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十二卷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十二卷　（宋）周敦颐撰　年表一卷（宋）度正撰

宋刻本。每半叶八行，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边。

周敦颐（1017—1073）原名敦实，避北宋英宗旧讳改此名。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以舅父龙图阁学士郑向任为分宁主簿，调南安军司理参军。移郴之桂阳令，徙知南昌，通判虔州。熙宁初知郴州，以荐为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以疾求知南康军。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说他卒于知南康军，与《宋史》本传有出入。嘉定十三年（1220）谥“元”。黄庭坚称其“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宋史》本传）周氏精《周易》，为宋代理学创始人之一，世称濂溪先生。其理学撰著，如《太极图说》、《通书》等行世甚早，晁氏《郡斋读书志》有著录，而其文集盖裒辑较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周氏于“词章非所留意，故当时未有文集，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有文集七卷者，后人之所编辑，非其旧也”。

尤袤《遂初堂书目》已著录有《周濂溪集》，而尤袤卒于南宋绍熙四年（1193），可知在此之前已有周集行世，但年代久远，又无原书流传，故莫知其详。赵希弁《读书附志》著录有《濂溪先生大成集》七卷、《濂溪先生大全集》七卷。陈氏《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著录《濂溪集》七卷，并谓“遗文才数篇，为一卷，余皆附录也”。可知以上所见于著录者，皆与此本不同。

此本当为度正所编，以此书有嘉定十四年（1221）度正序及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六所引《永乐大典》中所存嘉定十四年度正《书濂溪目录后》可证。此本度序称：“右正少时得明道伊川之书，读之始知推尊先生。而先生仕吾乡时，已以文学闻于当世，遂搜求其当时遗文石刻，不可得。又欲于架阁库讨其书判行事，而郡当两江之会，屡遭大水，无复存者。始仕遂宁，闻其乡前辈故朝议大夫知汉州傅耆曾从先生游，先生尝以《姤说》及《同人说》寄之，遂访求之，仅得其目录及《长庆集》，载先生遗事颇详。久之，又得其手书手谒二帖。其后过秭归得《秭归集》。之成都，得李才元《书台集》。至嘉定，得吕叔和《净德集》。来怀安，又得蒲传正《清风集》。皆载先生遗事。至于其他私记小说及先生当时事者，皆纂而录之。……及来重庆，官事稍间，遂以平日之所闻者而为此编。”证明此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乃度正所编。而《永乐大典》中所存度正《书濂溪目录后》称：“正往在富沙，先生（朱熹）语及周子在吾乡时，遂宁傅耆伯成从之游，其后尝以《姤说》、《同人（说）》寄之，先生乃属令寻访，后书又及之。正于是遍求周子之姻族，与夫当时从游于其门者之子孙，始得其《与李才元漕江西时慰疏》于才元之孙，又得其《贺伯成登第手谒》于伯成之孙。其后又得所序彭推官诗文于重庆之温泉寺，最后又得其在吾乡时所与傅伯成手书。于序见其所以推尊前辈，于书见其所以启发后学，于谒、于书又见其所以荐于朋友庆吊之谊，故列之遗文之末。又得其同时人往还之书，唱和之诗，与夫送别之序，同游山水之记，亦可以想象其一时切磋琢磨之益，谈笑吟咏之乐，登临游赏之胜，故复收之附录之后。而他书有载其事者，亦复增之，如近世诸老先生崇尚其学而祠之学校，且记其本末，推明其造入之序以示后世者，今亦并述之焉。”将上述两篇文字加以综合考覆，则知此本周氏文集全由度正一手所编成。

此本行疏字朗，宋刻风貌犹存，国家图书馆著录为宋刻本，盖不无根据。惟此书《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中天禧元年：“英宗旧讳，改惇颐维周氏之先”中的“惇”字；天圣九年：“令先生母兄卢惇文挈之”中的“惇”字，本句注文“按石刻家谱，以惇文为先生弟，非也。惇文乃卢郎中子，惇文先生同母之兄也”中的“惇”字；景祐三年：“龙图公名子皆以惇字，因以惇名先生”中的“惇”字，皆缺末笔，似是回避南宋光宗赵惇之名讳。且卷四“慎动第五”的“慎”字则不缺笔，似是南宋孝宗之嫌名尚不回避。通常情况下这会造成一种假象，似是此书就刻在南宋光宗绍熙年间。可是细检书中内容，宝庆时人写的文章都已收了进来，显然决不会刻在光宗朝，而应当是南宋末年所刻。由于书中缺乏刻书年份的内证，故只较笼统地著录为“宋刻本”是可以理解的。此本传世孤罕，并且是周集现存最早最为完整的版本。

此书钤有“三晋提刑”、“臣筠”、“健庵”、“乾学之印”、“崑山徐氏家藏”、“宋荦”等印记。表明此书曾经清代宋筠、徐乾学递藏。今藏国家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