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本形态的八千卷楼善本书目

第二节　写本形态的八千卷楼善本书目

上节论述了丁氏藏书题跋与《丁志》的关系，指出二者具有密切的传承关系。不过，藏书题跋成非一时，写作时也无明确规划，只是在有心得、有雅兴时才会为之，因此丁氏并非遍题各书。而编纂书志，凡收录之本，均需写作解题，方克成书。所以丁氏藏书题跋还只是考察《丁志》的一个侧面。如果我们将创作题跋与编纂《丁志》，视为丁氏版本目录学活动的一个整体过程予以观照，那么从间或有之的零散题跋到最终收录二千六百多篇解题的《丁志》，中间还有一个不能省略的环节。

具体言之，在决定开始编纂善本书志之后，必须首先甄别何为善本，确定收录范围，之后才能根据实际情况，逐书写作解题。之前已题有书跋者，可以参考糅用；无可借鉴者，则需从头开始。在写定初稿后，还需修改统稿，方能付刊。而反映这一过程中各种情况的史料，就是写本形态的八千卷楼善本书目。

（一）目前所知的写本形态的八千卷楼善本书目

就笔者见闻所及，写本形态的丁氏善本书目有三部，其中有解题的两部，无解题的简目一部。

1．南京图书馆藏《善本书室题跋》，该馆著录为“《善本书室题跋》不分卷，抄本，一册”。该书为黑格写本，版心下刻“眠云精舍”，封面及书根题“善本书室题跋”，无目录。卷首钤“嘉惠堂丁氏藏书之记”白文方印，由此可知，系丁氏稿本或据以誊录的副本。该书与《丁志》同为提要式版本目录，亦有个别只具书名、卷数、作者、版本、收藏。著录范围为楚辞类、别集类汉至五代部分，起《楚辞》，终《唐女郎鱼玄机诗》，共102部，比之《丁志》相应部分，收录书籍部数较少。

2．南京图书馆藏《八千卷楼藏书目》，该馆著录为“八千卷楼藏书目不分卷，清钱塘丁氏抄本，一册”^[13]。此书为蓝格写本，半叶十五行，行三十字。卷端题“八千卷楼藏书目”，书根题“八千卷楼善本书目”。无丁氏藏印。从纸张和墨色来看，应是清末写本。卷中极少有圈乙，应是誊清稿本或据原稿录出的副本。卷前有简目如下：

八千卷楼所藏善本

经　三百七十九部（378）^[14]

史　四百六十五部（465）

子　六百三十四部（633）

集　一千二百七十六部（1274）

总二千七百五十四部（2750）

此目依次著录书名、卷数、作者、版本、收藏，当然也有部分书籍未记收藏，各举一例如下：

《尚书训诂》一卷　国朝王引之撰　抄本　陈仲鱼藏书

《诗经集传拾遗》二卷　国朝吴德旋撰　精写本

此目分类与各部类著录书籍部数如下表。由表可见，此目各类下不分小类，个别部类名称亦与《丁志》不同，如道家类此目作“道家经”，楚辞类作“别集类　楚词”。此外，此目别集类按时代分割，《丁志》则不分。

续　表

续　表

3．日人薄井恭一购得的稿本《八千卷楼藏书志》，长泽规矩也曾与薄井恭一合撰《关于稿本八千卷楼藏书志》一文予以介绍^[15]，其大致情况如下：

在此处要记述的一书，乃是薄井从北京购收的。绿格栏线纸，每半叶十五行，每行三十字，每书换页另起，书皮上题“八千卷楼藏书志”及“八千卷楼善本书目十一册，杭州丁松生所藏。有经史，无子集，不完之本。辛丑冬月购自三山书贾”。

辛丑当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丁氏经商失败而鬻书则在此后的丁未（光绪三十三年），同样不可思议的是，辛丑正为《善本书室藏书志》开雕的那一年。之前，丁丙已殁于二十五年。

是书卷首有丁丙自序：

先世传遗，幼时讲习，缣缃箧笥，悉化劫灰。同治上元，追随伯氏，重罗载籍。月积岁增，历三十年，积万余部。既列簿录，得所检寻。其中有前代雕印、旧时缮写、名人校勘、故家藏庋，迥出寻常，尤堪珍秘。因又择别诠次，略叙源流，心写心藏，名曰善本。慨念伯氏已归道山，此目编成，不及目见，而余亦冉冉老矣。昔人云，积书什九，积金什一。今易其说曰：积书什一，积善什九。修甫、道甫诸侄及传儿辈，尚其知所积焉。光绪丁酉三月清明丁丙。

《善本书室藏书志》中无上文，丙之长子立中编撰的《先考松生府君年谱》卷四（《宜堂类稿》所收）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六十六岁）三月条“善本书目编成”下记载了上文。但“万余部”作“万余卷”，“既列簿录”作“既立簿录”，“择别诠次”作“别择诠次”，“今易其说”作“余易其说”。可见，题为“八千卷楼藏书志”的书目当为《年谱》中的“善本书目”。陈训慈氏在《丁松年先生与浙江文献》（《浙江图书馆月刊》一之七·八合刊，民国二十一年，第二十一页）中抄录此跋，并称“至光绪二十三年三月，编成《善本书目》（据《年谱》），惟是书未见传本”，若是这样，则此书的发现就是佚书再现。《八千卷楼书目》孙峻序中所说的孙峻口述的初稿本即是此书吗？尽管不能识别丁丙的笔迹，但正文和序文笔迹不同，总觉得序文的笔迹有些意思。

桥川时雄氏认为似是丁丙的笔迹，也许是吧。但根据书皮上的跋文，仅存经、史十一册，无子、集，内容与《善本书室藏书志》的刊本也有出入。刊本不仅在文章上予以订补，所著录书籍也不尽相同。每类之首有目录，题“甲（乙）部善本书目”，次行题“某某录”，记每行、书名、卷数，标注撰者、版本、旧藏者。

（二）写本八千卷楼善本书目的成书时间

1．《善本书室题跋》

如前述，《善本书室题跋》是丁氏抄录其藏书题跋的稿本或据以誊录的副本，收录集部书102部。先引其中所收抄配本《刘宾客文集》题跋全文如下：

《刘宾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抄配本　季沧苇王西庄藏书

唐正议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赠兵部尚书刘禹锡撰

右文集以明初刊《中山集》残本七卷、季沧苇影抄宋本十五卷，益以新抄八卷合成三十卷，又以王西庄抄《别集》十卷足之。装订整齐，亦可称百衲本矣。

此本现藏南图，上一节已述及。该本首册有丁氏手跋二则，一写于扉叶，一写于浮签，贴在扉叶。浮签跋的格式与《丁志》初稿相同，而文字则与上引《善本书室题跋》所载完全一致，不易一字。也就是说，《善本书室题跋》是辑录浮签初稿而成的。

《善本书室题跋》虽名为“题跋”，但亦有部分书籍只具书名、卷数、作者、版本、旧藏，而无题跋，如：

《刘随州集》十卷　明活字刊本　何梦花藏

唐刘长卿撰

也有部分书籍的解题仅简单说明卷次、序跋顺序、藏印等，如：

《唐元次山文集》十二卷　明刊本　古香楼汪氏藏本

唐元结次山著　明陈继儒眉公定

卷首本传，李商隐后序，有“休宁汪季青家藏书籍”印。

即便是解题较为完善的，与《丁志》相比，有些解题仍显得简略，如：

《庾开府诗集》六卷　明刊本

前有明朱日藩刊叙。《天一阁书目》所藏即为此刻。按《读书敏求记》所藏亦六卷。较朱子儋存余堂四卷本多诗一百十五首。又吴江吴兆宜《庾子山集注凡例》云，《开府集》坊刻未免谬讹，惟朱子价先生日藩旧刊善本顿觉耳目一新，久为士林所重矣。（《善本书室题跋》）

《庾开府诗集》六卷　明刊本

前有《周书》庾信本传。信《集》二十卷，《隋经籍志》，二十一卷。久佚。明正德辛巳，朱子儋承爵，重刻《庾开府诗集》四卷于存余堂。诗尚未全。此为朱日藩刊本。有序云：《文献通考》云，信在扬都，有集四十卷，及居江陵，又有三卷。皆因兵火不存。今集止入魏以来所作，乃知予家所有，直魏以后诗耳。因取家藏抄本，为之校雠。内周圆丘方泽五帝宗庙大祫五声调曲诸乐章，则考之《隋书音乐志》、郭茂倩《乐府诗集》等书。五七言诸诗，则考之《艺文类聚》、《初学记》、《文苑英华》等书。凡增诗十二首，非信诗删去者二首，釐为六卷云。钱氏述古堂、范氏天一阁所藏皆是此本。按吴兆宜《庾子山集注凡例》有云，《开府集》坊刻未免谬误，惟朱子价先生日藩旧刊善本顿觉耳目一新。可以见此刻之佳矣。（《丁志》卷二三）

以上诸例说明，《善本书室题跋》成于《丁志》定稿之前，那些仅具书名、卷数等项而无解题的条目或许是欲待成稿后再行补抄，但正如所见，这一工作后来并未进行。

据长泽文，稿本《八千卷楼藏书志》前有光绪丁酉（二十三年）三月丁丙识语，其成书大致就在当年。据长泽氏的介绍可知，较之《善本书室题跋》，稿本《八千卷楼藏书志》已经相当完善，各书解题与《丁志》刊本大致相同。由此推断，《善本书室题跋》成书应早于稿本《八千卷楼藏书志》。《丁目》孙峻序称：“乙未春，丈有善本藏书志之作……阅三年毕事。”综合以上，《善本书室题跋》成书至早不过光绪乙未（二十一年），至晚不过光绪二十三年。

2．《八千卷楼藏书目》

前已述及，《八千卷楼藏书目》是一部仅著录书名、卷数、作者、版本、递藏的简要目录。其与《丁志》著录有歧异，以歧异的发生点来分，有七类：《丁志》有而此目无，《丁志》无而此目有，版本有异，递藏有异，次序有异，卷数有异，书名有异。其中《丁志》有而此目无者计22部，《丁志》无而此目有者计98部。

在具体讨论之前，必须先确定此目究竟是丁氏自编，抑或他人根据各种材料所编订。笔者以为，此目当为丁氏自编（当然不排除聘请他人或在他人协助下编纂的可能性）。理由如下：此目著录了丁氏所藏的2750部善本，每书均记卷数、版本，还有部分记录了旧藏者，若非能全面接触丁氏藏书者不能为此。即便依靠《丁志》的记录逆推出绝大部分书籍的各项细节，但对于此目收录而《丁志》未收的98部就无能为力了。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98部中还有一部分后来未入藏国学图书馆。如此目收录有“《诗经集传拾遗》二卷，国朝吴德旋撰，精写本”，《丁志》未收，《丁目》与《八千卷楼藏书未归本馆书目》均著录为“抄本”。若非亲见，又何以知道此本抄写是否为精呢？又如，此目收录有“《五经摘注》五卷，明俞指南撰，明刊本”，《丁志》未收，《丁目》与《八千卷楼藏书未归本馆书目》均著录为“刊本”。若非亲见，无法推知其为明刊。再如，此目收录有“《青泥莲花记》十三卷，明梅禹金撰，明刊本，开万楼汪氏旧藏”，《丁志》未收，《丁目》与《八千卷楼藏书未归本馆书目》均止著录为“明刊本”，未记旧藏。同样若非亲见，也无法得知该本曾藏汪氏开万楼。这些例证说明了此目不可能是国学图书馆所编，既然非国学图书馆所编，则必出自丁氏。

其次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此目的成书时间，即成于《丁志》尚未开始编纂之前，成于《丁志》开始编纂至其正式付梓之前这段时间内，抑或成于《丁志》付梓之后。笔者认为，成书至晚也在《丁志》编定付梓之前。理由如下：

首先，如前述，此目与《丁志》相较，收录书籍有120部左右的出入。若此目是在《丁志》刊行之后据其抄录出的简目，则直接沿用《丁志》刊本所收录的善本即可，应不致出现如此大的出入。此外，此目在各书各本的先后排列次序上，与《丁志》相比，颠倒错乱甚多，乃至有前后相差数叶乃至十数叶，或所归部类不一者（详下），若其据《丁志》抄录，则根本无需改易次序，自乱阵脚。若简单的以抄手窜乱疏漏来解释，可能性实在不大。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此目是在《丁志》刊行后加以增补，为谋续作。这样的话，可以将《丁志》无而此目多出的98部解释为嗣后所收，但仍难以解释为何失收了《丁志》已有的22部善本，尤其是失收了元刊本《周易程朱二先生传义》（见本章附表一）。丁氏收藏的宋元本数量在清末四大藏书家中最少，前已述及，在编纂《丁志》时，耻于开卷即为明版坊刻，曾向寿松堂商借宋本《周易》。因此丁氏应极其珍视自藏的宋元本，著录时不大可能脱漏。

其次，此目有与丁氏原跋相同，而与《丁志》不同者。如前揭抄配本《刘宾客文集》，《丁志》未收此书，此目与《善本书室题跋》均收，并与贴签跋一致：

《刘宾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唐刘禹锡撰　抄配本　季沧苇王西庄藏书（《八千卷楼藏书目》）

《刘宾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抄配本　季沧苇王西庄藏书（《善本书室题跋》）

《刘宾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唐刘禹锡撰　抄配本　季沧苇王西庄藏书（原书贴签跋）

又如《容春堂全集》，此目与南图藏本扉叶浮签初稿版本著录均为“明嘉靖甲午刊小字本”，《丁志》解题则作“嘉靖刊本”。再如《贻清堂集》，此目与南图藏本扉叶浮签初稿均注明为“振绮堂汪氏藏书”，而《丁志》解题则未在书名下小字标注，即未记旧藏。此目与贴签初稿相同，与《丁志》不同，恰可证明其成书应在《丁志》付梓之前。

再次，与《丁志》相较，此目与《善本书室题跋》往往相合，而《善本书室题跋》正是收录丁氏藏书题跋的稿本。除前述抄配本《刘宾客文集》之例外，又如明刊本《纯阳吕真人文集》八卷，《丁志》未收，此目与《善本书室题跋》均收，且卷数、版本著录一致。

亦有三书均收，但此目与《善本书室题跋》著录相同^[16]，而与《丁志》相异者，如：

《吕衡州文集》十卷　旧抄校本　郁泰峰藏书（《丁志》）

《吕衡州文集》十卷　旧抄校本　顾千里校郁泰峰藏书（《八千卷楼藏书目》）

《吕衡州文集》十卷　抄校本　顾千里校　郁泰峰藏书（《善本书室题跋》）

又次，此目与前述薄井恭一所得稿本《八千卷楼藏书志》往往相合。经史二部中，《丁志》无而此目有者计18部，而稿本《八千卷楼藏书志》则为19部，除多出“《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明嘉靖覆宋本”外，其他均一致，且所著录版本、递藏也完全相同。如：

《周易》不分卷明刊本　曹楝亭藏书（《八千卷楼藏书目》）

《周易》不分卷明刊本　曹楝亭藏书

广阳陈儒校刊。白文。不分卷。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字大悦目。有“楝亭曹氏藏书”一印。（稿本《八千卷楼藏书志》）

同时，此目与稿本《八千卷楼藏书志》著录书籍的次序一致，而与《丁志》有异。如长泽文称，《丁志》卷一叶十一后半《易学启蒙》与叶十二前半《周易本义附录纂注》，在稿本《八千卷楼藏书志》中顺序相反又称：“卷六叶十五后半《唐书》宋嘉祐刊本、叶十六后半《唐书》元大德建康路刊本，在稿本中前后顺序相反。”再如，长泽文“：卷十二叶七后半《雍录》（三）、《类编长安志》（一）、同叶《汴京遗迹志》（二），在稿本中顺序如括号内数字。”以上三条，此目均与稿本《八千卷楼藏书志》合。

又如，《八千卷楼藏书目》史部杂史类前七部书依次为：明刊本《国语》、明刊本《重刊鲍氏战国策》、元至正刊本《战国策校注》、明初刊本《国语》二十一卷《补音》三卷、明刊大字本《国语》二十一卷《补音》三卷、明嘉靖刊本《国语》二十一卷、明刊本《战国策》，较之《丁志》，尤为错乱；然与稿本《八千卷楼藏书志》合。

此外，还有此目与《丁志》归类不一，而与稿本《八千卷楼藏书志》合的情形。如《历代纪年》列入史评类，在《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后；《绀珠集》归入类书类，在《六帖补》前，前后相差数叶乃至十数叶。

综上所述，由于与丁氏原跋以及其他写本丁氏书目有着诸多契合点（限于篇幅，以上例证仅仅是一小部分），《八千卷楼藏书目》应是一部丁氏所编（不排除有他人协助的可能性）的善本简目，且成书在《丁志》付梓之前。至于它是在《丁志》开始编纂之前就已编定，为《丁志》的编纂提供基础；抑或是为了寻检便利，随着《丁志》的编纂而产生出的副产品，目前无法回答，只有留待进一步的研究。

（三）写本《八千卷楼藏书目》的价值

长泽文中对稿本《八千卷楼藏书志》有如下结论：“特别本书是《丁志》的稿本，刊本固然多有订补之处，另一方面在上木之际又产生了讹误。此外，被删补的部分正是可资考证之处。又可见刊本与稿本内容的顺序，多有在刊本之际加以整顿处。两者互有长短。不管怎样，此书都是新发现的佚存书。”笔者认为，除了长泽提出的几点之外，在不同时间点上产生的这三部写本书目，还是考察《丁志》编纂过程、著录体例、取舍标准的重要材料。

1．著录繁简之间的变化

与《丁志》相比，《八千卷楼藏书目》与《善本书室题跋》部分书籍的著录较繁，会较详细的标注旧藏者、校者、版本特征等要件。如前举《吕衡州文集》，《八千卷楼藏书目》与《善本书室题跋》均在“抄校本”、“郁泰峰藏书”之外，说明有“顾千里校”，《丁志》书名下小字标注中则无，而是在解题中引用顾广圻跋，说明此为顾氏校本。

这种处理方法在《丁志》中相当普遍。如《八千卷楼藏书目》著录《仪礼戴记附记》四卷《外记》一卷为“蓝丝栏抄本，甬东范氏旧藏”，《丁志》该条题下小字标注仅为“明天一阁抄本”，而在解题中介绍了蓝格抄本这一特征。又如，《八千卷楼藏书目》有“四库发还本”、“依阁抄本”、“馆吏抄本”、“抄馆本”、“馆辑草底本”、“某某年间某氏精抄本”等多种版本著录称谓，《丁志》则较统一地著录为“旧抄本”、“抄本”“、某氏抄本”，而在解题中介绍上述特征。同样，《八千卷楼藏书目》会详细罗列旧藏者，而《丁志》往往于旧藏者数人中择一写入标注，其他则在解题中予以反映。

考虑到两者性质的不同，这样的处理方法是可以理解的。《八千卷楼藏书目》并无解题，需要著录的要件都必须在标注中记明，若考虑到它有可能是为编纂《丁志》而先行编出的善本草目，那么就更有必要详记各项要件。而《丁志》带有解题，有着充裕的空间供编者从容发挥，在解题中详细说明细节，则可从藏书志编纂体例的角度来理解。至于同样为解题目录的《善本书室题跋》却和《八千卷楼藏书目》一样，保留了较繁复的标注，则应从两者同在《丁志》编纂之中或之前产生，具有一定的承袭关系来考量。

此外，也有一部分书籍《丁志》著录较细，而《八千卷楼藏书目》与《善本书室题跋》较简。这主要是在版本著录上，《丁志》进一步明确了刊行时间、刊行机构等要件（例证详下）。这反映了随着工作的深入，版本鉴定也趋于精确。

2．著录愈加严谨的趋向

从写本目录到《丁志》刊本，著录趋于严谨，除了补明一些要件之外，还对欠妥和容易引起歧义的说法进行了修改。如：

《周易兼义》，《八千卷楼藏书目》著录为“闽刊本”，《丁志》著录为“明闽刊本”，补明了刊行时代。

《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二十五卷，《八千卷楼藏书目》著录为“元至大本”，《丁志》著录为“元至大辛亥刊本”，补明了具体的刊刻时间。

《建康实录》，《八千卷楼藏书目》著录为“旧抄宋抄本”，《丁志》著录为“明依宋抄本”，补明了抄写时代。

《周易乾凿度》，《八千卷楼藏书目》著录为“卢刻卢校本”，《丁志》著录为“卢见曾刻卢文弨校本”，明确了刻、校者，避免误解。

《资治通鉴纲目外纪》一卷《前编》十八卷《纲目》五十九卷《续编》二十七卷《，八千卷楼藏书目》未记版本，《丁志》补记为“明归仁斋书林刊本”。

《黄帝内经明堂》一卷，《八千卷楼藏书目》著录为“影写残本”，《丁志》著录为“残本一卷，日本写本”，明确了版本的国别。

《蔡中郎集》十卷《外集》四卷，《八千卷楼藏书目》著录为“海源阁刊本”，普通的海源阁刊本似难列入善本，《丁志》著录为“罗镜泉校本”，说明其价值所在。

《陈伯玉文前集》五卷《后集》五卷《附录》一卷，《八千卷楼藏书目》著录为“明弘治刊本”，《丁志》著录为“明弘治刊黑口本”，补充了版本特征。

《苏许公诗集》三卷《苏廷硕集》二卷，《八千卷楼藏书目》著录为“明刊本”，《丁志》著录为“明翻宋本”，明确了翻刻祖本，提示了版本价值。

《绛守居园池记注》，《八千卷楼藏书目》著录为“影写明刊本”，《丁志》著录为“影写明弘治刊本”，明确了所据底本。

《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八千卷楼藏书目》著录为“元刊本”，《丁志》著录为“元广勤堂刊本”，明确了具体版本和刊行者。

《浮溪文粹》，《八千卷楼藏书目》著录为“明万历重刊本”，《丁志》著录为“明万历重修本”，明确了版本类别。

《类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八千卷楼藏书目》著录为“东瀛藏书”，这一著录未免暧昧，《丁志》未记旧藏，而在解题中说明“有‘森氏开万所府之记’一印，当亦东瀛所钤”。

从以上例证可以看出，《丁志》正式成书时，版本鉴定更加精确，著录方式、用语也力求稳妥。

3．著录书籍的取舍

如前述，《丁志》与《八千卷楼藏书目》相较，著录书籍有120部左右的出入。《善本书室题跋》所著录书籍也有4部为《丁志》所未收。《丁志》有而《八千卷楼藏书目》无的22部，可以推测是编纂过程中陆续购进，或者是原先已有而未收，在编纂中又认为应予收入而添入的，是为《八千卷楼藏书目》所未及。

《丁志》无而《八千卷楼藏书目》有的98部中，抄本40部，明刊本51部，日本刊本3部，稿本3部，未注版本的1部。抄本中有明抄本3部，日本刊本中有翻（覆）宋本2部，明刊本中有成化本1部，弘治本1部，正德本2部，嘉靖本3部，隆庆本1部，覆宋本1部，翻元本1部^[17]。根据丁氏的四条善本标准和《丁志》收录书籍的情况来看，这些书中的至少一部分是可以入选的。尤其是前揭《刘宾客文集》，已写成贴签初稿，说明原有收录此书的意向，何以在正式成书时删去？又，长泽《关于稿本八千卷楼藏书志》一文称：

五经总义类下，《熊先生经说》之次有“《五经四书大全》一百五十七卷，明官刊颁行本”。叙其序跋卷数，记胡广、杨荣、金幼孜三人之传，结尾云：“三人者，皆洪武建文旧臣，以迎附受知擢官者。宜编纂《大全》，皆攘前人成书以为己有也。”

可知明刊本《五经四书大全》被收入稿本《八千卷楼藏书志》，它也是《丁志》无而《八千卷楼藏书目》有的98部书之一。这类已有贴签初稿或已收入稿本《八千卷楼藏书志》而最终《丁志》未收的例子还有不少，这里不一一胪列。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丁志》最终收录的部分书籍，却未必符合其自定的善本标准。如《王静学先生文集》，《八千卷楼藏书目》著录为“黄岩王棻重编写本”，《丁志》著录为“写本”，解题也未说明系王棻抄本。笔者获见南图藏本的缩微胶卷，有光绪辛卯十一月九日王棻识语，详记重编抄录的缘起。南图卡片著录为“清光绪十七年王棻抄本”，大概即据此识语而定。此书很难符合丁丙的“旧抄”概念，《丁志》解题的含糊其辞，恐怕正与此有关。

这便引申出一系列问题：《丁志》的收录标准到底是什么？它是否严格遵循了自定标准，抑或在实际编纂中有所游移？尤其是在付梓前后，被剔除和补入的书籍，其取舍标准究竟为何？丁氏藏书以抄本富美而著称，那么在《丁志》收录的近一千三百部抄本中，类似《王静学先生文集》的情况还有多少？这几部写本目录的存在，就为考察这些问题，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上述三部写本书目与《丁志》最大的相同点在于：都是著录八千卷楼所藏善本的书目，因此与《丁志》有着很深的“亲缘”关系。其与《丁志》的不同，不仅在于有的没有解题，仅简单注记了版本、递藏；而且收录的各书各本与《丁志》也有出入；即便是同书同本，提要内容也间有差异。这些歧异点的存在，正为考察《丁志》的编撰过程、体例构思、取舍标准以及刊行之际产生的种种变化提供了线索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