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被封后，其好友杜重远继之创办了《新生》周刊，“新生”二字即取“生活重生”之意。然而，《新生》周刊刚出版了一年有余，就因《闲话皇帝》事件被封。邹韬奋当时正在美国西部旅行，一天从《芝加哥论坛报》上得知此事，十分气愤，当即决定回国。他于1935年8月27日由美国回到上海后，一方面整理访美材料，撰写《萍踪忆语》，另一方面着手创办刊物，以继续《生活》周刊和《新生》周刊的事业。
1935年11月16日，《大众生活》在上海创刊（图5-14）。该刊为16开综合性时事期刊，每期约40页，封一、封二、封三、封四采用彩版画报的形式，每期刊登十几幅彩色时事照片。
该刊创刊伊始，即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号召，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为指导思想。邹韬奋在发刊词《我们的灯塔》中宣布，“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是全中国大众的重大使命，也是《大众生活》的奋斗目标。
这时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制造了一连串挑衅事件，企图吞并华北，进而灭我中华的野心更加膨胀，而国民党当局却高唱“敦睦邦交”。《大众生活》及时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阴谋，同时，猛烈抨击国民党当局以“赤化”“妨碍邦交”等为借口镇压人民大众的抗日运动的行为。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消息传到上海后，《大众生活》立即响应，从12月21日第6期到1936年1月11日第9期，连续4期以大量篇幅为学生的救亡运动做宣传鼓动，给学生的爱国行动以热烈的声援。而且在“四封”上，每期刊载北平、上海、南京、武昌、杭州等地学生运动，以及国民党当局用水枪、皮鞭、大刀镇压、打伤爱国学生的十几幅照片。（图5-15）在称颂学生救亡运动的同时，《大众生活》还对青年学生参加救亡运动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点是：对象要看得清楚。我们的对象是全民族解放的积极斗争，并不是仅限于枝枝节节的一个局部或一件事情的问题。……第二点是：只有有目标有策略的集团组织才有伟大的持久的力量。……第三点是：要有排除万难，不怕艰苦的精神。”不仅如此，邹韬奋他们还在每期《大众生活》出版后，首先给北平学生联合会寄去几千份，只收少量成本费，出售刊物的大部分钱作为学联经费。
“一二·九”运动后，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邹韬奋被推举为执行委员，《大众生活》因此成了救亡运动的舆论机关报，它积极报道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等团体的活动，刊登它们的宣言。1936年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国人书》，给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加上了“反对中央”“颠覆政府”的罪名。2月14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辨正》，严正指出救国会不是“一纸污蔑文书所能恫吓得了的”，同时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大众生活》在2月22日第15期上全文转载了这个文件。
由于《大众生活》继承和发扬了《生活》周刊的优良传统，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因此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刊物的销售量很快超过《生活》周刊，达到20万份，又一次创下了我国当时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
《大众生活》影响的迅速扩大，令国民党当局十分紧张，他们又使出种种手段迫害《大众生活》，除了散布谣言、诽谤和恫吓邹韬奋外，还不准《大众生活》在各地发售，禁止它从邮局邮寄。这些手段不能得逞，末了蒋介石亲自出马，让上海的黑帮头子杜月笙出面请邹韬奋去南京当面一谈。救国会领袖及邹韬奋好友商量后认为，蒋介石很可能乘机扣留邹韬奋，劝其不去。一位和蒋介石很接近的人士曾对邹韬奋说：“你这次要不往南京一行，就只有再度流亡海外，国内是休想驻足的。”邹韬奋决定不去南京，选择了第二次流亡。
1936年2月26日，《大众生活》在出版到第16期（图5-16）后，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邹韬奋在这期的《韬奋紧要启事》中，对读者提出两点奉告：“第一……本刊虽以迫于环境，暂时停顿，而抗敌救亡的运动却是必然地会持续开展发扬光大的。第二是我个人既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共同努力救此垂危的民族是每个分子所应负起的责任，我决不消极，决不抛弃责任，虽千磨万折，历尽艰辛，还是要尽我的心力，和全国大众向着抗敌救亡的大目标继续迈进。”
图5-14 《大众生活》1935年11月16日创刊号
图5-15 《大众生活》1935年12月21日第6期至1936年1月11日第9期
这4期封面上刊发了多幅反映“一二·九”运动的照片。
图5-16 《大众生活》1936年2月26日第1卷第16期停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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