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发展尚不成熟的中国传媒产业而言，政府规制不仅要弥补市场缺陷，还要促进市场机制的成熟。对于中国传媒产业规制的研究来说，主要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对规制经济学的理论予以检视，以考察、验证其规制实践的均衡性；二是考量我国传媒产业规制实践的独特性是否对发展中的规制经济学理论具有新的启示。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进行着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对传媒产业规制的研究也是对传媒产业发展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的回应。中国传媒产业发展主要受党和政府的引导，传媒改革也主要以边缘突破的渐进方式缓慢前行。可以说，政府的制度设计在传媒产业发展与传媒产业规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制度设计是否有效不仅需要在实践中予以检验，还需要从理论的层面进行反思。本书从历史主义的视角出发，借鉴规制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关注国家层面对传媒产业规制从政治效益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等目标转向的进程，检验制度设计的有效性与规制模式的合理性，同时也为政府规制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对媒介融合引发的规制变革，以及社会参与意愿日益浓厚引发的规制模式改革的可能性路径进行探讨。
有研究者对我国现有的经济性规制实践做了一个全景式的描绘（见下表），我国已形成初具规模的规制体系，包括对一般市场行为的规制和对特定行业的规制。
中国经济性规制概要表
续表
传媒产业既具有垄断产业特征又具有外部性，更重要的是我国传媒业还负载着意识形态的宣传与舆论导向的功能，属于需要特别规制的特定产业，可惜并未引起我国规制经济学学者的广泛关注。
以往国家对传媒产业的规制有着浓厚的政治倾向。随着传媒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传媒产业功能的张大，产业属性得到确认，产业规制实践也逐渐丰富。但是现有的传媒产业规制是否与规制经济学的框架一致，是否还在政治性规制的框架下徘徊，都是需要检讨的问题。因此，借助规制经济学的理论资源检视现有传媒产业规制实践是十分必要的。
规制理论的研究是对不断发展变化的规制实践的检验与反思，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理论的研究基本滞后于规制实践的变化。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历程中，政府角色在不断转换：从早期对各行各业的经营直接负责，转向为对相关产业特别是垄断产业进行有效规制。实践层面适应国情的规制模式已初步形成，理论领域以规制经济学为核心也展开了诸多讨论，在“国有化”等规制理论领域颇有建树。不过，目前理论界对产业规制的讨论与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如煤炭、电力、房地产、食品、卫生、证券、银行等，或是以水务、邮政为代表的公用事业，并且现有的关于规制理论的研究和讨论更多重点关注经济性规制，而轻视了本应具有普遍模式的社会性规制的讨论，尤其忽视了对行政规制的探讨。
对传媒产业来说，其他产业的规制模式与规制理论固然有借鉴意义，但传媒产业毕竟有着不同于自然垄断行业和公用事业的行业特征，其规制的环境、目标诉求、手段与重心并不能完全与国有企业相同。我们仍需要在普遍意义上的规制模式之外，寻求既兼顾效率与公平，又考虑文化传承与影响的传媒产业规制模式。
目前，国内的规制经济学理论的讨论并未给予传媒产业充分和深入的重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从发展的视角出发，采用规制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传媒产业的规制体制进行分析与评价，对微观规制政策的演进进行剖析，探讨我国传媒产业规制的模式与演进路径并予以评价分析，这对我国产业规制改革尤其是社会性规制的讨论具有理论价值。
和一般产业一样，传媒产业通过市场化、产业化运营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并形成垄断使市场失灵。传媒产业的规制与一般产业规制相似之处在于，规制也需要走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困境。
和一般产业不一样的是，传媒产业还有其特殊性。传媒产业所凭借的诸多媒介资源是稀缺资源，也是国家的战略性资源，如卫星、频道、频率等，具有极强的公共性。同时，大众传媒作为信息载体，具有传递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功能。
因此，对传媒产业的规制应当是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同时并举的，被规制产业需要激励的同时社会福利也需要实现最大化。既有的研究成果纷纷列举出世界范围内的传媒体制作为中国传媒产业规制改革的参照物，包括以美国为代表的私营商业制、以英国为典型的公共服务体制、以前苏联为范本的公共国有制，还有加拿大的“综合体制”和俄罗斯转型时期所选择的“国家部分所有公共服务体制”的模式。研究者尤其推崇美国的私有商营体制和英国的公私并举体制，因为它们是西方电子媒介规制模式的两种典型。
本书着眼于中国传媒产业规制演进的视角，打破以往中国传媒规制研究静态描述的方式，重点研究在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的背景下，中国传媒产业规制的目标诉求转变、规制手段演进等现实的动态问题，力求丰富世界传媒规制研究的国家案例。
【注释】
[1]黄升民、刘珊：《关于中国媒介产业转型的五个论点》，《现代传播》2014年第6期。
[2]强月新：《中国传媒市场研究：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123页。
[3]张志：《论中国广电业的政府规制》，《现代传播》2004年第2期。
[4]胡正荣、李继东：《我国媒介规制变迁的制度困境及其意识形态根源》，《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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