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卷楼藏书转归江南图书馆始末

第一节　八千卷楼藏书转归江南图书馆始末

光绪二十五年丁丙过世后（丁申卒于光绪十三年），继承八千卷楼的为申子立诚（修甫）、丙子立中（和甫）。立诚、立中兄弟自幼受父辈熏陶，雅好图书。同治十一年壬申，立诚作《八千卷楼校书偶得四绝》言志，其三曰：“纷纷落叶点丹黄，心醉醰醰书古香。罗列牙签三万轴，百城坐拥傲侯王。”^[1]

又如前述，立诚、立中兄弟曾利用赴京会试等机会，为八千卷楼购置了大量书籍。此外，两人还积极参与了刻书事业，如丁立诚曾协助缪荃孙编刊《常州先哲遗书》，负责“抄校文澜阁书”；丁立中则主持编刊了《遗著后编》。综上，两人均具有相当的文献学知识和实践经验，立诚有“邃于目录之学”之誉^[2]，立中则“缮录校雠，时与其役”^[3]，可以说是非常理想的藏书继承者，最终出让藏书，实为迫不得已。

丁氏出让八千卷楼藏书的原因是：所经营的官银号出现巨额亏空，必须承担赔付之责。在出售藏书之际，丁立诚曾致信代表端方来杭洽谈的缪荃孙、陈庆年，提及售书原因。此函后为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所得，书影刊布于《长泽规矩也著作集》卷端，因其关系甚大，兹据书影，全引如下：

筱珊、善余仁兄大人阁下：日昨祗聆大教，快甚幸甚。轮舟历碌，辛苦可知。匆匆返舍，未尽所怀。售书一事，全仗鼎力，感泐良深。惟有不得不预为陈明者：《藏书志》第一种宋本《周易》一部，敝箧实无其书。祗因开卷之初，即系明板坊刻，殊不足弁冕群籍，故即借孙氏藏本入录。穷儿炫富，不期数年之后，不能保有其书，遂至破案。文人积习，可笑亦可悯也。其余所载宋本，则未缺一部。将来书抵江宁，乞于午帅前陈明颠末为祷。盖此次售书，实因瓯号亏折太钜，满拟售有十万以偿各债，否则何忍将先世手泽之藏，一旦尽付他人？若不得请，必以九数为归，还祈婉商午帅。仁者济拯为怀，必乐于从命也。早泐，祗请近安，诸布亮詧。愚弟丁立诚顿首。

丁立诚所称“瓯号”，乃是裕通银号温州分号，浙江省立图书馆主办的《文澜学报》称“时丁氏开设裕通银号分号于温”^[4]。丁氏究竟亏空了多大金额，现在不得其详。立诚之子丁仁在《丁目》跋中称“：不慎负公私帑至五亿之多，因举所藏以归江南图书馆。”晚清的币制较为混乱，“五亿”是何种货币的何种单位，丁仁并未说明，因此无从推断亏空的具体数额。前揭丁立诚函请以十万之数，并称底线不能低于九万。丁氏世代经商，以四十余年积聚了极大规模的藏书，成为海内闻名的大藏书家，足可证明其家饶于资财，而被时人称为“富甲一郡”^[5]的丁氏无力赔付，可见亏空金额相当巨大。十万当是丁氏筹措资金后的差额，由此推测亏空总数当远在十万之上。

由于金额巨大，丁氏无力支付，导致丁立中遭官府羁押。《日记》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四日称：“接丁修甫两信，一言事已稍缓，一言和甫被押。”羁押丁立中的，应是裕通银号分号所在地的温州官府，由此也可见这次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后来直至八千卷楼藏书售出，并经端方出面协调，丁立中方才获释，《日记》同年十二月四日条称：“匋斋来谈，云丁电已发，温州道府均允释丁和甫，拟电送署发杭州。”所指即是此事。

在八千卷楼藏书的转让过程中，因丁立中遭羁押，丁氏方面由丁立诚主事；南京方面的代表则是缪荃孙、陈庆年^[6]。如前所述，缪荃孙与丁立诚颇有交谊，丁氏欲转让藏书之际，缪氏又在端方幕下为之奔走，是最合理的主事人选。

由于丁氏一侧的材料几为空白，以下将主要依据《日记》，详述八千卷楼藏书出售的全过程。

（一）《艺风老人日记》中所见八千卷楼藏书的出售过程

如前述，在丁氏出售藏书的光绪三十三年，丁缪双方仍与之前一样，鸿雁往来，以抄补寄赠书籍为务。从正月至七月，缪致丁书五次，寄赠《小山乐府》、《玉峰志》等书；丁致缪书亦五次，寄还了缪氏所托抄补的书籍。从《日记》中看不出这期间的通信有何异常。

当年八月二十四日，《日记》首次提及丁氏欲出售藏书：“接杭州丁修甫信，寄还《黄文献集》，又代抄《政府奏议》二卷、《柳文》一卷。函中言书籍欲出售，可叹。为致书陶帅。”^[7]

端方对此事颇为热心，次日便回函，表示“力任筹款事”。二十六、二十七日，缪氏连续致书端方，可能均与此有关。至二十八日，“晚入署，诣陶帅谈，俞恪士、何黼廷同坐。”估计商谈内容当与收购八千卷楼藏书有关。

九月一日，缪氏又“上陶帅一笺，言八千卷室书事”，并“发杭州丁修甫信，嘱留书籍”。这说明端方已大致决心筹款购买丁氏藏书，但尚未完全敲定，因此缪氏在《日记》中表示“未知能成否”。

之后的几天内，缪氏与杭州方面保持着频繁的通讯，而且大量使用电报，可见双方都颇为急切。三日，缪荃孙“发杭州瞿雪斋信，并电杭州”。九日，“电钱塘丁修甫”。十日，“接丁修甫覆电”。十一日，“接丁修甫电”，在此封电报中，双方大概达成了相当的默契，因此缪氏于是日开始“覆勘丁氏书目”，并在晚间冒雨“入署诣陶帅谈”。案，当时《丁目》尚未刊行，因此缪氏覆勘的“丁氏书目”，当为刊行于光绪二十七年的《丁志》。而收购大宗藏书，应首先确认其中善本的数量、质量与价值，缪氏从《丁志》入手评估八千卷楼藏书，也是合乎常理的。

十三日，缪氏又“上陶帅一笺，接钱塘丁修甫信”。十四日，情况又发生变化“：接丁修甫两信，一言事已稍缓，一言和甫被押。”可以推测，由于丁立中被羁押，丁立诚必急于出售藏书，因此缪氏于当晚“入署诣陶帅谈”。

十五日，“丁氏书目寄到两部，一送礼卿，一送陶帅”，转让一事进入了实质阶段。十六日“，礼卿送旧校丁氏书目来。又接丁修甫电。再与陶帅一笺”。二十日，“上陶帅一笺”。二十一日，“发丁修甫信”。二十三日，“上陶帅一笺”。

至二十四日，南京方面已经决定派人去杭，协商转让事宜。因此《日记》中记载：“陈善余来，订杭州之游。”二十五日晚，缪氏“又上陶帅一笺”。二十八日，缪氏在临行前又一次“入署，与陶斋谈”，推测是去敲定一些细节。

缪氏等人原定于二十九日出发，然而由于缪氏本人“起过迟”，导致“不及启程”。只能改于三十日启程，“己刻，赴下关。……申刻到镇江”。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缪氏在出发后并没有直接前往杭州，而是先后在常州、上海、嘉善、苏州等地逗留。直至十月十日，才与陈庆年约定“明日赴杭”。

十二日，缪氏一行于“丑刻抵嘉兴。辰刻过石门。未初过塘栖。申刻到拱宸桥。修甫延王绶珊体仁在马头招呼。乘轿入城，借寓南板巷顾养和宅”。“修甫即来谈”，讨论转让事宜。

十三日，缪氏等人开始检阅丁氏藏书，由于当时丁氏仅刊布了登载所藏善本的《丁志》，而其藏书总目尚未刊行，所以缪氏工作的第一步是“索丁氏全书目录八大册”。观看之后，缪氏赞叹“可谓大观”。

十五日，缪氏等实际观摩了丁氏藏书，“善存来，偕至修甫处早饭。遂看书”。由于之前的光绪二十四年，缪氏曾登八千卷楼观书（详本编第二章第一节）；光绪二十六年，又受丁立诚委托，校阅了《丁志》稿本（详下文），因而他对八千卷楼藏书（尤其是善本部分）的状况较为了解。通过这两日的阅读书目和实际观摩，缪氏对丁氏藏书的质量和规模均感满意，因此次日即开始“与丁氏磋商”，商议转让的具体事宜。

由于缪氏等对八千卷楼藏书较为满意，而丁氏售书变现的愿望也十分迫切，所以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协议。十七日，“早与王绶珊、丁修甫商定书价八万元”。这一售价还包括了“书箱、书架、打捆绳索、船只押送宁垣，一并在内”，缪氏认为相当公允，“并不为贵”。随即致电端方，报告情况，“饭后，善余来，商电报与午帅”。

然而就在双方已经议定价格之际，却又横生枝节，在南京遥控、掌有最终决定权的端方，提出大幅杀价的要求。十八日，缪荃孙收到端方的复电，“止允七折”，即五万六千圆，仅相当同年皕宋楼藏书售予岩崎书库价格的一半左右。面对这一过低的还价，缪荃孙几乎绝望，哀叹“事不行矣”，但仍未放弃努力，继续居间奔走。十九日，缪氏一方面“与陈善余、王绶珊、金谨斋承诰合覆一电”，其内容想必是向端方陈情，要求其提高价格；另一方面，又“诣丁修甫谈”，要求丁氏降低价格。二十一日，缪氏接到端方回电，但价格“仍未谐”。鉴于这种情况，缪氏再次“上午帅一笺”陈情。

在缪荃孙的居中协调，不懈努力下，双方在价格上的分歧逐渐缩小。陪同缪氏洽谈的陈庆年致信端方：“二十二日第三次往商，以火候已到，遂示以最后之决语，强丁再减去二千元。并书籍包运在内，总共七万三千元。”^[8]由此可知，通过缪荃孙等人的努力，丁立诚同意将转让价格包括运输费用从八万元降至七万五千元，而在二十二日的第三次商谈中，缪氏又强行压价至七万三千元。对此，丁立诚开始以运费不足为由，表示不能接受：“陆存斋书装运至六千元（指皕宋楼藏书出售时的运费），此次作为书价七万元须全抵公亏，不能拆散，此外三千元恐不敷运费，甚为迟疑。”在这最后关头，缪荃孙再次与丁立诚面谈，凭借与丁立诚长久交往而建立起来的友谊，提出了折衷方案——万一运费超出约定的三千元，则由端方方面另想他法，筹措资金，保证丁氏无需动用售书实际所得的七万元补贴运费。但这一君子约定只能限于口头，不能写入正式的合同之内：“艺风复诣丁处，微示以运款万一不赡，总为设法，但不能写入载书，祗于面谈之顷。”对于缪氏的这一提案，丁立诚的态度是“口气重轻，略为活动，冀歆其意”^[9]，基本予以接受。缪氏揣摩丁氏的语气心态，认为价格基本谈妥，将此最终价格电告端方，并开始拟定合同草稿。他在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善余来，拟覆电……拟合同。”

至二十三日，端方终于发来电报，表示同意七万三千元这一价格。“善余饭后来，偕绶珊拟合同稿。金陵电亦至，价照给。偕绶珊、善余至丁宅。修甫出门，晤罗榘亭。”由于端方方面接受了售价，之后进展相当顺利；二十四日，双方签订合同：“善存来，同往丁宅订合同，以七万三千元订定。王绶珊、金谨斋、善余、荃孙四人签押，各执一纸。”由于端方担心丁氏截留部分书籍，因此在合同中还特别约定了丁氏交割藏书时，必须按照书目一一清点，以防缺漏。对此，陈庆年表示：“丁氏详目八册，来时即已取至，照目点验，期无短少，复载入合同矣。然我公漾电既注重此层，庆年自当少留，再与丁氏坚明约束，复至书楼，详细周览，以期妥帖。”^[10]

至此，转让书籍的洽谈最终完成。二十六日，缪氏开始“收拾行李”；而丁氏为表谢意，“寄剑洗汉印与午帅”。二十七日，缪氏一行离杭，由“顾养和饯行，榘臣、谨斋、修甫同席”。

之后，八千卷楼藏书共分三批运至南京。十二月八日，“杭州头批书到”。十一日，称：“上图书馆，候书未至，饭后始知船饭后到埠。”其间有三天间隙，据柳诒徵称，乃是由于“丁书至宁，先储七家湾调查局，后运至龙蟠里”^[11]。至十二日，“头批书全收入图书馆”。二十三日，“陈子方自杭州押二、三批书来”。二十四日，“丁善之来，云书已全数到宁”。二十五日，“下关书亦到……全数运入楼”。至此八千卷楼出售藏书一事告完。

十二月四日，经端方的协调，温州官府同意释放丁立中，“匋斋来谈，云丁电已发，温州道府均允释丁和甫，拟电送署发杭州”，总算为丁氏的金融危机画上了句号。

（二）八千卷楼藏书出售中的传言

如上文所述，自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缪荃孙接丁立诚函，获悉丁氏有意出售藏书，至十月二十四日双方以七万三千元的价格最终签署合同，整个事件历时约二个月。就转让如此大规模的藏书而言，可谓相当迅速且顺利，转让价格亦偏低。如前引文，商定为八万银元时，缪氏已表示“并不为贵”，而最终成交额仅为七万三千银元，后来缪氏在《修甫家传》中表示这一价格是“值稍贬”了。究其原因，则是由于丁氏急需变现偿债，售书之意愿极为迫切，而缪氏居中协调亦颇为尽力。

而据笔者闻见所及，在八千卷楼藏书出售前后，还曾有过数种传闻，这也算是此事的插曲，在此予以介绍，并略加辨析。

第一个传闻（或者说插曲）是当时的学部图书馆亦有意收购丁氏藏书。缪荃孙、陈庆年对此均有记载。首先获知此事的是缪荃孙《，日记》十月二十二日条称：“雪斋约晚饭。拟合同。常州沈仲盍来，言学部欲购八千卷楼书，愿出十万金。”虽然当时双方已接近最终签署合同，但由于学部宣称的十万元价格远高于端方的出价，这一意外情况仍使缪荃孙倍感恐慌。因此，他立刻致信陈庆年，告知此事，陈庆年随即向端方汇报：“（二十二日）夜间艺风函告，谓顷有世侄沈仲盍湛钧来见，谓学部拟以十万金购丁书，特来杭勾当此事，恐有变卦云云。”^[12]

由上可知，缪氏得知学部有意购入八千卷楼藏书，是在十月二十二日夜间。消息传至杭州，大约就在此时。此时距离丁缪最终签约，仅有四日，而且当时丁氏已基本接受七万三千元的最终价格。纵使学部确有此议，也为时太晚。而且正如引文，学部也仅仅是“欲购”而已，距离派员协商洽谈的实质性阶段为时尚早。丁氏售书的目的是变现偿债，使丁立中早脱囹圄之灾，即便学部允诺以更高的价格，若不能及时兑现，对丁氏而言仍无意义。

第二个传闻是浙江方面曾有人建议筹款收购，但由于当局不支持，其议遂寝。此事见于1932年浙江省立图书馆成立30周年纪念式上国民党浙江省部委员王廷扬的讲话：

洎乎光绪季年，本省藏书界有一异常之憾事，则抄补阁书之丁松生先生，其后裔因经营钱业失败，竟以八千卷楼善本书室等之藏书，由郑苏戡之绍介，经端匋斋购置于江南图书馆。当时本人曾建议于当局，以官书局、寺庙修理局等徒供乾薪之款二万两，益以公帑，赎还其书，汤蛰仙先生亦与闻其事，未荷采纳。^[13]

第三个传闻是日本方面曾有意收购八千卷楼藏书。此说最早见于齐耀琳《江苏第一图书馆覆校善本书目序》：“光绪中叶，东瀛以重金敛皕宋楼所储以去，复眈眈于丁氏八千卷楼藏书。时浭阳尚书总制两江，乃亟市之以归江宁。”稍后，供职于浙馆的张崟也称“：维时皕宋楼陆氏之藏方贩东瀛，重聆此风，颇怀望蜀。于是江督端午桥亟徇缪荃孙等之请，以七万金为酬，尽辇之金陵。”^[14]黄裳《柳翼谋先生印象记》亦称：“当时钱塘八千卷楼丁丙的藏书，有继陆氏皕宋楼售与静嘉堂之后更让及日本人之议。缪荃孙大声疾呼，以为不可以，以为这是国耻。得到了当时两江总督端午桥（方）的帮助，用了七万两银子买下了。”^[15]

然而细究下来，是否实有其事，值得怀疑。首先，这种说法缺乏佐证。笔者遍稽缪荃孙、陈庆年、丁立诚等当事人的别集日记，却没有发现有关此事的记录。其次，缪荃孙《修甫传》以及《丁目》丁仁跋也都没有提及此事。若丁立诚曾拒绝日方的诱惑，坚持售与国内机构，上述文字理应大力褒扬，而无闭口不提之理。再次，称有此事的材料都没有明确指出，欲收购八千卷楼藏书的是日本的哪一具体机构或人物。从这一点来看，很可能只是捕风捉影。而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已知日本方面与八千卷楼的接触是在光绪三十一年，事见岛田翰《访余录》：

迨乙巳之夏，来于吴下，介白须领事温卿访归安陆氏，介费梓怡访常熟瞿氏，又赖俞曲园以访钱塘丁氏。^[16]

据岛田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称，正是在这次访问中，他开始劝说陆树藩出售皕宋楼藏书。他是否对瞿氏丁氏进行了类似游说，却找不到明确记载。不过当时丁氏尚未遭遇财政危机，即便岛田翰提出此议，也必然会被恪守父业的立诚、立中兄弟拒绝。而丁氏出售书籍，正如前述，整个过程历时不过两个月，日本方面能否及时得到消息、筹集书款并派员洽谈，是大可怀疑的。

笔者认为，日方有意计划收购八千卷楼藏书之说，恐系讹传。即便日方曾有这种想法，由于丁氏和端方方面行动果决，日方的计划也未能付诸实施，只能停留在设想阶段。

“日人虎视眈眈”说之所以流传甚广，笔者以为与皕宋楼和八千卷楼出售藏书的时间恰巧极为接近有关。皕宋楼藏书出售是在光绪三十三年春，而八千卷楼藏书出售则在当年秋冬之交。而当年“仲夏”，董康在北京刊行了《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使国内知识界广泛获知皕宋楼藏书流失一事。就在舆论一片哗然，警惕“海内藏书家与皕宋楼相埒者，如铁琴铜剑楼，如海源阁，如八千卷楼，如长白某氏等，安知不为皕宋楼之续”^[17]之际，忽然传出了八千卷楼出售书籍的消息，出现将售日人的传言，虽不属实，但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