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年初，中央为应对经济下滑开始对经济管理思路进行方向性调整，鉴于此前紧缩的效果不理想，中央开始在需求端摒弃“降息降准”及政策性金融的紧缩思路，同时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面对经济增速下滑、结构矛盾凸显的宏观环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以及实施效率决定着我国随之而来的“十三五”乃至更长周期里的经济体系的发展走势。从理论源头来看，供给侧改革根植于供给学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通过降低政府支出，减少税收和扩大私有化，强化市场竞争，释放要素活力，解除供给束缚，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4]
这一理论与凯恩斯的理论相对，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而言，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一直以来，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是需求侧的拉动力量，然而需求侧边际效应递减的趋势已然存在，产业体系结构低端、产能过剩、库存积压等一些结构性障碍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因此，产业结构的优化，尤其是供给端的结构优化，解除市场机制不健全导致的“供给障碍”，成为目前我国经济领域改革的必然选择。
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供给侧改革并非新鲜事物，美国肯尼迪总统时期、里根总统时期以及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都曾实施过成功的供给侧改革。但是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并不相同，所采用的政策组合也全然有异，对于中国自身的发展而言，也需要摸索适合的路径。有学者针对我国抑制供给“主动性”的三大因素—市场机制的供给障碍、经济体制的供给桎梏和产业体系的供给老化—提出相应政策组合，包括：（1）以强化市场竞争、降低流转成本为目标，安排供给障碍化解政策；（2）以弱化闲置资源进入生产过程的体制性障碍为目标，安排供给桎梏化解政策；（3）以促进技术创新、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为目标，安排供给老化化解政策。②这些思考无疑对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与改革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中国的传媒产业在互联网的压力之下还未发展充分便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归根结底造成此后果的原因在于传媒产业以往的供给低效，尤其是同质化、低劣化产品形成的供需错配，给传媒产业的发展带来极为不良的影响。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的媒介技术打破了原有传媒产业之间的传输壁垒，更加剧了传媒产业供给侧的同质、失衡、错配。就传媒市场而言，原来以行业分立为基础的多个市场必将逐渐融合，形成内容和传输两个具有关联性，同时又各自具有多元化、去中心化特征的市场。因此，无论是市场的发展，还是政府的规制必将进一步演进乃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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