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

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　（晋）杜预撰　（唐）陆德明释文　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　（五代蜀）冯继先撰

宋龙山书院刻本。袁克文跋。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注文小字双行，行二十五字，细黑口，左右双边。

杜预（222—284）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西晋著名将领，多谋略，当时号称“杜武库”。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著录此书，谓：“晋镇南大将军京兆杜预撰。其述作之意，序文详之矣。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后世以为左氏忠臣者也。其弊或弃经而信《传》，于《传》则忠矣，如经何？”指斥中肯，颇显见地。

将此本定为“宋龙山书院刻本”的重要根据，是本书镌有占五行宽的“龙山书院图书之宝”木记。袁寒云跋称：“《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序后有龙山书院木记，审为南宋建本，精完可宝。”袁氏鉴定意见影响深远，但存在问题。南宋建阳有龙山书堂，那是书坊，并非书院。考龙山书院，似不在福建，而在安徽。福建漳州龙溪县有芗江书院，亦名龙江书院；福州福清县有龙江书院，在海口龙山北麓，设有龙山书院。除此，更不知福建其他地方还有什么龙山书院。明嘉靖《六安州志》载有“龙山书院”，谓其“在州东，去城五十里。宋州人汪立信尝读书于此”。清康熙《六安州志》卷七亦载有“龙山书院”，亦谓其在“州东，去城五十里，宋汪立信读书于此，久废”。可证安徽六安确有龙山书院。汪立信（1200—1274）字诚甫，一字成父，号紫源，安徽安丰人。淳祐七年（1247）进士。抗金有气节。他在龙山书院读过书，可见书院之建要大大早于他的青年时代。此书院到元代还有，也刻过此书的《集解》部分，但行款为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注文小字双行，行二十一字，与此本不同。且此本“玄”字有的缺笔，有的不缺笔；“敬”字不缺笔；“恒”字缺笔；“桓”字缺笔。虽然避讳不严格、不规律，但毕竟还有避有不避，表明它确是宋时刻本。南宋宁宗以前，尤其是高、孝、光三帝时所刻之书，通常避讳比较严格。南宋后期政治腐败，国势衰微，礼崩制坏，避讳失禁。此本避讳随意，正表明它是南宋晚期刻本。

按照袁寒云的鉴定，此书乃福建地区刻本，而龙山书院又不在福建，这是个很大的矛盾，其根源出在对“龙山书院图书之宝”木记的理解上。“龙山书院图书之宝”，反映的很可能是此书刊刻的底本曾是龙山书院的藏品，“龙山书院图书之宝”是龙山书院钤盖上去的藏书印，福建坊间据此重刻时，将此印镌于书板，与书叶一道刷印时变成了墨色。因此可以推定，此书不是宋代龙山书院刻本，而是宋代福建书坊据龙山书院藏本重刻的版本。做如此推断，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当时福建书坊以“纂图互注”命名的经书不是一种两种，现存的仍有《纂图互注周礼》和《纂图互注礼记》。现在将这三种书放在一起，很容易发现它们非但版式相同，行款字数、字体风格等也相类，因而可以肯定此本《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同《纂图互注周礼》、《纂图互注礼记》，是同时刻在福建地区的版本。

此本钤有“抱经楼”、“寒云主人”、“臣印克文”、“寒云如意”、“袁存欢喜”等印记。表明清初此书曾是抱经楼的插架之物。抱经楼是雍正时卢沚家的藏书楼，卢氏家宁波，故仿范氏天一阁，广收异本，延续二百余年。书散出后，此本辗转归袁克文，故多有袁氏藏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