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苑九卷

古文苑九卷

宋刻本。每半叶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

此书见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内容均未超出本书韩元吉所写后记。韩氏后记称：“世传孙巨源于佛寺经龛中得唐人所藏古文一编，莫知谁氏录也，皆史传所不载，文选所未取。而间见于诸集及乐府，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今次为九卷，可类观。……惟讹舛谬缺者多，不敢是正而补之，盖传疑也。淳熙六年六月，颍川韩元吉记。”这就是说，此书是唐人所藏而由孙巨源从某佛寺经龛中发现并获得之。考孙巨源，名洙，字巨源，广陵（今扬州）人。生于北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未冠而举进士。应制科，进策五十篇，指陈治体，明白剀切，韩琦叹为今之贾谊。神宗元丰元年（1078）累官翰林学士，明年（1079）卒，年四十九。洙博闻强记，明练典故，文辞典丽，有西汉遗风。写后记的韩元吉，字无咎，号南涧，开封人。生于北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卒于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南宋绍兴间历南剑州主簿、建安令，迁守建州，累官吏部尚书、龙图阁学士，封颍川郡公，归老于上饶。

从上述两人的行年，便可知从孙巨源发现并获得《古文苑》文稿，到传至韩元吉手中并刻梓出版，中间相隔大约有七八十年。这部稿子究竟是孙巨源所得还是孙巨源所选，很可怀疑。这部书所选的内容，自石鼓文而下，曰赋、曰诗、曰歌、曰曲、曰敕、曰书、曰对、曰颂、曰箴、曰记、曰碑、曰杂文，皆周、秦、汉人之作，这就与孙巨源本人喜欢先秦两汉之文有直接关系。当然，这仅只是怀疑，不是结论。

此书今藏国家图书馆，版本定为“宋刻本”。从广泛的意义上讲，此种考定无可厚非。但如果再下一点功夫，其版本还可以著录得更具体一些。

其一，此书于北宋帝讳回避不甚严谨，如目录第一卷《魏敬侯碑阴文》中的“敬”字不缺笔；卷第二《太玄赋》、卷第四《栖玄寺听讲毕游邸园》中的“玄”字缺末笔，可正文卷三《琴赋》中的“感激絃歌”的“絃”字又不缺笔；卷第六“弘农”、“孙弘”中的“弘”字亦缺末笔；卷第三“刘桢”与正文卷一“贞士耿介”、正文卷三《枯树赋》“白鹿贞松”中的“桢”、“贞”缺末笔；卷二《遂初赋》“责讓深切”中的“讓”字亦缺末笔；卷七《豫州牧赋》“夏殷”中的“殷”字缺末笔；可卷三中的“镜”字却不缺笔，表现出很大的不严肃性。这是南宋刻书常有的现象。而卷三《首阳山赋》“忽觏其不详”、卷五扬雄答刘歆书“极至精之所想遘也”、卷七《将作大匠箴》“侃侃将作，经構宫室”中的“觏”、“遘”、“構”三字均缺笔，以示回避，表明其刻必在南宋高宗之世或其后。再检卷八杂文《僮约》“慎护奸偷”、卷九碑《汉故中常侍骑都尉樊君之碑》“贞固密慎”两句中的“慎”字亦均缺末笔，表明南孝宗赵眘的嫌名也已经回避。可是此本刻工多次出现“金敦”名字，表明南宋光宗赵惇嫌名之讳尚未回避。这就可以肯定，此书之刻必在孝宗一朝。

其二，此本书口下方镌有一些刻工的名字，如金敦、金章、吴正、吴浩、徐遊、徐逵、徐彦、徐通、宋琳、李忠、章升、张明、周祥等。其中徐逵在南宋绍兴间尝与刻《汉书》；徐彦在绍兴二年（1132）为两浙庾司刻过《资治通鉴目录》；徐通、徐逵、李忠南宋淳熙八年（1181）为唐仲友在台州刻过《荀子》；金敦于淳熙十四年（1187）为严州郡斋刻过《剑南诗稿》；吴正、吴浩南宋初在明州参与刻过《文选》；张明淳熙三年（1176）参与张杅桐川郡斋刻《史记》，这样一批人又出现在《古文苑》上，表明《古文苑》之付梓离不开南宋孝宗一朝。

其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著录此书，谓此书“世传孙巨源于佛寺经龛中得之，唐人所藏也。韩无咎类次为九卷，刻之婺州”。韩无咎就是前边说的韩元吉。婺州是唐仲友的老家，他家在婺州市门巷开有书铺子，既刻书，也卖书。淳熙八年（1181）他在台州做知州，曾于该州公使库动用公款以犯人蒋辉领衔刻《荀子》，偷着运回婺州市门巷发卖，书款中饱私囊，遭朱熹弹劾。为他在台州刻过《荀子》的徐通、徐逵、李忠，又出现在《古文苑》上，证明这批刻工就是活跃在浙东一带的良工。因知陈振孙谓此书“韩无咎类次为九卷，刻之婺州”之说，当可信而不诬。

其四，此书有淳熙六年韩元吉无咎《后记》，《记》中虽未明言镌梓版刻之事，但却说此书“惟讹舛谬缺者多，不敢是正而补之，盖传疑也”。这话明显是为传刻此书而言的。我们将上述所有这些证据综合在一起，加以分析判断，谓此书是“宋淳熙六年韩元吉婺州刻本”，当是合理的结论。

此本钤有“华亭朱氏珍藏”印记，表明其在明代为朱之赤架上之物。又有“楝亭曹氏藏书”印记，说明入清之后又曾为曹寅收藏。又有“五福五代堂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继鉴”等印记，表明其又曾是天禄琳琅旧藏。检《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确著录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