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观藏书与书院藏书

第四节　寺观藏书与书院藏书

由于两宋统治者对佛道采取宽容政策，为浙东的佛道兴盛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致使浙东寺观有所发展，由此推动了寺观的佛道典籍的收藏。另外，因教育事业需要，也催生了书院的设置。宋代是浙东书院正式确立并得以制度化、规范化的重要时期，也是浙东书院史上较为辉煌的时期，成为两宋浙东教书育人和学术交流不可或缺的平台。书院的发展，需要藏书为其支撑，从而推动了书院藏书业的发展。

一、佛道的发展及对典籍的收藏

（一）佛道发展的背景

在宋代，浙东的佛道得到了发展，其主要原因是统治者推行宽容政策，浙东的天台宗中兴、禅宗的鼎盛及浙江的佛经刻印。

两宋期间，由于执政者认识到佛道对于稳定社会、维护执政地位的作用，于是对宗教采取宽容政策，并支持佛道发展。比如，历朝宋帝对浙东的名僧多次赐谥。四明智礼于天禧四年（1020）被赐“法智大师”。宁海的遵式也被宋真宗先赐紫服，后赐“慈云大师”称号，绍兴二十年（1150），特谥“忏主禅慧法师”。另外，一些寺院也被宋代统治者赐名。大中祥符元年（1008），明州阿育王寺被赐名“广利”，舍利殿悬宋高宗赵构御书“佛顶光明之塔”匾额，殿前有宋孝宗御书“妙胜之殿”匾额。⁽⁵¹⁾台州的国清寺也被宋真宗御赐寺名，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赐黄金万两对国清寺加以大修，并诏改“景德国清寺”。南宋初年，国清寺遭遇兵毁。建炎元年（1127），宋高宗赵构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后，诏令兴佛，次年，重建国清寺及寺前桥、塔。此时的殿宇、浮图插汉，古木青翠，高处有兜率台，瀑布飞其后，振锡、廻澜两桥于前，大为奇胜。宋代对佛道采取的宽容政策，为浙东寺观兴盛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由于执政者的政策影响，浙东的道教也有很大的发展。道士多立足于洞天福地诸名山之中修炼，形成于六朝到宋代的“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其中不少在浙东。“十大洞天”中的委羽山洞，号“大有空明天”，在台州黄岩；赤城山洞在唐兴（今浙江天台），号“上玉清平山”；括苍山洞，号“成德隐玄天”，在乐安县（今浙江仙居，主峰在临海县境内）。十大洞天，浙江有其三，都在浙东台州境内。

“三十六小洞天”，浙江境内有9处。浙东境内有4处，即四明山洞，名“丹山赤水天”，在余姚；会稽山洞，名“极玄大元天”，在山阴；金庭山洞，名“金庭崇妙天”，在嵊县；盖竹山洞，名“长耀宝兴天”，在台州，共占“三十六洞天”的1/9。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两宋期间，位于浙东的寺观有较多的发展。比如，庆元（明州）在宝庆年间（1225—1227）就有寺院道观274所，其中有一定规模的大寺院39座。台州在嘉定年间（1208—1224）寺院道观有377所。⁽⁵²⁾当然，浙东的寺观不但数量多，而且有一定规模。创自南宋的“中华五山”主要是在今天的杭、甬两地，即余杭的径山兴万寿寺、鄞县的阿育王山峰广利寺、太白山天童景德寺、杭州北山景德灵隐寺、南山净慈报恩光孝寺。“中华十刹”中浙江有6处，其中浙东就有奉化雪窦山资圣寺和天台山国清寺。这些寺院气势磅礴。浙东道观也比较多。明州在两宋有29座。

佛教的兴盛与频繁活动也是佛道发展的一个原因。宋代天台宗的活动主要是在浙江天台、四明、杭州，四明知礼、宁海遵式影响非凡，其中知礼系山家派以明州的延庆寺（今属浙江宁波市海曙区）为基地，积极宣传山家派的教说要义。从法智知礼、广智尚贤，到神智鉴文、明知中立，相继主持延庆寺，为天台宗的中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知礼，俗姓金，字约言，明州鄞县人。在延庆寺专事忏讲40余年。知礼的门人很多，“嗣法二十七人，入室四百七十八人，升堂一千人”。⁽⁵³⁾从其教化者数以千计，生徒遍于江南。“今江浙之间，讲席盛者，靡不传师之道。其于开人之功，亦既博矣。”⁽⁵⁴⁾晁说之的《宋故明州延庆明智法师碑铭》中亦说：“晚传四明义通，通传知礼是谓‘四明尊者’，亦曰‘四明法智’。禀生知之上性，思义于童子之时，其于天台之门犹诸荆溪，于时教特盛。”⁽⁵⁵⁾

除了天台宗在宋代中兴起外，浙东的禅宗也进入了鼎盛期。仅明州在两宋期间就涌现出不少高僧，诸如北宋住持雪窦资圣禅寺的雪窦重显，南宋时的阿育王寺住持宗杲、天童寺的住持正觉等。这些高僧宣传教义，听众甚多。重显俗姓李，字隐之，号明觉，遂州（今四川遂宁市）人。天圣二年（1024）住持奉化雪窦寺达30年之多。他整顿禅寺仪规，修建寺院，作《颂古百则》，远近禅僧前来参谒受法者众，使得云门宗风一时大振，被誉“云门中兴祖”，获赐“明觉大师”。⁽⁵⁶⁾宗杲，俗姓奚，字昙晦，号妙喜庵主，宋宣州宁国（今安徽宁国县）人。绍兴二十七年（1157），宗杲奉诏主持阿育王寺。时阿育王寺内僧众，前来问法者达6000人。“参学之人数常千百，丛林之盛无与为比”。⁽⁵⁷⁾

当然，浙江的雕版印刷发展，所生产的各种典籍，也为寺观藏书提供了条件。

（二）主要寺观对佛道典籍的收藏

上面已经提到，浙东在“两宋”寺院数量众多，相当规模的寺院也有不少，诸如阿育王寺、延庆寺、雪窦寺、圆通妙智教院、国清寺、净明寺等。上述寺院在两宋都有佛经及其他书籍收藏。

建于西晋的明州阿育王寺，位于鄞县宝幢，在宋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大中祥符元年（1008）赐名广利，大觉禅师琏公住持，名扬天下。皇祐二年（1050），仁宗召对，赐御制释典颁藏之。熙宁三年（1070）建宸奎阁，“奉藏所赐御书”。《育王广利寺宸奎阁记》记载：怀琏被宋仁宗“召对化成殿，奏对称旨，赐号大觉禅师”，“并亲书颂诗以赐之，凡十有七篇”，后怀琏归之明州阿育王山广利寺，任主持。“四明之人相与出力，建大阁，藏所赐颂诗，榜之曰宸奎”。⁽⁵⁸⁾《宝庆四明志》亦曰：阿育王山广利寺“奉藏所赐御书轴五十有五、扇三”。⁽⁵⁹⁾南宋初，宋高宗御书“佛顶光明之塔”匾额。藏经颇富。

位于今天宁波市海曙区灵桥路的延庆寺，临近三江口，奉化江永宁桥畔，建于五代后周广仁三年（953），名报恩寺。至道元年（995）四明知礼进住四明保恩园，大弘天台宗教义时人称之谓“中兴天台宗”。⁽⁶⁰⁾知礼在延庆寺专事忏讲40余年，撰有《金光明经文句记》《金光明玄义拾遗记》《观无量寿经疏妙宗钞》等10余宗。宗晓所撰的《四明教行录》就收集了知礼的遗文、行业碑文等百余篇。知礼著述必须以佛经作为依据，如果知礼不读延庆寺的佛经典籍是不可能撰写上述著作的。从知礼的讲述、撰写典籍中可以看到延庆寺是藏有典籍的。知礼去世后其大弟子广智尚贤继主延庆寺。日本国师曾派遣绍良等僧人，赍捧金字《法华经》作为贽礼，请学于广智门下3年。⁽⁶¹⁾《法华经》也成为延庆寺的典藏。后来明智法师曾一度住持延庆寺。据晁说之的《宋故明州延庆明智法师碑铭》载，明智法师“出口而讲，雄毅耸听折心；或退接于室中，屈辨申谈，云兴泉涌，不足为喻”。他与儒生论儒道，儒生不能回答，而明智却能告之：“此道在孔子如何，此语在诗书如何。”因此晁说之对其学识给以高度评价：“盖师于周、孔、老、庄之书亦无不究观，翰墨诗章皆出人上。其诵《法华经》，平生以万数，诸佛号不在数中。”⁽⁶²⁾从晁说之的碑铭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智法师不仅精通佛经，而且也懂儒道学说，其渊博的学识主要是来自延庆寺的所藏典籍，除了佛经外，也包括《周礼》《诗经》等儒学经典。据顾志兴记载，延庆寺旧藏梵文金边贝叶经294张，疑为宋时藏品，今移藏七塔寺。⁽⁶³⁾

即使规模较小的寺院，也藏有经书。鄞县的慈福院，距县东30里，旧称盛店保安院，后周显德二年（955）建，治平元年（1064）赐慈福院额。院全师者，年60余，日诵《妙法莲华经》，三十余年如一日，以部计之，万五千矣。世目之为全法华净照禅师。有人曾诗曰：“摄意持经尽劫灰，人间处处妙莲开。他时诵满三万部，却觅曹溪一句来。”⁽⁶⁴⁾翠岩山宝积院智才师，亦广募檀信，鸠集众工，缮写素安，建为轮藏。

吉祥院，离鄞县东南1里多点路，后晋天福五年（940）所建，六年（941）以释天院为名，宋初太平兴国八年（983）改赐为吉祥院。⁽⁶⁵⁾宋代的吉祥院位于今天宁波市海曙区，其中尊寺就有宋代的大藏经，其中开元版的《西字函音释》（成实论上贴一十卷）上盖浙江“明州城下吉祥院大藏经”的藏经印章。明州的思溪（今菱湖镇）圆觉寺印有《圆觉藏》，世称《思溪资福藏》，也被吉祥院所收藏。这部经书后来流传到日本中尊寺。思溪版的《法苑珠林》卷八十八上面，用墨笔记载着“入吉祥大藏内”。⁽⁶⁶⁾这就表明，日本中尊寺所藏的《大藏经》和《法苑珠林》，都来自明州吉祥院的寺藏之书。

象山的蓬莱山寺圣禅院创于后梁龙德二年（922），宋太宗“赐之以图书之文，是为太平兴国四年”。后释永净住持蓬莱山寿圣禅院，他建“宝藏以居殿之中。金函玉轴，层见叠出，所谓妙典秘偈，悉募僧笔之。盖其徒宝仙倡其初，义肱赓其终，积之数年，而五千八百四十八卷进之文灿然完成矣。”台州、越州的寺院也藏有经书。修筑于隋代的台州国清寺，在天台县北约10里处，初称天台寺，大业元年（605），杨广即位，为隋炀帝。智越遣僧使智璪等前往祝贺，炀帝敕赐“国清寺”，富有典藏。唐末战乱，国清寺典籍散。宋初，由于吴越王钱俶遣使高丽求取天台宗教籍成功，为天台宗的复兴创造了条件，也为国清寺增加了佛经典藏。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赐黄金万两对国清寺进行大修，诏改“景德国清寺”。“前后珍赐甚夥，合三朝御书数百卷，有御书阁”⁽⁶⁷⁾。南宋初年，国清寺又遭兵毁，殿宇被毁，值得庆幸的是智者所注的《妙法莲华经》、印度传入的《贝多叶经》和旃檀佛像、佛牙等犹存。这表明，国清寺在南宋时期还藏有《妙法莲华经》《贝多叶经》等佛籍经典。

越州（绍兴）寺院的典籍收藏也不少。在会稽城南秦望山麓，有嘉祥寺，此寺有不少高僧著《中论疏》《百论疏》《十二门论疏》等，嘉祥寺佛经收藏丰富。新昌大佛寺，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改称宝相寺。天圣五年（1027）董遂良赴京请《大藏经》全藏。后又建转轮经藏并宝殿藏之。离绍兴府城东南三里许的圆通妙智教院。在南宋初年，宋高宗赵构驻跸绍兴，赐御书《金刚经》板于寺。《嘉泰会稽志》为此记载说：“绍兴初，车驾驻跸，宣赐御书《金刚经》板。”⁽⁶⁸⁾

同时，宋代还重视道观藏书，多次搜集、整理道教典籍。大中祥符（1008—1016）初，宋真宗就命戚纶、陈左尧及道士朱益谦、冯道之参与修纂道藏。当时张君房知钱塘，戚纶（一说王钦若）荐举张君房主其事，遂取秘阁及苏、越、台三州道经籍到杭州，编成《大宋天宫宝藏》4565卷。这说明越州、台州是有不少道教典籍。据统计，《大宋天宫宝藏》和有“小道藏”之称的《云笈七籤》中，位于台州天台县桐山中的桐柏崇道观所藏的均占1/4，也就是说，桐柏崇道观提供了经籍1500余种，至于其他观藏也不少。有宋太宗、宋真宗御书计53卷，宋高宗所赐《史汉事实》《翰墨志》等书。越州的神霄玉清万寿宫也有藏书。藏经处名“云章宝室”，庋藏道家经籍。⁽⁶⁹⁾

二、书院藏书的发展

书院始于唐代，为皇家藏、校书之处。后私人聚徒讲学，改名为书院。至宋代，中国古代书院进入了初步发展阶段。北宋初，书院在唐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到南宋出现了高潮。书院数量多，且分布广，这对浙东藏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书院的发展

白新良的《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中认为北宋建有书院71所，其中浙江4所，在浙东只有宁波1所。⁽⁷⁰⁾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所设。在南宋，为500所，其中新建299所。浙江为60所，其中浙东的宁、绍、台地区所设书院达14所。⁽⁷¹⁾而据笔者统计，在宋代，浙东的书院不止15所，应该为36所，今根据资料列表2-3：

表2-3　南宋浙东书院一览表

续　表

资料来源：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第8—11页，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从表2-3可以看出，浙东书院发展迅速，明州有15所、越州有12所、台州有9所，合计36所，远远超过白新良所统计的15所。

（二）书院的藏书

书院正因为是聚徒讲学之处，便注定了其与书的密切联系。书院是讲学、进行交流地方，决定了它对书籍的重视。比如，鄞县人高闶，北宋末年入太学，归里后，在明州城南长春门内建长春书院，全祖望说：“高氏家居湖上，其去长春门不半里，故书院以之为名。就学者甚众。”⁽⁷²⁾月湖的碧沚有杨文元公书院，宋代的著名学者慈溪杨简就在此讲学，兴学就要有藏书，因此，藏书成为书院的功能之一。各家书院是没有不藏书的。南宋的书院更重视藏书，书院的藏书量很丰富。慈湖书院，在慈溪县东1里，是当地的士人于宝庆年间（1225—1227）在慈湖（今位于宁波市江北区慈城街道）之滨以祀南宋著名心学家杨简而建立的。咸淳年间，传播杨氏的思想，使学术与书院形成一个互为表里的关系。这就决定慈湖书院需要藏书作为其支撑。文及翁的《慈湖书院记》就有“书院有规、廩稍有籍”的记载。黄翔龙的《重修慈湖书院本末记》在记述慈湖书院中更详细：“始崇礼殿，中严词庭，后辟讲堂，外植门，旁翼雨庑，因其旧为斋四，曰忠信、笃敬、明通、公博，先圣先师咸具像设，长有署，正、录有序，后土有祠，习阍庖湢皆有舍。岁壬辰八月落成。又度地讲堂后，为横经庋书之所。”⁽⁷³⁾这里的“庋书之所”就是藏书的地方。

书院的藏书除书院本身的收藏外，另外都是来源于朝廷与皇帝的赏赐，其目的是为了奖赏书院办学以替代官学为其培养人才。明州的南山书院和甬东书院就得到过宋理宗所赐院额，并得到国子监的印本《九经》的颁赐。

此外，地方士绅，官员与私家藏书赠予。鄞县人王说是“庆历五先生”之一，隐居乡里30余年，安贫乐道，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他把自家的旧宅“酌古堂”改建为书院，宋神宗颁赐“桃源书院”。王说为此被称为“桃源先生”。而其子王瓘是北宋有影响的藏书家，他以文著称，“性嗜学，多未见之书”。⁽⁷⁴⁾王瓘的藏书与其父的“桃源书院”的所藏应该是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