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时代里，就国内而言，聚焦于传媒传播策略问题，近年来萦绕在政府、业界和学界最为重要的话题，大概莫过于传统媒体在媒介融合时代如何改变与转型。
媒介融合时代，因由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张扬，以及这种技术的媒介化、社会化、生活化，我们就此进入到一个崭新的“赋权时代”。媒介融合时代的“赋权”对象主要是弱者，如给原本势弱的传媒受众、艺术接受者、社会普通人赋权。“赋权”维度主要有两个：技术赋权与社会赋权。
“技术赋权”是基础，让普通人有了发声的手段与条件。没有技术赋权，一切都无从谈起。
“社会赋权”是结果，大众因为技术赋权而能发声，甚至发声管用，于是可能逐渐变成权力的持有者，不少时候甚至能影响、左右、决定公共事件的发生、发展与结局。
技术赋权与社会赋权，与转型时期中国复杂、多元乃至撕裂的社会矛盾、景观与生态一拍即合，释放了巨大的“自下而上”的能量。
在这样一个融合时代、赋权时代，原本占有权力的一方，例如传统媒体，反而变得相对势弱起来，它们的传播策略，自然也需要做适当的调适，以重归平衡。
电视新闻，本是传统主流媒体权力释放的重要方式，时政新闻尤为如此。融媒时代，传统媒体的传播策略调适，删繁就简、攻坚克难，电视新闻改革是相当重要的一环。而时政新闻改革，又是电视新闻改革最为艰巨的一维。
囿于学识和篇幅，本部分寻找了一个切口，也即电视时政类新闻的传播手段和策略转型问题，姑且希望能以微小的努力对“媒介融合＋赋权生态”里传统媒体如何增益传播策略进行一点思考。
也即，本部分在融媒时代“技术赋权”与“社会赋权”的大背景下，尝试对电视时政新闻改革，特别是传播策略的增益进行具体化分析。这一分析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为例。《新闻联播》是中国电视新闻，尤其是时政类电视新闻的最高风向标，希望这种探讨有其典型性。
当然，这种传播手段、技巧和理念的调适，在中国是一个复合而复杂的过程，需要有传媒领导者的正确决策，也可以多方参考多国家和地区传媒创新的手段与样态。
本章在最后一节将这一话题归结到对一个总体性问题的探讨，那便是：从宏观的传媒传播策略的视野看，融合时代传统电视媒体是否将死，它的活力究竟何在，它向死而生的应对策略又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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