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兴盛的原因

第一节　藏书兴盛的原因

明代浙东藏书的兴盛，除宋、元藏书文化传统的影响之外，又有其自身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历史原因。这与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经济的继续发展

在明代，浙东的经济进一步发展，这为该地藏书业的兴盛奠定了物质基础。建国初年起，明代的执政者就十分注意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使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恢复元气。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经济进一步推进，不仅农业、手工业继续发展，同时促进了市镇的兴起、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在此背景下，浙江经济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

我们从农业经济发展看。早在明初朱元璋就意识到“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¹⁾的实际情况，推行了“安养生息”的方针政策，采取了减免税粮、奖励垦荒、兴修水利的措施。永乐年间，政府也十分重视农桑。“富国之本，在于农桑。”⁽²⁾继续招流民，辟田野。浙东地方当局执行明政府的各项政策，督民兴修水利，组织民众垦荒，引进新的粮食品种，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以水利为例，宁波官吏重视兴修。洪武八年（1375），奉化县令乔鉴“大兴水利”。⁽³⁾洪武十一年（1378），余文昇为明州知府，他又督吏民“修水利”。⁽⁴⁾次年，定海县（今浙江镇海）县令何肃督鄞、慈、奉、定四县县民筑后海塘。洪武年间（1368—1398），鄞县疏浚了东钱湖，能灌溉土地数万顷。定海筑龙山塘，内修金墩、镇龙二闸。⁽⁵⁾绍兴的水利工程建设成就显著，主要是三江应宿闸的修筑、浦阳江与曹娥江的整治及海塘建设。对其水利兴修的作用，后人有其评价：“公德在生民，三百年旱潦无忧，长使川原成禾土。”⁽⁶⁾由于浙东当局有效实施发展农业政策，致使土地垦辟扩大，粮食获得了丰收。

明代前期宁波府的田地山荡的面积经过垦辟在不断扩大。从洪武二十四年（1391）到天顺六年（1462），仅71年的时间，宁波府的田地山荡面积增加了14273亩，其中绝大多数是耕地。由于土地大面积地开垦，使粮食供应比较充足，税粮收入有所增加。永乐年间，宁波府仅秋粮收获量就达205844石，比元末增加86108石。⁽⁷⁾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浙东的商业在明代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区域商贸频繁、市镇的兴起和海外贸易的兴盛，尤其是集市纷纷兴起，引人注目。其主要表现是集市数量剧增，开市日期增多，集市形式多样。绍兴在万历年间（1573—1619），境内增设一批集市。府城内增设酒务桥市；山阴有柯桥、漓渚、夏履桥、钱清、安昌、斗门；会稽有樊江、白米堰、道墟、伦道、曹娥、马山；上虞县有丰惠桥市，乡间有梁湖、五夫、小越等。⁽⁸⁾宁波府的集市也明显增多，与宋元相比有明显进步，其中镇市数目增加。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庆元府有7镇22市进行贸易。到明代天顺六年（1462）宁波府的集市贸易处已达33个；嘉靖三十八年（1559），宁波府集市增加到44个，比南宋多15个市。台州的太平县（今浙江温岭市）在明代也有镇东桥市、鸣远楼市、下村市、温岭街等。

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浙东的经济发展，不仅有力地促进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也为浙东明代藏书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二、文化有新的进步

由于浙东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明代中叶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市民意识的产生，促使浙东社会文化有了新的发展。如传奇、小说、词曲等通俗文学作品大量增多。据乐承耀的《宁波古代史纲》记载，明中叶以后，浙东就出现了许多戏曲家和戏曲理论家，著名的有屠隆、叶宪祖、吕天臣、徐渭、史槃和周朝俊。

屠隆，字长卿，是明中晚期颇有名气的文学家。屠隆是“末五子”之一，他是文学上的多面手，诗文、戏曲、书画都有成就。史传称他“诗文率不经意，一挥数纸。尝戏命两人对案拈二题，各赋百韵，咄嗟之间，二章并就。又与人对弈，口诵诗文，命人书之，书不逮诵。”⁽⁹⁾著作有《栖真馆集》《由拳集》《白榆集》《采真集》《南游集》《鸿苞集》等。

屠隆还是一位有成就的剧作家。所著传有《昙花记》《修文记》和《彩毫记》3种，总名《凤仪阁乐府》，在当时广泛流传。时属绍兴府的余姚戏曲家叶宪祖，一生创作传奇、杂剧多种，是明代后期创作杂剧最多的作家。他著有传奇《玉麟记》《金锁记》《双修记》《宝铃记》《鸾鎞记》《双卿记》等7种，杂剧有《夭桃纨扇》《碧莲绣符》《丹桂钿合》《嘉梅玉蟾》，合称《四艳记》，以及《死生缘》《碧玉钗》《易水寒》《灌将军使酒骂座》《骂座记》等24种。⁽¹⁰⁾

叶宪祖的同乡吕天臣的戏曲作品有《神女记》《金台记》《戒珠记》《神镜记》《三星记》《双阁记》《四相记》《四元记》《二媱记》《神剑记》10种，称《姻鬟客传奇十种》，另有《齐东绝倒》《秀才送妾》《儿女债》等8种杂剧。此外，吕天臣又校订了《荆钗记》《拜月记》等28种南戏与传奇。其戏剧理论著作有《曲品》。⁽¹¹⁾

山阴的杰出文学家徐渭，多才多艺，自言“吾书首，诗二，文三，画四”。⁽¹²⁾其杂剧著作有《四声猿》，凡4种，即《狂鼓史》《玉禅师》《雌本兰》《女状元》，是集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产物。汤显祖为此感叹说：“四声猿乃词坛飞将，辄为之演唱数遍。”⁽¹³⁾

会稽人史槃也著有杂剧《苏台奇遘》《三卜真状元》《清凉扇余》，传奇《樱桃记》《鹣钗记》《吐绒记》《梦磊记》《合纱记》《忠孝记》等10余种。

《红梅记》是明代传奇中的一部名作，由鄞县人周朝俊所作。另有传奇10余种。

此外，笔记、方志、杂说数量也大为提高。仅山阴、会稽就有《嘉靖山阴志》、《万历会稽县志》、《万历绍兴府志》等。

这些著作的出现，刺激了典籍生产的繁荣，有力地推动了浙东藏书的兴盛。

三、造纸和刻印普遍

明代是我国造纸与印刷术普遍兴盛时期，官刻、坊刻、私家刻书同时盛行。造纸技术的进步是印刷业、出版业繁荣的重要条件之一。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所记，明代对于竹纸、皮纸等各种纸张的选料、配料及工艺等，较前代有进一步发展，都有了较为细密的方法。印书用纸也很讲究，“印书纸有太史、老连之目，薄而不蛀，然皆竹料也。若印好板书，须用绵料白纸无灰者，闽浙皆有之。而楚、蜀、滇中，绵纸莹薄，尤宜于收藏也。”⁽¹⁴⁾浙东的造纸依然有所发展。宁波的黄纸、白纸，绍兴的竹纸都有生产。《万历绍兴府志》记载：“越中昔时造纸甚多……今越中昔人所称名纸绝无闻，惟竹纸间有之，然亦不佳。”⁽¹⁵⁾这表明，在明代绍兴的造纸业较前佣工相对衰落，但依然有竹纸的生产。嵊县产的黄纸、白纸、桑穰纸被列为贡品。宁波在当时能生产不同品种的纸。据《宁波经济史》记载，宁波府当时能生产黄纸、白纸。永乐十年（1412），宁波府贡纸岁办历日纸，解部黄纸11998张，白纸19万张；解司黄纸3500张，白纸178364张。奉化、鄞县、慈溪、象山的历日纸、盐钞纸列为贡品，永乐十七年（1419），这4个县解部、司历日纸267932张。⁽¹⁶⁾

浙东造纸业的发达，使刻印业有所发展。当时的刻书，有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官刻、家刻特别兴盛。周弘祖《古今书刻》收录嘉靖前所刻书籍，反映了明代刻书业情况。宁波府所刻印的就有《汉隽》《清容居士文集》《四明文献志》等24种，仅次于杭州府，刊印图书数量居全省第二位。⁽¹⁷⁾宁波人方孝儒的《逊志斋集》早在洪武三十年（1397）已有刻本，成化、正德年间也有刻本问世，但旧有刻本“久而朽散”，⁽¹⁸⁾直到嘉靖四十年（1561），地方当局重刻方孝孺的《逊志斋集》。定海（镇海）人邵辅明喜欢研究《左氏春秋》，“手校内外传合编，邑令樊王家为梓以行世”。⁽¹⁹⁾

明代绍兴刻印业也较兴盛，境内盛行雕版印刷，著名的刻本有《万历会稽志》等。

由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浙东的造纸业和刻印业的发展，促使了典籍生产的进步，从而为藏书提供了丰富的图书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