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发展的原因

第一节　藏书发展的原因

宋代浙东藏书业的发展和藏书家辈出，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和文化原因，这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密切相联的。考察宋代浙东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及学术活动等情况，可以知道，宋代浙东藏书业的发展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浙东的经济长足发展，造纸、刻书业的兴盛，教育事业的发达和学术思想的活跃。

一、长足发展的经济

马克思主义认为，思想文化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它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作为基础的。作为文化、精神生活之一的藏书业的发展，也依赖于经济的长足发展。大量的文献资料表明，在宋代，浙东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水平已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在两浙东路的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该地区农业生产发达，其突出成就是整治和兴修水利工程，扩大耕地面积，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粮食产量名列前茅。仅明州城西的广德湖的粮食亩产量就达六七石，这不仅创造了宋代全国稻谷亩产的最高纪录，也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稻谷亩产的最高水平。⁽¹⁾

在前代的基础上，浙东在宋代的手工业也得到较快发展，在纺织、造纸、刻书、酿酒、制盐、造船及军器生产等方面已有显著的进步。尤其是商品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商品经济十分兴盛，其具体表现为：专业分工扩大、市镇经济活跃、纸币推广、引铺出现和海外贸易发展。

据资料记载，当时浙东镇市贸易发达。绍兴在南宋的商品经济已经在浙江占有重要地位。绍兴三十二年（1162），绍兴府茶叶总产38.5万斤。余姚生产的茶叶大量投放市场，年批产量达到146000斤，占总数的97.9%，会稽批发23320斤，占总数的16%。绍兴在宋代再现大批市镇。如果说北宋元丰三年（1080）有7个镇市的话，那么到南宋已经扩大到20个镇市⁽²⁾，比北宋增加了2倍多。同时茶市、渔市、灯市也很兴盛。山阴县城南两公里的兰亭，专门设立茶市收购茶叶。陆游的诗句中就有“兰亭之北是茶市，柯桥以西多橹声”“兰亭步口水如天，茶市纷纷趁雨前”。⁽³⁾台州、庆元也有不少集市。据嘉定《赤城志》记载，在嘉定年间（1208—1224），台州主要集市有30处，其中临海县城内有街头市、小街头市、庄巷口市、报恩寺西市、朝天门内市、朝天门外市等11处，临海县乡村有柘溪市、路口市等7处。而明州（庆元）则有镇市29处。

由于商品经济发达，浙东地区所征商税很多。北宋熙宁十年（1077），越州的商税为25916.092贯，到南宋税收有较大幅度提高。据《嘉泰会稽志》记载，南宋的税额为62256贯，比北宋增加了2倍。漆侠先生在他的文中曾经作过估算，宋代商税是按商品价格的2%为过税，3%为住税加以征收，即值百抽五的税率征收。⁽⁴⁾越州在熙宁十年则为578321.84贯铜钱。庆元的西门、南门、沈店桥、宋诏桥、望春桥、江东的6个引铺征税10912贯。明州是年商税为20220.500贯，台州为23440.445贯。

上述分析已经说明，在宋代浙东经济已有长足发展，该地区的经济繁荣为藏书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教育事业的发达

宋代浙东地区藏书事业之所以发展很快，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该地区历来是文化发达地区之一，是人文荟萃之地。由于州、县学和书院的快速发展，读书人多，需书量大，要求图书增加，对藏书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影响。

“两宋”时期浙东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州、县学的兴盛和书院的普遍出现。明州、越州在唐代发展的基础上普遍设置州、县学。如庆历间（1044—1048），王安石为鄞县令，设立县学，聘请名家楼郁、杜醇为教师。慈溪县民聚资作孔子庙，“为学舍讲堂其中”。⁽⁵⁾象山县令顾方“建学舍。率子弟之秀教之，亲为讲解”。⁽⁶⁾当时，地方守令重视教育，相继把没收的官物产，拨给州、县学，使州、县学经费充裕。如慈溪县学有学田392亩、地28亩、山6亩，收租米182石、谷113石、租钱七费30文。

越州在宋代崇宁年间（1102—1106）也设立山阴县学、会稽县学；庆历时（1041—1045）建上虞县学，南宋时，嵊县、新昌、诸暨县学也发展很快。

另外，在宋代，浙东的明越两州的州、县学有一定规模。宋代学者梅应发曾描述过当时明州州学的盛况，他说：“世之言郡泮者必曰：一漳二明，盖漳以财计之丰裕言，明以舍馆之宏伟言也。巍堂修庑，广序环庐，槐竹森森，气象严整，旧额生徒一百八十人，其后比屋诗礼，冠带云如，春秋鼓箧者率三数千，童仆执经者亦以百计，著录浸倍。”适逢开堂讲义，“环堂而听者以千计”。⁽⁷⁾

明州、越州还普遍设立书院，如明州有甬东书院、杜洲书院、慈湖书院、桃源书院、岱山书院等。越州的书院也很多，主要有稽山书院、山阴书院、竹修书院、和靖书院、月林书院、泳泽书院、鹿门书院、竹楼书院、鼓山书院等10多所。理学大师石子重、朱熹、吕祖谦等在绍兴所属各县书院轮番讲学，阐发理学要义和个人学术观点。台州的州、县学与书院教育也较为发达。台州在北宋初，建州学于州治之北。康定二年（1041），知州李防等建州学于郡治。“两宋”期间，临海、黄岩、天台、仙居县治都建有县学。各学官称教授，州学2人、县学1人。为使州、县学更好的发展，嘉定（1208—1224）时，台州的州、县学有学田2814亩、地1888亩、山35.4亩。在南宋台州有上蔡、溪山第一、观澜、柔川、樊川、南峰、云阳、竹溪、龙溪等10多个书院。

浙东的州、县学的发展需要不少书籍，书院为了供学者阅读，更需要大量藏书。所以，州、县学和书院的发展，无疑也促进了浙东藏书事业的发展。

三、文化领域的宽松环境

宋代浙东地区文化领域出现了相对宽松的、活跃的局面。这对藏书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两宋期间，明州人才辈出，北宋时有“庆历五先生”——杜醇、杨适、楼郁、王致、王说，他们既是教育家，又是理学家。南宋时的庆元更是人才济济，有“淳熙四君子”——舒麟、沈焕、袁燮、杨简，他们继承陆九渊理学，在浙东有很大的影响力。还有“同谷三先生”——陈埙、王应麟、黄震。此外，还涌现出一批文学家和史学家，诸如舒亶、陆游、史浩、吴文英、张孝祥、陈允平、戴表元、舒岳祥、刘庄孙、史学家赵汝适、胡三省、地理学家魏岘等人，他们互相唱和、研究探讨、共同切磋，不仅显露才华，而且开创了良好的读书风气。比如，庆元的学者就经常切磋。“甬句（今宁波）学者，鼎撑角立，雨戴笠，霄续灯，互相过从，以资攻错，书带之草，异苔同芩，其亦盛哉”。⁽⁸⁾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著名理学家朱熹驻节台州，讲学各地，也促进了当地的学术发展。尤其是宋季，浙东庆元、绍兴、台州诗社兴起。一批文化人十分活跃。他们在文教上唱和不辍。陈允平、胡三省、戴表元、舒岳祥、刘庄孙都有诗文交往，进行探讨，形成浙东不少诗派。文化领域的宽松、活跃的环境，也正是浙东藏书业发展兴盛的又一个原因。

四、造纸、刻书业的兴盛

宋代藏书事业发达，与当时这个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造纸、刻书业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宁、绍地区的造纸业有着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宋室南渡以后，由于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尤其是北方的读书人纷纷南迁，使得明州（庆元）、越州（绍兴）成为“天下贤俊多避于此”的江南七府之一。比如，《宝庆四明志》卷十曾经记载明州在建炎二年（1128）至开庆元年（1259）共有731名进士，其中从北方迁入的就有155人，约占21.2%，⁽⁹⁾著名的学者王应麟就是河南开封人。

读书人的增多，要求更多的书籍以供阅读，从而促进了造纸、印书业的发展。社会上对纸张的需求量猛增，使得浙东的造纸业飞速发展。比如，四明的盐钞纸曾名闻一时。据《宝庆四明志》卷六《叙赋下》记载，鄞县、奉化、象山3县生产的盐钞纸，每年被太府寺交引库收买79300幅。越州的造纸业更有影响力，与徽州、成都一起并列为全国三大造纸业中心，出产竹纸和敲冰纸。北宋的苏易简就评价说：“今江浙间有以嫩竹为纸，如作密书，无人敢拆发之，盖随手便裂，不复粘也。”⁽¹⁰⁾到南宋，绍兴所产竹纸影响更大，开始名扬天下，“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¹¹⁾且品种也多。《嘉泰会稽志》记载：“竹纸上品有三：曰姚黄，曰学士，曰邵公。三等皆又有名展手者，其修如常而广倍之。自王荆公好用小竹纸，比今邵公样尤短小，士大夫翕然效之，建炎、绍兴以前，书简往来率多用焉。”⁽¹²⁾《剡录》曾对敲冰纸有过记载：“张伯玉《蓬莱阁》诗，敲冰呈妙手，织素竞交鸳。注曰：越俗呼敲冰纸。《新安志》曰：纸，敲冰时为之益佳。剡之极西，水深洁，山又多藤楮，故亦以敲冰时为佳，盖冬水也。吕本中诗：敲冰落物盈卷轴，顿使几案生清芬。”⁽¹³⁾

浙东造纸业的发达为该地区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原料来源。宋代明州、越州和台州的印刷业已经比较繁荣，成为浙江刻书业的中心，刻书单位有官刻、坊刻和私刻三个系统。地方官府刻书有路府州吏，还有各路使司。除明、越、台都有刻书作坊外，鄞县、奉化、象山和会稽、嵊县、余姚以及黄岩、天台等地都成为省内刻书中心，拥有很多刻本。

明州在绍兴年间（1131—1162）就有《六臣注文选》《徐文公文集》等书籍，其中《徐文公文集》为绍兴十九年（1149）刊本，《六臣注文选》为绍兴二十八年（1158）刊本。上述两书均署名为“明州公库刊印”。⁽¹⁴⁾

除了地方官府刻书的发展外，私家刻书在浙东也较为兴盛。尤其在北宋熙宁以后，放松了刻书禁令，私家刻书发展更快。如绍兴年间（1131—1162），奉化的王庆曾、王伯序父子就刻有《大藏经》8册，每册均有“明州奉化县忠义乡瑞云山参政大司王公祠堂大藏经，永充四众看”的字样。⁽¹⁵⁾山阴人陆游父子也刻了不少书籍。陆子遹就刻其父陆游《老学庵笔记》10卷。⁽¹⁶⁾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浙东造纸、刻书业的发展，加快了图书的生产和流通，有力地促进了浙东藏书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