寓上海大东门内，暇则稍稍购书，因得宋宾王手校《吴都文粹》。阅数日，书贾持黄荛圃《续吴都文粹》索售。时以赁屋值昂，寓居甚狭，不能容大部书，且籍非吴郡，文献不待急征，却之不购。数年后闻为陆存斋购去。光绪十二年，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复从存斋借抄以作底本。^[5]

文澜阁本《易通变》，丁氏借陆氏藏影宋本补全，陆心源称：“杭州文澜阁乱后此书仅存数册，细审皆《皇极经世》之文。丁松生明府经理文澜阁书，已借此本补足矣。”^[6]

丁氏影抄宋本《宾退录》，亦抄自皕宋楼，《丁志》卷十八该书解题：“此从湖州陆氏藏本影抄。”

又，影写明覆宋本《潮溪先生扪虱新话》，《丁志》卷十九该书解题：“其书归陆氏皕宋楼，今借而影写之。”

丁氏在刊行丛书时，也曾得到陆氏的帮助。如，《宋学士院题名》（收入《丛编》）的底本即为陆氏提供。是书丁丙跋称：“适刊《南宋馆阁录》竟，归安陆存斋观察以钱晓徵学士旧从《大典》录本相舁，因为校梓，以存武林掌故之一。”

陆氏在获知丁氏有刊书计划时，还会主动出借底本，而且所借之本相当精善。如《芳芷栖词》丁丙手跋称：

光绪丙戌秋，予得仇山村先生《无弦琴谱》抄本，刊而传之。惧单词薄帙，久仍湮没，复刊周成美《片玉词》、姚绍尧《箫台公余词》、朱淑真《断肠词》、张天羽《贞居词》、凌彦翀《柘轩词》，题曰《武林六家词》。冀萃之众，而传之远也。归安陆存斋观察知余刊词，邮寄此种，为汲古阁旧藏乌丝栏精抄本。前有“毛晋私印”、“汲古阁”二印；后有“徐康”一印，无考。余据以录出，藏之八千卷楼。^[7]

有时陆氏还会以丁氏求借之书相赠。如，丁氏刊行《艮山杂志》（收入《丛编》），因八千卷楼藏本残阙，向陆氏商借，陆氏遂以藏本相赠，事见《艮山杂志》丁丙跋：“嗣见上海郁氏书目有之，知归陆氏存斋，特为鸱借。存斋慨然寄赠，仅志地两卷。”

丁氏求借书籍，有时目的或达到的效果并不唯一。如前揭旧抄本《吴都文粹续集》，系因补钞《四库全书》而向陆氏借录的。丁氏录副后，即藏之八千卷楼，并著录于《丁志》卷三九。又如，丁丙因自藏明抄本《贡文靖云林诗集》残阙，向陆氏借抄，结果意外证实了自己的考证结论，事见此本丁丙手跋：

余初得明抄残本，见神道碑铭后补书《见妇人偶兴二首》，字迹不类原抄，信笔勾抹。续借湖州花楼桥陆氏藏抄本，补录其全。陆抄无此二诗。^[8]

当然，陆氏有时亦求助于丁氏，如皕宋楼藏《所安遗集》，即“从钱塘丁松生大令所藏鲍渌饮校本过录”^[9]。

陆氏与丁氏一样，在藏书的同时，亦喜刊行丛书，刻有《十万卷楼丛书》、《湖州丛书》。丁氏曾就《十万卷楼丛书》选目，向陆氏建言，《遗著后编》丁立中识语称：“若吾邱衍《周秦刻石释音》、陈思《宝刻丛编》，已乞陆存斋观察列入《十万卷楼丛书》。”这也是双方交游中饶有兴味的一面。

（三）与寿松堂孙氏之交游

杭州寿松堂孙氏，其藏书始于乾隆时期的孙宗濂，传至宗濂之子仰曾，已粲然大备。乾隆帝诏开四库馆，孙氏进呈书籍百余种，遂获赐《佩文韵府》^[10]。

与丁氏同时代的是孙仰曾的五世、六世孙——孙炳奎（字仁甫）、孙峻（字极宇，又字康侯）父子，其中孙峻与丁氏交往尤为密切。

与丁氏相同，寿松堂藏书在太平天国战争中也遭到了严重破坏。孙峻称：“咸丰辛酉，寇烽再炽。寒家所藏图籍，尽付云烟。”^[11]战乱平息后，孙氏父子收拾丛残，然而终难复旧观，丁立诚诗云：“天语陈编褒世守，燹余一二佚八九。灵珪断璧书箧珍，珍交龙作绘犹新。”^[12]光绪十五年，孙峻在寿松堂抄本《妇人集》手跋中夫子自道：

先世藏书颇夥。峻六世祖景高公曾举家藏善本进呈四库，叠邀纯庙褒锡；而先人精抄墨本，亦累世有之。庚辛寇烽炽，颠沛流离，遗书尽佚。乱定归来，稍稍搜访故籍，间有幸逃劫火者，已残阙失伦，求所谓精抄墨本则渺不可得。^[13]

同光之间，寿松堂因乱中落，八千卷楼卓然崛起，此消彼长，强弱易势，这在双方交游中的最直接体现就是丁氏屡屡向孙氏馈赠寿松堂旧籍。据孙峻回忆，自己年少时，丁丙就曾赠以寿松堂旧藏：

忆某自髫龄，习闻先生潜德懿行。一日，先生过敝庐，见箧中有先生从父冲泉公乡试程文，敬奉以归，而以所藏寿松堂旧帙报之。嗣是往来益密。^[14]

前揭寿松堂抄本《妇人集》，正是丁丙于光绪十五年赠予孙氏的，卷末丁丙手跋称：

右孙华海先生手录《妇人集》，同治初年得于市上，今特归之康侯茂才，即乞茂才手录一册，仍归之内。再阅百十年，寿松堂既永宝华海先生之墨芬，寒家八千卷楼更得宝藏康侯之手笔，则两家余韵流传艺林，岂不益快？光绪己丑重九丁丙记。

丁丙所称“孙华海先生”，据孙峻手跋，为其“先高伯祖”：

顷执丈松生先生持先高伯祖花海公手抄迦陵《妇人集》一册，首尾完好，以归家君，家君命峻受而藏之。峻生也晚，何幸于风霜兵燹后获亲先世手泽，故物复还，虽和氏璧、合浦珠不足拟已。

丁氏向孙氏馈赠的寿松堂旧籍中最为名贵的，乃是曾进呈四库馆的宋刊本《新刊名臣碑传琬琰集》^[15]。赠书事见《年谱》光绪二十年条：“十二月，得宋刊《名臣琬琰集》，归之寿松堂孙氏。”此条下小注称：“四库诏下征采，孙氏进书百种，《琬琰集》为宋刊之一。杭再陷于粤贼，旧日收藏不可问矣。今有以是书求售者，府君购而归之孙仁甫丈，俾世守焉。仁甫属陈蓝洲丈作图志幸。”

按，“陈蓝洲丈”，名陈豪，蓝洲其字，浙江仁和人，曾官房县知县^[16]。著有《冬暄草堂遗诗》《遗文》，擅丹青。此次所绘名为《岁暮归书图》，先后经丁丙、丁立诚、俞樾、张宗祥、吴士鉴、吴庆坻、张濬万、谭献、樊镇、张景云、张宗祥等名流题咏^[17]。

此外，品藻赏玩也是丁孙交游中常有之事。如光绪十五年，丁丙过眼寿松堂藏厉鹗批校《澄怀录》抄本，赋《为孙仁甫炳奎题樊榭山人校阅周草窗澄怀录四首》，曰：“小跋亲题厉太鸿，校雠如叶扫秋风。收藏试证珊瑚印，珍入三家铁网中。”又曰：“小山堂接寿松堂，屈指君家七代藏。卅幅胜朝绵料纸，行间字里古芸香。”^[18]于诗中特意标出此本用绵纸、古意盎然，油然显现出藏书家的品鉴眼光与趣味。二十二年后（宣统三年），孙峻又向丁立诚出示此卷，立诚遂用丁丙旧韵，成《康侯以家藏明抄澄怀录出观用叔父留题诗韵记之》七绝两首：

别号今年署老辛，澄怀观道卧游新。重披四水潜夫录，影事如尘廿二春。

细寻泥印认飞鸿，景仰高山拜下风。七代相承家永宝，感深臣叔四诗中。

光绪十五年，丁丙题咏《涪翁书开堂疏》，此卷为寿松堂先世旧藏，经乱幸存，得孙炳奎抢救重装：

《涪翁书开堂疏》一卷，仁甫兄乱后还家，于荆棘骨堆中拾得之，遭寇毁裂，阙文两段。幸景高先生题识尚存，重加装治，洵如疏中所云是真归依处矣。……仁甫兄善守清门，护藏世宝。郎君康侯茂才读书励行，他日学业大成，盍仿夏大理故事而书补其缺，不更快欤！光绪己丑夏日丁丙谨跋。^[19]

同年，丁丙又观赏寿松堂先人孙传曾《碧山栖诗稿》稿本，并为补录佚诗，事见该书丁丙手跋：

仁甫兄出视先世《碧山栖诗稿》一册，盖辛酉劫灰之遗也。因检吴仲耘尚书旧辑《杭郡诗》，如《上巳挽汪春□（此字不能辨识）》、《过斜塘待潮》三诗，已在稿中。《夏夜陪陈句山师、杭堇浦先生集南华堂分韵》一律，稿中佚去，谨为补录，并抄先生小传，归之仁甫，其以宝玉大弓视之哉。光绪己丑五月十六日后学丁丙识。^[20]

丁立诚亦曾手录《汪讱庵先生蒲团晏坐图题咏》一卷，以赠寿松堂，《小槐簃吟稿》有《手抄汪讱庵先生蒲团晏坐图题咏成册充寿松堂插架题后》纪其事。该本今存浙图，卷前有丁立诚题诗，与收入《吟稿》者字句略有不同，卷末另有立诚手跋一则：

此卷小像，不知何人手笔，已失。吴东壁先生之前题者有若干人，亦不可知。今归天津尹潡甫大令，出以赏鉴。余以家藏讱庵先生趺坐小像补之适合，亦快事也。匆匆录题诗三十八家毕记之。光绪著雍涒滩阳月，修道人。

按，光绪著雍涒滩为三十四年戊申，立诚赠书宜即在此年。

丁孙书籍交游的第二大方面是：孙氏父子协助丁氏编撰、校刻书籍。具体而言，又有以下几端：

其一，孙峻协助丁丙编纂《武林坊巷志》一书，此书收集记述了杭州各坊巷的沿革、掌故。据《年谱》称，丁氏编纂此书，始于同治十一年十月。由于“载籍极博，编划为难”，所以“属之孙康候茂才，使卒其业”^[21]。

其二，孙峻协助丁丙编撰《丁志》，详见本书中编第一章。

其三，丁氏编刊《丛编》时，孙峻任《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与罗榘合校）、《艮山杂志》（与罗榘、张尔嘉等合校）的校勘之责。此外，孙峻还编纂了《陈忠肃公墓录》、《文澜阁志》（与孙树礼合纂），其父孙炳奎编纂了《同仁祠录》，以上三种亦均刊入《丛编》（详下编）。

其四，孙峻为丁氏校勘藏书。如光绪十七年二月，为丁丙代校自杭州书肆修本堂购得的明刊本《银海精微》，该书孙峻手跋称：

右《银海精微》二卷，为八千卷楼新得之本，执丈松生先生出视旧藏四卷本，命为合校。手诵一过，互有增益。……光绪辛卯仲春望日，孙峻谨识。^[22]

同年春，又以四本合校《影明正统刊本重编西湖林和靖先生诗集》，该书孙峻手跋称：

辛卯仲春，执丈松生先生命校影抄《林和靖诗集》，原本为明正统八年刊本，并出视影宋抄残本、明正德刊本、长洲朱氏依抱经堂本合校。四种以影宋本为最优。就中高宗讳构、光宗讳惇，均不直书，其为宋本明矣。正统本损益互见，惟末载叶景修祠堂本本末一记为他本所无。记中叙述各事，颇足以资参考。长洲朱氏本与康熙吴调元本无异，末附拾遗一卷，多有与抱经学士辨驳者。其援引各条，辄据《瀛奎律髓》，不免臆肊过甚。然博览群籍，互相考订，亦不可非。正德本锓版之际，既草率校勘，又模糊残脱，正不如朱本之清朗。洪两峰太保复益以附录一卷，拉杂成书，殊不足为处士增辉。如宋本者，谁敢以断珪残璧视之？孙峻谨记。^[23]

光绪二十年，为丁氏校勘清抄本《陈刚中诗集》^[24]，该书卷尾孙峻手跋称：

右《陈刚中集》，从竹垞翁藏本校一过。曰朱本者，朱氏原本也。曰朱校本者，姚氏瑚校朱本也。朱本卷一末行有“云间竹庭徐氏家藏，广州府学校刊”，而是册亦同，殆与朱氏同本传写。特朱本有洪武壬午皇甫暕后叙，天顺庚辰沈琮一跋，沈跋后有吴岫记，疑从天顺本录入耳。光绪甲午九月三日展卷，越一日夜半校毕，翰林司里人孙峻记。

丁氏藏抄校本《国朝名臣事略》十五卷，亦经孙峻校勘。《松轩书录》称：

《国朝名臣事略》十五卷，元真定苏天爵撰。一之五卷、八之十卷，系影元抄本，目后有“元统乙亥余志安刊于勤有书堂”一行。余卷以乌丝栏抄配。孙峻朱笔精校，末有“上章摄提格中秋前五日校毕，康侯孙峻谨识”一行。

附藏印（汪鱼亭藏阅书　善本书室　八千卷楼藏书之记　嘉惠堂丁氏藏书之记　光绪庚寅嘉惠堂所得）^[25]

如上所述，寿松堂孙氏与丁氏的书籍交往，呈现出与瞿氏、陆氏截然不同的面貌。瞿陆两家收藏的宋元珍本数量远在八千卷楼之上，因此瞿陆能向丁氏提供罕见的善本，反之则不然，因此可以说丁氏得于瞿陆者多，而丁助瞿陆者少。寿松堂则恰恰相反，孙氏虽是源远流长的藏书名门，在乾嘉年间名震一方，但因战乱而中落，至同光年间藏书规模与质量已远在丁氏之下。因此在书籍交游中，孙氏在善本方面主要处于受惠的一方，不过精于版本校勘之学的孙峻从多方面协助了丁氏编刊书籍等文献活动，从这个角度而言，丁氏受孙氏之惠也可称良多。

（四）与艺风堂缪氏之交游

1．丁缪交游的开端

缪荃孙，字炎之，号筱珊，又号艺风，江苏江阴人，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藏书家和文献学家。缪氏生于道光二十四年，年辈晚于丁丙（丁丙生于道光十二年）。如下文所述，据《艺风老人日记》、《艺风堂友朋书札》等史料，与缪荃孙交往较多的是丁立诚。

《丁志》缪荃孙序称：“岁在丙子，与修甫中翰订交于京师，时作一瓻之借。戊戌游浙，丈（丁丙）已老病，请见未能，深憾来游之晚。”^[26]可知荃孙与丁立诚订交在光绪二年，但未曾与丁丙晤面。据《民国杭州府志》，丁立诚中光绪元年恩科举人^[27]。次年两人在京师结识，当与丁立诚入京会试有关。不过迟至光绪二十年，《日记》才首次提及丁立诚^[28]，可以推测，起初双方交往不甚密切。

不过，丁缪交游事迹并不全载于《日记》。如缪荃孙曾致信章钰，称：“潘师所付之八十余（黄丕烈）跋，即聊城一家物，时在光绪丁丑（三年），弟与茀卿抄陆存斋、瞿子雍、丁松生家以益之。”^[29]而光绪初年，缪氏求丁丙抄辑黄跋之事，《日记》中就无记载。

又如《书札》中丁立诚致缪氏第一函，末署日期为“闰七月杪”。在光绪二年后，光绪七年辛巳、十八年壬辰均有闰七月，笔者认为该函作于光绪七年（理由详下）。此事不见载于《日记》，而函中“春间奉到惠书”云云，是年《日记》亦未见记载。此函的存在，使我们得知光绪二年至二十年间，虽《日记》未有记载，双方实际仍有交往。

该函主要提及三事。其一是“荛圃题跋近又得二篇，录呈汇梓。湖州陆氏究有无抄寄，何妨请伯寅尚书索之”。由此可知，在辑刊黄丕烈题跋之际，丁氏曾协助搜集。案，“伯寅尚书”即潘祖荫，曾辑刻黄丕烈（荛圃）题跋为《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其间得陆心源、缪荃孙等人协助搜集^[30]。缪氏后亦辑刊黄跋为《荛圃藏书题识》，时在民国八年，其时潘祖荫早归道山（潘卒于光绪十六年），则此函所述必指潘辑无疑。潘本初刻于光绪八年，据上引文，此函作于成书付梓之前，笔者将其系于光绪七年，当无疑义。

函中另两事则为：一、“《东湖丛记》未知刻成否？原本如已校毕，望便中寄下。”二、“敝刻《武林掌故》小种，俟来年得有成数，再行呈览。”此二事都是丁缪书籍交流的实例。

2．丁缪书籍交游编年

如前所述，缪氏在《日记》中提及与丁氏的交往，始于光绪二十年。以下，笔者将逐年考述双方的书籍交游史事。

光绪二十年　“三月二十一日……丁修甫送书来。”这是丁立诚首见于《日记》。当年四月一日，缪氏致信丁立诚。

光绪二十一年　是年最值得注意的事件为：四月十四日，“交廿元与丁修甫托抄书”。由此开始，缪氏频繁地委托丁立诚代抄书籍，这是丁缪书籍交往中相当突出的一点，几乎贯穿始终。

九月四日，“寄丁修甫杭州信，并《七家词》、《荆川集》、《周通政集》”。

光绪二十二年　是年丁缪的书信往来极为频繁，双方通信十五次，丁致缪八次，缪致丁七次，并三次寄去抄书经费，共八十元。要事如下：

三月七日，“接钱唐丁修甫信，寄书七种”。此七种书可能即是缪氏前一年托抄之书。十三日，“发丁修甫信、汪穰卿信，寄《春卿》、《毗陵》二集”。

六月十一日，“发钱塘丁修甫信，寄《得月楼书目》、《文贞公年谱》”。二十日，“寄廿元及《文清集》与丁修甫”。

八月十二日，“阅……丁修甫两信，寄《萧茂挺集》、《诗传旁通》、《西湖志补遗》各种”。《书札》丁致缪第八函云：“两奉手教，并寄抄资洋二十圆，及赐珍刻，领到谢谢……《明名臣琬琰录》第十九卷至廿四卷及后编八卷，与《诗传旁通》，全部均抄未毕工……《萧茂挺集》已抄成，托人校过……兹附近刻二种，乞察存……弟立诚顿首。七月二十一日。”两相印证，可知此函作于光绪二十二年，即《日记》中八月十二日收到者。函中所谓“两奉手教”，即指六月十一日及二十日缪氏致丁氏两函“；并寄抄资洋二十圆”，则是六月二十日缪氏随函汇去的“廿元”。“及赐珍刻”，则指随函寄去的《得月楼书目》等书，其中《得月楼书目》为《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摘录》，《文贞公年谱》附刊于《从野堂存稿》，均收入缪氏代盛宣怀编刻的《常州先哲遗书》，前者刊于光绪二十二年，后者刊于光绪二十一年。随此函同时寄至的《萧茂挺集》与《诗传旁通》^[31]，则是缪氏因编刻《常州先哲遗书》而托丁氏代抄的底本。《遗书》本《萧茂挺集》卷末跋即申明“今本抄自钱塘丁氏”刊刻，《诗传旁通》底本为传抄文澜阁本^[32]，显然也是丁氏代抄的。

八月二十五日，“丁修甫送《明琬琰集续编》八卷来”。上函提及《明名臣琬琰录》未抄毕，此次应是抄毕补寄。

九月二日，“发……杭州丁修甫信，《清秘阁》一部，洋廿元”。十六日，“接杭州丁修甫信，寄抄补《明碑传集》六卷”。

十月二十四日，“接杭州丁修甫信，寄《鸿庆集》补叶并张孝廉撰《杭州驻防八旗志》”。案，《鸿庆集》即《鸿庆居士文集》，当年刊入《常州先哲遗书》，缪氏《鸿庆居士集跋》称：“卷三十二缺一叶，借钱塘丁氏本补足。卷三十四缺一叶，丁氏本亦缺，无从补矣。”^[33]与《日记》的记载恰可相印证。

十二月十四日，“接丁修甫信，并《蔡定斋集》、《容春堂集》。复修甫信，寄洋四拾元”。案，前揭丁致缪第八函称：“《容春堂集》敝藏有小字本，如校萧集之罗君尚可，请寄下样本，请罗君取敝藏本对校何如？”由此推测，缪氏曾向丁氏询问可有《容春堂集》善本以供校勘，丁氏请缪氏寄去样本，后不知因何缘由，丁氏寄去是书藏本，供缪氏使用。

光绪二十三年　当年双方通信十四次，丁致缪八次，缪致丁七次，并寄抄资二次，共五十元。要事如下：

二月二十日，“接醉六堂信，带至丁修甫信并新写各书”。前文业已述及，醉六堂是当时颇有规模的书肆，曾与丁氏有交易，故丁氏托其转呈信函。

五月十日，“接丁修甫信，并《方少集》一部”。

六月四日，“接丁修甫信，并《孙尚书大全集》十七卷”。十一日，“接丁修甫信，并《容春堂集》十九卷”。案，《丁志》卷三六著录嘉靖刊本《容春堂全集》六十六卷，其中《前集》为二十卷。以此推测，去年丁氏寄去之《容春堂集》为样本一卷，本年则寄去其余十九卷供缪氏使用。

九月十三日，“发恽松云信、丁修甫信，寄四十元”。十二月十六日，“接杭州丁修甫信，寄影绘《离骚图》一册”。十八日，“发恽松云筠信、丁修甫信，寄《汉书疏证》六册、新刻书三册、洋十元”。

光绪二十四年　是年春缪氏出游杭州，与丁立诚会面，双方互赠、借阅书籍，同时缪氏留款六十元。缪氏在丁氏的陪同下参观了文澜阁《四库全书》以及八千卷楼藏书，并向丁氏借阅八千卷楼的藏书目录。《日记》相关记载如下：

闰三月十六日，“修甫借《汉书疏证》廿二册，又赠以《常州词录》乙部”。二十一日，“丁修甫来，偕登文澜阁，请钥观《四库全书》”。二十七日，“入城诣丁修甫谈，登八千卷楼，所见以《汉书》、《旧唐书》、开禧本《云仙杂记》为最佳，假《旧本书目》一册回”。二十八日，“读《八千卷楼善本书目》，交《侨吴集》托修甫付装，并交洋廿元托抄书”。二十九日，“还丁修甫《善本书目》，又借《嘉惠堂书目》回”。四月二日，“借翁铁梅四十元，交丁修甫，修甫送《武林往哲遗书》”。四月三日，“还修甫《书库抱残图》、《文澜归书图》、《流芳图》三种卷子，《嘉惠堂书目》八帙”。

案，缪氏《浙本沈文起两汉书疏证跋》称：“光绪己卯，荃孙在京师。长沙王师借陈培之户部藏本录副，嘱为校字，亦录副焉。《前汉》八册，《后汉·纪传》十二卷、《地理》十八卷，丁修甫中翰假去，刻于杭州官局。”^[34]由此可知，去岁十二月缪氏寄丁氏之“寄《汉书疏证》六册”与此次出游时“修甫借《汉书疏证》廿二册”，即沈钦韩《两汉书疏证》，丁氏假借此书是为在浙江书局刊刻。

除此之外，当年双方通信十五次，丁致缪九次，缪致丁六次，并寄款一次，四十元。要事如下：

三月二十三日，“接丁修甫二月信，并《汉艺文志疏证》”。四月十三日，“校《江月松风集》，得逸诗十三首，拟录寄修甫”。案：《江月松风集》收入《遗著》。缪氏出游杭州时，丁立诚曾赠以《遗著》一部。缪氏所校当即《遗著》本，有所发现，即拟函告丁立诚，以助其补完。

五月十八日，“接丁修甫信，寄传抄《元牍记》一册”。八月二十日“，接吴申甫、丁修甫信，寄《北征录》、《无锡县志》来。发浙江恽眉卿、丁修甫信”。

十月二十四日，“接吴申甫信、丁修甫信，寄影写至正本《金陵新志》”。案《，丁志》卷十一著录元刊本《金陵新志》，所谓“影写至正本”即传抄自丁氏藏本。二十六日，“发恽松云信附丁修甫信，寄洋四十元”。

十一月十六日，“又发丁修甫信，寄还八千卷室倭版《皇宋事实类苑》、《湖海新闻》两种”。

十二月三日，“接丁修甫信，言《事实类苑》、《湖海新闻》已收到”。九日，“接丁修甫信，寄《句容志》六卷，《严冬友诗》二卷”。二十八日，“丁修甫寄《类说》来，并函”。

光绪二十五年　是年最值得重视的事件发生于十二月二十日：“接……丁修甫信，寄书目求勘。”丁立诚所寄书目即为《丁志》稿本，具体情况将在下文介绍，此不赘。此外，当年双方通信十四次，丁致缪九次，缪致丁五次，并寄抄资一次，计五十元。要事如下：

正月十日，“寄丁修甫五十元，《先哲遗书》乙部”。十七日，“接丁修甫去年祀灶日信，寄《句容志》全部”。三十日，“接丁修甫信，寄《景陆汇编》六册，覆丁修甫信”。案，《先哲遗书》即缪氏代盛宣怀所刻《常州先哲遗书》。

三月十七日，“接丁修甫信，寄《文澜阁志》三部”。

六月二日，“接吴申甫、丁修甫二信，寄《浙江丛书》全部，又《句容志》一部”。七月九日，“接丁修甫信，并《武林掌故丛书》、《于忠肃公奏议》”。案，《书札》丁致缪第六函中称“前月奉寄敝刻《武林遗著》全部，并附寄交《句容志》第二次钞及新刻《宏艺录》于苕生兄，定荷照收。因接苕生兄六月间来函提及耳。……承赐《常州丛书》朱本，感谢感谢。兹寄上敝刻《掌故》，书由醉六堂转寄较妥。乞查收相抵。墨印《常州丛书》一部，便中寄下。兹新刻《于公》奉呈，望察存。”与《日记》参证，可知此函即七月九日荃孙收到者；六月二日寄至缪处的《浙江丛书》即丁刻《武林往哲遗著》；正月十日缪寄丁之《常州先哲遗书》乃红印本。

十月十六日，“接丁修甫信，寄《千顷堂书目》乙部”。案，《书札》丁致缪第五函中称“兹寄上《千顷堂书目》抄本十四册”云云，可知即为此函。《艺风藏书续记》卷五《千顷堂书目》条：“此萧山王氏藏书，惜残缺过半，借钱唐丁氏本补足。”可知，此次随函寄至的《千顷堂书目》当为丁氏受缪氏委托，代为补抄的。

光绪二十六年　是年缪氏开始为丁氏校勘《丁志》，双方的通信次数也于当年达到了最高峰，共二十一次，丁致缪十四次，缪致丁九次，并寄去一元。要事如下：

正月二十二日，“接丁修甫信及诗集”。二月四日，“发杭州丁修甫信……寄修甫《宋中兴百官题名》一册”。三月二十一日，“接丁修甫信，并寄诗二册”。

五月十四日，“接丁修甫信并二僧诗”。十八日，“发丁修甫信，托抄书。”

七月十四日，“接丁修甫信，并《囗囗祠墓考》及托抄《汉书》五卷、陈鼎著述、柯丹邱诗。”案，缪氏《辑本丹丘生集跋》：“光绪庚子，柯逊庵中丞在扬州都转任，嘱荃孙搜辑编次。先抄钱塘丁氏《元人十二家集》，又抄《元诗选》，为二卷以寄。”^[35]可知，此次寄来之“柯丹邱诗”即丁氏从《元人十二家集》抄出者。

八月二十四日，“接丁修甫信，寄抄书帐”。

十月四日，“接丁修甫信，并《武林藏书录》”。二十三日，“接丁修甫信，寄《洪文安集》”。二十七日，“还丁修甫《五礼新仪》”。

十二月二十六日，“丁修甫寄《淳祐临安志》四册来”。案，所谓《淳祐临安志》即刻入《丛编》之《淳祐临安志辑逸》。前揭丁致缪第五函称“先成《永乐大典》中辑出之《淳祐临安志》八卷，将来拟寄呈，乞台端与尊藏本校录后即行付梓”。可知丁氏早有约缪氏校勘之意，想来缪氏亦予允可。而据抄《永乐大典》本《淳祐临安志》丁丙手跋称“假缪筱珊太史藏本钩校，视此尤多阙误”，则可知此次丁立诚寄书，便是落实当初约定，请缪氏代校。

光绪二十七年　当年双方通信二十一次，丁致缪十四次，缪致丁七次。要事如下：

正月十一日，“接丁修甫信，并《宜堂类编》、《拙庵词》”。案，丁丙于光绪二十五年去世，《宜堂类编》为立诚等所编悼念书。

二月三日，“发……丁修甫一信，及词录末卷四册”。十一日，“接丁修甫去年信，并《宜堂类纂》一部”。

三月二十五日“，接丁修甫信，并《孟子师说》”。

四月十四日，“发……丁修甫信并《首辅传》”。

七月七日，“丁修甫寄《柳集》及《皇朝大臣谥迹录》”。

十二月十九日“，丁修甫借《古泉汇》去”。

光绪二十八年　当年双方通信十五次，丁致缪九次，缪致丁六次，并寄资九十六元八角。要事如下：

三月十九日，“接丁修甫信，寄《五礼新仪》七卷”。四月二十二日，“发丁修甫信，寄《山右石刻丛编》、《藏书记》、《文集》”。“藏书记”、“文集”当指《艺风藏书志》、《艺风堂文集》，两书均刊于光绪二十六年。

五月十一日，“丁修甫寄《乐善录》来”。案，《乐善录》为丁氏所辑，记载丁氏从事地方慈善事业之事迹。

七月二日，“发丁修甫信，寄《石鼓论语答问》”。八月十八日，“接丁修甫信，并《古今名贤确论》”。二十日，“发丁修甫信，寄书目并托购书”。

十一月十日，“发杭州丁修甫信，寄玖拾陆元八角”。十二月十三日，“接丁修甫信，寄《汉书疏证》贰部”。二十八日，“发杭州丁修甫信，寄《元朝典故编年》第十卷”。案，光绪二十四年丁氏曾借缪藏抄本沈钦韩《两汉书疏证》，交浙江书局刊行，已详上文。而缪氏《浙本沈文起两汉书疏证跋》又称：“刻成，寄初印书，并书底寄回。”浙江书局本刊于光绪二十六年^[36]，此次丁氏所寄“《汉书疏证》贰部”，当即初印本样书与刊书底本。

光绪二十九年　当年双方通信十次，丁致缪四次，缪致丁六次。要事如下：

闰五月一日，“接丁修甫信并抄《剡源集》逸文”。二十二日，“接丁修甫信，寄补《荆川外集》三叶”。

六月六日，“发杭州丁修甫信，寄《柳集》、《读书记》各二分”。

十二月十九日，“发杭州丁修甫信，寄《皇甫少元外集》十卷”。

光绪三十年　当年双方通信十五次，丁致缪八次，缪致丁七次，并寄英洋一百元。要事如下：

四月十二日，“发丁修甫信，寄《养吾斋集》廿八卷”。二十五日“，接丁修甫信，并《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建文元年京闱小录》”。

六月二十三日，“寄英洋乙百元与丁修甫抄书”。

九月七日，“丁修甫寄《元遗山词》、《涧泉诗余》、《烬余录》三册”。

十二月十九日，“发丁修甫信，寄《囗石集》、《安晚堂集》，又新刻《续礼记集说》”。二十七日，“接丁修甫信，寄《闻见后录》来”。案《，艺风藏书续记》卷八《河南邵氏闻见后录》条：“传抄本……原书在钱唐丁氏，长洲张绍仁学安所校。”可知，此次丁氏寄来的《闻见后录》乃据己藏为缪氏传抄者。

光绪三十一年　当年双方通信十二次，丁致缪七次，缪致丁五次。要事如下：

三月三日，“接丁修甫信，并《珊瑚木难》下四卷”。案，《艺风藏书续记》卷八《珊瑚木难》条：“传抄本……原本藏钱唐丁氏，其中诗文世所罕觏。”可知，此次寄来的《珊瑚木难》，乃是丁氏据己藏为缪氏录副的。

五月十二日，“发丁和甫信，送《丛书》、《辽文》、《四谱》……发丁修甫信，寄去旧抄《黄文献公集》廿三卷、旧抄《播芳文粹》八大册”。

十二月一日，“接丁修甫信，寄补抄《圣宋名贤播芳文粹》及《积余饮膳正要》”。案，《艺风藏书续记》卷六《圣宋名贤播芳文粹》条：“荃孙先得两旧抄本配合，阙卷借丁氏八千卷楼补足，吾友罗榘臣校之”。而缪氏于五月十二日寄去“旧抄《播芳文粹》八大册”，本次则收到了丁氏“补抄《圣宋名贤播芳文粹》”，反映的即是抄补此书的过程。

光绪三十二年　当年双方通信十三次，丁致缪七次，缪致丁六次。要事如下：

闰四月二十六日，“接丁修甫信，寄补抄《临川集》”。

七月十日，“接丁修甫信，抄《桂胜》、《桂故》来”。

九月六日，“接丁修甫信，寄《天下同文集》”。

十一月六日，“接丁修甫信，寄《杨诚斋集》二卷”。案，《艺风藏书续记》卷六《诚斋外集》条：“集外文两卷，抄自钱唐丁氏，尤属不传之秘笈矣。”可知，此次寄来的“《杨诚斋集》二卷”乃丁氏代为传录的《诚斋外集》。

十二月十三日“，又发……丁修甫信，寄书《对雨楼》两部，又交《存复斋全集》、《吕氏读诗记》托抄补”。

光绪三十三年　是年发生的最重要事件为：丁氏因经商失败，于当年秋冬之际将八千卷楼藏书转让给江南图书馆，缪荃孙代表端方来杭洽谈转让事宜，此事详下文。在转让藏书之前，双方通信十一次，丁致缪六次，缪致丁五次。要事如下：

五月十三日，“接丁修甫信，寄书《存复斋集》”。十九日，“接丁修甫信，寄《读诗记》”。案，《存复斋集》及《读诗记》两种，应即是前一年缪氏委托抄补者。

六月二十九日“，小杨上太仓，带去……丁修甫信一件，《玉峰志》四册”。

八月二十四日，“接杭州丁修甫信，寄还《黄文献集》，又代抄《政府奏议》二卷、《柳文》一卷，函中言书籍欲出售，可叹”。案，《政府奏议》、《柳文》是丁氏代缪氏抄录的最后两种书，之后在《日记》中，就再也看不到缪氏委托丁氏代抄代购书籍的记载了。因此可以说，双方的书籍交往在当年画上了句号。

如前所述，从光绪二十年至三十三年，丁缪双方始终存在着不间断、高密度的书籍交游，直至丁氏出让藏书，书籍交往的基础不复存在为止。双方每年通信基本均在十次以上，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已属相当频繁。而且现存的史料并不能完全体现丁缪交游的实态，如《艺风藏书记》卷四《旧闻证误》条称己藏“从钱唐丁氏藏宋刻影写”，此事《日记》、《书札》并无记载。由此可知，丁缪交游的频率与深度实超出现存史料所能反映的情况之上。

丁缪书籍交游中最常见的形式是为对方代抄书籍，其中又以缪氏委托丁氏抄书为多，这也可以得到史料的侧面印证：《日记》屡有缪氏向丁氏寄款的记载，且每每明言这是支付给丁氏的抄书费，却从未出现丁氏向缪氏寄款的记录。导致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当时双方藏书的规模。丁氏是清末顶尖的大藏书家，缪氏《艺风藏书记》自序坦承无法望其项背：“今天下称瞿杨丁陆四大家，目皆高尺许，荃孙一鳞片甲，第与拜经楼、平津馆相伯仲也。”此外丁氏还有传录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便利，如缪氏称“昔年从杭州丁修甫孝廉抄得”《北郭集》^[37]，据《书札》第二函，丁立中称“《北郭集》舍下所藏即文渊传抄之本”，可知此本实传录自四库。此外缪氏所藏《读史记表》（见《艺风藏书续记》卷四）、《文章精义》、《文说》、《修辞鉴衡》、《作义要诀》（见同书卷七）及《灌园记》（见《艺风藏书再续记》）均传录自文澜阁。因此可以说，在双方的交游中，丁氏给予缪氏的帮助实大于缪氏之于丁氏。

互赠书籍（尤其是自刻书籍），则是丁缪书籍交游的另一大方面。丁氏、缪氏都是晚清著名的出版家，均编刊了大量书籍，而且倘若探究彼此委托代抄书籍的目的，则可发现往往与各自刊书需要有关。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丁缪交游的两大方面代抄书籍与互赠书籍又是互为表里的。要言之，丁缪交游涵盖了藏书、刊书、编撰书目——藏书家生活的三大领域，充分体现出这两大藏书家对文献事业的孜孜以求与本色当行。

瞿陆孙缪虽同为藏书家，但藏书规模、质量及与丁氏关系的亲疏各有不同。因此在与丁氏的交往中，虽都不外乎通假借录、馈赠书籍、切磋品鉴等形式，侧重点和主客之势却各有不同。

铁琴铜剑楼瞿氏与寿松堂孙氏均为历史悠久的藏书名门，但至同光年间，瞿氏能保守其书，孙氏藏书却损毁严重，所以瞿氏向丁氏多次出借秘本，而孙氏却屡屡接受丁氏馈赠的书籍。其间主客之势，有所区别。陆心源皕宋楼与缪荃孙艺风堂，一崛起于同治，一突起于光绪，时代有先后之别，但均有志于刊布文献，因此与丁氏在刊行丛书方面合作较多。若具体而言，陆氏帮助丁氏较多，缪氏则受助丁氏较多，这自然与当时陆、缪藏书的质量与规模有关。

与丁氏交游的藏书家当然远不止以上四家，但一叶知秋，通过以上考察，相信可以大略反映出丁氏与同时代藏书家交游的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