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氏丛书编刻的运作方式

第二节　丁氏丛书编刻的运作方式

在清代刊刻丛书的出版家中，延请他人主持或代编代刊者，并不少见。丁氏也不例外，不过与那种由实际负责人总揽其事、出资者仅挂虚名的方式不同，丁氏的运作方式较为复杂而灵活。具体而言，则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虽然存在着由于他人介绍或怂恿而刊行某书的情况，但从整体而言，丁氏决定了丛书的发起、收录范围及选目。比如，《遗著》的刊行就是由丁丙听取了丁立诚的建言，丁丙称：“犹子立诚曰：与其汇集丛残，曷若先雕完整。寿之枣梨，藉以敬止桑梓。”^[27]

丁氏对于收录书籍的范围和具体选目，也有着总体把握，丁立中称：

先君子校刊《武林往哲遗著》五十种竟，复手书一目以谕中曰：乡先生遗书若强至《祠部集》、仇远《金渊集》武英殿已有刊本，叶时《礼经会元》已刻于通志堂，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已刻于文选楼，邓牧《洞霄图志》、俞松《兰亭续考》、瞿佑《归田诗话》已刻于知不足斋，沈括《梦溪笔谈》、释文莹《玉壶野史》已刻于守山阁，李之藻《同文算指》已刻于海山仙馆，世间均有传本。吾先择其遗逸而弗彰者凡十种付梓以广流传，嗣有所刻其并此为后编乎……兄立诚谓中曰：兄随侍有年，纂辑编校，承提命者稔矣。昔请编刊遗著，俞许者再。洎今择要而刊，犹先志也。夫书之隐而不显者，何可胜道，若吾邱衍《周秦刻石释音》、陈思《宝刻丛编》，已乞陆存斋观察列入《十万卷楼丛书》，胡世宁《端敏奏议》、徐象梅《两浙名贤录》、沈遘《西溪集》、沈辽《云巢编》、沈适《长兴集》，当道已于官局重雕，蔚然彪炳。又若周邦彦《片玉集》、释德净《山林清气集》、王洪《毅斋集》、释德祥《桐屿集》、高应冕《白云山房集》、许应元《水部集》、茅瓒《见沧集》、沈淮《三洲诗脍》、田艺蘅《子艺集》、高濂《雅尚斋诗草》，咸愿重梓而猝不可求，吾兄所宜悬诸胸臆间者。^[28]

何者可刊，何者已刊，何者当刊而无底本，丁氏都有着清晰明白的认识。从中也反映出，丁氏刊行图书虽以网罗乡邦文献为目标，但有选择、有取舍，绝非草率成编。由于丁氏对刊行丛书有着较明确的认识和把握，其与校刻者之间是主持者与协助者的关系，这与那些编校事务完全委诸他人、只承担费用的出资人式的丛书出版者是不同的。

第二，协助校刊者众多而分散。具体而言，协助丁氏校刊者人数虽多，但每人校刊的书籍却很有限。这说明丁氏不仅主导着书籍的刊行，而且也参与了增辑编刻等实际工作。丁立中之友周庆云称，“其家刻《武林掌故丛编》及《先哲遗书后集》，中翰（丁立中）手定者居多”^[29]，即为一证。

上一节中列出的27人中，协助校刊增辑者有18人。其中校刊增辑书籍种数在10种以上者只有1人^[30]：孙树义（11种）。

6～10种者5人：许增（9种）、罗榘（9种）、高均儒（7种）、魏锡曾（7种）、何敬钊（7种）。

3～5种者3人：王同（3种）、孙峻（3种）、翁铁梅（3种）。

3种以下者9人：高行笃（2种）、张大昌（2种）、盛起（1种）、凌霞（1种）、张尔嘉（1种）、韩澄（1种）、张景云（1种）、鲍廷爵（1种）、孙锵（1种）。

上述18人总共校、刊、增辑书籍70种，尚不及丁氏刊书总数（302种）的1／4，考虑到统计方法带来的重复计算，实际比率还要更低^[31]。这又从反面证明了丁氏参与了大量的实际工作。

第三，丁氏委托他人代校代刊，除考虑前一节已提及的刻书工价等因素外，还会考虑书籍的性质、校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校者的擅长领域等因素，取宜就便。

如，魏锡曾代校代刊的是吴颖芳、丁敬、金农的著作，锡曾嗜好金石篆刻，而吴颖芳、丁敬、金农三人均为清代印学名家。《年谱》光绪六年八月条下小注称：“魏稼孙姻丈好金石，与三先生尤深夙契，索稿去，付三山梓人吴玉田镌诸版。”这里丁丙显然考虑到了魏氏的个人喜好。

又如，丁丙延请许增校刊《西泠词萃》，则与许氏为行家里手而丁丙不谙词学有关。许氏于同光年间刊行《榆园丛刻》，所收多为词集，在晚清选刻词集中颇有名。丁丙则坦承自己对词学缺乏知识“：许益斋词伯校读一过，须宜精选后再刻。余不解音律，姑录旧闻，备他日订正尔。”^[32]

某些著作，或因卷帙繁重，或因作者家世中落，其后人无力付梓或重刊，丁氏出资刊刻，因此颇受欢迎。如丁氏刊行张道《定乡小识》，其子张预就大表感谢：“谨承先君子手稿之旧，以副丁君之意。若夫遗书获传，不肖子孙且世世感之，又不独为定乡幸也。”^[33]

因此，丁氏经常会委托作者的师友子弟校勘辑录，他们自然也乐于承担。如，丁氏刊行张瀚《奚囊蠹馀》时，邀其后人张景云搜补遗文，张景云对此表示：“今丁君拟为重刊，且出所藏，属云搜补遗编，别纂附录。云因与罗生榘、丁生立中及婿孙峻搜采讨论，汇录成帙，并辑先世诗文若干首为《济美集》一卷附于后。稿既成，余杭孙补山广文独任校勘。虽恭懿公遗德足以感人，然诸君校辑之功，贶我甚厚，不可以不记也。吁！先人遗著传世几四百年，后嗣不克宝，丁君得自试棚，必裒益之梓传之，匪特发微阐幽，抑亦有文字之缘也。云不敏，无以述祖德，后之人手是编以考镜政治之得失，学术之醇疵，岂仅惟桑与梓必恭敬止哉？”^[34]

由于丁氏大力刊布遗文佚稿，颇受时人赞许，许多游宦在外的杭城士人会主动代丁氏购置、过录底本，或提供讯息。这就使活动主要限于杭州一带的丁氏有了伸向各地的“触角”，改善了丁氏对各地文献流通的态势感知，扩大了视野闻见，有了更多购得孤本秘帙的可能。在丁氏刊行的书籍中，有相当数量都是由他人在外地获得底本后录副或赠与丁氏的，相关情况在上一节中已经分人罗列，此不赘述。

第四，协助丁氏编刻丛书的人士，以杭人、浙人为主，外地人则往往有寓杭经历。他们往往会参与丁氏协办的地方事业，而丁氏刊行丛书多与这些地方事业相关。所谓“相关”，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丁氏因办理某项地方事业（如修复古墓、庙宇、祠观），进而刊行相关文献。如刊行《重阳庵集》，与当时在重阳庵内修建阮元祠堂有关，而丁氏是这一工程的监工。是书丁丙跋称：“光绪己卯，浙中士民追慕前抚部阮文达公遗爱，吁请大吏奏建专祠以伸崇报。既得旨报可，当事择地于吴山重阳庵，命丙监工焉……越岁，工竣，因检丁敬身隐君旧藏《重阳庵集》付之梓，并附明倪文僖公赋一篇，及国朝陈法师碑传于其后，俾与文达俎豆永永无云。”

二、丁氏因参与某项地方事业，将先后经过编辑成书。如《杭府仁钱三学洒扫职》（收入《丛编》），中有《募复修学宫洒扫职启》（作于光绪十五年正月），记载了当时杭州士绅修复郡县学校、重订规章制度，并推举陆家骧、丁立本为首，由丁立中等分理诸事。由此可知，丁氏参与了修复杭州府学县学的事业，而《杭府仁钱三学洒扫职》一书的编撰，与此事件直接相关。

三、某人与丁氏在办理地方事业时共事，丁氏将其著作刊入丛书。如张大昌，曾参与补抄文澜阁四库，其所纂《临平志补遗》、《龙兴祥符戒坛寺志》，被丁氏刊入《丛编》。

四、某人与丁氏同为协办地方事务之杭州士绅，结成友谊，进而为丁氏校刊书籍。如王同，曾入东城讲舍，为高均儒的受业弟子，并参与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由此与丁氏相稔。在丁氏编刊《丛编》时，他代为校勘了《万历钱塘县志》、《嘉靖仁和县志》等书。

五、某人兴办地方事业后，纂辑相关书籍，由丁氏刊入丛书。如杭州士绅张尔嘉发现宋人孙花翁之墓，遂与丁氏共同修葺该墓，张氏后编纂《孙花翁墓征》，被丁氏刊入《丛编》。

综上所述，丁氏在编刻丛书的过程中，采取了灵活的运作方式，在底本购置、选目、编辑修纂、校勘等方面上都有效地运用了人际关系，收到了事半功倍之效。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丁氏屡屡刊行助刊者本人或其师长先人的著作，使协助者脱离了单纯的受委托关系（或者更直白地说，是被雇佣），而有一种与丁氏平等相交的感觉，也使他们成为了丛书编刻中的一分子，于是乎以丁氏为中心的编撰校刻的团体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投身其中的士人，相比一般富豪之家所雇佣恩养的门人清客，自然会对丁氏的刊书事业有更高的热情和积极性。今天研究丁氏的丛书编刻，对于这一点是需要多加留意的。

【注释】

[1]许增生平见《寒松阁谈艺琐录》卷三。

[2]《冬暄草堂师友笺存》丁丙致许增函。

[3]同上。

[4]《丛编》本《崔府君祠录》盛起跋称：“光绪七年闰七月二十二壬子日禹杭盛起谨识。”可知其为杭州余杭县人。

[5]张氏生平见《词林辑略》卷九。

[6]吴氏生平见姚诒庆《清故湖南提学使吴府君墓志铭》，收入《碑传集补》卷二十。

[7]见姚诒庆《清故湖南提学使吴府君墓志铭》，又见丁立中《禾庐诗抄》吴庆坻序：“庆坻海上归来，执手道故，以两世之交谊，复申之以婚姻。”

[8]见《民国杭州府志》卷一一一。

[9]见《民国杭州府志》卷一一三。

[10]以上据《年谱》光绪十九年七月“经理张君小云之丧”条下小注。

[11]《浙鹾纪事》王同跋称：“光绪癸巳仁和后学王同书后。”可知其为杭州仁和人。

[12]李详《学制斋诗抄》卷二有《赠钱唐丁善之（三在）兼呈其师罗君榘臣》。

[13]见《光绪余杭县志稿》。

[14]据《光绪余杭县志稿》、《民国杭州府志》，两人同为光绪辛卯科举人。又，《菊边吟》孙树义题辞：“（丁丙）长义十年，素在兄事之列。自与和甫兄齐年，乃执年家子礼。”

[15]《菊边吟》孙树义题辞。

[16]见是书丁丙跋。

[17]《丛编》本《扬清祠志》张景云跋称：“光绪辛巳秋七月钱塘张景云序。”可知其为杭州钱塘人。

[18]高氏传见《清儒学案小传》卷十七。

[19]见《当归草堂丛书》本《程氏读书分年日程》高均儒跋。

[20]《松轩书录》，130页，载《第四年刊》。

[21]凌霞生平见《桐城文学渊源考》卷十一。

[22]《仪顾堂集》卷七。

[23]《褚堂闾史考证校勘记》孙锵序称：“锵以光绪辛卯授徒杭垣仙林寺……光绪二十一年夏六月望前五日奉化孙锵谨跋于试馆之式雁堂。”可知其为浙江奉化人，并曾来杭任教。

[24]翁氏生平见陈作霖《翁明府传》，收入《碑传集补》卷二六。

[25]秦氏生平见孙衣言《秦君澹如墓志铭》，收入《碑传集补》卷十七。

[26]见《民国杭州府志》卷一一三。

[27]《遗著》丁丙识语。

[28]《遗著后编》丁立中识语。

[29]《西溪怀古诗》周庆云序。

[30]此处的统计方法为，某人校或刊或增辑附录1种，即计1种。一人兼任某书校、刊及增辑附录的，也按1种计，不重复计算。若某书校、刊、增辑分别由不同人担任，则每人各计1种。

[31]当然，也并非所有代校代刊的书籍都会在书中序跋或其他材料中交待清楚。在丁氏刊行的书籍中，有一部分可以确定系在杭州以外刊行，但由于没有其他线索，无法将其归之于确定的某人，因此这类情况也就没有在上面的统计中显示出来。如《雪庄西湖渔唱》，卷末有“羊城西湖街富文斋承刊”一行。这个书坊在光绪九年刊行了魏锡曾的《绩语堂题跋》《诗存》《文存》各一卷（在《文存》中镌有“羊城西湖街富文斋刊印”一行），但是由于没有直接证据，这里不能确定《雪庄西湖渔唱》究竟是由何人代刊。此外，由福州刻工吴玉田刊刻的书籍有：《西湖百咏》（清柴杰撰）、《广福庙志》、《金牛湖渔唱》、《西湖八社诗帖》。虽然魏锡曾曾雇用吴玉田为丁氏刊行了数种书籍，但我们无法确证这些书籍的代刊者（转下页）（接上页）也是魏氏。又如，孙树义曾在宁波为丁氏代刊，除前述确切可知的几本之外，《节庵集》有“光绪甲午冬月刊于四明”牌记，《西轩效唐集录》有“光绪乙未仲夏之月钱唐丁氏刊于四明”牌记，《竹素山房集》有“光绪乙未孟夏之月钱塘丁氏刊于四明”；但是否即是孙树义代刊，无法确知。

[32]抄本《芳芷栖词》丁丙手跋，《松轩书录》，130页，载《第四年刊》。

[33]《定乡小识》张预跋，《丛编》本。

[34]《奚囊蠹馀》张景云跋，《遗著》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