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林掌故丛编》所用底本考

第一节　《武林掌故丛编》所用底本考

在丁氏刊行的六种丛书中，《丛编》部帙最巨，耗费最多，影响亦最大。刘承幹称：“（丁丙）辑刻《武林掌故丛编》累千百卷，虽倾竭家资，绝不为意，而先生之精力物力，亦因之而俱瘁矣。晚年孜孜矻矻，惟日不足，犹勤勤于乡邦文献之选辑。”^[1]刘氏是后起的浙江藏书大家、刻书大家，所刻《嘉业堂丛书》、《吴兴丛书》等蜚声士林，对于辑刻丛书之甘苦有切身体会，他的这番评述可谓是对丁氏辑刻《丛编》的最好概括。

《丛编》以收录杭州人文史地掌故为准绳，广搜博采，共编制二十六集，收录书籍近二百种。在体例上也有创制：郡邑丛书通常以作者籍贯设限，只收录本地人士著述，而《丛编》则以内容为限，一切以是否与杭州掌故有关为标准，并不限于乡人著述；且不拘体裁，所收书籍涉及史、子、集三部；亦无时代限制，时人著作亦广泛收纳。因此，《丛编》不仅是地方文献渊薮，治杭州史地者必取资焉，而且可为考察诸如文人结社雅集、清末士绅兴办地方事业、民间宗教信仰等社会学、文学、文化学课题，提供丰富史料。

《丛编》收录书籍众多，各书的成书时代不一，所据底本也较为复杂，迄今尚未有研究者系统考察《丛编》的底本问题。本节将对该问题进行探索，力求反映其大致面貌。

（一）以刊本为底本者

太平天国军兴，各地书籍损失惨重，很多书籍虽经刊刻，但战后传本已稀。《丛编》以网罗文献为目的，而不过分强调刊行未见秘笈，因此其中以刊本为底本者数量甚多。

1．以宋刊本为底本者

宋周淙《乾道临安志》（1）^[2]，此书原十五卷，但至清代仅杭州孙氏寿松堂藏有三卷宋刻残本^[3]。此书在清代有过多个传抄本，皆源出孙氏藏本，故均止三卷。太平天国战争中，寿松堂损失惨重，而此宋椠本却得幸免。光绪二十一年，孙氏曾影刊此宋本^[4]。《丛编》本刊行于光绪元年，内封有“竹书堂重刊宋本”牌记。丁氏与寿松堂主人孙炳奎、孙峻父子素有交谊，该书宜据孙氏藏本刊刻。孙氏所藏，后于“民国二年复罹回禄，宋椠元刊，都付劫灰，《乾道临安志》原书亦与其厄”^[5]。

2．以明刊本为底本者

明梅之暹辑、俞大彰重辑《重阳庵集》（2），丁丙跋称：“因检丁敬身隐君旧藏《重阳庵集》付之梓，并附明倪文僖公赋一篇，及国朝陈法师碑传于其后。”此丁敬旧藏本见《丁志》卷十二，著录为“明嘉靖刊本”。

明李翥《慧因寺志》（2），丁丙跋称：“余偶得寺志，尚是明本……余愿藉志留寺，亟为梓行。”《丛编》本首天启丁卯徐时泰序，次天启丁卯蒋如奇序，次目录，题“古阳羡李翥飞侯甫辑／虎林姚二煜葆明甫方新子鼻甫校”，卷后有崇祯改元中秋后一日李翥跋。据此可推知，《丛编》本系据崇祯刊本重刊，并经丁丙增辑附录。

宋释元敬、元复撰《西湖高僧事略》、明释祩宏撰《续事略》（6），《事略》有宝祐丙辰莫子文序，次目录。《续事略》首祩宏识语，次目录。卷末丁丙跋称：“余藏汪槐沆《小眠斋读书日札》，中列《西湖高僧事略》一卷，宋玛瑙寺讲师元敬节庵辑，宝祐丙辰吴郡莫子文序。元季兵燹，旧本散逸，明虎跑僧无巳重为开雕，正统戊辰汪通后序。今从莲师续辑本复刊，汪氏后序渺不可得，记此俟访求之。”按，祩宏即“莲师”，为明末僧人，“莲师续辑本”即明崇祯间祩宏刻本。

元杨维桢辑《西湖竹枝集》（6），《丛编》本首天顺三年和维振纲序，次至正八年杨维桢序，卷末有万历甲辰冯梦桢跋。按此书有万历刻本，《丛编》本与之同，应据万历刊本重刻。

明释大善《西溪百咏》（10），此书有崇祯刊本。《丛编》本首崇祯庚辰大善自序，次目录，卷末有天顺庚辰周谟序及旧诗题。则《丛编》本即据崇祯刊本刊行。

明陈锡仁《西湖月观纪》（7），此书之前未见单行本，被收入陈氏《无梦园遗集》。《丁目》卷十六三十三叶著录有“《无梦园遗集》八卷，明刊本”《，丛编》本当从此出。

明聂心汤《万历钱塘县志》（16），《丛编》本首万历己酉黄汝亨序，次万历己酉陈尹禹序、万历三十七年虞淳熙序、万历己酉吴之鲸序、万历三十七年聂心汤自序，钱塘县疆图、钱塘县治图，《乾隆杭州府志》聂心汤传。次凡例，次目录。由上可知，《丛编》本系据万历本重刊，而《丁志》卷十一著录有此书“明万历刊本”，当即《丛编》本所据底本。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志余》（20），《丛编》本丁丙跋称：“是书始刻于嘉靖二十六年丁未，继修于万历十二年巡按范公鸣谦，至二十五年杭州太守季公东鲁又刻之，及四十七年会稽商氏惟濬略为增益，别新雕镂。是七十三年中，板凡四刻。国朝康熙己巳，姚氏靖又删《志》为八卷，《志余》为十八卷，至今传本更尠于明时诸刊。竹舟先兄雅志汗青，以卷繁辄止。罗君榘臣、孙君康侯屡加怂恿，愿事校雠，因聚诸刻，择善而从。”可知《丛编》本系参核诸本而成，而其卷数为《西湖游览志》二十四卷《志余》二十六卷，与康熙姚靖删节本异，可知底本仍为明刊，姚本只是参校本之一。

《昭忠录》（21），《丛编》本丁丙跋称：“褚家塘助圣庙肇自唐宋间，明成化乙未里儒周璟上于朝，得请春秋入祀，更编《昭忠录》以记其盛。光绪二十一年冬忽得原刊本，七周乙未，洵非偶然……”据此可知，《丛编》本据弘治刊本重刊，此弘治刊本见《丁志》卷九。

3．以清刊本为底本者

传世古籍，以清刊本的数量最为巨大。《丛编》中以清刊本为底本者，占相当比例，这又与《丛编》大量收录清人著作有关。

清代修撰各类方志的风气极盛，《丛编》以搜集地方文献为目的，收录方志极多，其中又以清代志书为大宗。方志修成至下次重修之前，往往只刊刻一次，多次重刻的现象反而较为少见。所以《丛编》所收清代方志的底本问题较为明了，大多皆照原刊本重刊。除方志之外，记述杭州史事的史部著作、记载杭州逸闻的笔记、吟咏杭州湖山胜景的诗文集，《丛编》也多有收录。其中也以清人著作居多，这些著作与方志类似，版本系统也相对简单。

鉴于以上情况，下文对于以清刊本为底本者，将不一一胪列，而仅论述其中情况较为特殊者。

（1）参核众本而成者

《广福庙志》（1），卷末丁申跋称：“右《广福庙志》一卷，今就乾隆、道光初续两刻，粗加增孴本也。”

又如，清厉鹗《湖船录》（6），《年谱》光绪五年九月“刊《湖船录》”下小注：“府君命颐生叔合前后三次刊本重编，并补注以集其成。”而《丁目》卷十三第二叶著录有“刊本，汪氏刊本，昭代丛书本”，综上可知《丛编》本据诸本参核而成。

（2）抽刊单行者

清汪汝谦《西湖韵事》附《不系园集》《随喜庵集》（1），《丛编》本丁丙跋称：“按汪上湖先生师韩乾隆辛卯冬日《春星堂诗集》后识云‘：先生著作富有，杭城多火，春星堂在缸儿巷，三被火灾，版刻纸抄尽失。师韩之生距先生卒越五十年，尝于故旧家及旧书肆先后得《听雪轩集》、《绮咏梦草》、《游草》、《西湖韵事》、《闽游诗纪》、《不系园集》、《随喜庵集》及抄本遗稿一编，珍收箧笥。因念师韩为先生元孙之宗子，今已齿踰六十，流寓四方，不能续有所得，恐代远年湮，无能述德，爰汇诸集重刊，列于家集之首云。’今光绪辛巳上距乾隆辛卯又一百十年，杭城两遭兵火，故家书肆版刻纸抄灰灭殆尽，即《春星堂诗集》传本极罕。适有武林掌故之刻，因摘取《西湖韵事》、《不系园》、《随喜庵》两集削板以传。”可知，《丛编》本据乾隆汪师韩重刻本《春星堂诗集》抽出重刻。《春星堂诗集》，《丁目》卷十六著录有“汪氏刊本”。

清朱彭《吴山遗事诗》（3）、《西湖遗事诗》（22），《丛编》本《西湖遗事诗》丁丙识语称：“《湖山遗事诗》向附《抱山集》末，因有阙页，仅刻《吴山遗事诗》一卷。今春犹子立诚得于都城厂肆，阙页在焉。爰付梓人，庶可免残山剩水之叹。”《抱山集》，即朱彭《抱山堂集》。据识语可知，以上两种系从《抱山堂集》中抽出单行。《抱山堂集》在清代多次刊刻，上海图书馆藏嘉庆年间十八卷刊本，南京图书馆亦藏十八卷本，著录为“刊本”，国家图书馆藏咸丰十一年刊本两部，一为十四卷，一为十五卷。《丁目》卷十七著录十八卷“刊本”两部，未知《丛编》本从何本出。

清朱樟《里居杂诗》（7），《丛编》本吴恒跋称：“《观树堂诗》十四卷，劫后传本甚罕……松生二兄罗刊武林掌故诸书，因录以畀之……”可知《丛编》本系从《观树堂诗集》中辑录单行，《观树堂诗集》有乾隆刊本。

清赵士麟《武林草》（7），此书之前未见单行。赵氏著有《读书堂采衣全集》，有康熙三十五年刊本及浙江书局光绪十九年刊本。《丛编》本《武林草》刊于光绪八年，当以康熙刊本为底本。

清赵昱《春草园小记》（8），此书之前未见单行。赵氏有《爱日堂吟稿》十五卷，此书有乾隆刊本，《丛编》本当据乾隆刊本录出单行。

清吴存楷《江乡节物诗》（8），《丛编》本吴庆坻跋称：“因述先伯祖当涂君尝有江乡节物之咏，差足比拟。丁丈闻而善之，遽令写副，授之手民。曩时兴到之作，俨然为单行别本……先伯祖学博行洁，低颜粗官，连蹇失职，侘傺以老。遗诗刊成，毁于庚辛之乱。从兄子厚薄宦楚北，方谋重雕。丁丈斯举，其亦导之。”由上可知，《江乡节物诗》系从吴氏别集中录出单行，吴存楷著有《砚寿堂诗抄》八卷《诗余》一卷《诗续抄》二卷，此书有嘉庆二十三年刻本、嘉庆刊道光三年增修本及光绪十二年刊本。《江乡节物诗》刊刻于光绪八年，则所据非嘉庆本即道光增修本。

清陈文述《西溪杂咏》（21），《丛编》本丁丙跋称：“偶阅陈退庵先生《颐道堂集》中《因负土而作此》诗，虽止古体五十篇，题序简而明，咏歌苍且秀，留下十八里之景物略具于斯。用付手民，传为西溪故事云。”则《丛编》本系从陈氏集中辑录者，陈氏别集于嘉道之间多次刊印，未详《丛编》本祖何本。

（3）以清代丛书本为底本者

宋四水潜夫《武林旧事》（2），《丛编》本首四水潜夫序，次目录。卷端题下有“明宋廷佐刻本参校”一行。卷末有至元后戊寅忻厚德用和父跋，弘治乙卯祝靖跋，及“己未夏五月十六日校四字”一行，万历壬子淡翁识语（下注“澹生堂祁氏本跋”），己亥二月望前一日鉴阁跋（下注“瓶花斋吴氏本跋，元在第六卷后”），乾隆癸丑端阳后一日鲍廷博跋。以上特征均与鲍氏知不足斋本同，可推知《丛编》本据《知不足斋丛书》本重刻。

（二）以稿本为底本者

《丛编》有部分书籍以稿本付刊，其中多未刊遗书，颇具文献价值。这类书籍有：

清罗以智《新门散记》（7），《丛编》本胡凤锦跋称：“今年春，松生犹子修甫孝廉于丛残手稿中录出《新门散记》一册，将付手民……乃属草未成者，衹寥寥数十页……先生（罗以智）著作有《经史质疑》、《文庙从祀贤儒表》、《浙学宗传》、《敬哀录》、《赵清献年谱》、《金石所见录》、《恬养斋文集》，综计百余卷。今所存者，《吉祥室诗草》十卷之五及此《新门散记》一卷。”由上可知，《丛编》本系据手稿刊刻，罗氏著作经太平天国之役大多散佚，此书之前亦未经刊刻。

清吴农祥《西湖水利考》（23），此书之前未见刊行，前后无序跋，似从文集中录出。吴氏有《梧园诗文集》不分卷、《流铅集》十六卷，均未有刊本。《梧园诗文集》稿本为丁氏收得，著录于《丁志》卷三七，《丛编》本当从此出。

清周三燮辑《秦亭山民移居倡和诗》（25），《年谱》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刊《秦亭山民移居倡和诗》”下小注：“许贯之丈以原册示府君，遂摹而刊之。”可知《丛编》本据原稿刊行。

（三）以抄本为底本者

《丛编》中有不少书籍系据抄本刊行，其中不乏版本较为珍罕、据稿本录副或之前未经刊刻者。

1．底本为影宋抄本、明抄本

宋葛灃《圣宋钱塘赋》（9），《丛编》本内封有“钱塘嘉惠堂丁氏重刊景宋本”牌记，卷末有“临安陈氏书籍铺刊行”一行。《年谱》光绪十年四月“重刊宋葛灃《钱塘赋》”下小注：“府君得旧抄本，校以宋刻潜氏《临安志》，颇多讹误，且乏单行本，因校定付梓。”可知《丛编》本出自一影宋旧抄本。

元佚名《新刻古杭杂记诗集》（1），目录后有“以上系宋朝遗事，一新绣梓，求到续集，陆续出售，与好事君子共之”及“一依庐陵正本”刊语两行。《丁志》卷二一著录“汲古阁写本”，与上同，并称“光绪庚辰午月，鲍叔衡从江阴试棚寄到，梓入《武林掌故丛编》”，即为刊刻底本。

2．底本为传录自稿本的抄本

元郭畀《客杭日记》（5），《丛编》本丁丙跋称：“《客杭日记》，鲍以文以厉征君删本刻入《知不足斋丛书》。光绪戊寅夏，购得塘栖劳氏旧藏《云山日记》，实从真迹摹出者。今自至大元年九月二十二日到杭，至十一月初四日离杭，记事皆依真迹，前后所记仍从厉本。”^[6]可知《，丛编》本主要根据劳氏丹铅精舍旧藏抄本，而劳氏抄本系据“真迹摹出者”。相比鲍廷博、厉鹗的节本，《丛编》本更为完善详尽，更多的保留了此书的本来面貌。

清柯汝霖《武林第宅考》（12），《丛编》本首《光绪平湖县志》本传，中称：“（柯汝霖）任钱塘教谕时，作《武林第宅考》一卷，未刊。”《年谱》光绪十五年三月“刊柯汝霖《武林第宅考》”下小注：“许壬伯丈秉铎平湖，始从其家录副见赠，因重刊焉。”则《丛编》本乃据柯氏家藏稿本传录付梓。

3．底本为抄本且未经刊行者

清朱点《东郊土物诗》（8），《丛编》本吴庆坻跋称：“《东郊土物诗》一卷，吾乡古心朱先生与同时诸老分咏东乡物产之作也。旧藏吴君半耕所，经乱未失，颇珍惜之。尝语其友山阴陆君廉史，冀刊布以永其传。今年正月，吴君物殇，陆君感其意，介严君容孙携以畀余。时松生丁丈搜辑里中掌故，凡前人著述涉及杭事者，辄板行之。余遂以是书怂恿付梓。”可知此书向未刊行，《丛编》本乃据写本付梓。

清吴修辑《复园红板桥诗》（8），《年谱》同治三年七月：“得《复园红版桥诗册》，摹刻登版。”其下小注称：“乾隆甲子七月，复园红版桥新成。诸名流会者凡二十人，刻晷赋诗，装潢成册。丁砚林先生书眉。越六十年，为吴思亭所得。至是，又六十年，府君得之。沧桑阅变，而是册幸出劫灰，爰摹刊以广其传。”可知此书之前无刊本《，丛编》本据写本付刊。

清厉鹗《南宋院画录》（9），《丛编》本张维嘉跋称：“独此《南宋院画录》虽邀天家搜采，秘府储藏，而艺林终未雕梨，传本绝稀……同治纪元之岁，丁竹舟、松生两兄得此稿于四明书肆。审视跋语，知为罗镜泉先生校本。”可知该书之前未有刻本，《丛编》本系据罗镜泉校抄本刊行。

宋陈骙《南宋馆阁录》《续录》（10），此书由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当时宋刊本已不传，《丛编》之前未有刊本，则《丛编》本系据《四库》本刊刻^[7]。

宋何异《宋学士院题名》（10），《丛编》本丁丙跋称：“适刊《南宋馆阁录》竟，归安陆存斋观察以钱晓徵学士旧从《大典》录本相舁，因为校梓，以存武林掌故之一。”可知《丛编》本系据钱大昕辑录抄本刊刻。此书从《永乐大典》辑出，之前未曾刊刻。

明沈朝宣《嘉靖仁和县志》（17），《丛编》本王同跋称：“明嘉靖间，仁和沈三吾先生以一人之力，积八年之功，成《仁和邑志》十四卷……然逡巡延至今，三百四十四年未梓行也。艺文书目中虽有‘板存家塾’一语，殆欲刻而未果欤……又为钱塘邑宰周公借阅，携归吴阊。至国朝顺治间，求之不得，迄后朱君辗转觅得之周氏之裔，而仅留残本。重加补缀，盖亦幸而存矣，然仍未刻也。一二抄册，珍同拱璧。同里丁君松生富藏书，得抄册，不自秘，付剞劂氏，精写样本。”《丁志》卷十一有“旧抄本”，称：“先兄竹舟乱后得于甬上，似为罗氏以智传抄本，今与聂志并刊于《武林掌故丛编》中。”可知此书向未刊行，《丛编》本系据抄本刊刻。

清瞿灏《艮山杂志》（21），《丛编》本丁丙跋称：“独《艮山杂志》未经梓行……顾余幼从弼教坊沈雨溥肆中恰得全帙，凡志地、志人、志事、志文各两卷，写极潦草。乱中失去。厥后网罗文献，访之东乡，觅之故家，不能复得。嗣见上海郁氏书目有之，知归陆氏存斋，特为鸱借。存斋慨然寄赠，仅志地两卷。余虽遍求，终杳然也……更摘先生遗诗之有关斯地者，附缀编末。”则此书之前未曾刊刻，战乱之后已无全本《，丛编》本据陆心源所赠抄本刊刻。

清陈景钟《清波三志》（22），《丛编》本蔡玉瀛序称：“《清波类志》若干卷，咸丰初年余曾借观于李节贻同年处。书凡四册，其子目及卷数不能记忆矣……当时欲将全部鸠同人醵资刊行，而校雠未毕，即遭粤匪之变。节贻殉难，书亦散失。今丁君和甫家藏是书二册，仅存记人、记事、记文三卷，欲求其全，久而未得……若不将此残帙先行开雕，恐日久重佚，欲续此三卷不可得，不重可惜欤。因怂恿付梓，改题《清波三志》。”可知此书无刊本，《丛编》本据抄本刊刻。

清施谔辑《淳祐临安志辑逸》（24），《丛编》本丁丙跋称：“幼时闻胡书农学士从《永乐大典》中摘录十六卷，分为四巨帙，亦未见有传本。此册余劫后购于市上冷摊，存祠庙及寺二门。后访得朱氏结一庐藏有旧抄，远道借录，较余藏本增多院及宫观二门，因亟为补抄。然叶数无多，似仅存学士所辑之半。闻江阴缪小山编修藏本亦始祠庙，迄宫观，次序悉与此同，盖流传仅此数门矣。兹因分为八卷，付之剞劂，用广流传。原本由《大典》辑录，每条或不具首尾，且转辗传抄，不无讹脱。今悉依原抄付梓，不敢以《咸淳志》竄入，用存其真。”可知《丛编》本系据抄本刊刻。《丁志》卷十一有“《大典本淳祐临安志》二册，抄本”，称“此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者，一为祠庙，前著总论，一为寺院，亦有总论”，即所谓“购于市上冷摊”者。朱氏结一庐藏本，检《结一庐书目》，未见。

4．自抄本中辑出单行者

明史鉴《西村十记》（6），《丛编》本丁丙跋称：“兹从《西村集》得游杭诸记。”《丁志》卷三六有“旧抄本”两部，一为《西村集》八卷，另一为《西村先生集》二十八卷。二十八卷本今藏南图，著录为“清抄本，六册”，书衣有“光绪辛巳冬日补抄成，摘《十记》一种，刊入《武林丛抄掌故书》中”题记一行，可知《丛编》本系据此清抄二十八卷本辑录刊刻。

清胡敬《定乡杂著》（4），《松轩书录》称：“《定乡杂著》二卷。清仁和胡敬撰。朱丝栏。版心下有‘当归草堂’四字。间有朱笔校字。为刊《武林掌故丛编》之底本。末有八千卷楼主人识语：‘同治七年，从邹典二家借得书农先生全集。匆匆属写官录此册，用当归草堂版格，有重刻之意。越十二年，始附手民，光绪七年孟春刊成。因记。’”^[8]所谓“书农先生全集”，即胡敬《崇雅堂诗抄》十卷《诗删余稿》一卷《定乡杂著》二卷《骈体文抄》四卷《应制存稿》一卷，有道光二十六年刊本，《丛编》本系从中辑录抽刊。

明王瀛《西湖冶兴》（19），《丛编》本丁丙跋称，“吴志上先生《钱塘县志补》录有此卷，凡诗八十八篇。惧其湮没，因付手民”云云。可知《丛编》本系从《钱塘县志补》辑录。案，《钱塘县志补》无刊本，洪焕椿《浙江方志考》称：“《钱塘县志补》清钱塘吴允嘉补编。此书作于康、雍间，不分卷，南图藏有抄本一部，六册，原为钱塘丁氏八千卷楼藏本。”^[9]当即刊书底本。

5．底本为名家抄本

明夏时《钱唐湖山胜概诗文》（3），此书由《钱塘湖山胜概记》一卷、《湖山百咏》一卷合成。首天顺癸未陈贽序，卷末有同年夏时跋。南图藏清抄本《湖山百咏》一卷，序首页有“江东罗氏藏书”朱文方印，即《丁志》卷三七著录之“旧抄本，罗镜泉藏书”，该本首天顺癸未冬十月陈贽序，卷尾有夏时跋，与《丛编》本同，当即刊书底本。

清徐逢吉《清波小志》附《清波小志补》（4），《丁目》卷八有“罗氏抄本，读画斋本，昭代丛书一卷本，刊本”。罗氏抄本，《松轩书录》著录：

《清波小志》二卷《补》一卷。清钱唐徐逢吉撰。陈景钟补。罗以智朱笔校。末有“咸丰元年辛亥六月二十三日校阅一过，镜泉罗以智识”一行。

附藏印（江东罗氏所藏，钱唐丁氏正修堂藏书，辛卯劫后所得）。^[10]

按，《丛编》本刊于光绪七年，则获得底本至迟不应晚于当年。“辛酉劫后所得”多钤于丁氏在同治至光绪初年所得书籍，之后丁氏又有“光绪辛巳所得”、“光绪壬午年嘉惠堂丁氏所得”、“光绪庚寅嘉惠堂所得”等年份藏印。由此可以推测，罗氏校本当在《丛编》本刊刻之前收得，此本经罗镜泉校勘，当较精善，宜为刊书底本。

《武林怡老会诗集》（7），《丛编》本首万历戊子张瀚序，次怡老会约，次各老像并简介，卷末有万历戊子沈友儒跋。《丁志》卷三九有“旧抄本，罗镜泉藏书”，与此同，当即刊书底本。

明祝时泰等辑《西湖八社诗帖》（5），《丛编》本首方九序，卷末有童汉臣跋。《丁志》卷三九著录有“精写本，罗镜泉藏书”，称“前有嘉靖壬戌春三月十洲三人方九叙撰序”，“后有童汉臣跋”，与《丛编》本同，当即刊刻底本。

清查人渶《西湖游记》（4）《，丛编》本卷尾管庭芬识语称：“余友查清华明府所撰此记，颇为隽雅，虽疏于考证，然未足为病也。今湖山秀丽已为戎马之场，追思花前觞咏、月底笙歌，不啻华胥一梦矣。咸丰庚申三月上巳芷湘老人管庭芬录毕记。”据此，《丛编》本似据管庭芬抄本刊刻。

宋范坰、林禹撰《吴越备史》附《补遗》《杂考》（19），《丛编》本首世系图，次图考、越州考、嘉靖甲午马荩臣识语，卷末有康熙乙未吴焯两跋，次嘉庆甲子张海鹏跋，次补遗，次杂考，题“吴中二十四世孙受征辑”。又有二十六世孙肃润后序、二十九世孙道生后序。《丁志》卷十有“瓶花斋吴氏抄校本”，称“末附受征辑《吴越杂考》一卷”，吴焯两跋即载于是本^[11]。张海鹏跋见《学津讨原》本，而《学津讨原》本无杂考，由此可知，《丛编》本系据吴焯旧藏抄本刊刻。

（四）以绘本为底本者

《丛编》还收入了多种题咏图卷，皆以绘本真迹为底本。

明傅严《护国寺元人诸天画像赞》（18），《丛编》本有咸丰二年管庭芬跋，称：“右元人所画《诸天画像》二十帧……每帧明季重装，上下界以素缣，傅野倩先生俱题赞语于上……尚属真迹。”而光绪乙未丁丙跋称：“六公既称《诸天画像》向藏杭城护国寺……辛酉之冬，题跋之子湘管明经因避难殁于海昌村落。六舟开士劫前已示寂于白马寺。所蓄金石书画，悉先云散海昌，劫灭于杭。是像或仗佛力拔出燹灰，未可知也……同治甲子正月，竹舟兄得此帙于甬上汲绠书肆。忽忽三十二年，兄既归道山，余亦衰病日侵。惧其久藏箧中，徒饱蟫腹，特为板传之。”由此可知，《丛编》本系据绘本刊行。

清朱文藻辑《鉴公精舍纳凉图题咏》（19），卷末吴恒跋称：“鉴公以卷赠家志上先生，先生遍征题咏，后归梁山舟学士……松生二兄今梓入《武林掌故丛编》，摹绘甚精，追录诸什，以当跋尾。”则《丛编》本系据绘本刊刻。

《松吹读书堂题咏》《小松吹读书堂题咏》（19），丁丙序称：“余先后得堇浦太史暨芄野文学松吹读书堂两图，绘事之雅，题咏之富，可供鉴赏而宝收藏矣……而斯两图也，不惟劫火幸逃，且庆珠还璧合。适余友汪子用明府补雕太史《道古堂全集》，并访得大马山葬地，重表墓碣，更祠其栗主于西溪交庐庵，与樊榭征君同绵香火。余因承其意而梓斯图，牵连以记颠末，俾与《道古集》永垂无。”可知《丛编》本系从图绘刊刻。

《横桥吟馆图题咏》（19），卷末丁丙跋称：“道光间，有横河吟馆图，是玉年许先生为葛秋生丈所绘者。一时名流题咏，伟为巨观。儿时常习见之，乱后遂无可究，竟时往来胸臆间。光绪癸巳秋八月，予友许君迈孙挟巨册见属，才展视，即此图也。首尾完好，无几残缺，若有呵护之者。迈孙固居为奇构，予亦摩挲老眼，幸复睹儿时习见之物，相视而笑，为之狂喜。亟录副，授之梓人。”可知《丛编》本系从许增所藏绘本刊刻。

《夜山图题咏》（22），卷末丁丙跋称：“无锡秦澹如观察缃业权两浙鹾使，时以此题课诂经精舍生。始知图为所藏，因假录之。丙检《铁珊瑚》对校，补注题咏诸公爵里行谊，并录王继学御史题跋及诂经课作于后。”可知《丛编》本系据秦缃业所藏真迹刊刻，并以他书增补。

（五）《丛编》中的时人著作

除前人著作之外，《丛编》还收录了相当数量的时人著作，其中多出自丁氏家族及其师友之手。

丁氏族人的著述有：丁申《武林藏书录》（24），丁丙《庚辛泣杭录》（18）、《续东河棹歌》（21）、《于公祠录》（23）、《风木盫图题咏》（24）、《三塘渔唱》（25）、《北隅缀录》《续录》（26）、《北郭诗帐》（26），丁立中《武林杂事诗》（24），丁午（丁申、丁丙堂弟）《龙井显应胡公墓录》（4）、《扬清祠志》（5）、《湖船续录》（6）、《城北天后宫志》（7）、《紫阳庵集》（8），丁立志（丁午之子）《郭孝童墓记略》（19）。

丁氏师友的著述则有：杨文杰《东城记余》（25），俞樾《银瓶征》（4）、《俞楼诗记》（9）、《琼英小录》（19），孙炳奎《同仁祠录》（21），孙峻《陈忠肃公墓录》（22）、《文澜阁志》（26，与孙树礼合撰），孙树礼《樊公祠录》（24），邹在寅《照胆台志》（22），张大昌《临平记补遗》（10）、《龙兴祥符戒坛寺志》（15）、《广陵曲江复对》（19），张尔嘉《孙花翁墓征》（19），朱文懋《直阁朱公祠墓录》（19），潘衍桐《灵隐书藏纪事》（21），仲学辂《金龙四大王祠墓录》（21）。

以上笔者按版本类别，考索了《丛编》所用底本，从中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首先，《丛编》底本以清刊本居多，就版本时代而言，似乎较为晚近，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丛编》收录清人著作比例较大而造成的。在清人著作中，各类方志又占据了相当比例。而大多数方志仅刊刻一次，刷印数量也很有限，历经时代的冲刷和战乱的破坏，存世并不多。因此并不能因其为清刻，就小视其价值。例如《中国佛寺志丛刊》及《续编》影印时多采《丛编》本为底本，这足以说明佛寺志原刊本之难得，而丁氏大力刊刻此类著作，使其化身千百，得广流布，其文献意义是不容轻视的。

其次，抄本也是《丛编》底本的一大宗。其中有相当多的书籍之前未曾刊行（如《新门散记》、《南宋院画录》等），还有一些抄本系据稿本传录（如《武林宅第考》、《客杭日记》），版本与文献价值不容低估。其中还不乏重要著作。如《南宋馆阁录》《续录》，是研治宋史的重要史料，此书宋刊本早已亡逸，长期以来仅有抄本流传，《丛编》本则是唯一的刊本。在《丛编》本出现之后，此书才得以普及，并在学术研究上发挥作用。此例就足可证明《丛编》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