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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上学者李孔炤

时间:2023-05-1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李孔炤,名天煐,以字行。其时,北京组织暑期赴上海宣传共产主义讲习团,讲演马克思主义学说,他每场必听,受益匪浅。上海学成毕业后,他毅然回归故乡兰州。毕业后,其妻相继在兰州十余所小学任语文和自然课教师,1947年退休于陇右公学,1956年去世,享年61岁。他不负赵校长厚望,以博学多才教育学生。后因抗战胜利,多数编委东迁复员,以至此志未能完稿。

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60多年前,有一位兰州汉子,在其《看他日记》(取“看他横行到几时”之意)中,真实地记录了1937年11月5日至1941年8月31日日本飞机轰炸兰州的历史。他,就是陇上著名学者——李孔炤。

李孔炤(1893-1967年),名天煐,以字行。兰州市南园小沟头人。其父李廉泉考中秀才,设馆育才,1919年病逝于兰州。其母陈氏从事家务,1947年病逝于兰州,享年83岁。其幼承家训,随父读经。

1918年,他抱着“实业报国”的思想,赴沪到黄炎培新近创立的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习化学及肥皂制造术。翌年时逢北京发生“五四”新文化爱国运动,他也满怀激情地在上海市参加了学生的游行活动,并在上海市跑马厅散发传单,发表讲演。其时,北京组织暑期赴上海宣传共产主义讲习团,讲演马克思主义学说,他每场必听,受益匪浅。此间,他听取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也接触过戴季陶等人的三民主义宣传。两相比较,他认为“戴的演讲与新思潮背道而驰,很难实行”;而“奉行共产主义的人,都是一些无私无畏的热血青年,他们的纪律严格,进取精神可取”(1948年与其子李生威之语)。

“五四”运动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明白了只有反帝反封建才能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新中国,也使他“实业报国”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为后来重学兴教奠定了基础。

上海学成毕业后,他毅然回归故乡兰州。他认为,要振兴国家,必须改革教育,并首先从娃娃抓起。于是,他先后在木塔巷小学、金城关小学当了几年教师和校长,承担了改变落后的教育制度,培养爱国家爱民族的新接班人的重任。

“五四”运动之后,女子入学渐成时尚,他也顺应时代潮流,将妻子王毓兰(字香山)送进甘肃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今兰州三中)学习。毕业后,其妻相继在兰州十余所小学任语文和自然课教师,1947年退休于陇右公学,1956年去世,享年61岁。

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各方面知识水平,他拜西北史地学者慕少堂(寿祺)先生为师,学到了以前没有学到的许多文化知识,拓宽了视野,开阔了思路。

1931年,他应甘肃通志馆馆长张维(鸿汀)之邀,参与了《甘肃新通志稿》编纂工作。历时7年之久,完成了上至远古下至1928年甘宁青分省以前这段历史的撰写,全书450万言,堪称宏篇巨著。

1939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子,日本飞机狂炸兰州城,市内院校纷纷迁至邻县和郊区,许多学生因此辍学。此时,赵元贞创办了志果中学(今兰州二中)。为办好中学,赵校长求贤若渴,诚邀他担任国文教员。他不负赵校长厚望,以博学多才教育学生。虽然他患有口吃,但讲起课来抑扬顿挫、一气呵成、引经据典、深入浅出,把课文分析得明明白白,同学们都非常爱听他的国文课。

抗战末期,他在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教务处工作约3年,除教务工作之外,还兼作校刊编辑工作。

此外,他还任教于兰州兴文学校、省立兰州中学、甘肃学院。主编过《兰山》杂志。其著作有《兰州风土略》《兰州流传民间文学考》《拟纂兰州市志标准方案》《兰州市志稿》《兰州市五泉山公园志》。他参与编修《皋兰县新志》《兰州市志》后,根据《拟纂兰州市志标准方案》所述:“人与时空相互之关系”的原则,自纂《兰州市志稿》,1948年完稿,1968年后流散,待访。是稿由《天文志》《地文志》《人文志》《物文志》四分志组成,约十余册。他还与颜刚甫写过《刘尔炘与五泉山》,以及《兰州的名特产和生产技术》等。

据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邓明先生介绍,《兰州市志》始修于1942年。其编委会成员多来自沦陷区,任教于西北师院、甘肃学院,亦有地方学者,阵容甚强。拟半年完稿,但因抗战困难时期经费拮据,又因迭次改组编委,延至1945年春方大部脱稿。后因抗战胜利,多数编委东迁复员,以至此志未能完稿。今亦不知其下落,待访。

他私塾基础深厚,知识面广,写作功底扎实,尤其在上海接受了新思想、新思潮的影响,思想开阔,敢说敢写,在当时的《新陇日报》和《甘肃民国日报》副刊“自由之花”专栏,撰写了一批有关教育和西北、甘肃地方教育方面的文章,阐发自己的教育思想和观点,并对一些头面人物不符合当时客观现实,不考虑当地文化落后状况的论点,进行揭露和驳斥,称其为“闭门造车”“标新立异”“别有用心”。报纸上的争鸣,一时变成了一场笔战,引起了轰动,也引起了兰州人的好奇和推崇,有人认为“兰州也有不怕死的人”,竟然敢于批评教育界上层和国民党上层,称其精神可嘉。然而遭到当局的责难,结果他被迫辞职离开了当时供职的甘肃省教育厅小教科。

他不仅对国学有研究,对史学、哲学和宗教文化尤其是佛教,也有一定的研究;他不仅跟一些老学者、佛教大师能谈得拢,跟一些新来兰的人物也处得好。他平常还喜欢给人写墓志铭、祭文、家谱、信函、合同、对联等应用文章。

在教育子女上,他经常强调“廉洁奉公守法”“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他坚持家训“守祖宗两字真传,曰勤曰俭;训子孙一生正路,唯读唯耕”,他要求子女“不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不仗势欺人、损公肥私”。

他一生藏书甚丰,其中主要有“丛书集成”“四库全书统目提要”“诸子百家文集”等。这些图书连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报刊和他发表的文献以及手稿等,全部在他生前、“文革”初期被鼓楼巷街道办事处和小沟头居民委员会抄家时,用架子车分几趟拉到其住宅斜对面的街办印刷厂(一座四合院)廊檐下堆放,几近屋顶,约一卡车之多,后下落不明。

他一生治学严谨,为人忠直,毫无哗众取宠之心。一生无党无派,属兰州社会名流。1967年5月,悄然病逝于小沟头家中,享年74岁。

(与宋耀祖、李生威合作,原载《兰州日报》2005年7月14日A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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