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近代图书馆的雏形

第三节　浙东近代图书馆的雏形

宁波的薛楼与绍兴的古越藏书楼的创建，标志着浙东私人藏书楼向公共藏书楼的过渡，成为浙东近代图书馆的雏形。它的产生，在浙东藏书史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私人藏书楼到公共藏书楼的过渡

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浙东的藏书机构开始由私人藏书楼向公共藏书楼的过渡，逐步向近代图书馆的演变。这一现象出现，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与此同时，西方的先进理念逐步传入，其中对西方图书馆作了介绍。比如，美国传教士炜理哲就提到意大利藏书之富，是国最为著名，而“法国藏书之广大，所藏之书约计数十万册”。并特别介绍了德国的藏书及图书馆在国民教育中的作用，“日耳曼者，此国不知学习者，千人中不过一人”“城内多藏书之室，每室所藏数十万卷。尚有愿读其书者，不拘何人，尽可入内披览”。⁽²⁸⁾强调了创设图书机构在培育人才方面的作用。各种社会改革思潮的迅速发展对我国也产生了影响。19世纪中晚期，中国驻外使节或游客目睹西方图书事业，也以游记、日记的形式对西方公共藏书事业作了介绍，向国人展示了一个与传统藏书楼迥然不同的现代图书馆形式。

甲午战争失败，使中国民众，尤其富有儒学传统的士大夫更有触动，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必须学习西方，从而开始走上学习西方、变法图强的道路。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探求振兴国力、抗拒外侮的过程中，把兴办教育、建立学堂、发扬民主作为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认识到图书馆在社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倡议向公众开放西方式图书馆。汪康年就认为“今日振兴之策，首在育人才，育人才必能新学术，新学术必改科举、设学堂、建藏书楼”。⁽²⁹⁾还有人认为“泰西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学校、曰新闻报馆、曰图书馆”。⁽³⁰⁾康有为也提出建立公共藏书楼的设想，认为县乡“皆设书藏，以广见闻”，⁽³¹⁾他们为此广设学会、学堂、报馆、译书机构时，并附设了藏书机构。尽管这些藏书机构随着变法的失败而关闭，但维新派对建立新式图书馆的思想影响深远。关于近代公共藏书机构的倡议没有因此中断过。

另外一个原因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需要。清末“新政”所颁布的文化措施也促进了我国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建立。光绪二十八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和蓬勃发展的义和团运动，使得清政府忧心忡忡，为了缓和内外矛盾，朝野上下兴起“新政”。次年，慈禧在西安宣布“变法”，在文化教育方面提到兴办学堂，并提出建立图书馆的要求。“自学务改良以来，虽日渐开通，而学术究未能精粹，良以殷殷问学者寒士为多，鸿篇巨册，购置为难。教授既有专书，参考尤资群籍，是图书馆之设，诚为必不可缓之需”。⁽³²⁾

经过近代有识之士的努力和广泛宣传，使西方新型的公共藏书楼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加之，清末“新政”所提出的建立图书馆的要求，这些都推动了国内的公共图书楼的创建，浙东也深受其影响，旧的藏书体制终于被突破，私人藏书楼逐步向公共藏书楼过渡。薛福成的宁波揽秀堂和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建的。他们在创建藏书楼过程中既吸收了传统藏书楼的宝贵经验，又普遍采用了西方图书馆的事业模式，主张藏书楼开放，适应现实的需要，购自然科学书籍，收藏近代报刊，这些都体现了近代图书馆的特征，具有近代图书馆雏形。

二、薛福成与揽秀堂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省无锡县（今江苏无锡市）人。他以副贡生充任曾国藩幕僚，积功至直知州。光绪帝即位后，以候补知府襄办李鸿章的洋务。光绪十年（1884）初，薛福成被任命为分巡宁、绍、台兵备道兼浙海关监督。正月初十到任，连续任关督、道台长达5年之久，被誉为清代全国关、道著名“能员”。他不但在宁波创办邮政，而且创建了近代公共图书楼揽秀堂。资料表明薛福成去过国外多次，早在同治四年（1865）任曾国藩秘书，后随李鸿章办外交，先后出使英、法、比、意四国。为此，学习西方建立新式藏书楼是他的主张之一。根据现存的南京图书馆的《出使日记》记载，他对西方各国图书馆情况作了热情介绍，并且已经留意到图书的来源及其为公众服务的特点。薛福成在《出使日记续刻》中说：“西国古时书籍，但有钞本而无印本，印书起于近三百年内，悉以活字排印。各国俱有印书公会。其藏书之富：法国有书楼五百所，藏书四百五十九万八千册；英国书楼二百所，藏书二百八十七万二千册；俄国书楼一百四十五所，藏书九十五万三千册。”⁽³³⁾并对奥、普等国也作了介绍。这表明薛福成已经关注西方国家公共藏书观念。虽然这些记录都是零星的，但对于渴望建立近代图书馆的人来说，仍然是非常有价值的。自光绪十年（1884），薛福成到宁波任职后，他凭借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来实践他的创办新式藏书楼的主张，创办的揽秀堂藏书楼，正是体现了这一时期宁波社会各界对建立近代图书馆的迫切要求。

光绪十年（1884），时任宁绍兵备道的薛福成，在道署西侧建后乐园。后乐园取北宋范仲淹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意，名之曰“后乐园”，作为教育士人的场所，内设揽秀堂藏书处，用洋药税款购置典籍，购买了一批四部藏书以供士人学习，它揭开了近代浙江建立新式藏书楼的序幕。

光绪二十年（1894），吴引荪（1851—1920）继任道员，他把揽秀堂藏书处改称崇实书院藏书楼。在今宁波图书馆古籍部尚有钤盖“真州吴氏有福堂藏书”朱印古籍，这就是吴引荪的藏书。

薛福成的揽秀堂已经是近代图书馆的雏形。其图书馆性质和作用转变，藏书内容、管理方式都有所变化。薛福成不仅把揽秀堂作为藏书场所，更把它作为一个培养人才的基地。他公开选拔宁、绍、台三地优秀学生来揽秀堂就学深造，薛福成还利用揽秀堂藏书楼来整理教授自己的主张，如《治平六策》《海防十议》。他把自己的这些主张，连同学生的97篇杂文，汇刻成《浙东课士录》，使揽秀堂成为思想启蒙的重要场所。而他在揽秀堂藏书楼的公开讲授，已具有了现代图书馆讲座的意义。⁽³⁴⁾

由于薛福成早年在外游历，对西方的公共藏书机构有所认识，注重实际应用。他的藏书更具有学习西方、借鉴西方的特点，其藏书体现了西方的社会变革思想，比如《天演论》《西政丛书本》。吴引荪所赠书已不再有版本的优劣之分，除了传统的古籍外，还有自然科学类书籍，如几何、化学、铁路等西方工具书，藏书侧重实用。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薛福成所创建的揽秀堂还具有公共图书楼的性质。

三、徐树兰与古越藏书楼

徐树兰（1837—1902），字仲凡，号检庵，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光绪二年（1876）举人，授兵部郎中，改知府、盐运使，由于其母病回到绍兴。徐氏在绍兴是名门望族，为清末绍郡徐、李、胡、田四大家之首。徐树兰也是清末浙东著名的藏书家，他性喜藏书，家中收藏图书及报刊多达7万余卷。在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下，他成为“绍兴头一个提倡维新的人”。⁽³⁵⁾光绪二十四年（1898），徐树兰、徐友兰兄弟联合罗振玉在上海组织农学会，创办农学报，内容包括公文、古籍调查、译介、专著等。他对利用藏书培养和造就人才，致使国家富强，有着深刻的认识。徐树兰在《为捐建绍郡古越藏书楼恳请奏咨立案事》的奏折中，引用了李瑞芬的话来阐明创办藏书楼缘由：“国势之强弱，系人才之盛衰；人才之盛衰，视学识之博陋。好学之士，半属寒酸，购书既苦于无资，入学又格于定律，趋向虽殷，讲求无策，坐自孤陋寡闻，无所成就者不知凡几。”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介绍说：“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以旧幕府之红叶山文库、昌平学文库初移为浅草文库，称图书馆。任众观览，一时文学蒸蒸日上，国势日强，良有以也。”⁽³⁶⁾

徐树兰以为，中国要富强，需从办教育入手，而兴办图书馆与学校教育是相辅相成的。徐树兰借鉴欧美、日本举办教育的同时举办公共图书楼。他说：“泰西各国讲求教育，辄以藏书楼与学堂相辅而行，都会之地，学校既多，又必建楼观书，资人观览。如伦敦博物院之书楼，藏书之事甲于环球，一切有用之图书报章，亦均分门收藏，阅书者通年至一万余人。”⁽³⁷⁾在西方公共藏书观念和维新派的捐办公共藏书楼的影响下，徐树兰通过环顾考察西方和日本图书馆发展趋势及实践藏书楼与学堂相辅而行主张的需要，徐树兰准备以个人资财筹建公共藏书楼。资料表明，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由其本人独捐白银8600余两。光绪二十六年（1900），徐树兰“集议”筹建古越藏书楼，光绪二十八年（1902）藏书楼初具规模，次年告成，光绪三十年（1904）对外开放。

古越藏书楼虽然是徐树兰捐私资所创建，但却具有近代图书馆的特征，主要体现以下几点。

第一，供公众阅览的场所。其藏书楼建屋凡四层，前三层皆高楼，分藏书籍，以中层之厅事为阅书所，容客座六十位，备日报数种，欲阅日报者可至此自行翻阅。⁽³⁸⁾这个阅书所与古代私人藏书楼是有所不同的。

第二，向公众开放。古越藏书楼的宗旨是“以备合群人士之观摩，以为府，县学堂之辅翼”⁽³⁹⁾。张謇曾对古越藏书楼的开放性也有过阐述：“会稽徐氏，世多贤者，藏书亦有名于时。吾友显明察使之太翁仲凡先生，乃举其累世之藏书，楼以庋之，公于一郡，凡其书，一若郡人之书也者。”⁽⁴⁰⁾正是古越藏书楼向公众开放的开放性特征，与私家藏书的秘而不宣有所区别。

第三，有一套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从《古越藏书楼的章程》看，该藏书楼有一套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藏书楼设总理一人，监督一人，司书二人，司事一人，门丁一人，庖丁一人，杂役一人。⁽⁴¹⁾他们各司其职，并有“阅书规程”等规章，这些都是古代私人藏书楼所没有的。

古越藏书楼虽不具图书馆的名称，但其宗旨、组织机构、管理制度、藏书内容以及对社会的开放程度，已反映了它所具有的公共图书馆的特性。从藏书机构自身发展形态来看，公共藏书楼是社会从封建藏书楼向公共图书馆演变的过渡形式。事实上古越藏书楼虽然冠以藏书楼之名，但在许多做法上已经具备了近代图书馆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