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溪笔谈》所记毕昇泥活字印书法释论

《梦溪笔谈》所记毕昇泥活字印书法释论

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门》记载：“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1）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2）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3）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4）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5）药稍溶，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6）若止印二三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7）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8）每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9）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10）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灰烧之，瞬息可成。^（11）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12）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溶，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13）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宝藏。^（14）”

这是一篇笔记性的记叙文字，凡300字，十分简明。由于是信笔写来，层次上不太讲究。但总的是记载的内容翔实，程序全面，品评利弊鲜明，是一篇难得的关于中国活字印刷术发明的珍贵记载。这篇文字完全是白描，通俗易懂，本无需加以释论。可是近年来国际上有少数学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不惜曲解句义，且以自己曲解之后的句义试制泥活字，排版印刷，未获成功，因而便反推十一世纪中叶中国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书法也是失败的。毕昇发明的泥活字排版印书法一宣告失败，剩下来的就是他们的铜活字排版印书法最早了，于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便自然而然地属于他们了。用心良苦！

既然有人想从字句含义上作文章，那么咱们也就以其人之道而还之，遂不惮琐碎，对这篇短文中的有关字句逐一加以训释和讨论，以扭曲解，正视听，还其本来面目。

一、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板印书籍，指用雕板印制而成的书籍。“板印”一词，唐人已用之。《全唐文》卷624有一篇冯宿禁板印时宪书奏，奏请：“准敕禁断印历日板。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板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这里已提到政府应禁断民间私自雕板印制历书。冯宿（767—837）字拱之，行十七，婺州（今浙江金华）人，郡望冀州长乐（今河北冀县）。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大和九年（835）出为东川节度使，在赴任的路上见到剑南两川及淮南道市场上有“板印”的历书在出卖，故奏请禁断。唐人尚未盛为之，是说用雕板印制书籍，唐朝人还没有兴盛地广泛地采用。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冯瀛王，即冯道。冯道（882—954）字可道，自号长乐老，瀛州景城（今属河北）人。唐末帝李柷天祐中（904—907），为刘守光幽州椽，守光败，遁归太原为巡官。后唐同光元年（923）为翰林学士，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天成元年（926）拜端明殿学士。翌年，迁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改门下侍郎、户部、吏部尚书、集贤殿弘文馆大学士，加尚书左仆射，封始平郡公。后晋时，守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少帝时加守太尉，进封燕国公。以后又曾事契丹、后汉、后周。广顺（951—953）初拜太师兼中书令，显德元年（954）卒，年73岁。追封为瀛王，谥文懿。当时诸经文字舛谬，冯道委任学官取郑覃所刊《开成石经》加以校正，雕为印板，流布天下，为《五经》雕板印刷之始。《资治通鉴》卷291《后周纪二》谓：“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定《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丁巳，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这是板成之后追记的话，其实说的就是冯瀛王于后唐明宗时倡雕《五经》之事。由于是朝廷政府采用了唐朝就已有的雕板印书技术印制经书，带有表率推广作用，故“已后典籍皆为板本”。

按：要记毕昇的泥活字印书法，不一定非要写上前边的这几句话，但沈括硬是写了，这有他的道理。什么事物和技术都不可能凭空产生，凡产生必有条件和背景。雕板印书法自唐代产生以来，经五代政府的采用推广，进入宋代不但技术已经十分成熟，而且刻书出版事业也极为繁荣昌盛。什么事物都一样，发展越充分，其自身固有的优点和缺点表露得也就越充分。雕板印书比起手写手抄书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刻一套板，想印多少部可以随心所欲，这对于知识的传播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一套板只能印一种书，它只能在部数上增加，不能在种数上生新，要生新，就只能再刻一套板，劳师费时，工本极大。能否克服雕板印书的这一缺点，而又保持其随意增加印数的优点，这是摆在北宋人面前的一个需要创新的技术课题。北宋人能否回答这一课题，是对北宋人技术创新能力的考验。沈括在记叙毕昇创造泥活字印书法之前先交代这么几句，显然是要先布置一个背景，从而使毕昇的出场更有立体感，使他创造的泥活字印书法更有力度和厚度。

二、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庆历，是北宋仁宗赵祯的年号之一，时间在1041—1048年之间。《宋史·仁宗本纪赞》曰：“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祷禁庭，或跣之殿下。有司请以玉清旧地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可见仁宗之世，北宋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生活比较安定。正如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所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这又是一个背景。政通人和，社会安定，文化才能发展，技术才能创新。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布衣，平民的代称。《吕氏春秋·行论》中说：“人主之行与布衣异。”《史记·李斯传》卷七八：“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此两处之“布衣”，都是平民百姓的代称。布衣毕昇，是说毕昇的身份为一介平民，不是官员。为活板，制做了活字板。

按：庆历中，正是十一世纪的中叶，前距五代政府采用雕板印书法印制《九经》已逾一百多年。雕板印书法的优缺点都已充分显现，长期接触实际的毕昇，应该是既看到了雕板印书法的优长，也深知其自身所固有的弊病，经过长期琢磨，最后才创制了活字排板印书法。

三、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胶泥可以雕刻各种造型，这是人所共知的，无需详解。用来刻字，无论是潮时刻，还是晾干后再刻，都不存在问题。薄如钱唇，这句话自来费解，国际上有的学者也就借此费解而有意进行曲解。关键是如何理解这“薄如钱唇”。要做活字借以排版印刷，这个字必得有个字身，而字身必得有一定的高度，其高度又必得与其四周的围范板高度相一致，否则就无法施印。字身高于围范，印出来也只有文字而无四周边线；字身低于围范，四周边线和中间文字都印不平实，成不了体统。所以这制字，不论用什么质料制字，其字都得有字身，其身都得有高度，其高度都得与四周围板相一致。可见承认不承认活字每字都得有字身，便成为如何理解“薄如钱唇”的关键。承认有字身，那么“薄如钱唇”就是指在字身某一端刻字时其笔画深浅刻得“薄如钱唇”；不承认、不明白活字得有字身，就会将那个活字理解为“薄如钱唇”，照着这种思路去试验，去仿制，最终都得失败。因为“薄如钱唇”的无身活字，特别是泥活字，根本就无法成形，成形了也无法拣排，拣排了也无法加围固版，且围范板片也没有那么低的。所以沈括所谓的“薄如钱唇”，一定是指刻字的笔画深度“薄如钱唇”。钱唇者，钱边儿也。北宋钱币有铜铸有铁铸，根据面值大小，钱也有大小不同，份量轻重也不同，钱唇厚薄也不同。丁福保1940年编辑出版了《历代古钱图说》，其中著录有大钱“太平通宝”，释文曰：“《宋食货志》：太宗改元太平兴国，更铸‘太平通宝’钱。此钱有铜、铁二种。又有大铁钱，背上星。《玉海》：太平兴国八年三月，奚屿请于建州铸大铁钱，文曰‘太平通宝’。”今观其图样，仍能想象其钱唇厚度怎么也得有1毫米。此书还著录有宋徽宗时的“大观通宝”，其中四百元者已大如烧饼，更可以说是“宽缘肉厚”。沈括只说是字画之刻其深浅“薄如钱唇”，可并没有限制薄如什么样的钱唇。若是这种大钱的钱唇，则笔画深度已经不薄不浅了。每字为一印，因为是活字，只能是一字一颗。沈括未用“一颗”来表述，而用了“一印”来形容。“印”有两重意思：一是这些活字都是要用来印书的，所以称“每字为一印”。二是说这些活字每字都似是一颗印。印是什么？印就是玺印，是印章。而历来的玺印、印章，都有印文和印身，甚至带有印纽。这也反回去证明，活字一定具备字身，没有字身的活字世界上是不存在的。火烧令坚，是指将刻好了的胶泥活字拿到火上去烧炼，以便使字和字身都坚硬起来，最后才能用来拣排印刷。

按：国际上有人故意曲解“薄如钱唇”，蓄意否认毕昇泥活字印书法的成功，在上述事实面前应该向科学举手了。

四、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先设一铁板，即事先预备好一块平面铁板，以便依文稿层次顺序拣字排列其上。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即在铁板的平面上撒上一层松脂蜡和纸灰的混合物，目的是为了固字用。松脂蜡，是松树分泌的胶汁而形成的一种半透明体的块状物，也称为松膏、松肪、松胶、松香。可入药。《本草经》一：“松脂，味苦温，主疽、恶疮、头疡、白秃、疥搔、风气，安五藏，除热，久服轻身不老延年。”亦可燃以照明。熔点低，其粉末燃火柴烘烤即化，但冷却成为固体状也快，故有凝结固物作用。早先的毛笔，笔头与竹制笔管的装接，就用这种松脂蜡。有时笔头脱掉，或用小尖状物伸进笔槽，疏松原有松脂，或再添加一些松脂粉于槽内，用火烤化，然后赶快将掉下的笔头插进去，用力对接一会儿，笔头就会重新固定笔管内。可见松脂蜡易熔易凝的特点可以用来固物，久已为人们所熟知。毕昇正是利用了它的特性，将这种松脂蜡的粉末与纸灰混合，均匀地洒在预备拣字的铁板平面上，以便固字。

五、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欲印，即打算印刷了。就是说在打算拣字排版印刷之前，得先在平面铁板上装置一个能够固定位置的铁范。这个铁范实则就是圈规活字的框围。这个框围，其形状、大小一定会跟雕板印书的四周边框相类，这样印出的印纸才会有四周边栏。同时也只有有这个框围，才能使框内文字具有版式，成为书叶。铁范装置固定好之后，就可在这个铁范内依次依行地拣排布字了。待铁范内字布满，这一版就算排完了，然后就是要使这些活字固定在铁板上。方法就是将布满字的铁板端持到正燃着火的两垛低矮的灶墙上，令火加温铁板，即所谓的“持就火炀之”，目的是使铁板上活字下的松脂蜡着热熔化。

六、药稍溶，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药稍溶，药即指松脂蜡。前边已介绍松脂蜡可入药，所以这里说“药稍溶”，实则即指松脂蜡稍稍溶化。为什么要稍溶而不是大溶？大溶了会自动流淌，既会造成各处积聚不均，每个字所得固力不等，也会使凝固时间延缓，影响固字固版时间，所以只能是“稍溶”。以一平板按其面，即用一平板放在布满活字的版面上，然后用手均力下按，则活字的另一端会吃到溶化了的松脂蜡下面，落实在平铁板上，使字身最下部分周围充满溶化了的松脂蜡，待其冷却凝聚后固定住字身。同时，由于是平板下压，底下铁板也是平的，等于两平夹力，于是逐字等高的版面便会“字平如砥”。砥，砥石也，即磨石也。磨石有两种，粗者为砺，细者为砥，引伸为平、为均。“字平如砥”，也就是字面平得像一块细磨石。也只有这样，印刷时着墨才匀，刷出来的印纸字迹才清才匀。

七、若止印二三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这是经验之谈。确实，若印数极少，只有两三本，那么从选土、和泥、刻字、烧坚，到预备底板、铁范、松脂蜡粉与纸灰，到拣字按平，还不够麻烦的呢！真是未为简易。若是印数十百千本，也就是印数很大，就显出了它神速的优点。

按：沈括这段话说得比较含混，好像是在讲某种书的印数。如果真是说某种书的印数，那活字板未必如雕板。一套板只要雕完，每次印数都可随心所欲，不一定非要活字板才神速。所以他这里所说的“二三本”，应当指的是“二三种”，已经有点类乎我们现代人的口头语，一种书也常常说成是一本书。“二三本”的含义也只有是指“二三种”时，才是在评说活字印书的短长。的确，如果只为二三种书而制一套活字，那的确“未为简易”；若是为“数十百千种书”而制一套活字，那比起雕板来不但可以大大节约工本，也显得“极为神速”。因为每种书只是重新排一次版即可，比起雕一套版要神速得多。

八、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供作拣字排版用的铁板，通常预备两块，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一板拣字排版停当，开始印刷，另一板已在拣排下一个版面，前一版印刷刚完，第二版已经全部完成了排版工序，两块板更排叠用，排版、印刷都可很快完成。

九、每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每字皆有数印，即每个字都同样地预刻烧制数颗，目的在于提供一版、两版同时拣排时同字重出重用。至若“之”、“也”等在古汉语中常用的代词、虚词，则每字预刻预制二十多个，以备在每版内重出重用。

按：这段话似可放在前边刻字制字中一道说，显得层次逻辑更为严密。放在排版印刷之后又说制字，似乎有点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可是仔细一琢磨，如此安排，可能有沈括的逻辑道理。放在排版印刷前，跟制字一道说固无不可，但那好像是在写文章，而不是制字、排版、印刷之后自然萌生的思路。拣字、排版、印刷程序之后，自然有了实践体会，尤其是两板更互用之，会使实践体会更深。由此再引出每字预制多少颗，虚词虚字预制多少个，似乎更为自然。

十、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这几句话是说那些活字不用时怎么贮存，贮存之后又怎么样利于拣排。古时的文字是依韵列类，依声列序的。即每个字都有韵可分，而在每韵中的每个字也都依声有序可置。至于以什么韵书为准，估计当是《广韵》而不是《集韵》。《集韵》修于仁宗朝，书成奏进已是英宗朝了，较庆历中毕昇发明泥活字印书法时要晚十五六年，所以不可能用《集韵》，而只能是《广韵》。此处之“不用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指的当不是贴字而指的是贴韵。贴字不好理解，刻有文字的一端不可能贴上，也无需贴上，贴上了再需要排版印刷时怎么揭下去呢？除非是字面朝下放置，而在其上端贴上与字面相同的文字，以便检索排版时方便。但字面朝下放置也有问题，那就是容易磨损字的笔画，再拣排印刷时笔道容易变肥，甚至笔画短缺。因此推断其贮放时，字面还应当朝上，然而朝上了就无法以纸贴之，所以其贴必贴的是韵头字。每格一韵，其格板上各贴韵头字，将每韵所属之字依声依序排在韵格中，故称“木格贮之”。清乾隆时武英殿金简刻制的木活字，就是这么个存贮法，盖不失毕昇泥活字存贮的传统做法。

十一、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灰烧之，瞬息可成：有特殊生僻的文字在排版时没有，也就是平素没有预备，立即可以镌刻，刻成了就放在草灰中埋烧，很快就成。看来毕昇的泥活字不一定是在活火中烧成的，似乎是在死火中烧制的。

十二、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这是经过实践之后的经验之谈。不以木为之者，是说为什么不用木材作为活字的制字材料，其原因是说木料的纹理有疏有密，一沾水则因吃水的能力不同，纹理疏者吸收水分多且快，纹理密者吸收水分慢且少，这样就会造成每个字的膨胀程度不同，因而不但会造成版面高下凹凸不平，甚而造成胀版鼓版，无法印刷。那么水从何来？水就从墨中来。中国古代的写字、印刷，都采用水墨，印刷时每印一叶都要敷一次水墨，所以不论是雕板和木活字印板，都有个不断吃水问题。雕板是一块整板，纹理相近，吃水均匀，胀一块儿胀，缩一块儿缩，问题不大。木活字版则不行。此为毕昇不以木材制活字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毕昇活版的固字方法造成的。前边说过，毕昇活版的固字方法是用松脂蜡易熔易凝原理焊住每只活字，这样要求活字就得光滑，就得不吃任何水分，泥活字（实为陶字）能达到这一点，木活字就不行了。木活字吃水且易粘，仍用松脂蜡凝聚力固字，则拆版时极难，即每只木活字都会粘连上一些松脂蜡及纸灰的混合物，很不容易弄掉，即“兼与药相粘”。有了这两个原因，毕昇扬弃了以木制字的取向，所以说“不可取”。这一条可以证明，毕昇是试制而且制成了木活字的，只是他认为有上述两个弊病，所以弃而不取。

十三、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溶，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燔，烧也。《诗·小雅·楚茨》：“执爨踖踖，为俎孔硕，或燔或炙，君妇莫莫。”唐孔颖达正义曰：“燔者，火烧之名；炙者，远火之称。”《诗·大雅·行苇》：“醓醢以荐，或燔或炙。”唐孔颖达正义曰：“言王燕族人，于献酒之时则用醓醢并韭葅以荐进之也。又复或燔其肉，或炙其肝以为羞。”可见燔乃为火烧，炙乃为离火远一点儿烤。故此处之“燔土”，仍是前边所说对胶泥字“火烧令坚”之同意。“不若燔土”，是针对木活字前述的两大弊病而言的，说是不如烧制泥活字。因为泥活字排版印刷之后，可以“用讫再火”，也就是印刷完了准备拆版时，可以将字版端在火上再烧而加温，使固字的松脂蜡着热再溶，然后以手一划啦，其活字自然就掉下来，一点不沾污。拂，挥也，掸也。

十四、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宝藏：沈括（1031—1095）字存中，杭州钱塘人。仁宗嘉祐八年（1063）进士。神宗熙宁中（1068—1077）参与王安石变法。元丰五年（1082）以徐禧失陷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连累坐贬。这一年他才51岁，便退居润州，筑梦溪园（今江苏镇江市东郊），举平生见闻，撰《梦溪笔谈》。这就是说《梦溪笔谈》是在他退居润州的1082年以后，直到他下世的1095年之间写的，前距毕昇发明泥活字印书法的庆历中，不过三十余年。杭州钱塘是宋代刻字良工聚集、出版家荟萃的地方，不但中央的某些官书下此付梓，连高丽有些书也奉准来此雕印，可以说此地是当时中国雕板印书最兴盛最考究的灵性之地。毕昇有可能是身莅其境之人，也可能是当地的刻字良工，也可能是一位出版家。故能深悉雕板印书的利弊得失，从而才能有针对性地加以改革创新，发明泥活字印书法。因此，昇故去后，其活字才有可能被沈括的“群从”，也就是杭州当地人所得。所谓“群从”，指诸子侄辈。“为余群从所得”，也就是为沈括的子侄辈人所得。“至今宝藏”，即到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记这件事时，他的子侄们还将毕昇的泥活字视为珍宝而收藏之。

按：任何一位敢于承认事实、承认科学的人，如果能悉心将沈括《梦溪笔谈》中这段文字释读下来，都会认为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书法，环节是全面的，原理是科学的，技术是成功的。后世南宋的周必大、蒙古时期的姚枢、直至清代的李瑶、翟金生，都是根据沈括的这段记载，仿制出了泥活字，排版印制了书籍，也都是成功的。何以抓住一句“薄如钱唇”而加以曲解，就结论毕昇泥活字印书法是失败的呢？您不怕这个结论“薄如钱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