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公共事业的运营类似，属于准公共物品的大众传媒产业，也需要政府的规制，需要讨论与传媒市场资源配置相配合的各种权利规则的设定，包括规制主体的职能、规制目标与实际手段。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以及政府职能的悄然转变，政府正针对各产业现状努力建构有效的规制体系，我国学术界相应的规制理论的研究也逐渐丰富。
与公共事业的运营类似，属于准公共物品的大众传媒产业，也需要政府的规制，需要讨论与传媒市场资源配置相配合的各种权利规则的设定，包括规制主体的职能、规制目标与实际手段。自市场化进程开启以来，中国传媒的宣传工具色彩就在逐渐淡化，产业功能正不断凸显，公众在公共舆论平台上的表达诉求日益增加，传媒产业不仅承担着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还承担着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之责。政府对传媒的规制便是解决传媒在完成这双重目标时出现的“市场失灵”，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达成的目标，需要规制政策的不断调适，才能尽可能接近目标，并确保效率。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以及政府职能的悄然转变，政府正针对各产业现状努力建构有效的规制体系，我国学术界相应的规制理论的研究也逐渐丰富。规制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成功的规制理论应当能够反映规制部门和受规制企业所面临的信息结构、约束条件和所能选择的策略。正因为如此，对传媒产业规制实践的研究应建立在对传媒规制理论研究充分检视的基础上。
自20世纪90年代对政府规制问题的译介开始，国内学者系统性跟踪国外规制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以及研究中国自然垄断基础产业的政府规制改革的成果颇丰，尤其是对如何规制、具体规制政策的实证分析等主题研究较多。本章在综合前人研究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梳理政府规制研究的基本范畴，结合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相关背景，介绍相关的研究角度、方法，从而为本书的基本命题与写作框架确立适宜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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