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图书馆发现宋台州公使库刻本《扬子法言》

辽宁省图书馆发现宋台州公使库刻本《扬子法言》

2007年9月，辽宁省图书馆申报南宋唐仲友台州公使库刻本《扬子法言》一书，参与国家珍贵古籍评审。书是入选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但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此本《扬子法言》的出现，足以证明当年唐仲友在台州利用公使库公帑开雕《荀子》、《扬子》、《文子》等是一件确凿的历史事实。

北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司马光尝疏请崇文院校正《荀子》、《扬子》、《文中子》，并送国子监刊行。国子监接受司马光建议，遂将三子校正后下杭州镂版。至神宗熙宁元年（1068）三书刻成，是为北宋国子监刻本。靖康之变，金人破汴，大肆劫掠，北宋官府所藏图籍及图籍板片被金人捆载北还。宋室南渡后，特别是中兴以后，经济繁荣，可书籍奇缺，北宋旧刻板片又无由用以重印，故只好搜求北宋刻书传本借以重刊。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唐仲友在浙江台州重刻《荀子》、《扬子》、《文中子》便是一例。唐仲友在台州重刊三子，以熙宁本为祖本，并在版式规制等方面一“视熙宁之故”，所以台州本三子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台州本三子中的《文子》久已失传，谁都难以言状。上世纪50年代，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国家图书馆购回香港陈清华的藏书中，有宋版《荀子》一部，多认为即台州本，但经认真考查，乃为台州本的翻刻本，于是台州本的面貌再次成为人们的一种空想。辽宁省图书馆发现的台州本《扬子法言》，不但填补了人们想象的空缺，也证明唐仲友在台州刻三子是一件不争的历史事实。

一、扬雄及其《扬子法言》

扬雄（前53—18）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少而好学，博览群书，不拘泥于章句之学，求通大义而已矣。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好深思，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尝仿《周易》而作《太玄经》，持以自守。时有嘲讽之者，雄则仿东方朔《答客难》而作《解嘲》。又仿《论语》而作《法言》十三篇，时人莫能识，惟刘歆、范逡深敬之。刘歆的儿子刘棻、甄丰的儿子甄寻曾因王莽称帝事而献符命，棻尝从扬雄学奇字而被牵连，治狱使者来捕刘棻时，扬雄正校书天禄阁，生怕一道被抓，从阁上跳楼，奈被摔伤，却未致死。莽后亦知与其无关，加之他又作《剧秦美新论》，以颂莽德，故在莽朝仍被召为大夫。扬雄长于作赋，以模仿司马相如以为式，并因此获成帝赏识而进身于朝。

北宋司马光曾评论“扬子之文简而奥。惟其简而奥也，故难知”（司马光《注扬子法言序》），因而自汉代以来，注家蜂起，代有其人。然至北宋司马光之时，惟晋李轨、唐柳宗元、宋宋咸、吴祕之注尚存，故光裒合四家，增以己意，而成五臣之注。但自宋程颐谓“扬子无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无断，优柔而不决”（《二程遗书》卷二十五），苏轼在《与谢民师推官书》中复责“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东坡全集》卷七十五），朱熹作《资治通鉴纲目》更称扬雄为“莽大夫”，以贬斥其为人，因而在整个理学盛行时期，扬雄人品及其著作日益为儒者所轻视。然而唐仲友则谓：“子云悟道以悔，自独智入《法言》。”又说：“扬雄覃思《法言》、《太玄》……终乃肩随荀、孟，悔而思之力也。”（本书唐仲友淳熙八年所写《扬子法言后序》）所以当他以朝请郎权发遣台州军州事时，便重刻此书。

辽宁省图书馆发现之《扬子法言》十三卷《音义》一卷，正是晋李轨、唐柳宗元、宋宋咸、吴祕、司马光五臣注本。每半叶八行，行十六字，小字双行，行二十四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上不镌大小字数，下镌刊工姓名。皮纸印造，墨色莹洁，初刻精印，为海内所仅存。

该书卷前有宋咸进书表及序、司马光序、唐仲友后序（残）。刻工有蒋辉、王定、徐通、李忠、宋林、周言、陈岳、陈僖、林桧、吴亮等，这些人多是南宋孝宗前后浙东一带的刻字工人。书中玄、眩、弘、殷、匡、讓、贞、桓、慎等字皆缺笔避讳，而“憞、廓”等则字不避，表明此书之刻未到光宗、宁宗之时，当就刻在南宋孝宗一朝。此本原为清宫天禄琳琅继鉴旧物，天禄琳琅的几颗大印钤盖其上。溥仪假日本人之力到长春复辟皇帝之位时，将此书携往伪满洲国宫内。日本投降后，伪满图书散出，此书归藏于东北图书馆，即今辽宁省图书馆前身。

二、唐仲友及其“三子”之刻

唐仲友其人及其在台州镌刻《荀子》、《扬子》、《文子》等事，在历史上是一桩公案。要将这桩公案说明白，需要从唐仲友及其家世、唐仲友为官行事，以及朱熹弹劾唐仲友的本质等诸方面下手才可以阐释清楚。

（一）唐仲友及其家世

清康熙时所修《金华府志》卷十六载：“唐仲友（1136—1188）字与政，父尧封，为侍御史，以直言称，仕直龙图阁，朝散大夫。仲友博涉群书，登绍兴进士，复中博学宏词科。累官判建康府。论时政，上纳其言，再转知台州。兴利除害，政声哗然。俄为同官高文虎所忌，谮于提举刑狱，劾罢。主管建宁武夷山冲道观，开席授徒，学者云集。仲友史学精绝，尤邃于诸经，下至天文地理、王霸兵农、礼乐刑政、阴阳度数、郊庙学校、井野畿疆，莫不穷探力索而会通其故，精粗本末，兼该并举。与吕子同居于婺，而独尚经制之学。然天性廉直，与物多忤，仕未通显，托之于论述而终。”读了这段传记性文字，谁都会认为唐仲友是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中的一位政绩斐然、廉洁奉公、耿介敢言而又怀才不遇的循吏良臣。谁能想到，这样一位被府志吹捧得“白璧无瑕”的人物，在台州任上竟被朱熹连劾六状，其不顾民瘼、贪赃枉法、骄奢淫逸、弄虚作假、伪造楮币等诸端劣迹，跃然纸上，因而也就令人想到志书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旧时修志，入志人物记死不记活。对已经作古之人，尤其是对那些高官硕儒，他们的行实有涉乡邦声誉，故意曲笔描述，“隐恶扬善”，情可理解。但不管怎么舍小节，扬主流，也需要尊重事实。像《金华府志》对唐仲友这样“隐恶扬善”法，那就近乎是颠倒黑白了。

唐仲友是浙江婺州（今金华）人，其父是唐尧封，字嘉猷，南宋绍兴间进士，又中师儒选。累官侍御史，吏部侍郎，国子监祭酒，直龙图阁，朝散大夫。唐仲友是绍兴二十一年（1151）赵逵榜进士。其兄唐仲温，字与直，绍兴二十四年（1154）张孝祥榜进士，尝任饶州教授。其兄唐仲义，字与信，绍兴三十年（1160）梁克家榜进士，尝任通判。他们父子四人，先后在南宋绍兴中考取进士，可说是满门荣耀。以宋代官员的工资薪水待遇而论，唐家的日子应该是既富足又显赫，可是他们并不满足，在家乡婺州市门巷开设了一家书肆，至今仍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的郑注《周礼》，就是当年市门巷唐宅的出版品。不仅如此，还开有彩帛铺，经营彩帛锦缎等货卖。他们是文人、官员、商人相结合的封建家庭。

（二）唐仲友刻《后典丽赋》及“四子”

唐仲友在台州任上利用公使库公帑开雕赋集及“四子”，主要情节反映在朱熹弹劾他的第三、四、六三道状文中，其中第三状中称：“仲友自到任以来，关集刊字工匠，在小厅侧雕小字赋集，每集二千道。刊板既成，般运归本家书坊货卖。其第一次所刊赋板印卖将漫，今又关集工匠，又刊一番。凡材料、口食、纸墨之类，并是支破官钱。又乘势雕造花板，印染斑缬之属，凡数十片，发归本家彩帛铺，充染帛用。”^[1]

第四状称：“据叶志等供，草簿内仲友以官钱开《荀》、《扬》、《文中子》、《韩文》四书，即不见得尽馈送是何官员。”

第六状称：“据蒋辉供，元是明州百姓。淳熙四年六月内，因同已断配人方百二等伪造官会事发，蒙临安府府院将辉断配台州牢城，差在都酒务着役，月粮雇本州住人周立代役，每日开书籍供养。去年三月内，唐仲友叫上辉，就公使库开雕《扬子》、《荀子》等印板。辉共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雕开。……并《后典丽赋》样第一卷二十纸。其三六宣教称‘恐你闲了手，且雕赋板，俟造纸来’。其时三六宣教言说：‘你若与仲友做造会子留心，仲友任满带你归婺州，照顾你不难。’辉开赋板至一月。”

又“唐仲友开雕《荀》、《扬》、《韩》、《王》四子印板，共印见成装了六百六部，节次径纳书院，每部一十五册。除数内二百五部，自今年二月以后节次送与见任寄居官员，及七部见在书院，三部安顿书表司房，并一十三部系本州史教授、范知录、石司户、朱司法，经州纳纸，兑换去外，其余三百七十五部，内三十部系表印，及三百四十五部系黄坛纸印到。唐仲友遂旋尽行发归婺州住宅。内一百部，于二月十三日令学院子董显等，与印匠陈先等，打角用箬笼作七担盛贮，差军员任俊等管押归宅。及于六月初九日，令表背匠余绶打角一百部，亦作七担，用箬笼盛贮，差承局阮崇押归本宅。及一百七十五部，于七月十四日又令印匠陈先等打角，同别项书籍亦用箬笼盛贮，共作二十担，担夯系差兵级余彦等管押归宅分明”。可知唐仲友在台州任上开雕的不仅是“四子”，还有《后典丽赋》。所谓《后典丽赋》，是相对于《典丽赋》而言的。《典丽赋》是辑选古今律赋而成的书名，宋代先有杨翱所辑《典丽赋》六十四卷、王咸所辑《典丽赋》九十三卷，唐仲友又辑成同样之书四十卷，名为《后典丽赋》。收赋起自唐末，止于他所生活的绍兴间。

（三）朱熹劾文与辽宁发现《扬子法言》的印证

上举朱熹弹劾唐仲友的状文中，谓“唐仲友叫上辉，就公使库开雕《扬子》、《荀子》等印板。辉共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雕开”。此处的“辉”指的就是蒋辉。辽宁省馆所藏台州本《扬子法言》刻工中，正有蒋辉、王定、徐通、李忠、宋林、周言、陈岳、陈僖、林桧、吴亮等十人，两者相互印证，文献与实物完全可以无缝对接，证明辽宁省图书馆所发现的这部《扬子法言》，确系唐仲友知台州时所刻之本。

刻工蒋辉，本是明州（今宁波）的一名刻字工人，因同方百二等一起为人私刻东南楮币而获罪，由临安府府院发配到台州牢城监管。被押解到台州的蒋辉，规定在都酒务上劳改服役，“每日开书籍供养”。说明唐仲友叫蒋辉在“小厅侧雕小字赋集”，乃蒋辉到台州后应尽的服役职责，这本身唐仲友并没有什么违法之处。他的违法，在于雕印之后，书运回家，销售所得全行归己。

所谓小字赋集，指的应当就是《后典丽赋》。《后典丽赋》是唐仲友自己选编的赋集，第一次镌版既成，每集印二千道。因为印得太多，所以版片极易漫漶模糊。古时雕版印书，据说一次只能印三百部，其质量则能保证上乘。若超过三百部，版片就会因敷墨吃水过多而使文字笔画膨胀发胖，印出的书叶文字就显得不那么清秀。唐仲友的赋集居然印到两千道，说明已经印过六七次，所以版片漫漶模糊，无法再印，因此就只能再重新开雕一套版。朱熹劾他“其第一次所刊赋板印卖将漫，今又关集工匠，又刊一番。凡材料、口食、纸墨之类，并是支破官钱”，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朱熹劾状中说“唐仲友开雕《荀》、《扬》、《韩》、《王》四子印板，共印见成装了六百六部，节次径纳书院，每部一十五册。除数内二百五部，自今年二月以后节次送与见任寄居官员，及七部见在书院，三部安顿书表司房，并一十三部系本州史教授、范知录、石司户、朱司法，经州纳纸，兑换去外，其余三百七十五部，内三十部系表印，及三百四十五部系黄坛纸印到”。这里提到三百七十五部之内，有“三十部系表印”，其余“三百四十五部系黄坛纸”印造。“表印”是什么意思，这里的“表”是否就是裱装的“裱”字，朱氏劾状中自己作了诠释。前引朱氏劾狀中曾说“及于六月初九日，令表背匠余绶打角一百部，亦作七担，用箬笼盛贮，差承局阮崇押归本宅”。这里的“表背匠”，指的就是书籍的装裱工人，可知朱熹劾文中的“表印”与“表背”，都指的是裱糊裱装的“裱”字。所以“表印”实际指的就是唐仲友刻印的《荀子》、《扬子》等书，其中有三十部是用裱起来的纸张印制的。徐州市图书馆藏有一部宋本《四书章句集注》，其印纸细润厚重，宋版书中并不常见，令人不解。然因其历时既久，粘裱脱落，三层薄纸脱散开来，才使人明白其纸原是用三层薄纸托裱在一起再行刷印的。唐仲友印《荀子》、《扬子》只有三十部“表印”，大概也是用细润薄纸托裱在一起刷印的，以示珍重，送给高贵的要员。至于其他部帙印制所用的“黄坛纸”，其产地、纸质都不得其详。一是浙江衢州黄坛口、宁海黄坛镇，都有造纸的历史，迄今还产特殊的纸张。黄坛纸是否就是这两个地方中的某地所产，以地命名，不敢断言。又黄坛纸是否就是黄檀纸，亦不敢遽断。陈耆卿所纂修嘉定《赤城志》卷三十六《货之属》纸条下云：“苏文忠轼《杂志》云：‘吕献可遗余天台玉版，过于澄心堂。’又米元章用黄岩藤纸，硾熟揭其半，用之有滑净软熟之称。今出临海者曰黄檀、曰东陈，出天台者曰大澹，出宁海者曰黄公，而出黄岩者，以竹穰为之，即所谓玉版也。”朱熹所说“三百四十五部”的《荀子》、《扬子》“系黄坛纸印到”，是否即是临海所出的“黄檀”纸，亦未可知。今审辽宁省馆所藏《扬子法言》的印纸，其质较薄，很细润，不属于“表印”的三十部之一，而是那三百四十五部的大路用纸。这种纸，就质料而言乃是皮纸，与所见其他宋版书没什么太特殊的地方，朱熹说它用“黄坛纸印到”，使我们又长了一层知识，原来这种纸就是黄坛纸。

三、朱熹为什么弹劾唐仲友

朱熹弹劾唐仲友一共六状：一是奏为本路诸州人户间有流移去处奏闻事；二是奏为知台州唐仲友违法促限，骚扰饥民事；三是奏为知台州唐仲友在任不公不法事；四是奏为知台州唐仲友诸端违法事；五是朱熹自己为屡奏不报从而乞罢事；六是奏为唐仲友利用犯人伪造假币及开版印制赋集及“四子”书事。朱熹是理学大家，正人君子，曾在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以浙东大饥，改任浙东提举。熹临危受命，单车就道，救荒革弊，并负起了纠劾地方官员劣迹之责，故有累章按劾唐仲友之举。

朱熹弹劾唐仲友，本质上不是因为唐仲友用了犯人为其开版，也不是因为他动用了公使库官银付梓。蒋辉虽然是犯人，同时又是刻字良工，发配到台州牢城以后，本来就是要以“每日开书籍供养”，唐仲友若是出以公心，弘扬文化，传播学术；或为本州公使库创收赢利以应付过往官员，恐怕构不成什么罪过。问题是他用犯人，又用公款，而刻书之后却中饱私囊，这才是朱熹弹劾他的本质所在。

公使库类乎改革开放前全国各级各地政府举办的招待所，职责在于安寓来往差官，免其扰乱百姓。“太祖既废藩镇，命士人典州，天下忻便，于是置公使库，使遇过客，必馆置供馈，欲使人无旅寓之叹。……承平时，士大夫造朝不赍粮，节用者犹有余以还家。归途礼数如前，但少损”（宋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一）。

宋代这种公使库“诸道监、帅司及州、军、边县与戎帅皆有之。盖祖宗时以前代牧伯皆敛于民，以佐厨馔，是以制公使钱，以给其费，惧及民也。然正赐钱不多，而著令许收遗利，以此州郡得以自恣”（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七《公使库条》）。“若帅、宪等司，则又有抚养、备边等库，开抵当、卖熟药，无所不为，其实以助公使耳。公使苞苴，在东南而为尤甚。扬州一郡，每岁馈遗见于账籍者，至十二万缗。江浙诸郡，每以酒遗中都官，岁五六至，至必数千瓶。淳熙中，王仲行尚书为平江守，与祠官范致能、胡长文厚，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时蜀人有守潭者，又有以总计摄润者，视事不半岁，过例馈送皆至四五万缗，供宅酒至二百余斛。孝宗怒而绌之，然其风盖未殄也。东南帅司、监司到署，号为上下马，邻路皆有馈，计其所得，动辄万缗。近岁，蜀中亦然。其会聚之间，折俎率以三百五十千为准。有一身而适兼数职者，则并受数人之馈。献酬之际，一日而得二千余缗，其无艺如此。顷岁陈给事岘为蜀帅，冯少卿宪为成都漕，就以所遗元物报之，陈怒，奏其容覆赃本……诸郡皆立额，白取于属县，县敛于民，吏以输之。小邑一岁亦不下千缗，人尤以为怨，谓宜罢互送，而捐遗利，使上下一体，而害不及民，则合祖宗制公使之意矣”（同上）。可知宋代公使库，名义上是要以公帑接待来往官员，实际上却成了所谓公使巧取豪夺、挥霍黎民百姓膏血的场所。为了尽可能满足来往贪官的需要，各地公使库除巧立名目，征敛于民外，还从事刻书出版业，创收牟利，以补充招待馈送造成的无底黑洞。因此，宋代各地公使库刻书，乃司空见惯之事。

据记载和现存传本可知：北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苏州公使库刻印出版了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三卷；徽宗宣和四年（1122）吉州公使库刻印出版了欧阳修《六一居士集》五十卷，又续刻五十卷；南宋高宗绍兴二至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印出版了司马光《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绍兴十九年（1149）明州公使库刻印出版了《骑省徐公集》三十卷；绍兴二十八年（1158）沅州公使库刻印出版了孔平仲《续世说》十二卷；淳熙三年（1176）舒州公使库刻印出版了《礼记郑注》二十卷、《礼记释文》四卷，又出版了《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同年还刻印出版了《大易粹言》十二卷。淳熙七年（1180）台州公使库刻印出版了《颜氏家训》七卷；九年信州公使库刻印出版了《李复潏水集》十卷；十年（1183）泉州公使库刻印出版了《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八十卷；十四年（1187）鄂州公使库刻印出版了《花间集》十卷。此外淳熙年间抚州公使库还刻印出版了《周易注》九卷、《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十二卷、《释文》一卷；筠州公使库刻印出版了苏辙《诗集传》二十卷。这些都是宋代公使库刻书的实例，足见两宋公使库开展副业、从事刻书，乃极其平常之事。

所谓动用公使库公款镌刊经史诸书，乃至用公款为自己的先人师友刻印专著、文集亦并不稀见。像苏辙的曾孙苏诩到江西筠州做官时，就利用筠州公使库公帑为其曾祖刻印了文集及《诗集传》。只要销售收入仍回到公使库，不为自己牟利，这在宋代不算贪赃枉法。唐仲友在台州任上用公使库公帑开雕《后典丽赋》及“四子”，在宋代同样不算违法。问题是他将用公款开雕的这些书，印两千道也好，印几百部也好，除了少部分送人或留在书院，其余大部都先后运往他婺州老家书肆发卖，销售收入则中饱私囊，这就无疑是贪赃枉法了。朱熹弹劾他，要害就在于此。

事情已过去了八百多年，有没有这段公案都不影响《扬子法言》的版本价值，有了这段公案，更增加了它的无穷趣味，也增强了它的知名度，提高了它的版本地位。其价值的核心，在于它是北宋国子监本的翻刻本，渊源有自，系统分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仅将此书著录为宋刻本，未揭示出它就是宋淳熙八年唐仲友台州公使库刻本的真谛。

【注释】

[1]本文所引朱熹劾状均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八至十九。本文可与《唐仲友刻〈荀子〉遭劾真相》一文相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