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和1942年是敌后抗战最艰难困苦的年代，日寇除疯狂地对晋绥边区进行“扫荡”和“蚕食”进攻外，还在其占领区大搞所谓的“政治、治安强化运动”，在残酷镇压反日力量的同时加强“奴化”宣传教育。为了揭穿敌人的阴谋和各种欺骗宣传，向敌占区同胞报道国际和国内形势的真相，进行抗日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政策及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成就，中共晋西区委决定创办一份专门给敌占区同胞阅读的报纸，这就是《祖国呼声》的前身《正义报》。
《正义报》八开四版铅印，每半月出版一期。出版于1942年7月10日的《正义报》第5期（图5-6），在报头的左侧印有“正义报社出版”字样。这个机构并不存在，这份报纸实际是由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主办，社长为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负责人、《晋西大众报》社社长王修。1943年，正值晋绥边区进行整风，编辑人员都去参加学习，《正义报》停刊。
1944年4月，《正义报》复刊时更名为《祖国呼声》，期数另起，但仍为32开半月刊。该刊封面的上方是手写的“祖国呼声”4个大字，非常醒目，刊名的右下部绘有一八路军战士，左手持枪，右手前伸，面向铁丝网内的敌占区作呼唤状。生动的剪影造型与刊名十分吻合，极具感召力（图5-7）。《祖国呼声》封面标有“祖国呼声社出版”字样，这个机构也不存在，该刊实际也是由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主办。
《祖国呼声》在根据地印刷后，通过党的秘密交通站系统，经过游击区，再向敌占区分发。主要对象是可以联系的具有爱国抗日倾向的知识分子（如小学教员等），通过他们再传递给敌占区其他同胞。敌人发现了《祖国呼声》是共产党的宣传品，就到处搜查，进行“封锁”和“清剿”，声言“《祖国呼声》是共产党的刊物，抓到了是要杀头的”，企图以此来阻止刊物的发行。尽管如此，通过敌占区爱国同胞们的共同努力，该刊还是一期接一期地广泛在敌占区同胞当中流传。为了躲避敌人的检查，敌占区的读者还将刊物伪装起来，糊上《西游记》《西厢记》等封面互相传阅。针对这种情况，中共晋绥分局还于1945年1月18日发出《关于加强<祖国呼声>工作的指示》，强调要抓好防范敌伪工作。《祖国呼声》再发行时就直接在封面加印伪装，包上一层与书完全不符的书名以做遮掩。这种方式，在根据地内被称为“红瓤黑皮书”。笔者藏有这样的一期《祖国呼声》，其封面书名为《新民会分会员必携》，书名右侧印有“民国三十二年一月”，左侧印有“新民会雁门道总会”字样（图5-8）。翻开封面则是1945年3月16日出版的第21、22期合刊的《祖国呼声》（图5-9）。这一期因是两期合一，共刊登了27篇文章。
《祖国呼声》一直出版到1945年7月15日第30期停刊。这一期也是伪装书，封面书名为《美国人眼中之重庆》，日期是民国三十三年十月（图5-10），里面的封面没有了以往的八路军战士呼喊的图案，只有很简单的4行排列（图5-11）。
纵观现见到的《正义报》和《祖国呼声》，它报道的主要内容是：向敌占区同胞介绍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真实情况，报道苏联红军反击德国法西斯、取得胜利的消息；传播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和各地人民抗日武装坚持敌后战争的胜利消息，揭露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一党专政、残害敌占区同胞的行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减租减息和奖励生产等政策；介绍抗日根据地经济、文化建设的成就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情况等。并且该刊还对敌占区同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号召他们坚持正义，坚持民族气节，坚决同敌伪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祖国呼声》的发行，对鼓舞敌占区同胞坚持抗日战争、树立争取胜利的信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图5-6 《正义报》1942年7月10日第一、四版
图5-7 《祖国呼声》1945年1月1日第17期
图5-8 《祖国呼声》1945年3月16日第21、22期（伪装封面）
图5-9 《祖国呼声》1945年3月16日第21、22期
图5-10 《祖国呼声》1945年7月15日终刊号（伪装封面）
图5-11 《祖国呼声》1945年7月15日第30期（终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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