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对浙东藏书的影响

第一节　社会经济对浙东藏书的影响

任何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要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前提。清代前中期的浙东藏书文化兴盛和藏书家辈出是有其深刻的原因，与当时社会背景密切相关。考察清代浙东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情况，可看到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浙东藏书业的影响。

一、社会经济发展

一个区域的文化现象的产生和发展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浙东的藏书也一样。文献资料表明，在清代前中期，浙东的经济较为发展，生产力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该地区农业生产发达，由于水利和耕作技术的进步，宁波、绍兴、台州成为重要产粮区，稻谷亩产都处于浙江前茅。据洪惠良等所著《绍兴农业发展史略》推算，明朝后期绍兴的耕地亩产约420斤。清代前中期，即康熙至乾隆年间，粮食亩产约在450斤。⁽¹⁾

清代，浙东地区的商品经济十分兴盛，主要表现在镇市贸易。绍兴在清代出现大批市镇，在明代有49个集市，到清代中期达64个集市，增加了15个集市。据《乾隆绍兴府志》记载，山阴县增下方桥市，诸暨新增草塔市、三都市，余姚新增陆家埠市，上虞新增三界市，嵊县新增浦口市、北庄市、王泽市、上碧新市、两头门市、太平市、开元市、蒋岸桥头市、双港溪市，新昌增设胡卜市，8县合计新增15个市集。⁽²⁾宁波在清代前中期的集市比明代有较多增长。嘉靖三十八年（1559），宁波有集市45个，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达72个，雍正十一年（1733）达77个。⁽³⁾台州的集市在清代前中期有所发展，其中章安、葭沚、大田为临海县三大集市。太平县（今浙江温岭市）在嘉靖间有镇东桥市、迂适浦市、大闾市、下村市、莞山鱼市5市。⁽⁴⁾到嘉庆十五年（1810），太平县有镇东桥市、大闾市、莞山鱼市、淋头市、横峰桥市、杉岭塘市、横涧桥市、大路街市、横山头市、松门西部市、萧家桥市、街弄头市12市，⁽⁵⁾增加了7个市。

地域分工、专业分工进一步扩大，也是浙东商品经济兴盛的一个表现。绍兴东浦的酒、诸暨的苎布、慈溪的葛布都很有名。《阅世篇》记载：“葛布有数种，出于浙江慈溪，广之雷州最精。”绍兴的酒出东浦。比如，东浦的“王宝和”创于清初。乾隆以后东浦有“越明”“贤良”“诚实”“汤元元”“陈忠义”“中山”“云集”等酒坊。这些酒坊有一定规模，有运销网络和采购网，还有“水客”的推销。为此，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中有“东浦十里吹酒香”的说法。陶元藻的《广会稽风俗赋》也有“东浦之醖，沉酣遍于九垓”⁽⁶⁾记载。

宁、绍、台地区经济发展，促进了当地社会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为藏书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从而成为该地区藏书业发达的重要前提。

二、造纸与刻书业

造纸、刻书业的兴盛，为浙东藏书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清代，浙东藏书发达，与当时的造纸业和刻书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康熙以后，政局稳定，使手工业中造纸和刻书业兴盛。读书人的增多，要求更多的书籍以供阅读，从而促进造纸、刻书业的发展。社会上对纸张需求量的猛增，使浙东的宁、绍、台地区的造纸业飞速发展。绍兴的纸曾名闻一时。从保存的文献看，山阴有黄纸、草纸。《嘉庆山阴志》记载：“黄纸、草纸，以草为志，以南池者为佳。”上虞的鸣金纸、会稽的鹿鸣纸都较为著名。《嘉庆上虞县志》记载：“乌金纸出蔡林，品种有黄、白纸两种。”⁽⁷⁾绍兴府所属各县开设文具纸张商店，经营纸张。

造纸业的发达为宁、绍、台地区的刻书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原料来源，从而使浙东的印刷业比较繁荣，成为浙江刻书的中心，王国维认为古来刊本最盛的是浙江，而浙江刊本除杭州最发达外，绍兴也是其中一处。在清代前中期，浙江的刻印出版依然有所发展。除府有刻书作坊外，鄞县、奉化、象山、会稽和余姚等地都成为省内刻书中心，刻本很多。当然，还有不少私家刻书。清代绍兴的刻本较多，较有影响的有越中《行朝录》、山阴《王季重集》和古越文雅堂秘本《新时期绣像十美图》等10余部。地方官刻书和私家刻书不但丰富了官府、官学的藏书，同时也方便了个人购买，增加私家藏书，造纸业的发展和书籍的大量出版、刊印，为浙东的藏书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书籍来源。

三、教育、科举兴盛

浙东的教育与科举的发达，为浙东藏书发展提供重要契机。清代前中期浙东藏书事业之所以发展很快，另外一个原因是教育事业和科举发达，读书人多，需书量大，对藏书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影响。

清代前中期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府、县学发达。清代实行省、府、县三级。府、县学是官办的地方学校，宁、绍、台三府的府县学发达，一般都有较大规模的校舍，分教学、祭祀、娱乐、膳食、住宿、收藏几大部分，设有藏书楼。各府都有学田。比如，绍兴府乾隆五十七年（1792）府学有学田78.26亩，但府学经费主要是府衙支拨。宁、绍、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还表现县学也普遍出现。比如，山阴、会稽、上虞、嵊县、新昌、诸暨等6县县学有学田1211亩、山3185亩、地20.6亩，并有房屋等学产。宁波府所属的鄞县、慈溪、奉化、镇海、象山、定海都有县学，县学的发展，需要不少书籍，以供学子阅读。除朝廷赐给府、县学书籍，当地官员也赠书籍给府、县学。另外，有私家刻书进入到府、县学。不少藏书家也到府、县学授课，需要收集更多藏书，很多著名学者的学识深受当时的私家藏书的滋养。

教育的发展还表现在书院的繁盛。宁、绍、台在清代前期普遍设立书院，宁波有甬上证人书院、月湖书院、辨志书院、芦江书院。时属绍兴的余姚有5个书院，而宁海则有书院17家。尤其是余姚书院、甬上证人书院、辨志书院有很大影响力。绍兴有稽山书院、蕺山书院、龙山书院、观海书院、证人书院、承泽书院等。这些书院大都由名儒创办或讲学。从学受业者多。黄宗羲、全祖望、邵廷采等既是名儒，又是藏书家。书院学术气氛活跃，比如，藏书家邵廷采曾于康熙年间主持姚江书院，他“月赴小会，归治经书”，⁽⁸⁾黄宗羲也多次到余姚书院和稽山书院讲学。他在《安邑马义云诗》序中说：“己已元夕，会讲于姚江书院。康明府实来。讲毕，明府出其友人马君义云诗，俾余评定。”⁽⁹⁾要在该地府、县学与书院参加会讲，这就需要各个方面的知识，黄宗羲、全祖望等浙东私人藏书家正是通过对书籍的广泛搜集与护藏来拓宽知识视野。

书院教育发展迅速，也促使浙东的科举发展。经过科举考试考取的状元、进士的人数也多。自顺治至嘉庆，宁波（不含余姚、宁海）中进士1368名⁽¹⁰⁾，而绍兴中进士的更多，仅会稽、山阴就达386人。⁽¹¹⁾正是因为浙东的教育及科举的发达，有更多的士人埋头读书，所求图书也相应增多。书院的兴盛和科举的发达，有力地促进了浙东藏书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