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写本《洪范政鉴》影印序

宋写本《洪范政鉴》影印序

《洪范》乃《尚书·周书》中的一篇，相传为箕子所作。箕子，名胥馀，商纣王诸父，封子爵，国于箕，故称箕子。纣王暴虐，箕子谏而不听。《史记·殷本纪》谓比干强谏，纣剖比干腹，观其心。“箕子惧，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斩纣头，悬之白旗。杀妲己。释箕子之囚……”箕子被释后，并未死守故国，而是跟随武王归于镐京。《尚书·洪范》“以箕子归，作《洪范》”句下，伪孔安国传称：“归镐京，箕子作之。”唐孔颖达《尚书正义》曰：“武王伐殷，既胜，……以箕子归镐京，访以天道，箕子为陈天地之大法，叙述其事，作《洪范》。”可见箕子作《洪范》之说，其来久矣。“洪范”者何？伪孔安国传曰：“洪，大；范，法也。言天地之大法。”意谓天子治国行道，必须符合天地运行法则，不符合就会受到惩罚。阴阳变化、五行交替、天象垂异等，都被看作是对人主行为、政迹的警示，所以历来的帝王便常以此为鉴，用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调整已行的政策；忠臣良将也常以此作为规劝人主不端行为的手段。

《洪范政鉴》乃北宋仁宗赵祯的作品。他认为《洪范》是人君为政的借鉴，故不惮神劳，躬自命人收集往验，御撰成《洪范政鉴》十二卷。仁宗赵祯（1010—1063），真宗第六子，十三岁登基，章献太后垂帘听政。明道二年（1033）亲政。在位四十二年。掌国期间，西夏强盛，屡次东扰，宋兵连连失败。北方辽亦乘机索取北宋的关南之地，弄得宋仁宗既要增加纳辽岁币，又要以银、绢、茶等与西夏议和。加之增兵设官，开支过大，使国家终成积贫积弱局面。《宋史·仁宗本纪》赞曰：“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祷禁廷，或跣立殿下。有司请以玉清旧地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大辟疑者，皆令上谳，岁常活千余。……每谕辅臣曰：‘朕未尝詈人以死，况敢滥用辟乎？’”的确，我们翻开《宋史·仁宗本纪》，随处可见其因天灾、异象、兵燹、怪谲而为犯人减罪，为官员晋级，为百姓蠲免乃至于开赈。表明他确是一位笃信天地示警，从而改变自己行为和调整已行政策的迷信皇帝。此盖为他不惜以皇帝身份而御撰《洪范政鉴》这类书籍的思想基础。检南宋王应麟《玉海·治平仁宗御书》，其著录中不但有《洪范政鉴》二十四卷，还有《洛书五事图》一卷、《风角集占》三卷等同类性质的著作。可见宋仁宗的确迷信甚笃。

治平（1064—1067）乃宋英宗赵曙的年号。赵曙，本濮安懿王允让第十三子，并非仁宗之己出。但深得仁宗宠信，屡委重任。仁宗崩后，遗诏赵曙即帝位，是为英宗。故英宗于治平元年（1064）五月十一日，便命天章阁待制吕公著修《起居注》、邵必编集仁宗御撰之书。仁宗帝祚长，撰述多，整理编次，得书二十三种之多。《洪范政鉴》就是这些著作中的一种。然《洪范政鉴》究竟编撰在哪一年，仍需进一步考证。

王应麟《玉海·天文类·康定洪范政鉴·风角集占》谓：“康定元年（1040）十一月丙辰，内出御制《洪范政鉴》十二卷、《审音要记》四卷、《风角集占》二卷示辅臣。书目《政鉴》十二卷，御制有序。采五行六沴，前世察候稽应者，以为政治之龟鉴。”《玉海》卷二十八御制集类谓：“《政鉴》书以皇极为本，上与王洙论五行五事之证，采五行六沴及前代庶应，成此书十二卷，上自为序。”又谓：“治平三年（1066）六月壬子，英宗书《洪范》于钦明殿屏。”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仁宗御撰《洪范政鉴》序文在康定元年（1040）七月，十一月已成书，并已出示辅臣。可证成书当在康定元年七月前后。然无论是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还是王应麟的《玉海》，都未记载此书是否刊行。后世也未见著录。盖是书内容只适于藏之中秘，供皇帝及辅臣披览，而不宜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清乾隆开馆编修《四库全书》时，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洪范政鉴》十二卷。通常情况下，凡从《永乐大典》中辑佚而重行成书者，四库馆臣多将其收入《四库全书》。可是这部《洪范政鉴》却只列在了存目之中。原因是四库馆臣认为“《洪范》庶徵，约举感应之理，亦大凡耳。汉儒推衍，条目愈繁。稽其所谈，率以某灾应某事，而不能先言某事当有某灾，故刘知幾《史通·书志篇》曰：‘肇彰先觉，取验将来，言必有中，语无虚发，苟志之竹帛，谁曰不然？若乃前事以往，后来追证，课彼虚说，成此游词，多见其老生常谈，徒烦翰墨。又穿凿既甚，同异弥多。’知幾所谓董、京之说，前后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言无准的，事益烦费者，尤笃论也。虽仁宗令主，其书当存，而所言无裨实政，今谨附存其目焉”。二百多年前的四库馆臣都能有如此的看法，那么在我们今人看来，这部书的内容已毫无价值了。然考察善本，不光取其学术文献价值，也取其历史文物价值和艺术代表价值。此本《洪范政鉴》，就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

靖康之变，中原板荡，金人入汴，将宋室藏书及大量书籍板片捆载以去，甚至重金收买北宋民间藏书，故北宋之书能辗转传于今日者，有如鲁殿灵光，凤毛麟角。今天我们所能见到者，绝大部分是宋朝南渡后的重刻本和重写本。此部《洪范政鉴》，便是南宋初期内府的重写本。此书开本宏朗，宋代蝶装，黄绫裱背，一派皇家气象。傅增湘谓其用纸为“桑皮玉版，厚如梵夹”。即此书抄写用纸厚若贝叶，平如玉版。今观其纸，确如其说。宋代印书，南方多用皮纸，北方多用麻纸，福建喜用竹纸。所谓皮纸，即指用树皮造的纸。树皮中尤以桑树皮、楮树皮、青檀皮为最好。若是藤皮则更佳。此书用纸虽不能目测其就是桑皮所造，但为上好皮纸则无庸置疑。版式严整，手绘朱丝栏。左右无边栏，上下为粗红边栏。版心为空行，末绘鱼尾、象鼻。每半叶九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同。看去简洁明朗，古朴大方，别具风格，很有宫中气度。

那么此书到底重缮在何时呢？以下几个方面的证据，可以使我们得出结论。

《宋会要辑稿·职官十八》（第170册）载建炎三年（1129）“行在太史局合要《纪元历》经本，立成二册；《大宋天文书》并《目录》一十六册；……《风角集》二册……《洪范政鉴》一十三（三为二之误）册，故有是命”。意思是太史局合要的这些书为缺书，故由皇帝下诏征集天下遗佚。

《宋会要辑稿·职官十八》（第170册）又载“淳熙十三年（1186）二月八日，令秘阁缮写《洪范政鉴》一本进纳”。我们将这两条结合起来，一个是建炎三年下诏搜访的遗书中，《洪范政鉴》在搜集之列；一个是淳熙十三年下令秘阁重新缮写《洪范政鉴》进呈。显然，建炎三年开始的搜访中，《洪范政鉴》被搜集到了，故到淳熙十三年才有了缮写的底本。这两条记载，足以使我们认定今国家图书馆所藏之《洪范政鉴》，即是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秘阁写本。此由下边的两条依据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一是此书遇树、竖、顼、玮、桓、构、彀、慎等字，均缺笔避讳。树、竖缺笔，避的是北宋英宗赵曙的嫌名讳；顼、煦、玮缺笔，避的是北宋神宗赵顼的名和嫌名讳；构、彀缺笔，避的是南宋高宗赵构的名和嫌名讳；慎字缺笔，避的是南宋孝宗赵眘的嫌名讳。前边的讳字，是宋代刻书、写书避讳的惯例，不甚严谨，也无关紧要。回避赵构名讳和嫌名讳，已表明此书必写在南宋。而此书避讳至慎字止，光宗赵惇的嫌名敦字则不避，证明它必写在孝宗之时。这就进一步加深了此本写于孝宗淳熙十三年之秘阁的可信程度。

二是此本钤有“内殿文玺”、“御府图书”、“缉熙殿书籍印”几方宋代内府官印，表明此书写成之后又藏于内府。据南宋临安人吴自牧所写的《梦粱录·杭州·大内》卷八记载，南宋临安“禁庭更有诸殿者十：曰延和、曰崇政、曰福宁、曰复古、曰缉熙、曰勤政、曰嘉明、曰射殿、曰选德、曰钦先孝思。”这当中已有了“缉熙殿”。这十殿并非前朝，而均属后寝。所谓后寝，乃皇帝、皇后及太子生活、学习的宫殿群。这就与此书所钤之印全都吻合了。因而我们可以大胆判定，此本就是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秘阁写本。八百多年前的原物，仍流存世间，并且要影印出版，化身千百，实为可庆可贺之事。

至明初，此本归入大本堂，以其钤有“大本堂书”藏书印鉴可证。明嘉靖时郑晓《今言》第三百三十一条谓：“洪武初，建大本堂，聚古今图书，上为《大本堂记》。延四方名儒，教太子、亲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读，时时赐宴赋诗，商确古今，评论文学无虚日。”证明大本堂乃明初敕建，为东宫教养之地，故聚古今图书，以便观览。此本《洪范政鉴》盖即在此时归入了大本堂。此本还钤有“海隅”印鉴，表明此书在明朝又从大本堂流出，成了私人的插架之物。至晚清，又辗转归入郁华阁。郁华阁是盛昱的藏书室。盛昱是清朝宗室，字伯希，亦作伯熙、伯羲、伯兮。光绪三年（1877）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官至国子监祭酒。民国元年（1912）的夏天，盛家败落，藏书散出，此书又归入完颜景贤家，迄今书上仍钤有“完颜景贤精鉴”章可证。完颜景贤，字享父，号朴孙，一字任斋，别号小如庵，满族镶黄旗人。家富藏书，精于鉴赏。民国十七年（1928）三月，完颜氏藏书大批散出，此书则专托书估韩某悬高价商鬻于傅增湘。傅先生对此书已欲得多年，故不惜卖掉家藏多部日本、朝鲜古刻本，获巨资以购此书。傅先生家藏中已有宋刻本《资治通鉴》，又获此南宋秘阁写本《洪范政鉴》，故颜其藏书室曰“双鉴楼”。今其书上仍钤有多方傅家父子的藏书印可证。国家图书馆所藏即原来双鉴楼的旧物。今乘此书行将出版之机，弁言于右，以便观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