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对社会的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代代相传，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历代藏书家的贡献，他们不但收藏典籍，而且对传统文献进行整理。晚清浙东的藏书家和藏书楼在这方面作出过不懈的努力。
一、对传统文献的收藏和整理
考察晚清浙东藏书家的社会贡献，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
首先是对典籍的收藏。浙东学者注意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收藏。比如，鄞县东乡的藏书家蔡鸿鉴（1854—1881），号琴笙、秋蟾。他每游沪上，买书藏书，收购了不少古代典籍。民国《鄞县通志》称其“蓄书近十万卷，多得自镇海姚氏大梅山馆，而天一阁、抱经楼之藏书亦间流传焉。故墨海楼之名一时见称于郡中”。他的藏书之处墨海楼收藏书籍共31000余册，其中有宋本《通鉴纪事本末》42卷34册、《柳先生文集》43卷等10种，有元本《资治通鉴纲目》《宋文鉴》150卷、《玉海》及《事文类聚》等15种，有明本560种，明清抄本189种。其后代因经商失败，这些典籍归李庆城萱荫楼。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典籍归入公共图书馆。
临海晚清藏书家叶书，也收藏宋明典籍。据记载，1959—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中记载：叶书在光绪年间辑刻有木活字《荫玉阁五种》排印本，包括宋朝林芳撰写的《田间书》1卷、宋朝潘音撰的《读书录存遗》1卷、明朝陈宏撰的《竹窗存稿》1卷、清朝叶舟撰的《山窗觉梦节要》1卷、《梅溪先生劝学质言》1卷。虽然卷数不多，却有少见之书，今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有旧藏本，临海项士元先生亦有收藏。(42)由此可见，叶书刊刻的《荫玉阁丛书》所收藏的典籍对传统文献保存起到一定作用。
晚清浙东藏书家，除了对传统文献收藏、保护外，还重视图书的整理，对于图书典籍，除了收藏、保管，防止损坏与散失外，还有如何整理的问题。根据历代公私藏书的做法，主要是对图书进行正确的分类，并编制目录。否则图书越多，寻检越困难。同时，对图书进行校勘，辑佚与辨伪。晚清浙东藏书家在这方面是有贡献的。
晚清浙东藏书家在书籍编目上有其不少成就。姚振宗（1842—1906），字海搓，小字金生，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家中藏书有6万卷，又以精湛的学识专门从事图书编目，成就显著。他先后撰成《汉书艺文志拾补》6卷、《汉书艺文志》4卷、《后汉书艺文志》4卷、《三国艺文志》4卷、《隋书经籍志考证》52卷、《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各1卷，编为《快阁狮石山房丛书》，成为中国目录学史上重要成果。(43)慈溪的冯一梅（1841—1907），字梦香，一作梦芗。他性好蓄书，束修所得，见书尽购。研经之余，尤喜治《老子》《黄帝内经》。其藏书处为述古堂。曾为山阴徐氏编定先正遗书《古越藏书楼书目》20卷。
不仅如此，浙东的藏书家在文献整理中还注意典籍的校勘、辑佚和考异订讹。鄞县藏书家徐时栋就校勘《宋元四明六志》，附有《四明山水利备览》，考异订讹，著成《四明六志校勘记》1卷、《内经校勘记》4卷等。伏附室藏有冯一梅撰《铜人针灸经校勘记》1卷、《四明堂灸经校勘记》1卷。(44)会稽藏书家李慈铭，其《越缦堂日记》，内容涉及经学、史学、文学、小学各个方面，皆有校勘与考订。
二、蒐聚乡邦文献
在中国藏书史中，收藏乡邦文献的藏书家比比皆是，尤其是浙东藏书家，从宋代开始，历代的私人藏书家形成了好藏乡邦文献的传统，晚清依然如此。
山阴人平步青唯以读书为事，早年喜欢藏书，安越堂刊刻了祁彪佳《寓山注》、章学诚《实斋记抄》等越中珍稀文集。会稽的章寿康藏书处式训堂刻印《式训堂丛书》，收录了邵晋涵《南江札记》、黄宗羲《金石要例》等乡邦文献。赵之谦的《二金斋丛书》，收录8种越中地方文献典籍，以祁骏佳《翁随笔》、杨宾《柳边经略》和赵氏自著《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最为珍贵。徐友兰铸学斋《绍兴先正遗书》的刊刻，收录越中11位大家的13种著述，堪为有功于地方文献典籍保存和传播，代表越中藏书家镂板传承地方文献典籍的极致。(45)董金鉴尤重搜罗董氏家族先人的遗著，于光绪末年校辑刻印《董氏丛书》，共收录董氏家族著述16种，时代跨越长达400多年，为有心研究越中氏族文脉的后来者留下了系统的文献典籍标本。
台州藏书家叶书也深受浙东藏书传统的影响。当然，叶书藏乡邦文献还有其原因，临海的曾士瀛在《叶伯丹墓志铭》中曾说过叶书：“吾不幸生台州，遨游不出故乡，海内秘藏未能广遮。”(46)为此，叶书立足台州、四处搜寻乡邦文献。他“厌弃帖括，聚书博览，于乡邦文献搜罗颇富”。(47)项士元先生在《慈园笔记》中也说他：“所辑乡邦文献志书甚多。”叶书收得临海藏书家郭协寅《临海续志·金石稿》。叶书曾经编写过《荫玉阁台州故书总目》，不知卷数，今已经无存。但从标题看，叶书所收集的珍藏的荫玉阁中就有不少本乡邦文献之书。(48)
资料还显示，在荫玉阁里，叶书曾经藏有元朝天台赖良辑《大雅集》8卷，王菜曾经校勘过，后归项士元收藏。叶书还藏有明朝临海王允东等辑集的《三台文献录》23卷（抄本），明朝临海朱右《白云稿》11卷（抄本，今存）、马谦《心史大纲剩稿》2卷（抄本）及马谦《北窗闲咏》6卷（写本，今藏临海承先室）、清朝《临海续志稿·金石稿》1卷、徐传瑗《随记集》1册、郭协寅《三台书画志》4卷（稿本，今藏临海市博物馆）等，这些所藏的乡邦文献十分珍贵，在民国25年（1936），叶书的后裔拿到浙江省文献展览会上展出。项士元在《秋籁阁藏书记》中说黄岩藏书家黄瑞“兼好蒐聚乡邦文献”，(49)他的藏书楼内聚集乡邦文献不下数十卷。黄瑞好藏乡贤著述与他的一生很少走出台州直接相关。黄岩教育家、藏书家王棻在《三台名媛诗辑》序中说：“忆少时则留意乡邦之文献而通志者无其人，既而数者出，吾邑有王子裳、杨定夫诸君，临海则子珍为最。”
徐时栋也注意乡邦文献搜集。他除《宋元四明六志》外，又“搜访乡先正诗文上自汉唐以迄于元，踵诸家耆旧之集，而益所未备，凡数十册。此则先生表彰文献之力也”。正是因为徐时栋对乡邦文献的收藏为纂修宁波地方志时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治七年（1868）鄞县修县志，设志局于校士馆，徐时栋直接参与其事。第二年，志局迁移至水北阁，他把所藏图书作为志局参考。
三、培养和造就人才
浙东的府、县学藏书、书院藏书及众多的藏书家、藏书楼，汇集了大量的经籍和文献，使得浙东学者得益匪浅。丰富的官、私藏书培育和造就了浙东的大批人才和富有影响的学者。
绍兴府、县学、书院及私家藏书发达，使许多绍兴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在清代，绍兴6县（不含余姚、萧山）共出进士739人，其中山阴389人、会稽236人、诸暨45人、上虞46人、嵊县13人、新昌10人。其中不少是晚清的进士，而且多为藏书家。李慈铭同治九年（1870）中举人，光绪六年（1880）中进士，平步青咸丰五年（1855）中举人，同治元年（1862）赐进士出身。鄞县的董沛也是藏书家，同治六年（1867）举乡试，光绪三年（1877）中进士。
浙东的藏书也孕育了几代的文人学者，分布在教育、史学、文学等各个方面。古越藏书楼主人认为，培养和造就人才不能仅靠教育，还要用新书以培养新人。绍兴的蔡元培就是杰出代表。蔡元培不仅在我国，而且在世界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家杜威曾经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之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50)
蔡元培是“学界泰斗”，他的学识与徐友兰的私人藏书处铸学斋有关。肖瑜记录的《蔡子民先生自述身家轶事》说：“二十岁起，我不教书了，我在徐家校书了。绍兴有徐家，藏书甚多，又喜校书、印书，及以文会友，故也延聘了我。……二十一至二十四岁，我都在徐家，读了许多书。”黄世晖记录的《蔡元培口述传略》亦说：“子民二十岁，读书于同乡徐氏，兼为校所刻书。徐家富藏书，因得博览，学大进。”(51)这里“徐家”，郑伟章认为是徐友兰铸学斋。这就表明，“学界泰斗”蔡元培正是徐树兰家中读书四年，终成大器。另外，与古越藏书楼有不解之缘的还有鲁迅、钱玄同、胡愈之、徐锡麟、陈去病、杜亚泉等。钱玄同少时贫苦，徐树兰之子徐元剑把他安顿家中，在古越藏书楼读书数年而成为我国著名学者。
不少藏书家利用官、私家藏书而成为著名的学者，藏书家姚振宗泛览诸家藏书而成就自身学问，成为晚清著名目录学家。董沛、徐时栋也利用大量藏书而成为史学家和校勘家。
四、为我国藏书理论与近代图书馆创办提供经验
晚清浙东私家藏书之所以得到发展，处于鼎盛，其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是加强对图书的管理，尤其是清末藏书家更有丰富经验，为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经验和借鉴。清末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章程》就是例证。
徐树兰，字仲凡，号检庵，生于道光十七年（1837），卒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山阴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他倡议创办古越藏书楼，其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就是通过图书馆的藏书向民众传播中西文化，培育人才。光绪二十九年（1903）“告成”，次年向公众开放。
古越藏书楼开办之日，订有《古越藏书楼章程》7章30节，其中不少内容颇有见地。其第2章为古越藏书楼的“宗旨”，明确指出有2点，即“存古”与“开新”。并对这个“宗旨”作了解释：“学问必求贯通，何以谓之贯通，博求之古今中外是也。往者士夫之弊，在详古略今；现在士夫之弊，渐趋于尚今蔑古。其实不谈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不得今籍，无以启借鉴变通今之途径。故本楼特阐明此旨，务归平等，而杜偏驳之弊。”这就是说，徐树兰创办藏书楼的目的是传承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既要反对士大夫藏书做学问的“详古略今”，也反对“尚今蔑古”，而主张“学问必求贯通”。
第3章的“藏书规程”中，明确提出古越藏书楼所藏书籍分2类，即“学部”和“政部”。并规定“凡已译、未译中西书籍一律收藏”，在“释义”中指出，已译出之外文书籍则供现在研究，未译出之外文书籍则供将来研究和备译。同时指出，其收藏范围是教科书、地图、实业图，各种学报、日报等，以及涉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书籍，这在当时的藏书楼中是少没有的。这样的收藏既不同于古之藏书楼，甚至有别于近代的图书馆。
第4章是“管理规程”。藏书楼设“总理一人、监督一人、司书二人、司事一人、门丁一人、庖丁一人、杂役一人”，(52)对于总理、监督、司书等岗位都有明确的职责。同时，有一套完备的规理制度。这是“参酌东西规则”所制成的。
第5章“阅书规程”，从其所制定的规定来看，徐氏确是参酌当时能见到的中西各国图书馆章程办理的，一切从读者出发。如第21节规定：“阅书能用摘录工夫最易获益。凡阅书有欲摘录者，尽可随意抄写。”但也规定“惟纸墨笔砚，皆须各人自备。而于本楼书中不得加以评语，亦不得加圈点。”此外，还为方便读者阅书，书楼供应饮茶水。第25节中规定：“阅书者如欲用膳，其膳资宜自备。本楼雇有庖丁，亦可承办。惟须本人自与庖丁面订。欲用早膳，宜前一日向庖丁预订，欲用午膳、晚膳，宜早晨向庖丁预订。”第26节提到茶水供应。“阅书者职欲饮茶吸烟，宜自备。惟茶由本楼供应。”这里可以看到徐氏为读者设想是极其周到的。
当然，在“杂规”中也明确规定作为藏书楼是专为藏书及阅书而设，一切人等不得于此中宴会、赌博、歌唱，其目的是“以昭郑重”。《古越藏书楼章程》比较详细地对开办宗旨、藏书规程、管理规程、阅书规程等作了阐述，不仅使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了解图书馆的作用，而且为我国近代图书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提供了历史经验。尤其是打破了“四库分类法”的束缚，开拓分类新途径，为我国藏书理论和近代图书馆创办提供了经验。
【注释】
(1)〔英〕佘德：《光绪二十八年宁波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第311页。
(2)任桂全：《绍兴市志》第2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46年版，第835页。
(3)来新夏，等：《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4)傅璇琮：《宁波通史》清代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页。
(5)任桂全：《绍兴市志》第3册，第1932—1933页。
(6)章凤池，等：《舟山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8页。
(7)乐承耀：《宁波与辛亥革命》，宁波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8)方山等：《台州地区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7页。
(9)章玉安：《绍兴市教育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页，第70页。
(10)〔清〕徐树兰：《为捐建绍郡古越藏书楼恳请奏咨立案文》，《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2—113页。
(11)罗振玉：《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3页。
(12)《光绪慈溪县志》卷三三。
(13)顾志兴：《浙江藏书史》（上册），杭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512页。
(14)虞浩旭：《智者之香：宁波藏书家藏书楼》，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
(15)虞浩旭：《智者之香：宁波藏书家藏书楼》，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
(16)郑伟章：《文献家通考》（中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002页。
(17)郑伟章：《文献家通考》（中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002页。
(18)〔清〕平步青：《栋山樵传》，《安越堂外集》卷七。
(19)顾志兴：《浙江藏书史》（下册），浙江人民出版社，第536页。
(20)陶存煦：《姚梅槎先生年谱》，光绪八年（1882）壬午，《文澜学报》第1期。
(21)胡平法：《晚清藏书家黄瑞藏书考略》，《台州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22)胡平法：《晚清临海葛咏裳忆绿阴室藏书考略》，《台州学院学报》2010第4期。
(23)胡平法：《晚清台州藏书家叶书藏书事迹考略》，《台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24)胡平法：《晚清临海葛咏裳忆绿阴室藏书考略》，《台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25)《续碑传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清华碑传全集》本。
(26)虞浩旭：《智者之香：宁波藏书家藏书楼》，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页。
(27)〔清〕黄炳垕：《八旬自述白韵》中“书种跋庭坚”名下注云：“先梨洲公楹贴云：‘留天下读书种，用山谷语也。’”
(28)〔美〕炜理哲：《地球说略》第30卷，转引来新夏等著《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29)汪康年：《论中国富强宜筹易行之法》，载《时务报》第13期，1896年12月5日。
(30)孙家鼎：《官书局开设缘由》，载《时务报》创刊号。
(31)〔清〕康有为：《公车上书》，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09页。
(32)〔清〕康有为：《公车上书》，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09页。
(33)〔清〕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06页。
(34)蔡彦：《从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演变——宁波、绍兴图书馆建立探微》，《科技文献信息管理》2007年第3期。
(35)《绍兴白话报》1907年5月15日。
(36)〔清〕徐树兰：《为捐建绍郡古越藏书楼恳请奏咨》，《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2页。
(37)同上，第112—113页。
(38)剑夫：《徐仲凡与古越藏书楼》，见《从古越藏书楼到绍兴图书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页。
(39)〔清〕徐树兰：《为捐建绍郡古越藏书楼恳请奏咨》，《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3页。
(40)〔清〕张謇：《古越藏书楼记》，见《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1页。
(41)《古越藏书楼章程》，《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4页。
(42)胡平法：《晚清台州藏书家叶书藏书事迹考略》，《台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43)顾志兴：《浙江藏书家》（下册），浙江人民出版社，第453页。
(44)童银舫：《清代慈溪冯氏藏书楼》，《天一阁文丛》第3辑，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45)赵任飞，蔡彦：《明清以来绍兴藏书家和藏书楼研究》，《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底4期。
(46)《民国临海县志》卷二，《人物·文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
(47)《民国临海县志》卷二二，《人物·文苑》。
(48)胡平法：《晚清藏书家黄瑞藏书事略》，《台州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49)《民国临海县志》卷二二，《人物·文苑》。
(50)任桂全：《绍兴市志》卷三三，《府县学·书院、学塾》，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1)高平叔：《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见《绍兴市志》第3册，第1890页。
(52)高平叔：《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见《绍兴市志》第3册，第1890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