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的浙东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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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二节　隋唐五代的浙东藏书隋唐五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走向繁荣的年代。隋唐五代浙东藏书业的进步，有其经济、文化的历史背景。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隋唐五代时期浙东的手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隋唐五代，科举制兴起，越州出现了书院教育。其主持者和工作人员称秘书监和秘书郎。自唐初收隋典籍及唐高祖令征购典籍，秘书省所藏之书大增。

第二节　隋唐五代的浙东藏书

隋唐五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走向繁荣的年代。由于采取“开明”的政策，浙东经济文化得到较快发展，由此也推动藏书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私人藏书、寺院藏书，还是对书籍的整理和创作都步入一个新的时期，藏书业有了长足发展。

一、经济文化的继续发展

经济发展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基础。隋唐五代浙东藏书业的进步，有其经济、文化的历史背景。

今天的宁（波）、绍（兴）、台（州）地区当时分别属越州、明州、台州。在前代的基础上，上述区域的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农田水利建设明显提高，土地垦辟面积不断扩大，农业生产结构有所调整。仅明州（宁波）在唐、五代兴修水利30余处。当时的越州已用牛耕，用单牛曳引，用铁犁耕种。明州还使用水车，有一个事例可以证明。日本天长六年（829）五月的“太政府符”专门谈及“应作水车事”，说：“传闻唐国之风，渠堰不便之处，多构水车。无水之地，以斯不失其利。此间不民，素无此备，动苦焦损。宜下仰民间，作备件器，以为农业之资。其以手转、以足踏、服牛回等，备随便宜。”从这条记载看，使用“手转”“足踏”“服牛回”等水车灌溉农田已成为“唐国之风”。当时明州是中日之间的主要航道。由此可见，日本人所说的内容主要反映了包括明州、越州、台州在内的浙江情况。⁽²⁰⁾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隋唐五代时期浙东的手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浙东的手工业当推纸、瓷、罗。资料显示，越州的造纸业有了明显进步。嵊县的“剡纸”依然在国内有所影响。唐舒元舆《悲剡藤文》、顾逋翁《剡纸歌》，都对越州的纸加以歌颂。舒元舆曰：“异日过数十百郡，泊东雒西雍，历见书文者，皆以剡纸相夸。”顾逋翁的《剡纸歌》也云：“云门路上山阴雪，中有玉人持玉节。宛委山里禹余粮，石中黄子黄金屑。剡溪剡纸生剡藤，喷水捣为蕉叶棱。欲写金人金口偈，奇与山阴山里僧。”这些都说明越州的纸有较高的质量。浙东纸业的发展不仅推动书籍的生产和流动，而且也推动了藏书业的发展。

另外，唐代时浙东的教育、文化事业也有发展。隋唐五代，科举制兴起，越州出现了书院教育。唐代武德七年（624），下诏诸州、县令置学。开元二十六年（736），再令州、县置学，明州、越州、台州都开设书院。比如，开元十一年（723），越州州城设丽正书院，中和元年（881）吴少圭于诸暨设溪山书院，这些书院都有藏书。《绍兴市教育志》就说：“书院是‘校书、藏书的场所’。”⁽²¹⁾越州属县诸暨、嵊州置有学宫。当时的越州州学建于城北隅。元和九年（814），鄞县设县学，会昌六年（846），象山设县学。唐肃宗（756—762）时，台州司广参军郑虎以地方官身份致力于教育事业。这些学官、书院都有刻书、藏书。《绍兴市志》说：“越州创办的书院用以刻书、藏书。”⁽²²⁾

与此同时，文化也得到发展。隋唐均以能文善诗为荣。浙东成为唐诗之路的中心区域，李白、杜甫等诗人也曾来浙东。大历年间，鲍防、严维等人举行大规模浙东诗会。《宁波通史》也说：“唐代文人漫游成风，光是从古城绍兴至天台山石梁飞瀑这条全长134公里的水道，就为300多位诗人行旅所及，散落下一串串精美的珍珠，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唐诗之路’。”⁽²³⁾

教育、科举开办与文化的兴盛，使读书人增多，由于读书人和州、县学、书院广泛利用书籍，这就需要更多的书籍去满足其需求，为此必将推动浙东藏书业的发展。

二、虞世南的书籍整理和编纂

在隋唐，不少浙东士人参与书籍的整理和编纂。隋唐政府主持图书事业的机构承袭六朝，秘书省依然是主持图书事业的学术行政部门。其主持者和工作人员称秘书监和秘书郎。隋文帝即位后，重视文治，优礼学者，牛弘所请藏书，正合其意，故于开皇三年（583）“诏购求遗书于天下”。这次搜书，因为既“勒之以天威”，又“引之以微利”，献书者不少。当时除经史子集外，亦注意收佛经、碑铭和时人手稿。余姚人虞世南当时在秘书省工作，他把姚察所著的《梁史》等手稿收入秘书省。这次献书后，“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尤其是虞世南在秘书省工作时，对书籍的整理和编纂更是作出了努力。

虞世南（558—638），字伯绝，唐初越州余姚人。其宅在鸣鹤山定水寺（今慈溪宓家埭）。隋文帝即位后，设秘书省，虞世南被选为秘书郎，管理全国经籍图书之事。据资料所载，虞世南，大业中为秘书郎，曾供职于秘书省，利用隋代所藏图书作《北堂书钞》一书，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类籍书。该书记载了隋以前的许多可贵资料，对于研究历史、辑佚和校勘古籍具有相当价值。刘在《隋唐嘉话》中曾记载此事曰：“虞公之为秘书，于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号为《北堂书钞》。今此堂犹在，而《书钞》盛行于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更清楚地解释道：“《北堂书钞》，唐虞世南仕隋为秘书郎时抄经史百家之事以备用。北堂者，省之后堂，世南抄书之所也。”《隋志》已著录此书，并记卷帙为174卷。此后，《两唐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等则均著录为173卷。今日通行的孔广陶校刻本为160卷。据孔广陶统计，《北堂书钞》除集部外，引书已有约800种。可见虞世南所读典籍之多。贞观元年（626），唐太宗设弘文馆，这是从事图书事业的机构，“馆中有四部书及图籍”，时聚四部书20余万卷，选虞世南等人为学士，进行图书整理。

自唐初收隋典籍及唐高祖令征购典籍，秘书省所藏之书大增。武德九年（627），虞世南由秘书少监转秘书监，领导秘书省藏书整理工作，期间还认真校书、勘误、辑佚。其校写《老子》就是一个事例。

《老子》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广泛流传，《墨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都引用了《老子》的文句。韩非子注释过《老子》，唐初虞世南曾见过他的注本。为此，唐太宗曾经命他校写《老子》一部。

据路工先生访得的虞世南校写的石刻拓本所载，虞世南校写石刻《老子》拓文，上有“贞观”“开元”“广平开国”“太和殿”等印，正文题名为《老子道德经》，分为上、下两篇，不分章，但有八十一个自然段落。从内容看，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并且其中有唐太宗命虞世南校写时所作的说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维天之道，司日月以悠久，大圣作，则藉书契以长存，直太史李淳风，向呈王弼注《老子道德真经》上下二篇八十一章，虫蚀靡烂，字句狼藉，缮写者书已不工，补字者更多舛讹。咨弘文馆学士虞世南厚期毓德，卓落不群，穷百氏之阃奥，探六书之清微，乃锡尔以囗囗（路工先生注：拓文字迹不清，下同）纸，鼠笔，校雠缺略，厘正同异，以使复古，囗凡前烈。既能俾补致囗，尤足利益群生，斯实大端，当毋辞劳也。“臣奉书伏读真经，韩非子注似近疏略；河上公注颇觉纷繁，唯王弼言简意深，得老氏清净之旨。若其字有谬误，前贤不肯正定，臣何人斯，竟敢辄易。今以王弼书为正，韩、河别注并存，敬写全篇。上渎天聪，无任警惕、战慄屏营之至。”⁽²⁴⁾

路工先生指出：“据此，虞世南奉李世民之命校写的《老子》，是以王弼本为底本，用韩非子、河上公本校勘，使三本并存。”

三、私人藏书与寺院藏书

在隋唐五代，浙东的私人藏书与寺院藏书也有一定的发展。

（一）私人藏书

由于隋唐经济发展，图书制作手段推陈出新，私家藏书有所发展。浙东也是如此，由于雕版印刷出现，浙东出现雕刻印刷书籍。唐长庆年间（821—824），元稹任越州刺史，就刻印《白氏长庆集》，在平水市，这部著作还在市场交易，即图书的贸易。元稹为《白氏长庆集》所作序中云：“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中也。”⁽²⁵⁾这是唐代越刊印书籍的最早记载。

五代南唐期间的徐锴（920—974），字楚金，会稽人，后迁居广陵。他生于一个世代官宦书香门第，父徐延休曾仕吴为江都少伊，博识多学，母亲也有文化教养。徐锴幼即聪慧，10余岁时作《秋词》，援笔立成。他家中之书几阅数遍。不仅如此，他尤其喜欢精研文字学，为校勘古籍积累了深厚功底。南唐李璟时期，他以校书郎起家，累官至中书舍人。后主李煜时期，他又在集贤院供职，日事校勘，此时，他家中藏书已十分丰富，其中不乏善本。后主雅好文学，曾得《周载齐职仪》一书，后主以问徐锴，他一一条述而无遗漏，人皆服其识书。宋人一向看重南唐藏书，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江南书籍》云：“王师平金陵，得书十余万，分厂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多雠校精当，编帙全具，与诸国书不类。”徐锴所作之贡献，故史称：“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锴力居多。”⁽²⁶⁾

由于徐锴藏书丰富，且勤于学习和著述，因此，在学术上成就突出。他著有《说文解字系传》40卷、《说文通释》40卷、《说文隐音》4卷、《方舆记》130卷等10多种著作，可谓著作等身。

据《绍兴市志》记载，吴越时，越州有裴氏书楼。⁽²⁷⁾

（二）寺院藏书

隋唐五代是我国寺院藏书的极盛时期。由于政府支持，使得寺院林立，名僧辈出。浙东也是一样，与前代相比，无论是藏书的数量，还是藏书的品种，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明代胡应麟曰：“凡释氏之书，始于汉，盛于梁，极于隋唐。”⁽²⁸⁾天台山国清寺的藏书就是一例。天台山国清寺以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晋王杨广按智者大师遗愿建成，并赐佛经一藏，并令秘书监柳顾言制《天台国清寺智者禅师碑》。入唐以后，仍然是有名的典藏丰富的寺院，具体藏经数量不详，但我们可以看到，国清寺是东南地区佛经流传入日本最多的寺院。早在唐德宗贞元年间，日本僧人最澄来此求法，归国后创立日本天台宗。最澄归国时，曾从国清寺抄走佛经345卷。此外，圆仁、圆珍、智证等也都在国清寺求得经书而归，尤其是圆珍，在国清寺等处求经达772卷之多。

另外，《全唐文》卷三一九，载《越州余姚县龙泉寺故大律师碑铭》提到道一法师“手写大藏，手自刊校”。道一生于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由此可以推测，天宝之前，龙泉寺即有大藏一藏。大中十二年（858），释藏奂为明州栖心寺住持，“凡一动止，禅者必集，环堂拥榻，堵立去会。（藏）奂学识涌泉，指鉴歧分。诘难排纵之众，攻坚索隐之士，皆立褰苦雾，坐泮坚冰，一言入神，永破沈惑。”⁽²⁹⁾奉化人释宗亮，家傍月山而居，后称月僧，开成年间剃落纳法，唐武宗会昌间灭佛，宗亮隐居，大中五年（851）建国宁寺（天宁寺），他为住持。建州守李频作寺碑说：“于清心行不污者，得二十八人，以补其员，广住持也。律僧宗亮、禅僧全佑而已。”宗亮宣传佛学，组织人员缮写经书，“国宁（寺）经藏，悉加缮写，躬求正本，选纸墨，鸠聚亲施，建造三门藏院诸功德廊宇，皆亮之力焉”。⁽³⁰⁾会稽山妙喜寺释印宗亦“诵通经典”，最精讲者《涅槃经》，⁽³¹⁾表明妙喜寺也藏有经书。

【注释】

(1)〔晋〕陈寿：《三国志》卷六○，《钟离牧传》。

(2)《宋书》卷五四，《传论》，中华书局1974年版。

(3)〔唐〕舒元舆：《悲剡溪古藤文》，《嘉泰会稽志》卷一七，《纸》。

(4)〔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卷一七，《纸》。

(5)顾志兴：《浙江藏书史》（上册），杭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6)沈建乐：《绍兴历史名人》，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7)任继愈：《中国藏书楼》，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0页。

(8)〔唐〕李延寿：《南史》卷七二《文学·虞龢传》。

(9)乐承耀：《宁波古代史纲》，宁波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乐教授认为《三国志》说阚泽是山阴（今绍兴市）人。但是《宝庆四明志》却提出异议。在“阚泽”条下说：“《三国志》本传指为会稽山阴人，按今慈溪县（汉属句章县，今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之普济寺乃泽旧居，峰曰‘阚峰’，湖曰‘德润湖’；山水犹识其姓字，则泽为句章人也可知。”（卷八，《叙人上》《先贤事迹上》）《天启慈溪县志》也记有阚峰山、德润湖（今慈湖）、阚相祠、普济寺（德润院）等山水、古迹，载有历代诗人咏阚泽的诗，足见阚泽是句章人确实无疑。

(10)〔晋〕陈寿：《三国志》卷五三，《阚泽传》。

(11)〔晋〕陈寿：《三国志》卷五三，《阚泽传》。

(12)陈荣富：《浙江佛教史》，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66页。

(13)〔陈〕慧皎：《高僧传》卷一二，《法宗传》。

(14)〔陈〕慧皎：《高僧传序录》。

(15)《续高僧传》卷一。

(16)《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

(17)《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

(18)万历《绍兴府志》卷五十，《序志》。

(19)傅振照：《绍兴县志》第4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535—2539页。

(20)乐承耀：《宁波经济史》，宁波出版社2010年，第51页。

(21)章玉安：《绍兴市教育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