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产业规制的研究源自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政府从较早时期直接负责各行各业的经营，渐次转为对相关产业（特别是垄断性产业）分别进行有效规制，在综合借鉴发达国家的现行经验和自身不懈努力的基础上，已初步形成了与国情相适应的政府规制模式，规制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也基本形成。传媒产业规制的理论研究也属于我国规制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构成部分。但是相关理论研究究竟取得怎样的成效，是否能对规制经济学理论和传媒产业规制实践产生积极的创获，还需要进一步梳理。
因此，为了尽量客观地呈现传媒产业规制的理论图景，本书尝试跳出对文献观点的一般罗列与简单评析，采用主流的学术评价体系之一的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利用相关指标对我国传媒产业规制研究文献的外部特征和主题内容进行扫描式研究，并反思我国传媒产业规制研究的理论资源与方法，反思的结果即为本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起点。
（一）中国传媒规制研究理论建构的学科背景
文献计量学指出，学术期刊文献是能反映学科领域最为前沿的标准化文献。目前，外文数据库中收录的中文人文社会科学相关数据的量非常少，不足以满足中国人文社会学科文献计量研究。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主要有4个：南京大学的CSSCI、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中心的CHSSCD、中国知网的CNKI-CCD以及重庆维普的Vip-CCD。这四大数据库各有优缺点，相比较而言，南京大学的CSSCI的标引规范、引文检索功能出色，中国知网的CNKI引文检索差强人意，但数据收录十分全面和强大。
数据覆盖全面适宜进行总体的定量描述和分析，标引规范适宜于评价卓越表现。因此，结合传媒经济学所属的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交流的特征，本书选择以中国知网CNKI为数据来源，将“规制”作为主题词（精确匹配）检索发表时间截至2013年12月31日的文献，获得比较样本共计5 691条；采用主题词为“传媒（或媒介）and规制”的高级检索方式，获取研究样本共计199篇；以“传媒经济”（含媒介经济）为主题词检索文献，得到研究样本1 704条。
1.文献增长与期刊分布的描述
从时间追溯上看，我国的规制研究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不过早期的研究比较零星，主题集中于历史、考古、语言学领域，其内涵与经济学、法学领域所讨论的规制问题大相径庭。1989年虽开始出现经济学、法学意义上的规制研究，但文献有且仅有两篇，为《当代法学》分别于4月和7月所刊出的《企业兼并法律规制浅议》（高峰、刘鹏）和《也谈企业兼并的法律规制——兼与高峰、刘鹏同志商榷》（李淳）。这两篇对企业兼并的法律规制的讨论开启了我国的规制研究。2000年以后，我国的规制研究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并于2011、2012年形成研究高峰（见图 1-4），年均文献生产量为167篇。
图1-4 我国规制研究的文献增长曲线
相比较而言，传媒经济学研究起步晚于规制研究（图1-5），传媒产业规制的研究则更晚（图 1-6）。
自1989年以后，传媒经济学研究年均生产文献68.16篇。传媒规制研究始于2002年，文献增长趋势与传媒经济学文献增长趋势基本一致，也呈逐年增长的态势，年均生产文献16.58篇，与传媒经济学文献的比率为1∶4，与规制研究文献的比率为1∶10。
统计刊载规制研究文献数量排名前40位的期刊，载文量共计2 709篇，占总体文献的47%（图 1-7）。刊载量靠前的期刊主要为法学、经济学领域的核心学术期刊，新闻传播领域的核心期刊《国际新闻界》的刊载量排在第39位。
图1-5 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文献增长曲线
图1-6 传媒产业规制研究文献增长曲线
图1-7 规制研究期刊来源
传媒经济学全部样本1 704篇文章刊载在460种期刊上，平均每种期刊刊载文献3.7篇。载文量排序前10的期刊刊载了全部文献的32%，即570篇文献（图1-8）。可见，虽然传媒经济学暂时没有本学科的核心期刊，但新闻传播领域的核心期刊对传媒经济学的关注度非常高，并且自新世纪以来，诸多新闻传播学核心期刊开辟了相对稳定的传媒经济研究专栏，如1999年，《新闻记者》《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先后开设了“媒介经营与管理”“媒介经济”“报业管理”“媒介经济与传媒集团化发展”等讨论传媒经济相关问题的专栏。同时，《新闻记者》自2002年开始还设置了专门追踪传媒行业信息、点评行业动态的专栏；《国际新闻界》也自2006年开始，每年第一期刊登喻国明教授的传媒经济研究的年度综述，梳理理论动态。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我国传媒经济学是在新闻传播学的学科框架中建立起来的。
图1-8 传媒经济学文献来源期刊
199篇传媒规制研究文献分布在106种期刊中，平均每种期刊载文1.9篇。载文量排序前10的期刊刊载了全部文献的41%，即82篇，文献集中度较高（图1-9）。根据载文量的多少，将106种期刊分为三个区：刊载5篇及以上论文的期刊、刊载多于或等于2篇小于5篇论文的期刊、刊载1篇论文的期刊。统计显示，所划分的三个区域的期刊量分别为8、23与75，三者比值为8∶23∶75≈1∶3∶10，基本符合布拉福德定律所描述的文献分布规律，表明传媒规制研究的期刊布局日渐形成。载文量排序前10的这些期刊，几乎全部为北大中文核心期刊或CSSCI收录的核心期刊，同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当代传播》《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重庆社会科学》《新闻大学》等高等院校或社会研究院主办的学术期刊，理论型研究的偏向更为浓厚。
图1-9 传媒规制文献来源期刊
2.研究队伍的比较
规制研究领域发文数量排名前40的研究机构产出文献数量共计2 865篇，占总体文献的50%（图1-10）。涉及规制研究的共有40个学科，发表学术文献超过100条的学科如图1-11所示。从该统计中可知，规制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法、行政法及地方法制、企业经济等领域，新闻与传媒领域中对规制的关注已较为丰富，但还未成为规制研究的重要领域。
图1-10 规制研究作者机构
图1-11 规制研究的学科分布
发表规制研究论文量排名前40位的作者共计产出论文264篇，只占整体文献数量的4%，产出文献超过10篇以上的作者有三名：肖兴志、陈富良、于立，三位学者均为经济学博士，且拥有教授职称。从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来看，规制研究的研究机构较为集中，并且核心院校的优势地位突出，但研究者相对分散。
传媒经济学作者人数1 200人，人均发文数为1.44篇，文献生产存在合作现象，但大部分合作是基于师生关系的“辐射式合作”，[21]并不能算作严格的学术合作。因此，本书将多个作者署名的论文按只计第一作者的方式进行统计，发表文献数量排序为前20位的作者如图1-12所示。
传媒规制文献作者总数为163人，人均发文数为1.22篇。发表文献数量超过2篇（含2篇）以上的研究者统计如图 1-13所示。
通过比较，共同出现的高产作者有三位：喻国明、朱春阳、陶喜红，并且三位作者在传媒规制与传媒经济研究的文献产出比率均约等于1∶3，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三位作者在传媒经济学科中以“传媒规制”研究成为领军人物。
图1-12 传媒经济学文献高产作者
图1-13 传媒规制文献高产作者排序
通过对研究学科背景、文献来源的统计与综合分析发现，规制研究者主要是经济学领域的学者。随着国内对规制改革研究的深入，经济学背景的研究者完成了规制理论的导入与本土理论的建构，行政学研究者则以比较行政学、政策学和组织管理等相关理论关注我国政府规制的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包括我国政府规制的独特性研究、社会性规制研究与规制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研究。研究主题主要分布在两大领域：一是规制理论研究，既有国外规制理论的导入，也有本土学者的理论思考与贡献；二是对规制现实实践的研究，分析我国政府规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革建议。研究对象的范围也经历了变化，最早进入研究者视野的是自然垄断行业，随后是公用事业，文化传媒产业虽然正逐步进入研究视野，但还未形成理论或方法上的贡献。
如果仅从学术文献的外部特征——文献生产量、作者与作者机构、来源期刊与期刊荣誉来看，传媒规制研究已逐步在传媒经济学科中成为支撑性的研究议题。
传媒经济研究始于我国传媒业的市场化，而传媒规制研究则始于传媒业的产业化及产业属性的充分确立。在传媒经济研究不断发展和知识积累的进程中，对传媒规制的关注也日益升温。传媒规制研究领域业已出现成果产量较高，并在传媒经济学科中占有一定比重的研究者，且主要是以高等学校的学者为主。这说明理论界对传媒规制的充分关注，也充分体现出学界研究独立于传媒市场与政府管制之外的相对中立的研究视角。
虽然传媒经济学还没有属于自己学科领域的核心期刊，但从文献发布的期刊来源与期刊荣誉来看，新闻与传播领域的核心期刊对传媒经济研究予以了高度关注。业界主办的期刊较多关注传媒经济的应用型研究，而学界主办的期刊则较多关注了传媒规制理论的研究，这二者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研究取向上的区隔。
当然，文献外部特征的计量分析只能简单地描绘该研究领域知识增长的基本情况，除了知识增长外，一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图谱还应包括知识的积累与传承以及知识的交流情况。因此，我们还需要通过文献计量内容分析的方法来描绘传媒规制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从而发现这一领域的主要问题。
（二）学界讨论的重心
学术文献记录的是一个领域内学者们的科研活动与主要成果，并且在文献的阅读、引证中还能体现出这些科研活动和成果的交流与沟通。对文献内容的分析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一领域在一定时期内的研究的基本趋势、研究水平。因此，我们还需要通过词频分析与共词分析相结合的文献研究方法，克服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和主观偏好，客观、准确、系统地揭示文献隐含的深层次内容以及文献与文献之间的关系。
1.研究实施
为了更为客观和清晰地呈现传媒产业规制研究的学术图景，本书倾向于选择传媒经济学领域的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由于我国传媒经济学暂时还没有专业期刊，本次研究的文献来源数据库为中国知网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22]中的“新闻与传媒”和“出版”两大数据库中的全部子库。在保证查全率的基础上保证学术文献的质量，笔者在上述被选择的数据库中筛选出主题为“规制”、被引频次在1次以上的论文共计396篇。将抽取的这396篇学术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共词聚类分析，以确定这些文献所代表的传媒产业规制研究中各个主题之间的关系。共词聚类分析法常用的统计对象为具有较高语义概括能力的关键词或主题词。一般来说，主题词由学科领域中固定的专家标引，不仅有着相当的权威性、稳定性，并且重视语义之间的逻辑组配，更符合共词聚类分析的性质特点，表达研究点的有效度较高；关键词则通常由作者标引，语义组织间的逻辑配合不及主题词严谨。由于CNKI未能提供专家标引的主题词，并且有研究者统计CNKI中共词聚类分析法的具体应用方面的文献，发现选择关键词或主题词的文献各占一半，在词汇处理上二者并无区别。[23]考虑到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因素，本书选择关键词作为词频分析和共词分析的统计对象。需要注意的是，在分析过程中对关键词的处理应注意学科的规范标准。
本书将前文选定的396篇文献样本的基本信息从CNKI中导出，统计涉及的文献关键词共计755组。文献计量学一般认为词频分析中对高频词的统计界分应采用齐普夫公式，然而规制研究在传媒经济学学科领域中只是一个核心研究议题，不具备学科文献分布的一般规律，且我国社科类期刊大多要求文献关键词标引的个数为3~5个，最多不超过5个，又不建议与标题重复，这样就使关键词的词频数相对平均。词频大于5的关键词排序见表1-2。
表1-2 传媒规制研究高频词表
续表
从总体上看，这一领域的研究围绕传媒产业的政府规制展开，广电产业、媒介融合、市场是出现频数较高的议题。但频数并不能明晰地说明传媒产业规制的研究框架，而且在高频词中出现了诸多表面意义相似、实际意味不同的词，如传媒业与传媒产业、广电业与广电产业。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对高频关键词做中心聚类分析，以呈现研究者不同的思考路径。
将上述高频词建构共现矩阵并使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制作关系图（图1-14）。图中的核心关系是中介中心性。关键词生成的节点体积越大，代表其中心度越强，出现的频次越高；节点与节点之间存在的线条表明其关系，线条越短，线型越粗表明其联系越紧密，共现越频繁。
图1-14 关键词高频词共现关系社会网络图
从共现网络的节点关联可以看出，传媒规制研究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政府规制，另一方面是法律规制。与法律规制相比，对政府规制讨论的比重略高，广播电视媒介是重要的研究桥梁，研究中思考较多的议题包括传媒产业、媒介融合、表达自由、言论自由。围绕政府规制展开的议题包括传播政策、传媒体制、市场结构、媒介产业（广电产业）等。对法律规制的讨论更多与围绕以自媒体为代表的网络平台上产生的网络言论、网络舆情相关。
2.传媒产业规制研究的议题呈现
高频词共现从整体上笼统反映规制研究的关键节点，为了进一步呈现传媒规制研究的发展态势，本书选取历年关键词词频的前50%，利用CiteSpace软件生成可视化的关键词类团图谱（图1-15）。
从关键节点的分散规模来看，共形成了4个相互区隔的研究领域：出版产业规制研究、媒介主体具体行为研究、网络媒体的法律规制、广播电视的政府规制。
出版业较早实现了产业化，因此出版产业规制的研究主要围绕出版发行的市场行为展开。媒介主体的具体行为研究与网络媒体的法律规制所讨论的都是如何消解媒介具体行为对社会产生的负面效应，属于社会规制的范畴。在我国，报纸媒体、广电媒体与网络媒体的属性并不相同，规制主体、规制手段都存在区别，因此社会性规制的讨论并未凝聚成节点。
广播电视的政府规制是研究者讨论最为丰富的核心问题，也是与传媒产业规制关系最为密切的核心议题，在这一议题下又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取向。
图1-15 传媒产业规制主题聚焦
本书将关键词TOP N%中的“N”调整为30，使用CiteSpace重新绘制了高频词图谱（图1-16），传媒产业规制研究核心议题显示出三个重要节点：政府规制、传媒产业和媒介融合。植草益将规制主体分为私人和社会公共机构两种形式，[24]我国国内对规制的研究多受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的影响，普遍把政府作为唯一的规制主体来加以研究，[25]传媒规制研究显然也是与其一脉相承的。规制客体是传媒产业，与之关系紧密的是经济性规制，如自然垄断、传媒市场、媒介产业、产业政策等关键议题。
图1-16 传媒产业规制研究的核心议题
媒介融合成为一个重要节点，与它近几年来是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研究的热门话题有关。三网融合对我国目前的大众传媒市场产生了较大冲击，媒介融合也给传媒规制带来许多新的思考。
从与周围关键词的远近关系来看，广播电视之所以成为一个较大的节点，是因为它是研究者对经济性规制研究和社会性规制研究的共同观照点。这说明广播电视在近10年依然是我国社会的主流大众媒介，政府对其规制既要解决市场领域的垄断、信息不对称、信息服务与质量的问题，又要解决其对社会与外部环境的负面效应。对广播电视的社会性规制的讨论集中于内容规制、电视节目、低俗化等关键议题。
图1-16对传媒产业规制研究的核心议题的呈现较为平面化，为了能动态显示传媒产业规制研究的变化，本书将关键词TOP N%中的“N”调整为15，使用CiteSpace制作了关键词时区图谱（图1-17）。
图中的节点表示关键词出现的频次，频次越高节点越大，说明该关键词代表的议题在当年出现频次较高，曲线表示时间上的延续性。时区图谱反映出传媒产业规制研究的真正起点为2003年，2007年是传媒产业规制研究的一个重要节点，2014年出现新的研究方向。
图1-17 传媒产业规制研究关键词时区图谱
2002年以前的研究热点是信息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属于社会性规制的范畴，在随后的5年内几乎没有太大的延续性，直到2007年以后才有相关的研究回应。
研究热点的第一个突变出现在2003年，这一年的核心话题是传媒产业，这是中国传媒体制改革与产业化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传媒体制第一次变革是事业型单位企业化管理；第二次变革是采编和经营相分离；第三次变革是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的“事业与企业两分开”。[26]始于2003年的“两分开”突出了传媒的产业属性，使传媒规制的规制客体得以存在，传媒规制研究得以真正开始。2003—2006年间，传媒产业、产业规制、公共利益是研究的焦点，经济性规制成为传媒产业规制研究的主要研究视角。
第二个突变出现在2007年，媒介融合成为核心话题，影响一直延续到随后的五六年。媒介融合扩充了传媒业的边缘，触动了现有的传媒规制的根基，凸显了现有传媒规制的不足，[27]传媒规制面临迫切的变革，这已是国内外传媒规制研究者的共识。与2002—2007年的规制研究以经济性规制为主的研究视角不同，2007—2013年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成为并行的研究视角，特别是2011—2013年，社会性规制的研究相对居多。出现这一转向的原因有二：一是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日益占领大众媒介的主流地位，新媒体发展中的负外部性促使研究者对传媒产业社会性规制的思考增多；二是传媒体制改革与传媒产业发展进入瓶颈期，前两次传媒体制变革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而文化体制改革则是一次由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一次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是建立在“两分开”基础上的明确而清晰的传媒产业的产权边界，以及引入资本运营模式，从而真正意义上实现传媒市场的规模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显得顾虑重重，政策供给充满犹疑甚至矛盾。政府一方面期待传媒在进一步的改革深化中获得更为持续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又担忧体制的改革会让政府失去对媒体的有效控制。因此，政府似乎缺乏明确的制度安排，甚至时有矛盾。[28]文化体制改革期间，出版业率先迈出“转企改制”的步伐，报业也积极制定改制路线图。作为前两次改革的获益者，广电业迟迟不愿进入改制的核心制度层面，以“制播分离”来曲线应对“公益性事业与经营性产业”的两分开，传媒产业进入发展困境。传媒产业自身的市场化未得到进一步发展，政府对传媒产业的社会性规制时而增强，导致一段时间内研究者的研究路线虽双线并行但都不深入。
传媒产业规制研究时区呈现有一个不太完善之处，那就是最新的研究热点并不能充分地被显示出来。本书一开始期望保证文献的学术质量，文献的选择标准之一是根据被引频次达到1次及以上，2014年产出的学术文献因为时间的关系，被引用的几率小于前10年生产的文献，新的关键词因为出现频数较低，也容易被排除在高频词之外，与以往的研究难以形成有效的连接点，因此图谱显示不够清晰。
2014年的高频关键词为规制模式（8次）、规制框架（2次），显示出传媒产业规制研究从规制手段研究视角进入规制体制的研究，也体现出对2007年以后传媒产业规制研究的反思，即规制改革的取向是既能营造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又能实现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三）现时研究的方法与理论资源的反思
通过对学术文献关键词的词频分析与共现分析，我们可以大致描绘出我国传媒产业规制研究的研究议题群、核心议题框架以及研究焦点的时间变化。反思现有的研究，在取得不少成果的同时也存在可继续研究的空间。
1.研究方法的反思
文献关键词偏重于显示研究主题，对研究方法的显示不足，因此本书只能描绘我国传媒产业规制研究共同的分析框架，却难以描绘研究方法。
从规制经济学演进的学术史来看，规制研究围绕规制的原因、手段与效果的分析框架，采用多元分析方法，关注规制实践并推进规制理论的发展和变迁。
规制经济学分析规制的现象，解释规制的标准和效果，因此可采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规制经济学既研究对某一企业或产业的规制，也研究规制实践随着实践的推移所显示的各种发展、演化规律，因此可采用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激励性规制、劳动者权益的规制和规制公正、承诺的经济分析则需要引入博弈论的分析方法；随着反垄断向规制汇合的趋势，以及“社会规制”趋势的普遍加强，规制经济学引入了结构主义与行为主义的分析方法；同时，在研究实际发生的规制案例时，即在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手段的研究中，一般要大量用到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
深入阅读中国传媒产业规制研究的相关文献发现，多数研究者在分析现实、对传媒产业规制实践做出理性检讨时，采用的都是定性研究的方法。我国自然垄断产业与公用事业领域的规制研究已相对成熟，结合了多种分析方法，并有不少理论的收获。传媒产业的改革与许多产业的改革进程极为类似，因此传媒产业规制的研究也可以借鉴上述领域的研究方法，以拓展传媒产业规制理论与规制实践，使之形成更有效的互动机制。
2.研究议题还有拓展的空间
（1）规制手段与规制效果的研究还可拓宽
规制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为规制原因、手段及效果，三者并行发展共同促进着规制实践与规制理论的发展。我国的传媒产业规制研究框架显示出明显的对规制手段分析的重视，而对规制原因尤其是规制效果的分析未形成较大的研究聚焦。究其原因，应与作为我国传媒产业规制主体的政府角色的双重性相关：一种为政治性角色，使命是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一种是经济性角色，使命是管理国有资产。规制者的制度安排既有正式制度，也有非正式制度，甚至“潜规则”的影响力更为巨大。[29]对规制者或机构来说，虽然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规制以期产生一种灵活、机动的规制方式，但这种变动不居的非正式约束并不具备制度的恒定性特征，易于产生随意性和制造动荡局面。研究者也难以实现用成本—收益的理念分析和应对现实的规制实践。
（2）经济规制的变化、社会规制的模式研究还可更深入
在关键词共现关系的图谱中，与经济性规制议题相关的研究显示出较高的集中度，涉及社会性规制的议题则呈现得相对分散。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中的社会规制所占比重日益增多，而且也成为理论研究的一大热点。[30]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内容规制为基础的社会性规制。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逐步规范，以及传媒产业化进程的深入，我国的社会性规制日益显露出它亟待完善的一面：法律规范相对滞后，且未成体系。
同时，在与中国传媒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政府、社会和市场三要素中，社会始终处于最弱势的地位。政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以全能型姿态存在，在整体社会的各个领域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市场的合法性地位只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依然受到政府的“看不见的手”的强力管制和“看得见的手”的直接行政干预；社会力量虽然开始发展，却受到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侵蚀，社会的自治化和独立化发展面临着政府权力和市场利益的双重冲击。这造成了传媒的结构性缺陷和制度性问题，即社会公众利益的缺失。规制理论核心议题之一便是讨论如何能更好地代表和维护公共利益。
我国传媒产业社会性规制现有的研究倾向于分析政府相关部门的规制手段的合理性，还未上升到讨论如何更好代表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层面。这一讨论理应超越对具体行业的分析，上升到整体模式研究的维度。
（3）媒介融合背景下激励性规制亟待关注
关键词时区图谱中显示，2007年媒介融合成为重要的核心议题。自此之后，传媒产业规制研究出现了关注经济性规制和关注社会性规制并行的两条路径。对经济性规制的讨论虽然比社会性规制清晰，但仍未能深入地把握住媒介融合与规制改革之间的关系，对激励性规制的关注不够。
媒介融合触动了传媒业的市场格局，规制改革迫在眉睫，这是不争的事实。研究者们纷纷引介欧美国家的规制改革经验：放松经济性规制、强化社会性规制的趋向。[31]但放松与强化并非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其前提是引入合理的竞争机制、构筑公平的市场环境。
传播技术的革新促成了新兴的互联网企业在电子媒体发展道路上的阔步前进。当它们将自己的技术优势转化为经济利益进入大众传媒的行列里分享市场份额之时，传统的媒体在向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还充满着制度性的约束。
政府的制度选择与制度安排是促进传媒市场的生产力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关键因素。对于原本市场化就不充分的传媒产业而言，简单地放松经济性规制，无异于让其以羸弱的身躯抗击互联网企业强大的资本与技术优势；粗放地强化社会性规制，不仅增加高额的规制成本造成超额负担，还会因为规制主体缺乏监管环节而损害公共利益。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规制改革不是放松经济性规制，而是重构规制，建立完善的规制内容体系，包括自然垄断领域的激励性规制、过渡时期的不对称规制、充分竞争条件下的反垄断规制、经济性以外的社会性规制、对规制者的规制。[32]
由于传媒产业规制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大多为新闻传播学，导致其对传播技术力量的估计过于乐观和对现实制度供给关注的不足，这是现阶段研究中呈现出的对传媒产业经济性规制探讨未能深入的原因。
3.规制理论与规制实践的互动
随着国内学者潘振民对《产业组织和政府规制》的成功译介，正式开启了我国的规制研究。随后，经济学、行政学及法学等领域的学者纷纷介入其中。20年来，规制理论研究层面既有国外理论的导入，亦有本土学者的理论贡献；实践层面则不断扩大研究范围，从自然垄断行业到公用事业再到文化传媒产业，分析我国政府规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革建议。
相对于自然垄断行业与公用事业，传媒产业的规制研究还未形成理论或方法上的贡献。研究者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也仅局限于本行业，特别是在社会性规制的研究领域，还未曾意识到无论具体到哪一个行业，社会性规制行为的组成要素和根本性质都是一致的，应有超越行业的眼光与思维，建构一个整体的规制模式。[33]过于局限于本行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传媒业的市场化程度还不及自然垄断行业和公用事业，还未引起经济学、行政学、法学等领域学者的关注；二是研究的框架过多局限于“中国经验”，即在研究中不断强化中国传媒体制的特殊性，这也是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传媒体制的特殊性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规制主体—政府角色的双重性，政治性与经济性政府角色并存；其次是规制客体—传媒组织性质的双重性，事业性与产业性共生；最后是规制性质的双重性，事业逻辑与产业逻辑同在。产生“中国经验”的根本原因是政府与传媒并无充分的独立性，政府与传媒之间不仅是规制与被规制的关系，更是行政从属关系，即传媒集团是政府相关部门管理的下属单位。
市场经济体系中传媒产业有着极强的外部性，因此政府规制的一个根本逻辑是调整规制和市场的界限，实现传媒产业成长效率和公共福利之间的相对均衡。[34]无论在何种传媒体制背景下，这一目标都是相同的。政府在市场失灵的空间中保护竞争的公平有序，维护公共利益。这些原则与研究领域同样也是相通的。
政府规制、传媒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固定僵化的，它始终处于调适、变迁之中。我国的传媒产业规制也在市场经济改革的背景下，不断寻求与传媒体制改革、传媒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有效手段。
作为研究者，理应实现理论框架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在充分尊重理论的普适性的前提下，密切关注社会现实，以理论的完善弥补现实的不足；同时也应基于规制实践的现实情景进行实证研究，以社会实践推进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1]史征：《媒介规制论》，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2]蒋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文献计量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3]蒋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文献计量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
[4]秦长江：《知识图谱的构建与理论实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5]Wimmer，R. D. ，& Dominick，J. R. （1994），Mass Media Research：An Introduction （4th ed.）.Belmont，CA：Wadsworth. p.163.转引自周翔：《传播学内容分析研究与应用》，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6]邹菲：《内容分析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评价与管理》2006年第4期。
[7]Krippendorff, K.，Content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to Its Methodology , Beverly Hills, CA:Sage,1980，p.216.
[8]Daugbjerg S. B., Kahlmeier S., Racioppi F., et al.,“Promotion of Physical Activity in the European Region:Content Analysis of 27 National Policy Documents”，Journal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 2009（6），pp.805-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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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钢、蓝石：《公共政策内容分析方法：理论与应用》，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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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唐建英：《博弈与平衡：网络音视频服务的规制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18]〔美〕约翰g帕夫利克：《新媒体技术：文化和商业前景》，周勇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页。
[19]Peng Hwa Ang， Order Chaos: Regulation the Internet，2005， Singapore: Thomson learning.转引自唐建英 ：《博弈与平衡：网络音视频服务的规制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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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喻国明、宋美杰：《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场域分析——基于共词分析与词频分析方法的探索》，《文化与传播》2011年第1期。
[22]选择这一数据库是为了统一文献的学术属性，将会议论文、硕博论文、简讯等文献排除在外。
[23]钟伟金：《共词分析法应用的规范化研究——主题词和关键词的聚类效果对比分析》，《图书情报工作》2011年第6期。
[24]〔日〕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朱绍文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25]曲振涛、杨恺钧：《规制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26]张金海、余晓莉：《媒介发展政策导向与制度变迁》，见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编：《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4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141页。
[27]邹军：《媒介融合与中国传媒产业规制变革》，《阅江学刊》2010年第2期。
[28]冉华、梅明丽：《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现实困境—兼论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的传媒体制改革》，《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6期。
[29]关于传媒制度中的潜规则、非正式制度议题，戴元初、强月新、黄玉波、刘军茹等研究者均有讨论。
[30]曲振涛、杨恺钧：《规制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31]金雪涛：《英国广播电视业规制之借鉴》，《华东经济管理》2004年第2期。
[32]王平：《政府规制与放松规制——公共事业改革政策工具的优化选择》，《决策与信息》2008年第6期。
[33]尹栾玉：《中国社会性规制模式探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34]张亮宇、朱春阳：《当前传媒产业规制体系变革与中国面向的问题反思》，《新闻大学》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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