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性与社会性

三、新闻性与社会性

与纯文艺性期刊不同,副刊所发表的文艺作品,必须考虑时间和背景。报纸副刊上的作品虽不同于正版上的消息、通讯和评论,但是无论是杂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都应配合整张报纸的宣传中心,都要求富有新闻性,否则也就不能称为报纸副刊了⁽⁶⁾。好的杂文都是有感而发的,针对性和战斗性都特别强,选材和议论上都离不开现实生活中的事件。即便是说过去的事情,其着眼点也是或借古讽今,或借古颂今。虽然它不是新闻,但有时候的作用之大甚至超过新闻。

如2000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的一篇杂文《“刘邦文化”是什么》,文章以江苏省沛县举办的“刘邦文化”节为切入点,批评近年来的一种“泛文化现象”,什么都与文化挂钩,饮食文化、酒文化、娱乐文化、甚至是性文化,……将文化简单化、庸俗化,并以此呼吁要还文化以本来面目。文章尖锐泼辣、痛快淋漓,在读者和社会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在经营文学副刊时,也应该以独特的新闻敏感到广大的新闻事件中去捕捉题材,围绕人们最关心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去筹划副刊选题,把读者渴望了解的现实生活中的内容以文学的方式实现嫁接与交融,以独特的文学性达到新闻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在“非典”肆虐期间发表的副刊代表性作品《神医哪儿去了?》就以其独辟蹊径的思路,以小见大地赞扬了唯物论和我党抗击“非典”政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不动声色地对伪科学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抨击,是抗击“非典”宣传中一篇颇具特色的好文章:

“神医”者,包治百病也。平日里,何其多啊。街头矮墙上,电线杆子上,小报屁股上,总能看到他们的告白。什么病都敢治,什么病都能治,愈是疑难绝症,愈能妙手回春。……可惜得很,抗“非典”三五个月了,却没听哪位“神医”赶出来试试身手。要说疑难,“非典”最疑难。要说绝症,“非典”还没被攻克。在“非典”面前,什么“神医”,什么“大师”,自称的没有,他称的也没有,全都不动声色。这怪不怪?

文章最后引出什么邪的怪的东西,最终还得靠负责任的政府、有序的组织、稳定的社会、警惕的群众来与之斗争。文章由此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大力宣传了相信科学的重要作用⁽⁷⁾。

有关副刊的社会性方面,也主要体现在副刊作品的教育和认知功能。通过作品来感染读者,从而寓教于乐,或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或通过生动感人的情节和形象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弘扬真理,启发思维,陶冶性情。如湖南《学习导报》2005年第12期的副刊栏目“百科文摘”中有一幅叫做换位的漫画,把“计划”与“规划”换位,形象生动,寓意深刻,对“十一五”规划做了生动的诠释,社会意义鲜明可知⁽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