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传承中的贡献

第三节　文脉传承中的贡献

我国历代的藏书，对于保护我国典籍、培养人才、服务公众、传承文明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民国时期的浙东藏书也是如此，公、私藏书机构的藏书活动，不但在浙江乃至全国的藏书事业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于文脉传承也具有直接的影响。

一、典籍的保存与传播

民国时期，浙东藏书最为显著的贡献是典籍的保存和传播。由于天灾人祸以及时间的推延，长期以来，不少古籍遭到损坏或遗失。浙东藏书业兴起后，经过不少藏书家的努力，一些古代典籍得以长期流传，尤其是现在留存下来的数以千计的宋元刻本，是历经众多的藏书机构与藏书家之手，一代一代传递下来的。民国时期的浙东各级图书馆、私家藏书楼以及藏书家所作的努力及取得的成就，丝毫不逊前代。

首先，通过抢救，使古籍免遭兵火。民国时期因战乱使藏书遭到毁散。浙东的公、私藏书机构及藏书家正是通过“抢救”的方式使典籍得以保存。李庆城是民国时期的浙东著名藏书家，字连璇，其藏书楼为萱阴楼。民国26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庆城全家迁往上海，藏书函托其兄李庆坤（曾任浙江宁波效实中学校长）随效实中学避地鄞西凤岙。李庆坤将全部藏书装箱水运至凤岙，庋藏于一所钱庄的楼房，由于钱庄主的妥善保密，使其幸免于战火。1942年，李庆城再托人将外迁之书迁回宁波萱荫楼，几经风险，幸无损失。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李庆城无偿地将萱荫楼藏书全部献给国家。当时的浙江图书馆在按书目分类检点整理时，发现其中不少是宋、元椠本及大量抄本和明、清椠珍本，这些宝贵的典籍被运入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也有一些如明代历朝帝皇实录，包括世所仅见的《建文实录》的明抄本及明嘉靖抄本《苏氏〈易传〉》、明刻本《明史概》以及姚燮大梅山馆旧藏的《粢花斋四种曲》等数百种善本，被收藏于浙江图书馆。⁽¹³⁾

宁波境内的一些图书馆也为保护图书作了努力。民国32年（1943）1月，鄞县前教育科长叶谦谅鉴于前寄藏于姜山镇中心小学之县立图书馆的图书部分霉蛀，且姜山镇汉奸盘踞，恐为伪政府提去，于是会同鄞县图书馆原馆长凌仁榆，把图书转运到安全地带。4月，由县政府派员赴姜山秘密抢运，全部图书装成45蒲包，重4000余斤，雇舟冒险把图书运至宁海前童。

“天一阁”自明代以来即在保护我国古代典籍上作出过重要贡献，范氏后人在民国时期依然如此。民国29年（1940），抗日战火即将烧到宁波，范氏后人在浙江图书馆和鄞县文献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把全部藏书装32箱转移到后方的浙南龙泉山区，租屋存藏，抗战胜利后，藏书运回归阁，使一大批古籍得以完好保存。

由于公私藏书机构及有关人士的关注，不少古籍得以保护。正如《民国鄞县通志》所说：“现代公私藏书，虽经抗日战争，沦陷四年。然因公私保管有方，毁损尚微，斥卖亦少，而天一阁所藏善本于沦陷前早已移置内地，故胜利以后，仍获安全璧返。”⁽¹⁴⁾

张寿镛（1876—1945），字霓，号伯颂，别署约园，鄞县（今浙江宁波市鄞州区）人，曾任私立光华大学校长，也是宁波地区的著名藏书家。从民国9年（1920）起大量搜藏图书，在约园11间书室中聚达16万卷。并且通过抢救，使典籍免遭兵火。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与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教授郑振铎3人共同接受国民政府有关方面的委托，担负起抢救沦陷区古籍的任务，从民国29年（1940）初到民国30年（1941）底共搜购古籍15000部左右，以后的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书，大约有1/3的典籍是张寿镛等3人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所抢救出来的。

其次，通过收藏、借抄，保护和传播典籍。民国浙东公私藏书机构及藏书家不仅直接保护古籍，而且通过收藏、借抄手段，保护和传播典籍。增加书楼藏书的重要方面是购书，尤其收购孤本和善本。绍兴图书馆民国25年（1936）藏书为79000册，日军侵占绍兴期间藏书损失殆尽，仅存16651册，其中古籍11475册。抗日战争胜利后，图书馆通过向社会各界募集经费，购买书刊资料，使馆藏图书有所增加，至1949年5月7日绍兴解放时，进行馆藏清点，有藏书29440册，不少是古籍。

资料显示，不少的浙东藏书家通过购买进行收藏，以保护典籍。时属绍兴的藏书家朱鼎煦（1885—1968），字酂卿，号别宥、香句等，浙江萧山（今属浙江杭州市）人，民国元年（1912）任鄞县法院推事，后任龙山法政学校教员暨律师。在宁波从事律师自由职业近40年，在业界很有声望。他是绍兴的著名藏书家。项士元的《浙江藏书家考略》的“最近浙江之藏书家考略”中，于“绍属”称“孙俶仁、朱酂卿均富藏书”。朱酂卿的“嗜藏书”则更为人所称道，民国《鄞县通志》记载：“好典籍，遇故家藏书散出，不惜兼金，易而得之。常熟毛氏汲古阁，歙鲍氏知不足斋，余姚卢氏抱经堂，萧山王氏十万卷楼、陈氏湖海楼，山阴沈氏鸣野山房，鄞范氏天一阁、卢氏抱经堂，慈溪叶氏退一居，诸家流散，如水赴壑，集于朱氏。复往来杭州、上海间，购所未备。”朱酂卿搜求古籍很多，多数通过书商购得。他“尝邂逅得宋《五代史记》，把玩考校，喜而不寐。书友示以顾千里手校《仪礼》，典衣买之，故人号为书痴”。⁽¹⁵⁾在书籍的收藏方面，“补藏”也是一个重要内容。民国28年（1939）2月至民国29年（1940）9月间，“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大量收购流散的“天一阁”原藏书，或补入相同版本的书籍。经过努力，有5种明刻本得以回归，分别是《地理参赞玄机仙婆集》3卷、《郡书备考》4卷、《王氏家藏集》58卷、《明儒论宗》2卷、《涌幢小品》7卷。其中《王氏家藏集》钤有“天一阁”（朱文长方印）、“东明山人”（朱文长方印），《明儒论宗》钤有“范氏子受”（朱文长方印）。⁽¹⁶⁾

借抄是民国期间宁波浙东藏书家保护与传播古代典籍的另一种形式。为丰富私家藏书，浙东藏书家经常到私家藏书楼或公共图书馆抄书，尤其遇到稀有之本更是爱不释手地借抄。张寿镛就先后抄自北平图书馆17种、刘氏嘉业堂15种及文澜阁等各处。秦润卿（1877—1966），慈溪孝中镇（今浙江宁波市江北区慈城）人，近代著名金融家、藏书家，他也经常抄集名贵版本，他的抹云楼藏书楼就藏有《赵大憨公全集》（《赵文华全集》）等手抄本。

二、典籍的再生产

典籍的再生产是指利用原有的藏书通过著述、汇编等形式创造出新的典籍，在这一方面，民国时期的浙东藏书业绩显著，这正是各级、各类藏书机构和藏书家利用藏书资源刻印书籍，进行典籍的再生产，为保护典籍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私家藏书进行典籍的再生产也可以说是浙东的一个特色和传统。宋代的陆游、陆子遹，明代的范钦、祁承，清代的郑性、洪煊颐，他们既是藏书巨擎，又都是出版大户。因此，浙东历代的出版家中藏书家占据了一定比例和重要地位。民国时期的浙东藏书家也多有热衷于书籍的编撰和刊印，其中最典型的是曹炳章、张寿镛、项士元等。

据《民国鄞县通志》所载，曹炳章（1878—1956），原名赤电、琳笙，字炳章，鄞县曹妙乡曹隘人。自幼随父在绍兴经商，20岁从慈溪方晓安游授医学，专攻伤寒、金匮诸大家，7年入门。后继续自学，专研隋代巢元方《诸病源痒刻》及明清百家医学。曹炳章自设诊所40余年，诊资收入除家用外，便是“尽购医书”。他先后在鄞县、绍兴、北平、南京、苏州、上海等地选购得医书凡5000种，编有《集古阁藏书简目》10卷，分为23类，列入新旧医书4185种，博物类（如动植矿物、物理、化学、农学、各省县物产志等）以及关于药物考证用书655种。他汇集自汉唐迄明清一百几十家医学名著以至日本汉医学家的著述。民国24年（1935），曹炳章应上海大东书局之聘，将其历年搜集批校及自撰诸书编成《中国医学大成》丛书，计365种，2100多卷。民国25年（1936）4月，又将其分为13类，辑为1000册分期出版（后因抗战事起，实际出125种）。

《民国鄞县通志》的编纂则更是体现了宁波私家藏书的再生产功能。陈训正等正是利用宁波的私家藏书资源，为其提供资料支持，编纂《民国鄞县通志》。比如，朱鼎煦的私家藏书版本佳，多古本，他所藏的不少典籍就被编入民国《鄞县通志》，其《别宥斋藏书记》称：“凡得宋元明椠、禁书稿草、名人手抄校本三百四十六种，编入《鄞县通志》。”而实际编入《鄞县通志》的精品书目达500余种。其中，宋本有《春秋公羊注疏》28卷，汪季青摛藻堂本、嘉祐杭州刻本《唐书》存本纪10卷，岳珂《鄂国金陀粹编》28卷，宋刻元补《五代史记》74卷；元本有至正刻本《礼经会元》4卷，至正刻本《金史》135卷，大德丙午池州郡庠刻《吴书》12卷；其他如，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集韵》，明嘉靖刻本《象山县志》《茶陵州志》，明抄本《三才广志》《崇文书目》等。

《四明丛书》的刊印也可以说是在宁波众多的藏书家所藏的乡邦典籍基础上汇编而成的。骆兆平在《重印〈四明丛书〉序》中就作过说明：“张寿镛先生自民国初年开始搜集四明文献，并陆续对乡贤遗著的存佚情况作了详细调查，所以，编刊《四明丛书》能做到博采约收。选录时，先品其人，后评其书，有学术价值的流传未广者方为付刻。入编著作的底本，除张氏约园藏书外，还采自冯氏伏跗室、屠氏古娑罗馆、张氏恒斋、孙氏蜗寄庐、陈氏百岁堂、徐氏烟屿楼、张氏长春花馆、陈氏旧雨草堂、林氏黎照庐等故家所藏。大约清《四库全书》著录者占十之三，得于冯氏伏跗堂十之二，友朋与作者后人提供十之一，约园自藏者十之四。”⁽¹⁷⁾张寿镛正是利用宁波藏书家的丰富藏书，才汇编成《四明丛书》。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宁波私人藏书家都作出了贡献。例如，民国20年（1931）冯贞群就为该丛书提供藏本数十种；事实上《四明丛书》共刊8集，收集乡贤著作187种，有不少书就是由冯贞群提供的。《民国鄞县通志》称：“出其所藏乡遗著作五六十种，刊有行世，且为协助採辑焉。选其善本录之。”⁽¹⁸⁾

项士元的寒石草堂藏书处藏有古代典籍和台州地方文献，项士元就利用其所藏，进行典籍再生产，创作《台州经籍志》《临海要览》《浙江方言考》《两浙艺文志》《浙江新闻考》《浙江藏书家考略》等。

三、典籍的利用与人才的造就

典籍的利用是指把藏书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以期达到藏以致用。民国浙东以学术而闻名于世的人数不少，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为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但都明显得益于公私藏书。

黄云眉（1898—1977），原名鋆海，字子亭，号半坡，余姚人。家境清贫，15岁入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后留校任教。黄云眉之所以成为近代著名史学家，主要是从私家藏书中吸取养料。民国16年（1927）执教宁波中学。当时，他就利用天一阁、伏跗室的藏书进行考据和撰写著作。授课之余，他撰成《邵二云先生年谱》。民国18年（1929），金陵大学慕其名，聘为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和教授。后任上海世界书局《辞林》编辑部主任。抗战爆发后，回余姚任教。先蛰居乡村、县城，后又寄居上海亲戚家，一度卖文度日。抗战胜利后，任沪江大学、无锡国学专修馆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在山东大学任教。

黄云眉的藏书楼为二云楼，是以余姚先贤邵晋涵（字二云）为名的。他利用藏书对中国古代史、文学史、音韵训古、版本目录学进行深入研究，尤精明史，所著《明史考证》（八册）约200万字，为国内外学术界所推崇。另著有《古今伪书考补证》《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李卓吾事实辩证》《史学骠稿订存》《史学杂稿续存》《鲒埼亭文集选注》等多种著作，并有《明实录分类索引》等手稿遗世。

陈登原（1899—1975），余姚周巷（今浙江慈溪市周巷）人，原名登云，字伯瀛，近代著名史学家、藏书家。他一生著述宏富，其中《国史旧闻》是其原出力最多的一部，全书74卷，894个专题，近200万字，七易其稿。对于其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中华书局编辑部在《出版说明》中就指出：“《国史旧闻》系作者积累多年的读书笔记，按照时代顺序编排，以专题为单元，是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资料摘编。其征引的材料多，涉及的方面广，时加作者按断，介绍了不少中国古代、近代历史文化知识，提供了许多有关资料出处的线索，可供文史爱好者和研究人员阅读参考。”⁽¹⁹⁾此外，他还著有《中国田制丛考》《中国土地制度》《中国文化史》（上下册）等18部著作，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上世纪末重印《中国文化史》时，就有人认为“这两部大作均以资料丰富、立论恰当见长，都是后来继起的研究者在这一领域必须研读的经典性论著”。⁽²⁰⁾

陈登原之所以成为著名史学家，与其藏书有密切关系。他曾经说：“吾人敢当一言，即吾人欲明清之学之所以盛者，虽知其由多端，要不能与藏书之盛，漠不相关。”这段话虽然是说清代的私家藏书对于清代学术繁荣的影响和作用，但对于我们认识民国宁波藏书家也是有所启示的。

唐弢（1913—1992），镇海昄里塘（今属浙江宁波市江北区甬江街道）人，是鲁迅研究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享誉文坛，久负盛名。早在民国30年（1941），他就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鲁迅全集》的补遗工作，到鲁迅逝世10周年时，编成并出版了15万字的《鲁迅全集补遗》，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又完成了35万字的《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其一生出版了《鲁迅的故事》《鲁迅·文化新军旗手》《鲁迅的美学思想》《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鲁迅论集》等20多部著作。他渊博的学识和丰厚的论著与他藏书是紧密相关的，他曾说：“我有目的地买书，开始于1942年，那时住在上海徐家汇，日本侵略上海，一天几次警报，家家烧书、撕书，成批地当作废纸卖书。目睹文化浩劫，实在心痛得很，于是发了狠：别人卖书，我偏买书。”⁽²¹⁾为此，他冒着生命危险购买书籍与报刊，收藏《浙江潮》《新小说》等民国时期文学期刊1000多种。他购买藏书，终其一生，计有藏书共计平装23000余册，线装2000余册，期刊1888种，其中签名本600余册，手工刻本1500余册，珍稀本600余册。对于书籍的感情，他又在《我和书》一文中说：“从上海城隍庙到北京国子监，六十二年中间，我的生命是始终和书相纠结的：捡书、买书、读书、写书。”⁽²²⁾可见，正是丰富多彩的典籍，造就唐弢成为我国近现代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家。

上虞人罗振玉（1866—1940），是我国民国期间的著名学者，考古学、文献学造诣较深。他竭一人之资力，将所藏殷墟甲骨、流沙简牍、石室秘籍等搜求考订，流布传世，并刻书600余种。这与其藏书紧密相关。罗振玉藏有殷时甲骨文数万枚。古器物数千品，魏晋以降碑志数十拓，金石拓本及经籍各数万种，其书库为大云书库。丰富所藏使其成为学术名人。

四、典籍捐公与服务民众

浙东藏书对区域文脉的传承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图书、典籍的捐公，受益面的进一步扩大。

进入现代，众多的私人藏书家爱国为公、服务民众的意识更加强烈，他们纷纷以私藏捐奉国有，难以数计的私家藏书遂以百川归海之势汇聚各级各地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等国有图书收藏机构。民国浙东藏书家也以自己慷慨无私的壮举，为私家藏书楼的历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早在民国期间，浙东已有私家藏书捐公的事例。民国7年（1918），项士元与临海县知县事王莹、劝学所所长严秉钺筹建临海图书馆，项士元捐其所藏之书8万卷入馆，以供众阅览。民国21年（1932），绍兴的徐氏也将古越藏书楼藏书进行重新整理，改组为绍兴县立图书馆，于次年6月1日向公众开放。民国23年（1934），考虑到慈溪图书馆缺失，文化设施落后，旅沪巨商秦润卿决定把“抹云楼”洋房以及藏书、器具全部赠与家乡，并捐助天一保险公司股份5000元，以每年所得股息作为费用，聘请地方绅士5人、旅沪绅商3人和家属3人合组“抹云楼图书保管委员会”，呈请政府备案，并声明身后主权归公。民国36年（1947）起抹云楼图书可以公开阅览。

新中国成立后，有更多的浙东私家藏书捐给公家。那些捐献私藏的民国浙东藏书家有很多。天一阁的藏书主要来自朱鼎煦的别宥斋、孙家溎的蜗寄庐、张季言的樵斋等。浙江图书馆丰富而具有特色的古籍藏书中，其中不少由民国期间的浙东藏书家捐奉，代表性的有以下人物：李庆城的萱荫楼藏书3万册，1950年，均无偿捐献给国家，分藏于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和浙江图书馆。秦润卿于民国时建藏书楼抹云楼，收醉经阁藏书及其他图书计40000卷，于1952年捐赠给浙江省人民政府；其中古籍32996册，现代书籍3335册，各种杂志3324册，碑帖字画2571件。

其他的浙东藏书家也把书籍捐公。项士元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把家藏20000余册、文物书画等19箱捐献给国家。冯贞群在晚年也决心把书捐给政府，他曾说：“吾今而后知所息肩矣。”又说：“珍椠善本，国之宝也，借吾而聚，及吾身而归之政府，固吾素志愿。”⁽²³⁾1962年4月，冯贞群病故。在弥留之际，嘱咐其家人将伏跗室藏书、财产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总计藏书3367种、3734部、31045册、109746卷，其中善本426种。另有碑帖533种。

朱鼎煦的别宥斋藏书10万余卷，又书画文物千余种，也如数捐公。他于1968年7月24日谢世。去世前，念念不忘的是他花毕生精力收集和收藏起的图书、文物，并希望把这些典籍捐公。他对前来探望他的挚友沈曼卿说：“查抄的藏书、藏品，日后尚能璧还，还是捐赠天一阁为好，俾使永久保存。”并对其亲属说：“予以善本遗之某，某决不能读，则有若无也。予下世后，某或货于人，未必得善价；即得善价矣，仅仅多挥霍数日耳。”又对孙说：“汝曹知我一生嗜书如命，吾旦暮人也，终当谢也。身后汝曹当为我善此书，其为我捐赠天一阁，并存不朽，吾愿足矣。”⁽²⁴⁾1979年8月，朱鼎煦的儿媳姚重之完成了其公公的最后心愿，她代表家属郑重宣读了《献书启》，把别宥斋所藏的10万余卷书及文物悉数捐赠天一阁，使这份珍贵的祖国文化遗产得到永久性的妥善保存。同年10月，孙氏家属将孙家溎的蜗寄庐藏书10万卷和字画1700余件全部捐给天一阁。

1992年2月，唐弢去世后，他的夫人沈絜云及其子女将唐弢的藏书完整地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计各类书刊达30000册。

此外，曹炳章、杨容林、张季言、徐余藻、张琴等民国浙东藏书家，以不同形式，将所藏的书分别捐献给华东军政府委员会卫生部、天一阁、宁波市图书馆等单位。

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后，浙东的著名藏书楼逐步退出，私家藏书基本流入公共图书馆，至此，藏书楼完成了其保存典籍的任务。

【注释】

(1)张寿镛：《约园杂著三编》卷八，《壬午夏光华同学会来会戏作光华歌》，见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增订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52页。

(2)省如，纯如，耿如：《怀念父亲》，见孙善根《钱业巨子秦润卿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7页。

(3)省如，纯如，耿如：《怀念父亲》，《钱业巨子秦润卿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页。

(4)任继愈：《中国藏书楼》（下册），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1页。

(5)郑伟章：《文献家通考》（下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568页。

(6)顾志兴：《浙江藏书史》（下册），杭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827页。

(7)顾志兴：《浙江藏书史》（下册），杭州出版社2006年版，829页。

(8)徐三见：《台州藏书家传略》，见《天一阁论丛》，宁波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页。

(9)任继愈：《中国藏书楼》（下册），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6页。

(10)来新夏等：《中国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5页。

(11)张树华，张久珍：《20世纪以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页。

(12)《宁波同乡会新会的开幕纪》，《申报》1921年5月16日。

(13)邓大鹏：《宁波图书馆志》，宁波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

(14)〔民国〕张传保，陈训正，马瀛纂：《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戊编中，《艺文二·现代本县公私藏书记事》，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

(15)《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戊编中，《艺文二·现代本县公私藏书记事》。

(16)骆兆平：《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始末》，载《天一阁藏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17)骆兆平：《重印〈四明丛书〉序）》，《四明丛书》第1册，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1—8页。

(18)《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戊编中，《现代本县公私藏书记事》。

(19)童银舫：《历史学家陈登原》，《上林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20)陈登原：《藏书家之功罪》，《古今典籍聚散考》卷三，上海书店1983年版。

(21)唐弢：《我和书》，载谢振声《新文学版本第一藏书家唐弢》，《天一阁丛书》第8辑，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73页。

(22)唐弢：《买书》，载谢振声《新文学版本第一藏书家唐弢》，《天一阁丛书》第8辑，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页。

(23)邓大鹏：《宁波图书馆志》，宁波出版社1997年版，第93页。

(24)《朱氏家属献书启》，载骆兆平《天一阁藏书史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