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中的装帧形式与书史研究中的装帧形制

敦煌遗书中的装帧形式与书史研究中的装帧形制

敦煌遗书的文献资料价值与实物资料价值都是很丰富的，所以才形成今天世界性的显学——敦煌学。本文不想涉足内容方面的大学问，只想就敦煌遗书所反映出来的书籍的各种装帧形式，及与书史研究中书籍装帧形制之间的关系谈一些看法。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知见敦煌遗书的装帧形式

卷轴装

卷轴装也称卷子装，是纸质书籍出现后流行时间很长、普及地域很广的一种装帧形式。全世界现存敦煌遗书中，绝大多数都是卷轴装。这就以实物身份表明了唐及唐以前纸书的主流装帧形式，是卷轴装。与实物相匹配，大量的文献记载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因而它就构成了书史研究中书籍的装帧形制。

《高僧传》卷一，记载摄摩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初缄在兰台石室”。我们知道，竹木简时期的书籍，其计量方法多以篇、编为单位，这是就竹木简书的编连特点而命名的。待到使用缣帛和纸张来制造书籍，一篇、一章、一编写完，也常常要告一段落，作为一个单元。而后适应缣帛、纸张的特点，采取卷起来收藏的办法，于是“卷”就成了帛书和纸书的计量单位。摄摩腾译出的四十二章经，究竟是用什么文字载体写的虽然没有说明，但其计量单位则是“一卷”，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其书写材料不外缣帛和纸张。然而造纸术的改进和纸张普遍用来写书，当在汉和帝元兴元年（105）以后，因此，摄摩腾所译的四十二章经，更大的可能是书写在缣帛上。

《高僧传》卷四，记载朱士行以为汉灵帝时竺佛朔译出的《道行经》，即小品之旧本，文句简略，意义未周。于是“誓志捐身，远求大本。遂于魏甘露五年（260）发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阗，得梵书正品凡九十章……”后由竺叔兰译为晋文。“至太安二年（303），支孝龙就叔兰一时写五部，校为定本，时未有品目。旧本十四匹缣，今写为二十卷。”这就进一步证明梵经译汉之后，使用缣帛书写，并采取卷子装的形式，是无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续高僧传》卷一，记载“始梁武之末，至陈宣初位，凡二十三载，所出经律论传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余有未译梵本书，并多罗树叶，凡二百四十夹。若依陈纸翻之，则列二万余卷”。此为梵经译汉之后，使用纸张书写，并采取卷子形式的明证。

《续高僧传》卷二，记载隋文帝时沙门明穆彦琮“重对梵本，再审覆勘，整理文义。昔支昙罗什等所出《大集》卷轴，多以三十成部”。

《续高僧传》卷三十八，记载隋代沙门法泰“乃精勤写得《法华经》一部，数有灵瑞，欲将向益州装潢”。中途失水复得。及“至成都装潢，以檀香为轴，表带及帙并函，将还本寺，别处安置”。

《续高僧传》卷五，记载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所获经论，奉敕翻译，见成卷轴，未有铨序，伏惟陛下睿思”。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记载唐开元间沙门玄览“写经三千余轴”。《续高僧传》卷三十八，记载唐释空藏“乃钞摘众经大乘要句以为卷轴。纸别五经三经，卷部三十五十，总有十卷”。

《宋高僧传》卷三，记载车奉朝出使到龟兹国莲华寺，“祈请开译梵夹，传归东夏”。莲华寺僧精进欣然乐许。“遂译出《十力经》，可用东纸，三幅成一卷”。

所有这些记载，都无可辩驳地证明，梵经译汉之后，更多地是采用纸张书写，而且普遍地采用了卷轴装，或者说是卷子装。其实，唐及唐以前，不仅仅是翻译过来的佛经采用卷轴装，首先还是中国固有的书籍采用卷轴装，梵经译汉之后，仿效了这种装帧。

唐代韩愈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

北宋欧阳修在其《归田录》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元朝吾衍在其《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明朝都穆在其《听雨记谈》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清朝高士奇在其《天禄识余》中也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所有这些，又都可以进一步说明一个历史事实，这就是唐及唐以前，无论是翻译过来的佛经，或是中国固有的经史四部，都普遍采用了卷轴装。或者说，彼时书籍的装帧形式，最盛行卷轴装，形成了约定俗成的书籍装帧制度。

梵夹装

梵夹装不是中国古代书籍固有的装帧形式，更不是古代中国纸质书籍固有的装帧形式，而是专指古印度书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梵文佛教经典的装帧形式。

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产生在印度的佛教经典，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书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故又称为贝叶经。

据《大唐西域记》卷十一恭建那补罗国（属印度境）条记载，说那补罗国“城北不远有多罗树林，周三十余里。其叶长广，其色光润，诸国书写，莫不采用”。

《大唐西域记》尚书左仆射燕国公序文称赞玄奘说：“于是词发雌黄，飞英天竺，文传贝叶。”

《酉阳杂俎》卷十八称：“贝多，出摩伽陁国，长六七丈，经冬不凋。此树有三种：一者多罗娑（一曰婆）力义贝多；二者多梨婆（一曰娑）力义贝多；三者部婆（一曰娑）力义多罗梨（一曰多梨贝多）。并书其叶，部阇一色，取其皮书之。贝多是梵语，汉翻为叶；贝多婆（一曰娑）力义者，汉言树叶也。西域经书，用此三种皮叶。若能保护，亦得五六百年。”

《旧唐书·南蛮传》称：“堕婆登国在林邑南……其国种稻，每月一熟。亦有文字，书之于贝多叶。”

《新唐书·西域传》称：“中天竺……有文字，善步历，学《悉昙章》，妄曰梵天法。书贝多叶以记事。”

所有这些记载，可以充分证明，古印度，甚至包括地处热带的南亚，都有利用贝多树叶做为书写载体的习惯，印度的古梵文佛教经典就更是普遍采用了这种树叶书写。

我们知道，书籍的装帧形式只能视书籍的制作材料而采取相应的方式。古印度佛经既是采用狭长硕大的贝多树叶书写，其装帧方法也就只能适应这种材料而采取相应的方式，这就出现了所谓“梵夹装”。何谓梵夹装？如果用最通俗的语言加以诠释，那就应该是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的佛教经典而采用夹板式的装帧形式。此从古人常把“夹”做为古印度佛教经典的计量单位或称谓，可以进一步得到证明。

隋朝杜宝在其《大业杂记》中，对梵夹装的来历曾有过一段形象生动的描绘。他说东都（今洛阳）“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然，今呼为梵筴”。杜氏这段描述比较明确地告诉我们，梵夹装是隋朝人对传入中国的古印度书写在贝多树叶上梵文佛教经典装帧形式的一种形象称呼。其具体的装帧方式，盖是将书写好的贝叶经，视经文段落和贝叶多少，依经文的次序排好，形成一摞，然后用两块经过刮削加工的竹板或木板，将排好顺序的贝叶经上一块下一块地夹住，然后穿洞系绳。缘其以竹木板上下相夹，又是梵文佛教经典，故称为梵夹，也就是我们这里讨论的梵夹装。这是就隋人杜宝的描述，导出来的我们对梵夹装的装帧方法的理解。这种理解对不对呢？还需要加以证明。

《资治通鉴》卷二十五唐纪，唐懿宗咸通三年（862），说唐懿宗“奉佛太过，怠于政事。尝于咸泰殿筑坛，为内寺尼受戒，两街僧尼皆入预；又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元朝胡三省在给《资治通鉴》作注时，于“梵夹”二字下称：“梵夹者，贝叶经也。以板夹之，谓之梵夹。”胡三省在这里把“梵夹”与“贝叶经”看成是一种东西，或者说他是以“贝叶经”来训释“梵夹”，反过来当然也可以“梵夹”来训释“贝叶经”。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梵夹装与贝叶经是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的一回事。换句话说，就是梵夹装只能指贝叶经而言。他下面的两句话很重要，是继续说明他为什么把“梵夹”训释成“贝叶经”的。原因是这种贝叶经“以板夹之”，故“谓之梵夹”。这就跟我们上面的解释相一致了，或者说我们上面的解释是有古人之证的。胡三省所处的时代不是很古，但毕竟也是十三世纪的人物。加之此人学识渊博，学风严谨，故其对梵夹的诠释当是可信的。近人丁福保所编《佛学大辞典》梵夹条亦称：“梵夹，杂名。又曰经夹，又云梵箧，多罗叶之经卷也。《通鉴》‘唐懿宗于禁中自唱经，手录梵夹’。注曰‘梵夹，贝叶经也，以板夹之。’”足见丁氏也信胡三省的解释为不诬。故其在梵箧条继续解释说：“梵箧，杂名，多罗叶之经卷。贝叶重叠，以木板夹其两端，以绳结之。其状恰如入于箱，故云梵箧。”这样，问题就更清楚了。即所谓梵夹，简单明了地概括，就是用竹木板夹装起来的贝叶经夹。这一点，不仅理论上的如此解释可信而无疑，现存于世的贝叶经，也以实物实装的资格，进一步证明了这种解释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国家图书馆、民族宫图书馆都还藏有贝叶经，其装帧形式正是两板相夹贝叶，中间穿孔结绳。例如国家图书馆所藏僧伽罗文的贝叶经，就是这种形式。

讨论至此，我个人认为结论似乎已不点自明了。即所谓梵夹装，是古代中国人对从西域、印度传进来、用贝多罗树叶书写的梵文佛教经典两板相夹形式的一种称谓。或者说是古代中国人对从印度传进来的两板相夹形式梵文贝叶经的专门称谓。这一点，还可以从以下的古文献资料中得到充分的证明。

《续高僧传》卷一称：“始梁武之末，至陈宣初位，凡二十三载，所出经论记传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余有未译梵本书，并多罗树叶，凡二百四十夹。”

《续高僧传》卷二称：“大业二年（606），东都新治……敕于洛阳上林园立翻经馆以处之。供给事隆，倍逾关辅。新平林邑所获佛经，合五百六十四夹，一千三百五十余部。”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称唐玄奘所取回佛经为“大乘经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论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经律论一十四部；大众部经律论一十五部……凡五百二十夹，总六百五十七部”。

《宋高僧传》赞宁序称：“浮图揭汉，梵夹翻华。”

《宋高僧传》卷一称：“释不空……至天宝五载（746）还京，进狮子国王尸罗迷伽表及金宝璎珞、般若梵夹……。”

《宋高僧传》卷三称：“释满月者，西域人也。……开成（836—840）中讲梵夹。”

《宋高僧传》卷三又称：“翻梵夹须用此方文籍者，莫招滥涉儒雅之过乎。”

《宋高僧传》卷三还称：“莲华精进，本屈支城人也，即龟兹国，亦曰丘兹，正曰屈支。时唐使车奉朝到彼土城西门外，有莲华寺。进居其中，号三藏苾刍。奉朝至诚，祈请开译梵夹，传归东夏。进允之，遂译出《十力经》。”还称悟空回及龟兹，“居莲华寺，遇三藏法师勿提提羼鱼，善于传译，空因将《十力经》夹请翻之。寻抵北庭，大使复命空出梵夹，于阗三藏戒法为译主，空证梵文”。这里的悟空，是京兆云阳人，俗姓车氏。尝随使出，至健陀罗国，忽生重病，滞留在彼。他在病中发愿，痊当出家。后至西印度，“受梵本《十地》、《回向轮》、《十力》三经，共一夹”。

《宋史·外国传·印度》称：“乾德三年（965），沧州僧道圆自西域还，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贝叶梵经四十夹来献。”

又称：“开宝（969—976）后，天竺僧持梵夹来献者不绝。”

又称：“至道二年（996）八月，有天竺僧随船舶至海岸，持帝钟、铃杵、铜铃各一，佛像一躯，贝叶梵书一夹，与之语，不晓。”

本体梵夹装的特质已如上述，那么传入中国之后，用纸来写、印佛经有没有仿制的梵夹装呢？答曰也有，主要反映在敦煌遗书中。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S5532号，是《禅门经》，粗厚麻纸书写，双面书字。共十九叶，三十八面。每面书字六行，每行字数不等。有边栏界行。每叶为长条状，每叶第三行的界行线上，距上边栏三分之一距离处、距下边栏三分之一距离处，各有一圆孔。这两个圆孔是干什么的？无疑是某种装帧的遗迹。是什么装帧的遗迹？从印度贝叶经的装式，即梵夹装的特点来考察，这种遗迹显然是中国纸写佛经模仿梵夹装的遗迹。可惜穿绳及上下夹板早已散佚，无复见其完貌。但从其叶取长条，条中有孔的情况看，显然是模拟贝叶经和贝叶经的梵夹装式。此为中国纸写书也有梵夹装的实物证明之一。从纸墨字体等特点看，此件很可能是唐代晚期写本，至晚也是五代写本。可证唐五代时期中国纸质书籍也是有梵夹装的。而这种模拟的梵夹装，与之同期出现并逐渐流行的经折装是完全不相同的。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S5533号，是《佛经疏释》。亦是麻纸书写，双面书字。每面六行，每行字数不等。经叶为长条纸，似仿贝多罗树叶。无上下边栏，却有界行。然界行并非笔绘，而似原纸隐纹，又似划压出来的纹路。这从造纸上有很特殊的研究价值。每叶第三行的行线上，距上边三分之一距离的位置上，亦都有一圆孔，且圆孔边缘有绳磨损的痕迹，显然这也是中国纸写佛经模拟梵夹装的遗迹。惜其穿绳及夹板早已散佚，不可复见其完整装帧的原貌。但它仍不愧是中国纸写书也有梵夹装的实物证据之一。这件遗书的年代亦不会晚于五代。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S5537号，是《唯识三十论要释》。麻纸书写，双面书字。书叶为长条纸，显系模仿贝多罗树叶。有边栏界行。每面八行，每行字数不等。特点是单叶两面书字，凡五十六叶，一百一十二面。首叶残佚，故开面便是文字。但尾叶只单面书字，无字的一面便做了封底。由此推知，首叶亦当是单面书字，无字的一面即当是封面。现在已是散叶，然每叶第四行行线上距上边三分之一距离的位置上，亦都有一圆孔，圆孔边缘亦有绳磨痕迹，足见此件亦是中国纸写书模拟梵夹装的实物证据之一。从纸墨字体的特点看，此件的抄写时代亦当是唐末、五代。现存于不列颠图书馆东方部的这三件敦煌遗书，表明唐五代时期中国确有模拟贝叶经的梵夹装出现。

当然，最典型的实例，还要属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唐写本《思益梵天所问经》。该经用仿贝叶的长条纸书写，现仍存厚厚的一叠。其特点是用两块木板上下夹住书叶，然后在中间连板带叶从上到下通同钻洞，最后用一条细长绳，一端打一个疙瘩，另一端穿进粗针眼，以针从底板穿进事先打好的圆孔洞，最后从上面那块板穿出，以余绳绕捆上下夹板，最终系住。这是典型的中国纸书的梵夹装。只可惜，现在这件唐时遗物的上夹板已佚，穿绳的余幅也已大部分佚去，但下夹板尚存，穿过下夹板的绳端疙瘩亦尚存，穿过书叶的绳还牢牢地固定着书叶，且有一段绳头露在外面。这件东西以实物的资格雄辩地表明，在唐代，确有纸书的梵夹装流行。

后世虽无这种梵夹装继续发展，但这种梵夹装的变态性装帧形式却是赓续不断的，如后世印本的释家蒙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明清两代宫里泥金书写的一些佛经等，不少是单叶双面印、写，而后集数叶为一叠，用两块较厚、乃至雕漆彩绘的木板上下相夹，再用扁平布带捆扎。这样的装帧也可以称为梵夹装，不过，这是变了态的梵夹装。

透过上面的分析，关于梵夹装的源、流、变的脉络是很清楚的了。它起源于古印度，模拟流行于中国唐五代，演变于明、清之世。这也是一条渊源有自的书籍装帧形式演变史的长河。沿着这条长河，无论是溯流而上，去寻找它的源头；还是顺流而下，去探寻它流变的踪迹，都是非常有趣味的。

旋风装

旋风装是在卷轴装盛行的唐代，为解决书籍的翻检方便，对卷轴装实行改进而形成的一种装帧形式。至于哪一种是它的定型的形式，现在也说法不一。据杜伟生同志讲，他在不列颠图书馆东方部所藏敦煌遗书中，看到过一件唐写本《切韵》，末叶是单面书字的长条，以长条右端空白处粘连在一根不粗的轴棒上，其余书叶全是双面书字，每叶依次以右端无字空条处相错地粘贴在最末叶右端的空白处，最后以木棒为轴心，从右向左卷起，以绳系捆。他认为这就是旋风装。

2001年，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副主任陈红彦同志从英馆东方部带回来一张照片，说是吴芳思博士托带的，意在供我研究。从照片上怎么也看不明白它的装式，还是经见过实物的陈红彦、杜伟生介绍，才明白它也是唐写本《切韵》，也是末叶单面书字，其余书叶均是双面书字，然后将每幅书叶都等距离地用针打眼，而后逐眼穿绳，再把绳余系在事先预备好的细圆木杆上，最后以木杆为轴心，从右向左卷起，再以绳系捆。这件东西的装式，本质上当也属旋风装一类。

另外就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这件东西的装式，是以一长条卷子纸做底纸，然后将单叶单面书字的书之首叶，全幅粘裱在底纸的右端。接着将单叶双面书字的其他书叶，按着内容和页码次第，首先将第二叶的右边无字空白窄条处粘于首叶末尾的底纸上。粘好后的第二叶从左向右翻开，晾出底纸，再以第三叶右边无字之空白条处粘于第二叶右边粘缝左下的底纸上。粘好后再将第三第二叶同时向右翻开，继续晾出底纸，再用同样的方法将第四叶粘在第三叶右边粘缝左下的底纸上。此下第五、第六叶……均照此例，依次粘连，直至最后一叶粘完。这样粘的结果，就形成了书叶逐叶朝左相错，第二叶在左边表现为最短，第三、第四叶……在左边逐叶向左伸长，因而形成最末叶最长。看右边，因为上叶压下叶，看不出向左相错的情状。但看左边，因为每个下叶都比自己的上叶向左长出一条，故形成了鳞次相错的情状。这种装帧的特点是：除首叶因单面书字、全幅粘裱于长条卷底纸上而不能翻动外，其余各叶双面书字，均只以右边无字空条处逐叶相错地粘于卷底纸上，故每叶都能翻动。这样就解决了卷轴装卷舒不便，检阅极难的弊端。但它又未能摆脱卷轴装的外壳，收藏时，从首向尾，或者叫做从右向左卷起、捆紧，故从外表看仍是卷轴装。但里边的书叶却是像旋风似的逐叶朝右旋转，故后人将它称之为旋风叶、旋风叶卷子，我们就把它称为旋风装。但也有人注意其打开时左边书口处形成的鳞次栉比的特点，认为其状似龙鳞，故又称之为龙鳞装。

“龙鳞装”也好，“旋风装”也好，这只是个名称而已，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上述这些装帧形式是卷轴装向册叶装转变时期的一种过渡形式，它既具有册叶装帧的特点，又未摆脱卷轴装的范式。既不是完全彻底的册叶装，也不是原汁原味的卷轴装。既未完全扬弃卷轴装的全部缺点，也未全部具备册叶装的优长。它只是对卷轴装的一种改进，是册叶装的最初形式。

这种旋风装只解决了卷轴装的卷舒困难，提供了翻检的方便。但由于仍然保留着卷轴装的外壳，故存放、携带、翻检仍然不便，需要进一步改进，彻底摆脱卷轴装的桎梏，才能彻底过渡到册叶装。在这方面，不列颠图书馆东方部所藏的敦煌遗书中，又提供了一些实物证据。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S5444号，是唐末写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为粗厚麻纸书写，双面书字。开本比现在的三十二开略小，但为横用竖写。无边栏界行。卷尾有“西川过家真印本”一行，说明此经之传抄，系出于西川过家雕印的《金刚经》。而后是大身、随心、心中心三真言。最后是“天祐二年岁次乙丑四月廿三日八十二老人手写此经流传信士”落款一行。表明此经之传抄是在天祐二年。按天祐，是唐哀帝李柷的年号，二年正是乙丑，即公元九〇五年。再过二年，唐王朝就覆灭了。这件东西的装帧颇具特色，足资考镜。

其具体装法是：先预备好封底，或者称下封面。而后依次排好所写的经叶，从最末叶开始，先以右边无字之空白条处粘于封底的右边上。而后再以次末叶之右边无字空白条处向左相错地缩粘于末叶右边之空条处。依此类推，此后每叶均以右边无字空条处向左相错地粘于先此粘好书叶的右边无字空条处，直至粘完第一叶，最后粘贴上封面。天祐二年八十二老人手写的这卷《金刚经》，上封面已经佚去，但从仍存底封面看，当年必定粘有上封面。这种装帧从书的正面看，书脊处不齐，而是逐叶向左相错，形成了逐叶向右延伸的龙鳞状，或者说是鳞次栉比状。而从正面看书口，由于上封面向左相错最长，掩盖了书口情状，故看不清其具体形象。但如果将书调个正，看书的背面，则书口逐叶向左相错，形成了鳞次栉比的龙鳞状，与我们前边所描绘的旋风装大同小异。

这种装帧形式叫什么名字，不得而知。但有两点可以肯定，一它是对旋风装的改进，二它已是接近册叶装的进一步过渡形态。

我们前边说过了，旋风装克服了卷轴装卷舒之难、查检不便的缺点，但毕竟还未完全摆脱卷轴装的桎梏。为了彻底摆脱卷轴装的制约，使旋内装进一步朝册叶装过渡，于是由这位虔诚的佛教信徒、八十二岁高龄的老翁动手改造旋风装。使前边那些不固定的旋风装的形式发生改变，其底纸由长变短，短到与书叶大小相同，变成册叶装的封底，或者称为底封面、下封面。同时大大缩小开本，使原来较大的旋风叶，变成较小的书册叶。于是原来卷起来的旋风装，变成了不用卷舒而更易翻检的装帧。这种装帧虽然不敢说它就是标准的册叶装，但除了书脊、书口尚呈相错的鳞次状外，其余与册叶装已无甚区别了。

北宋欧阳修在其《归田录》卷二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彩选》之类是也。”欧阳修是北宋初期的名人，唐五代时的遗书大概还目睹不少。他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基本符合史实。“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过去不甚理解。怎么叶子又似策子呢？原来他说的叶子，是装帧起来的叶子，不是一张一张的散叶。为什么要以叶子写之？因为要便于翻检，卷轴难数卷舒。这些叶子怎么装帧呢？就要像如吴彩鸾所写的《唐韵》、李郃的《彩选》那样。李郃的《彩选》如何装帧，已无法目睹。但所谓吴彩鸾所书《唐韵》，实际即是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却至今流传于世，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它的装帧叫不叫旋风装，还可以讨论。欧阳修所说的其制似今策子，到底什么样，不好揣度。今有不列颠图书馆所藏此件，“其制似今策子”的概念，便觉着可以琢磨了。唐末五代，乃至于北宋初年，流行的“策子”大概可能即类乎此。因此，这件东西的出现，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旋风装可能是册叶装的前身。

经折装

经折装这个名称的出典，迄今尚难稽考。但经折装来自卷子装，或者说它是对卷子装的改造，大概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以后，中经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已蔚为大观。特别是唐代，一方面是僧尼遍于域中；另一方面翻译过来的佛经又以卷子装的形式盛行于域中。僧尼遍于域中，意味着善男信女诵经的普遍；卷子装盛行，则意味着它对僧尼们诵经的不便。因为佛弟子念经，要盘禅入定，正襟危坐，以示恭敬与虔诚。善男信女们念经时的这种姿态，卷子装之不便可想而知。任何一种纸卷，包括佛教经卷，卷久了，都会产生卷舒的困难。由于卷久的惯性，念过去的部分，经卷会自动由右朝左卷起；未念的部分，经卷又会自动由左向右卷起。这种情况，如果不随时调整镇尺的位置，经卷就会从左右两个方向向中间卷起，使人无法就读。试想，如此麻烦不便的卷轴装式，怎么能适应佛弟子那种正襟危坐、盘禅入定的读经方式呢？因此，一场对流行许久的卷子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上发生了。这就是将本为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地依一定行数或一定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型的一叠，再在前后各粘裱一张厚纸封皮，于是一种新的装帧形式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正如元朝吾衍和清朝高士奇所揭示的那样，经折装的出现，完全是针对卷子装卷舒之难的弊病而发生的。元朝吾衍在其所著《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复为簿帙。原其初，则本于竹简、绢素。”清朝高士奇在其所著《天禄识余》中也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乃分为簿帙，以便检阅。”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古人，揭示了同一个真理，即折子装，或者说是经折装，的确来源于卷子装。

经折装由卷子装演化而来，已如上述。但这还只是文献记载。现在再引证两件实物，作进一步证明。

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美国钱存训教授的《中国古代书史》。钱先生在该书中披露了一件唐代经折本图版，经名为《入楞伽经疏》，凡二百十一叶，原出自敦煌石室。其装帧形式即是左右相连折叠的经折装。此为唐代佛经出现经折装的实物证明。它不但可以证明上述的文献记载绝非诬论，而且以雄辩的实物身份，进一步证明唐代在佛教盛行的情况下，佛经由普遍流行的卷子装开始演化为折子装，即经折装。

英人斯坦因在其《敦煌取书录》中还描绘过一件五代印本佛经的装式。他说：“又有一小册佛经，印刷简陋……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折叠本书籍，长幅接连不断，加以折叠……最后将其他一端悉行粘稳，于是展开以后甚似近世书籍。是书时为乾祐二年，即纪元后九四九年也。”斯坦因看到并描绘过的这件实物，表明印刷品的佛经，在五代时期也有的采取了经折装式。

蝴蝶装

蝴蝶装是宋代雕板印书盛行以后形成的一种装帧形制。它风靡于宋元两代，流行大约四百年。《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这里所谓“装用倒折，四周外向”的装帧，说的就是蝴蝶装。而且都是“宋元所遗”，可见宋、元时期蝴蝶装确曾风行一时。

但是否蝴蝶装起源也在宋代雕板印书盛行以后呢？我个人认为“形成”与“起源”并不是一个概念。“起源”与“形成”所需要的条件、规格、定型等方面的标准，均不相同。据不列颠图书馆所藏中国敦煌遗书中的实物看，蝴蝶装的起源并不一定诞生于雕板印制书籍盛行的条件之下，而是其雏形早已产生，而最后定型定制于雕板印制书籍盛行之后。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S5450、S5451号，都是《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装订方式也完全相同。亦均为粗厚麻纸书写，开本大小也相同。唯S5450一部无年款，不知是何人抄自何年。但从S5451一部看，S5450亦可大体推知。

S5451《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唐末写本。开本较现代三十二开本略小，较六十四开又略宽。粗厚麻纸书写，双面书字。无边栏界行。每半面六、七行不等，每行字数亦不等。共十六叶，存二十九面文字。第一叶背面右半叶不书字，对折粘连成册之后就做上封面。今上封面已佚，故文字也佚去一面。最后一叶背面左半叶不书字，对折粘连成册后即做封底，今仍完整无损。卷尾题名《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卷尾题名之下，有“西川过家真印本”一行。表明此经之传抄，是以西川过家的雕印本为底本的。而后是大身、随心、心中心三真言。“心中心真言”右下方有“最不可思议”几字。最后落款为“天祐三年丙寅二月二日八十三老人手自刺血写之”，表明此经于唐天祐三年（906）二月二日，由一位八十三岁的老人手写而成。再过一年，李唐王朝就覆灭了。

这件东西，与S5450一样，在装帧上别具特点。除首叶背面右半叶、末叶背面左半叶未书字外，其余各叶由于都是双面书字，故对折之后就形成了四面是字。各叶对折之后，以折边为准依次排好戳齐，然后将折边各叶彼此粘连在一起，形成书脊，这本佛经就算装订完了。

这种装帧和后来蝴蝶装的折叶、粘连方法基本相同，当是后世蝴蝶装的尝试和雏形。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S5448号，是《敦煌录》。粗厚麻纸书写，双面书字，凡七叶十四面。前为“唐故河西归义军节度押衙兼右二将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检校二字写颠倒成校检）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浑□邈真赞并序”共五叶。后有带边栏界行的空叶六面。前后各有封皮。但前后封皮均非另加，而是首叶背面右半叶不书字，为空白，对折之后便充当上封面。末叶背面左半叶不书字，为空白，对折之后便充当底封面，其余书叶对折之后，全形成四面有字。这件东西的抄写时代，大概不会晚于唐末五代。其装帧办法与S5450、S5451两件全同。足见这种装帧在唐末五代已非属罕见。这就给进入北宋之后，随着雕板印书的兴盛而形成蝴蝶装，奠定了基础。

北宋雕板印书盛行之后，为适应一版一叶的特点，且为单面印刷，便逐渐形成以有字的一面为准，字对字地对折，而后将折叶排好顺序，戳齐折边，使折边逐叶彼此粘连，形成书脊。再用一张整纸对折，粘裹书脊，并做前后封皮。这种装帧由于版心集于书脊，仿佛蝴蝶的身躯，打开来，好似蝴蝶展翅；收藏时，又好像蝴蝶合并双翼落于花草丛中，故称为蝴蝶装。当我们知道唐末五代就有了类似的装帧时，便觉得蝴蝶装早在唐末就已出现；而当着北宋雕板印书盛行以后，由于是一版一叶的特点，就更适合采用蝴蝶装，故蝴蝶装便流行了起来。待到蝴蝶装暴露了自身的弱点，便逐渐为包背装所代替，这已是流行之后的改变了。这又是一种装帧的起源与流变。

包背装

包背装是以包裹书背为特点的装帧，也称为裹背装。过去通常说法，一般都认为这种装帧起自南宋，流行于明、清两代，特别是这两代的内府书或其他官书，通常都采用包背装。此由迄今仍存于世的大量实物，如明内府写本的《永乐大典》、清内府写本的《四库全书》等可以证明。我们根据现存的大量包背装书籍，审其装帧原理，则类似这种装帧方式的书籍，在北宋初年就出现了。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S5589号，是《大悲心真言》卷下。此件为粗厚麻纸书写，双面书字。宽窄与现代三十二开本书差不多，但高却只有三十二开书的三分之二，近于小方册。共二十六叶，五十二面。有边栏界行。每半面六、七行不等，每行字数亦不等。折叶方式是以中间为准，对折。折好的书叶依次排定，戳齐折边，用线装订。其装订方式，从内部看，类乎骑马装订式；从书脊看则是五针横索，类乎现代平、精装书的索线方法。线为杏黄色丝线。另外用一张比书册稍宽的整纸对折，粘包于书背之上，做为书衣，或者叫做上下或前后封皮。这种装帧在固定书叶、包裹书背等原理上，与后世的包背装大同小异，堪称包背装的起源。这件东西的卷尾，有“开宋皇帝□制禧”题记一行，表明此经之书写，当在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之世。按赵匡胤以后周殿前都点检和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身份，于陈桥发动兵变，黄袍加身，是在公元960年。而他辞世由其弟继承皇位是在公元976年。此件题记既称“开宋皇帝”，则其抄写年代自当在公元960年—976年这十六年之间。足见北宋初年就已有包背装性质的书籍出现。

待到宋代雕板印书大兴之后，较长时期内盛行蝴蝶装。而就在蝴蝶装盛行的同时，其装帧弱点也就暴露了出来。到南宋中后期，针对蝴蝶装的弱点，出现了包背装。包背装的折叶方式，与蝴蝶装刚好相反。是将印好的书叶正折，版心朝左向外，文字向人。书叶左右两边的余幅，由于正折，便齐向右边书脊。折好顺好的书叶，以书口版心为准戳齐。在右余幅上打眼，用纸捻订起砸平，以固定书叶。而后将书脊裁齐，再用一张较书叶略大的硬厚整纸对折，粘于书脊，把书背全部包裹起来，剪齐上下两边的余边，一册包背装的书就算装帧完毕。

以这种包背装与我们前边讲的那本《大悲心真言》相比，虽然在折叶和固定书叶等方面不尽相同，但在包裹书背这一点上则是完全一样的。这是雕板印书所决定的，是适应雕板印书的单面印刷、合页装订的特点，经过改进而形成的装帧方式。待到社会继续发展，社会人们对书翻阅的频率继续加大时，包背装容易散裂的弱点又暴露了。于是一种新的装帧——线装书又应运而生了。

线装

线装当然指的是用线或线绳缝缋书叶而成册的一种装帧形式。这种缝缋的方法是不是就是后世线装形制的起源，或者能否就直接称其为线装，目前还在讨论中。南宋初年有个叫张邦基的，写了一本笔记性的著作，名《墨庄漫录》。他在这部书的卷四中说：“王洙原叔内翰尝云‘作书册粘叶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缋之弊也’。”这段话是南宋初年的张邦基，借用王洙的话来品评书册装帧采用缝缋与粘连优劣的。王洙字原叔，应天宋城人，是北宋嘉祐以前的人物。进士出身，官终侍读学士兼侍讲。曾于北宋仁宗时，参加过撰集《集韵》的工作。他生活的时代，离宋代开国仅半个世纪左右。他以切身的经验体会，道出了用线缝缋书册的弊病。足见他生活的时代以前，书籍装帧确曾有过缝缋的形式。然而这只是文献的记载，史实上如何呢？有没有实物流存呢？过去对这个问题做不出有力的回答。现在我们从不列颠图书馆东方部所藏敦煌遗书中发现了若干种缝缋的书册实物，现举几例，便可从实物的角度进一步证明这个问题。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S5534号，是《金刚般若波罗经》，唐末写本。粗厚麻纸书写，双面书字。类似现代三十二开书大小，横用，无上下边栏界行。卷尾有“西川过家真印本”一行，表明此经系从西川过家雕印本的《金刚经》迻录而来。再后是大身、随心、心中心三真言。最后落款为“时天复五年岁乙丑三月一日写竟信心受持老人八十有三”。按“天复”是唐昭宗李晔所用的年号，本无五年。依次推算，并以乙丑印证，则天复五年已是唐哀帝李柷天祐二年了，这一年为公元905年。再过两年，唐王朝就覆灭了。现在这件东西的右边，缝缋的线绳已经佚去，但当年穿线的一排三孔犹存，证明唐末已出现了缝缋装书。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S5531号，是《佛说地藏菩萨经》、《佛说续命经》、《摩利支天经》，粗厚麻纸书写，双面书字。有边栏界行。每半叶四行，每行字数不等。首叶背面右半叶、末叶背面左半叶未书字，对折后当做前后封面。其余各叶均双面书字，折叠后形成四面是字。今存六十四叶，二百五十四面文字，加上下封皮，共二百五十六面。这件东西的装帧方式，在右边沿书脊打四孔，用丝线绳在书内骑马式竖穿，在书外书脊处横向索线。很类似现代平精装书的索线方式。其卷尾有“庚辰年十二月廿七日”年款一行。按“庚辰”，唐大中十四年（860）、五代后梁贞明六年（920）、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都是庚辰年。据此经纸墨字体风格看，这件东西之抄写装订的年代，脱不出这三年庚辰年。最大的可能是后梁贞明六年（920）这个庚辰。因此，它至少可以做为五代时期就已有缝缋装的证明。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S5536号，是《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粗厚麻纸书字，无边栏界行。比现代三十二开书略短。卷前有请八大金刚文。双面书字，对折，另配两张上下封面。其装订方式，在右边沿书脊打两个眼，在眼处横索书脊，且在书的外表竖穿，在下方眼处系蝴蝶扣结死。此件装帧完好无损，装线犹存。此件之抄写年代不明，但观其纸墨风格，似亦是五代作品。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S5539④号，是《十空赞文》，似为粗厚皮纸书写，双面书字。每半叶九行，每行字数不等。有上下边栏，有界行。现该件右边沿书脊遗四孔，线已佚去。这件东西的抄写时代不明，但从纸墨风格看，似亦是五代时期作品。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S5535号，亦是《佛说地藏菩萨经》。粗厚麻纸书写，双面书字。有边栏界行，每半叶六行，每行字数不等。开本与今小三十二本相仿。封面是单配的赭红色的麻布。右边有穿线遗孔，表明其当年也是缝缋装式。这件东西亦无明确抄写年代，但似亦不会晚于五代。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S5646号，亦是《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北宋初年写本。卷前有“金刚经启请”称：“若有人诵持《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须至心念净口业真言，然后请八金刚、四菩萨名号所在之处，常当拥护。”而后是净口业真言。接下是手绘的四菩萨、八金刚像。再下是“发愿文”。再下才是经文正文。卷尾有“于时大宋乾德七年己巳岁四月十五日，大乘贤者兼当学禅录，何江通发心敬写大小经三筑子，计九卷。昼夜念诵，一心供养，故记之耳”题记四行。全书为粗厚麻纸书写，双面书字。有边栏界行。每半叶六行，每行十二、三字不等。凡五十二叶，一百零四面。书高15．5厘米，宽14厘米。其装帧是在书的右边沿书脊穿三个孔，用两股拧成的丝线绳，横索书脊，并沿书脊竖穿，最后在中间孔处打起蝴蝶结。迄今装帧完好，装订线亦完好犹存。乾德是北宋太祖赵匡胤的年号，乾德没有七年，实际已是开宝二年（969），盖为西北边陲的写经人不知年号更改所致。这是北宋初年仍有缝缋装的明证。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S5554号，是《妙法莲华经陁罗尼品》第二十六。粗麻纸书写，双面书字。有边栏界行。每半叶六、七行不等，每行字数不等，每书高14．5厘米，宽11．5厘米。凡二十二叶，四十四面。字体粗拙。卷尾有“己丑年七月日生五日就宝恩寺马神衙观音经写了”落款，表明此经很可能写在五代后唐天成四年（929）那个己丑。这件东西的装帧，是在书之右边沿书脊居中凿两个孔，然后用两股拧成的丝线绳，横索书脊，竖穿书背，在两孔中间的书脊上打起蝴蝶结。此件迄今装帧完好，装线犹存。

二、中国书史研究中的装帧形制

上面是就个人知见列举出来的一些敦煌遗书的装式。这些装帧形式在上述的类归中可能已显现了我的倾向，但为了进一步表明我自己的理解，下面还想展开一点儿讨论。大概是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唐代书籍的主流装帧形式是卷轴装式。这种装帧形式是对它以前久已流行的装帧形式的继续，这就形成了约定俗成的书籍装帧制度，书史研究中称它为书籍装帧的形制。这种制度不是靠国家典章制度规定的，而是靠约定俗成定格的。可就是这种约定俗成，有时比正式的典章制度还有威力，它能形成传统的力量，使某种形制在某一历史时空中广泛流行。唐五代普遍流行的卷轴装就是这方面的明证。

事物总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唐五代时期书籍的各种装式，除梵夹装外，其余大多数装式都是从卷轴装脱胎而出的雏型、过渡型、未定型。它们每件都是一种装帧形式，但每件也都还构不成书史研究中的形制。古籍修复专家与书史研究专家虽然都很关注它们，但出发点和落脚点却不尽相同。古籍修复人员关注它，是要研究它的装帧特点，从而通过整修而达到恢复旧貌的目的，这也可以叫作修旧如旧吧。但绝不是见到一种装帧形式就非要给它加个名称，把它认定为定式，须知我们在敦煌遗书中所见到的各式各样的装帧形式，个性化都很强，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只是出现过的一种形式，远未形成流行广远的形制，不要轻意给它们取名定名，以免与后来形成的某种装帧形制相混淆。

第二，敦煌遗书中所反映出来的各种装帧形式，人们谁也不应轻视它，而应深入地研究它，从而理清每种装帧形式在其后的演变中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影响了哪种装帧形制的形成。例如经折装，它不但彻底改造了卷轴装，而且形成了后世释、道两家单经、大藏流行的装帧形制。在这里源、流、变的发展轨迹是十分清楚的。又如旋风装，它是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人们为了解决卷轴装翻检不便而在卷轴基础上加以改进而形成的一种装式。它不但未形成影响深广的装帧形制，连其自身的形态也未固定，前边所举敦煌遗书的实例中，充分地显露了这一点。以后书史研究中仍要提到这种装式，但不要再把它列为一种装帧形制加以表述。因为虽然它出现过，但自身并不定型，也未在历史时空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又如蝴蝶装，包括我自己在内，过去一直认为它是适应宋代雕板印书一板一叶的特点而产生的一种装帧形式，其实它的源头远不在宋代，而是在唐五代。前边所举敦煌遗书现存的例子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又如包背装，早先都说是产生在南宋后期，其实若追寻它的源头和雏型，仍是唐五代时期，此在前边所举的例子中也清楚地表现了出来。还有就是线装，早先也都说是产生在明代后期，可是前边所举出的实例，表明用线绳来穿订书叶以成册，在唐末五代直至北宋初期已不属稀见。只是那么多样式的线订书册到底叫什么名字，业内意见尚不尽一致。北宋人称其为缝缋，故有人就称其为缝缋装。更有人说缝缋装是一种独立的装帧形式，后来的线装跟它不是一回事。这些意见都值得深入研究，最后再做结论。不过就个人眼下的看法，我仍然认为它们是后世书籍线装形制的早期表现形式，是雏型状态，不定针眼个数，不定锁线方式，只是用线绳将书叶穿订成册，达到固定书叶，可供翻阅，不致错乱为目的。虽然不宜将上述所举敦煌遗书中那些用线绳缝缋的装式就武断地定为线装，但就其用线绳穿订书叶以成册的本质与方法来说，其性质已没什么不同了，因此我还是把它们归入了线装的范畴之内。

第三，唐代是个富于创新精神的活跃时代，站在书史研究的高度，鸟瞰敦煌遗书中所存唐五代时期的书籍装式，我们可以清楚地领略到，唐末五代是我国书籍装帧形制演化的大变革时代，是书籍从卷轴装向册叶装的过渡期，或者叫作转型期。而转型期的事物特点，就是多变、不定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握住这种时代特征，就会觉得出现在唐末五代乃至宋初的那些书籍装帧形式，都还难以定出一个确切的名称，只能根据它们的装帧特点来寻求其在某种装帧形制形成过程中的原创意识及最初范式。前边我们把在现存敦煌遗书中所发现的各种装帧形式，能大体归并到其后逐渐形成的各种装帧形制中去加以研究，正表示出那些装帧形式的渊源价值，这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后人的又一份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